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閱讀史略(3—5)

毛澤東閱讀史略(3—5)

毛澤東閱讀史略（三）

陳晉

七、在新中國：一份書單標示的「精神地圖」

新中國成立後，告別了戎馬倥傯，毛澤東的閱讀範圍更廣了，閱讀心態更從容了，閱讀目的也更多樣了。閱讀成為他重要的工作內容和領導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的必要途徑，也是他密切人際交流、傳達文化素養、抒發個性情懷的重要渠道。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處菊香書屋，是名副其實的書房。外出視察，毛澤東總要帶上一批他想讀或常讀的書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帶走一大批書目，當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逄先知，把這批書目記在登記本上。這份書單彷彿是一張「精神地圖」，布滿毛澤東想要去探尋的地方。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博覽群書之狀和基本閱讀範圍，從中可看出大概。

——這份書單中，有19種馬列經典著作，包括《資本論》《工資、價格和利潤》《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

這些馬列著作，是毛澤東常讀的書。這裡只說一下《資本論》和《國家與革命》。

毛澤東最早接觸《資本論》，應當是在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的時候，當時他多次向讀者推薦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到延安後，1941年毛澤東寫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關於農村調查》《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等論著，便引用不少《資本論》的一些論斷，諸如：「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等等。毛澤東還說：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的一致，「模範地表現在《資本論》裡面，我們可以從它懂得一點辯證法論理學和認識論一致的門徑」。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閱讀《資本論》，當然未必是通讀。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批示印發《資本論》第3卷中論述商品交換的一段話，還起了一個標題，「從生產出發，還是從交換和分配出發？」在毛澤東的藏書中，有三種《資本論》上面留有他的圈畫。一種是1938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毛澤東在扉頁上寫有1867（《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間——筆者注）和1938的一個豎式，用鉛筆標註：「在71年後中國才出版」；一種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資本論〉提綱》；一種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資本論》，共29冊。

關於《國家與革命》，早在1926年給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講課時，毛澤東就談到：列寧這本書，把國家說得很清楚的，「國家於革命後，一切制度都要改變的」。目前保留下來的一本毛澤東讀過的《國家與革命》上面，還寫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讀」、「內戰前夕」等字樣，上面有很多圈畫。1960年9月25日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還遺憾地說起：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好。現在許多國家的黨不讀這本書了。正當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不斷發展武器和加強國家機器的時候，他們卻散布希么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世界的幻想。這大體可視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繼續閱讀《國家與革命》的著眼點。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普列漢諾夫《史的一元論》和《藝術論》、米丁《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大眾哲學》等中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和理論家的書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著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經濟學大綱》。這兩本書，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都讀得比較熟，在前書上寫下不少批語，把後書列為中央研究組的學習讀本。1959年這份書單中寫的「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可能是指這兩本書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後的修訂本。河上肇常常修訂自己著作的情況，毛澤東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他在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曾談到：「你們日本有個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經濟學到現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之一。河上說，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國成立後，高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是依據蘇聯教材，並且還請來一些蘇聯專家教學。長時間沒有一本中國人自己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毛澤東一直存有心結，由此推動胡繩、艾思奇主持編寫了一部哲學教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961年夏天，就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準備定稿時，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毛澤東約李達到廬山談話，囑他另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還說：「你的《社會學大綱》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起了很大作用，我讀了10遍，還做了筆記。」李達接受這個建議，修改《社會學大綱》，改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於1965年印出上冊，供內部討論。毛澤東收到書稿，又是一番閱讀，還在批語中提出，應該改變過去哲學教科書中把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範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繫、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不難推想，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關注和閱讀中國人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應有突破蘇聯哲學體系、在理論上創新的用意。

——在這份書單中，關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學社會科學部分）》外，只列學科未列作者和書名的，有「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庸俗經濟學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書名的，有「黑格爾、費爾巴哈、歐文、傅立葉、聖西門」。

毛澤東多次講，不讀唯心主義哲學，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義；不讀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書，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讀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著述，了解得比較多的是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英美哲學。1964年2月9日，在同外賓的談話中，他對西方哲學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體評論，認為：蘇格拉底注重倫理學，注意研究倫理學和憲法；柏拉圖是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亞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學者，比前面兩人的水平高，創立了形式邏輯；康德創立了天文學中的星雲學，搞了對立統一的12個範疇，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又同外賓談到：費爾巴哈是第一個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識的反映，他的書必須看。當然，黑格爾的書也必須看。我是相信過康德的。我也看過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書，看過柏拉圖的書，看過蘇格拉底的書。

