范世濤：逝者戚本禹——捲入運動的人

2016年4月20日晨7時58分，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位成員戚本禹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85歲。

對公眾來說，戚本禹的名字已被定格於 「文革」這段歷史。但對戚本禹來說，他的人生還另有來龍去脈。

一

戚本禹1931年生於山東威海，青少年時代在上海浦東中學、中華理科、南洋模範中學讀書，1948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黨。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戚本禹被選派到中央團校學習。次年5月，選調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後改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以下簡稱「政秘室」），從此開始了長達18年的中樞機關生涯。

政秘室其實是毛澤東的秘書機構。戚本禹在那裡從見習秘書做起，先後為毛澤東讀報摘報、管理圖書、處理來信來訪。在協助田家英等人編輯《毛澤東選集》時承擔校對工作。據戚本禹回憶，在他校對《毛澤東選集》時，每一篇文章都要通讀通校五六十遍。這對他的文字能力是重要的訓練，對他理解毛澤東思想是最重要的學習。

1962年，戚本禹主辦並編輯中央辦公廳內部刊物《群眾反映》，選登了很多可能引起爭議的民間來信。這種直率風格使這份內刊受到中央高層的重視，毛澤東多次在《群眾反映》上做出批示。

二

中南海是政治中樞重地，而政秘室更是中樞中的中樞。這裡有時風平浪靜，有時風起雲湧。戚本禹處身其間，難免會捲入政治的漩渦。

戚本禹第一次捲入政治運動，是1957-1958年。在整風反右運動中，林克、李公綽、呂澄、朱固、沈棟年、馬芷蓀、王象乾和戚本禹等八位年輕科級幹部響應號召，向政秘室領導提出批評意見。但隨著運動的展開，這又被看作「向党進攻」，一度在機關受到批判。1958年3月，中央發出關於反浪費、反保守的指示，進行「整風補課」，中直機關黨委向政秘室派出了工作組，戚本禹等八位年輕人岌岌可危，支持他們的田家英、彭達彰也面臨巨大壓力，「反黨小集團」呼之欲出。但箭在弦上將發未發之際，毛澤東召見英文秘書林克，林得以將政秘室運動情況報告毛澤東。隨後，毛親自閱看政秘室大字報抄件，並於1958年5月主持會議專門處理此事，認為 「青年人給領導提意見有什麼錯？如果給領導提意見就挨板子，那麼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為是我號召開展整風的。」戚本禹等人因此涉險過關。

戚本禹再次捲入政治運動，是從寫文章開始的。他寫的《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一文刊登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這是一篇郵寄投稿文章，雜誌編輯丁守和看後認為文字清楚，講了道理，可以發表討論，主編黎澍也同意發表。這篇文章的立論核心，是認為李秀成自述其實是變節投降書。文章發表之後學界多有議論，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認為對農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輕易否定，並讓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組織會議「澄清」。但毛澤東讀到戚文後批語十六個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所謂「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是李秀成沒有「保持晚節」的意思。這樣一來， 中宣部要求「澄清」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毛澤東批示之後，戚本禹調入《紅旗》雜誌社，擔任新成立的歷史組組長。在這段時間最重要的事情是，戚本禹在1965年12月6日的《紅旗》雜誌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這篇文章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將 「造反有理」四個字醒目地標舉出來：

你看，從孔夫子以來，大家都說農民造反無理。眾多的歷史學家，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無數的明槍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業中死去的農民英雄，把他們描寫成為暴戾恣睢、罪大惡極的「犯上作亂」者。就是「五四」運動中的一些新文化戰士，在這樣一種千百年來習慣輿論的壓力下，也覺得沒法子否認那個加在叛逆者頭上的「亂」字。

轟然一聲，馬克思主義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聲宣告：「造反有理！」

這篇文章公開問世時，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微妙時刻：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上海剛剛發表，但除了華東，各地都在等待觀望，響應寥寥。戚本禹並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寫作內情，他的這篇文章事實上卻成為呼應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

文革期間的關峰、姚文元、戚本禹（從左至右）

毛澤東對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高度讚揚。在1965年12月21日與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五人談話時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次年夏天，毛澤東再次談起此事，說戚本禹的這篇文章 「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對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造反派造反有理」均「表示熱烈的支持」。從此，「造反有理」成為指導前期「文革」運動的一個綱領性口號，所有紅衛兵和造反派都耳熟能詳。

毛澤東的讚賞將戚本禹迅速帶入「文革」政治漩渦的中心。他1966年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接替田家英負責政治秘書室工作，見證毛澤東講解「五七」指示， 5月列席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同月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成員，8月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同月陪同劉少奇去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他還創辦了反映「文革」動態的簡報制度，定期參加周恩來總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以「中央首長」身份頻繁接見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並發表講話，1967年4月署名發表中央政治局三次討論修改、毛主席最後審定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一文，7-9月在毛澤東南行視察期間代理中央辦公廳主任，10月完成整理《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在這些繁忙的公務活動中，戚本禹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信任，也在紅衛兵和造反派中樹立了極高的威望，在此過程中也深深地傷害了很多人，很多傷害已經無法彌補。

三

然而，隨著毛澤東的「文革」戰略從「天下大亂」向「天下大治」方向移動，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兩位同事王力和關鋒先是在1967年8月底被隔離審查，四個月後戚本禹也在1968年1月被隔離審查。從此，戚本禹在秦城度過了漫長的歲月。他的家人、朋友、甚至除了「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外與他有過交往的人都被株連，遭受了巨大的壓力和悲慘的命運。

改革開放時期，「兩案」 （「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案、「林彪反革命集團」案）公審是重新整理新中國歷史的重要步驟。戚本禹作為「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也受到公開審判。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8年，與他在中樞機關任職的時間正好相等。

四

1986年，戚本禹出獄。之後的30年，他主要精力放在著述方面。

1990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在天安門城樓上

他的新工作是在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擔任圖書管理員， 1991年退休。由於薪資微薄，負擔甚重，為了貼補家用，同時也為了延續年青時代的歷史研究興趣，戚本禹重拾舊業，發表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大人物的變態心理》、《孫子兵法大辭典》、《墨子十講》、《孫子兵法十講》、《論語譯說與孔子批判》、《十家論孔》、《十家論易》，等等。這些作品多用筆名「戚文」發表，最主要的合作夥伴是當年舊友關鋒、周英，有的作品還得到過全國性獎勵。

這些古代歷史作品有時很暢銷，但海內外最關切的還是戚本禹的個人「文革」經歷。作為深知「文革」內情者，他不止一次收到海外出版社重金邀請。但他擔心作品會遭篡改，一概婉詞謝絕。他也不輕易接受訪問，多半是與知交舊友在一起時才談論「文革」。這一度給外界留下戚本禹潛心古代、不問世事的印象。

2011年，戚本禹八十歲。他或許感到來日無多，或許得到老朋友的支持和鼓勵，或者是什麼其他原因，他開始致力於回憶錄的寫作；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為此傾注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經過5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並出版了《戚本禹回憶錄》一書。此書據說六、七十萬字的規模，分上、下兩卷，是一部以中南海見聞為基礎暢論平生的著作。我尚未見到這部新書，想來大有可觀吧。

五

餘生也晚，未曾親歷「文革」，聽說「戚本禹」的名字還只是五年前的事。

2011年，山東大學歷史系孟祥才教授來京，談起《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說文章發表前曾經徵求戚本禹的意見。戚只做了一處事實方面的修改，並告訴孟祥才教授：「我們都是搞歷史的。無論觀點怎樣，總應該實事求是。」孟教授轉述的這句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後來在網路上讀了幾篇有關戚本禹的文章，知道他持堅定的「文革左派」或「毛澤東左派」立場。不過行文之間多談史事，與言辭激烈、重在議論的一些「毛左」朋友有所不同。

去年出差深圳，有前輩朋友說戚本禹正好也在深圳，於是我很高興一同前去拜訪，從而有了一面之緣。

那一天風和日麗。我們先去深圳最古老的大鵬所城散步。他看上去神清氣爽，步履略見蹣跚，但尚無大礙，對街市上的玉器店鋪看得頗為認真。這才知道他從小就在家中接觸古代遺珍，對歷史的興趣該是那時候培養起來的吧。

看過大鵬所城，我們找到一家農家樂便餐處吃家常菜。因為已過午飯時間，露天餐廳空空蕩蕩，服務員閑閑散散，這倒是方便談天說話。

晚年侃侃而談的戚本禹

戚先生在桌邊談興甚濃，話題涉及學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和北京師範大學，所說多平實，並沒有激烈議論。朋友說 「十年沒有漲工資」，僅這一條「文革」就無法得到群眾擁護。戚聽了點頭稱是，並不生氣。我自報師門時，心裡擔心他認為「道不同」會有批評，他聽了卻渾不介意，似乎有重舊誼的意思。這與他文章里動輒談「階級分析」有所不同。對於熱鬧的街市，他興緻勃勃，東張張西望望，給人一種平易近人的印象。他在「文革」時期的講話常有殺伐之氣，但這次見面說起翦伯贊、羅爾綱、康克清等人來，頗表歉意，認為學術問題應該只作為學術來討論，不應當作政治問題，還說到康克清生前對他的道歉態度表示過滿意。所以，雖只是一面之緣，總覺得他日常生活中的「態度」和講話文章里的「立場」是有些矛盾的。

春節期間，我向老師們問候請安，忽然聽說戚本禹體檢時查出癌症，而且是腺癌晚期，非常驚訝。再後來，聽說他看診斷書時非常冷靜，回上海後加快將《戚本禹回憶錄》修改定稿並交付出版社。今天聽說書已經出版，而戚在得知回憶錄出版消息後不久就在早晨去世了。

戚本禹去世的消息讓我感到突然和惆悵，又想起他跟孟祥才教授講過的話：「我們都是搞歷史的。無論觀點怎樣，總應該實事求是。」

六

戚本禹少年時代投身學生運動，想必是對國民黨政府貪腐獨裁深為不滿。在中樞機關任職的十八年中，他見證了歷史，也捲入了歷史，在人生的盛年就達到權力的高峰，而這種太大、太缺乏約束的權力曾經帶給很多人傷害。他很快又在盛年從權力的高處跌落，在秦城度過十八年的寂寞時光。刑滿釋放後的三十年，他勤勉律己，努力著述，在生命的最後還奮力留下一生的回憶。這最後的三十年，該算艱辛而有收穫吧！

戚本禹去世了。他在另外一個世界會安息嗎？從他公開發表的文章看，似乎不會。但從短短的交往印象看，他可能累了，需要休息了。

願他安息！

也願的家人平安如意！

2016年4月20日責編：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