研讀西方哲學書籍，使毛澤東深切感受到，哲學作為認識工具和理論武器，總是反映和支持著各國的現實需要。對此，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曾有過表述：「資產階級哲學家都是為他們當前的政治服務的，而且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都有新的理論家提出新的理論。英國曾經出現了培根和霍布斯這樣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法國曾經出現了百科全書派這樣的唯物論者；德國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者。」雖然都是唯物論，但「各有特點」。如果沒有對西方近代各國哲學的了解，他就不會有這樣具體的認識。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書》《青銅時代》《金文叢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趙紀彬《關於孔子殺少正卯問題》，以及「關於《老子》的書十幾種」。

讀中國現當代學術權威的歷史、哲學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澤東的一貫興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引兩段毛澤東的談話，看看他對這些學者及其專著是怎樣評論的。

一段是他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的：

廣東的那個楊榮國，我也沒有見過這個人，看過他的書，在黨校教書的那個趙紀彬，這兩位都是反對孔夫子的。所以對這兩位的書我都注意看。此外還有北大一個教授叫任繼愈，他也是反對孔夫子的。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點崇孔羅……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麼贊成的。得到天津有個教授叫楊柳橋的書，《老子譯話》，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你們上海的，我有兩個同鄉，一個叫周谷城，一個叫劉大傑。劉大傑有部文學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

講歷史分期，劉鶚、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王（國維）、羅（振玉）的書值得讀。靠烏龜殼、殷墟的發現，震驚世界，國王死，殉葬幾千人。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青銅時代》值得看。《十批判書》，看了幾遍，結論是尊儒反法，人本主義……歷史中有哲學史，其中分派。郭沫若、馮友蘭把孔子封為革命黨。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是剝削，進了一步。楊榮國沒有講清，新的勢力興起，還是剝削。陳伯達、任繼愈說老子一派是唯物主義，我看是客觀唯心主義。

這兩段隨興之論，表明毛澤東閱讀的中國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這份書單列出的幾種外，還有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思想史》、趙紀彬《論語新探》和《關於孔子殺少正卯問題》、任繼愈《中國哲學史》、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等。毛澤東讀此類書，很關注它們對儒法兩派思想的分析評價。對郭沫若《十批判書》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推崇儒家，甚至「把孔子封為革命黨」，毛澤東一向不贊成，同時也認為推崇法家的楊榮國，對法家的本質也「沒有講清」。

關於老子哲學思想的研究，也是毛澤東關注的一個重點。上面所引兩段談話，他提到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的《老子今譯》，提到楊柳橋講老子是「客觀唯心論者」的《老子譯話》，提到陳伯達說老子是唯物主義，是指其1939年發表的《老子的哲學思想》。此外，毛澤東晚年印成大字本來讀的，還有馬敘倫的《老子校詁》，高亨的《老子簡注》等。

20世紀初，殷墟甲骨的發現、搜集、保存、考釋，開啟現代考古學和歷史學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稱為「中國近三百年來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業」。這中間，劉鶚、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的貢獻很大。毛澤東比較關注他們的學術成就，尤其愛讀郭沫若的《金文叢考》《青銅時代》《奴隸制時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校點注釋古籍之難，毛澤東隨口說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時，在其《金文叢考》上寫的幾句話：「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說難》《孤憤》。我遘其厄，媿無其文。爰將金玉，自勵堅貞」。意思是注釋古籍，要聯繫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說的那樣，屈原受貶才寫出《離騷》；韓非被秦國囚禁，才有《說難》《孤憤》這樣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實際上是表達「自勵堅貞」的愛國心志。

——在這份書單中，籠統開列有「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技術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如講透平、鍋爐等）」。

書單中提到「講透平、鍋爐」具體指什麼書，不得而知。像《無線電台是怎樣工作的》《蘇聯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這類科技普及讀物，毛澤東是讀過的。1958年秋天，張治中陪毛澤東到南方視察，發現毛澤東在讀一本《冶金學》，很奇怪，問他為什麼讀這本書，毛澤東回答：要廣收博覽。1959年1月2日，蘇聯發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幾本關於火箭、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行的通俗讀物來讀。

據記錄這份書單的逄先知回憶，1951年，毛澤東同周世釗等人說：我想學自然科學，最好有兩三年的時間來專門讀，可惜現在不現實了。雖不能專門去學，但一有時間，他儘可能閱讀自然科技方面的書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他還專門講：「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要真正懂得業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

中國科學家的論著，毛澤東讀過李四光《地質力學概論》，竺可楨《歷史時期氣候的波動》和他同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學》，席澤宗的《宇宙論的現狀》等。讀了華羅庚《統籌方法平話》，毛澤東支持他到各地推廣「優選法」。對古代的醫學著作如張仲景《傷寒論》、李時珍《本草綱目》，毛澤東也發表過一些評論。

毛澤東還讀了一些外國自然科技方面的書，諸如哥白尼《天體運行論》、施密特《宇宙體系論》等。他讀了蘇聯威廉斯《土壤學》後，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要求領導幹部們也讀一讀，說是「從那裡面可以弄清楚作物為什麼會生長」。1970年12月18日，在會見斯諾時，毛澤東說：「科學上的發明我贊成，比如，達爾文、康德，甚至還有你們美國的科學家，主要是那個研究原始社會的摩根，他的書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歡迎。從此才知道有原始社會。」1974年，他在會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時，又詳細談到：英國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學現在被批判了，因為它要用一個外面的推動力，第一次，以後就自己動了。英國的達爾文、萊伊爾、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學者。英國湯姆生編著的《科學大綱》，由中國很多人翻譯出來，我讀過那本書。它那裡邊有一部分講神學，你們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華經》《大涅槃經》等佛教經典。

就在開列這個書單10天前，毛澤東約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任繼愈時，對他講：你寫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讀了。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當聽說北京大學哲學系沒有什麼人專門研究道教、基督教後，毛澤東提出：那可不好。幾百人的一個哲學系怎麼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個把人來研究這個問題，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還說：梁啟超寫的關於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覺得他有些問題沒有講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來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在書中論述佛教華嚴宗的地方，寫下大段批語。

可以確證的是，對《金剛經》和《六祖壇經》這兩部佛教經典，毛澤東讀得較熟。1958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柬埔寨佛教代表團時，同陪同的趙朴初討論了《金剛經》中「佛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這種「奇怪的語言」。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禪大師談話，毛澤東提出鳩摩羅什翻譯《金剛經》，對大乘佛教的傳播「有功勞」，進而認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人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1961年1月，他再次同班禪大師談到：「《金剛經》很值得一讀。」1972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毛澤東對他講：我讀過禪宗的書，叫《六祖壇經》，隨後講了禪宗的發展歷史。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林克回憶：「毛主席很欣賞禪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他多次給我講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學說，更為讚賞他對佛教的改革和創新精神。」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邏輯學論文選集》（科學院編輯），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

這份書單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是他1912年自學時讀過的。1959年，他提議把中國近些年關於邏輯的文章和近數十年的邏輯學專著，不管內容如何，都彙編出來。中央編譯局姜椿芳等人負責編《邏輯學論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負責挑選和編輯邏輯學專著。1959年7月，毛澤東審閱了姜椿芳等人編的《邏輯學論文集》論文篇目，覺得是用了功的。這本論文集收錄了1953年以來發表的全部邏輯學論文150篇，分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則從解放前出版的邏輯學專著中，選出11本，出了一套「邏輯叢刊」。其中包括嚴復翻譯的耶方斯《名學淺說》和穆勒《穆勒名學》，還有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金岳霖的《邏輯》，章士釗的《邏輯指要》等。

章士釗的《邏輯學指要》入選「邏輯叢刊」，與毛澤東推薦有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問章士釗，聽說你出版過一本邏輯學著作，能給我看看嗎？章士釗回答，這是在重慶時期寫的，立場有問題，給你看豈不是對你的侮辱？毛澤東說：這是學問上的事。章士釗遂將《邏輯學指要》送給毛澤東讀。三個月後，毛澤東約談章士釗，對他說：我通讀一遍，多年來我讀這類著述甚多，許多是從西方轉譯過來的，你的書卻取材於中國古代文史典籍，這在同類書中為僅見，應該把它印出來，為今日參考。章士釗在用文言文寫的重印《邏輯學指要》序言稿中，記述了上面這段毛澤東關注和閱讀此書的情況。

故事還沒有完。章士釗對《邏輯學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刪補，又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於1959年6月7日給他寫信說：「實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為公賀。既有頗多刪補，宜為幾句說明」。毛澤東索性代章士釗擬了一個「說明」：近年以來，關於邏輯學的範圍及其與唯物辯證法的關係，爭論繁興，「鄙人對此，未能參戰，然亦不是沒有興趣的。舊作重印，不敢說對於方今各派爭論有所裨益，作為參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讀者對拙作有所批判，保衛正確論點，指出紕謬地方，導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則不勝馨香禱祝之至！」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表明毛澤東對邏輯學研究領域的熟悉，和對章士釗這類老先生的誠心呵護。章士釗正式寫的「重印說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澤東代擬的內容。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筆記小說（自宋以來主要著作，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

毛澤東喜讀古人筆記小說，謝覺哉在1944年7月1日的日記中即有記載：「日前至毛主席處，見其衣袋有線裝書，問之為《閱微草堂筆記》，他說其文字可玩味。」這年７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容齋隨筆》換一函送上。其他筆記性小說我處還有，如需要，可寄送。」信中所說《容齋隨筆》，是宋代洪邁寫的關於經史百家、文學藝術、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筆記性小說。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閱讀此書，不僅在1959年這份書單中有這本書，1976年8月26日，他已進入病危狀態，又索要《容齋隨筆》，逝世前幾天還在讀。

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讀過的古代筆記不下60種。比較著名的有：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干寶《搜神記》、南朝宋代劉義慶《世說新語》、宋朝李昉《太平廣記》、張師正《括異志》、明朝馮夢龍《智囊》、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梁晉竹《兩般秋雨庵隨筆》等。毛澤東喜讀常讀《容齋隨筆》，不知為何，未見有批註，倒是在馮夢龍《智囊》里，圈畫不少，對其中的20餘則故事作了批語。

——在這份書單中，關於中國古代文史典籍，開列有《荀子》《韓非子》《論衡》《昭明文選》《張氏全書》（張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等20多種。

毛澤東讀這類書籍，是常態，不必細說。僅以他讀《荀子?天論》為例。

毛澤東讀《荀子》，很注意前人註疏對荀子觀點的解釋，認為不對的地方，均作駁疑。《荀子?天論》說到「不與天爭職」的問題，註疏者引莊子的話解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毛澤東批註：「不對。六合內外聖凡皆應論議，此天文地質學所以應研究也。」再如，《荀子?天論》說到「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註疏者解釋為「聖人無為而治也」，毛澤東批註：「六合內外皆在為，而所謂不為，黃老之說，大半騙術。」

毛澤東很欣賞荀子的兩個思想。一個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學觀，毛澤東概括為「人定勝天」。1965年6月13日，在同胡志明的談話中，他還說：「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一個是「法後王」的歷史觀。毛澤東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談話中，稱擁護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屬於荀子一派，主張法後王，後王就是齊桓公、晉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提出領導幹部除了馬列主義理論外，還要「學點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學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學點歷史和法學」、「學點文學」、「學點文法和邏輯」，等等。1959年的這份書單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對他人提出的要求。

人們把閱讀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澤東博覽群書，更像是一個幾乎要游遍知識世界各個角落的「遊子」。

但在每個遊子的心底，畢竟都藏著一個「故鄉」。「故鄉」是出發點，也是行程的歸宿。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閱讀世界的「故鄉」，既有他個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擔負的建設一個新中國的領導使命和追求目標，以及沿路碰到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難題。

八、建設路上：閱讀承受之重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就預言，隨著各項事業的發展，領導幹部會存在「本領恐慌」。新中國成立後，如何提升幹部們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成為黨的建設一項突出課題。毛澤東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不下10條談到學習，中心意思是反對不懂裝懂、業務稀鬆的「空頭政治家」。他說：「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懂得業務」。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澤東心目中的重大「業務」，是經濟建設。這期間，他通過閱讀來熟悉「業務」和「學新本領」，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這是全新的歷史課題，閱讀和理論思考所承受的任務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一）為「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推薦12本馬列著作

早在1948年9月，國共兩黨開始戰略決戰時，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要為迎接未來的新形勢而讀書，並說：七大提出讀5本，如果5本不夠，可以選10本，但不要太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籌劃建國思路，讀書問題也提上了日程。會議期間，毛澤東指定12本馬列經典，起名為「幹部必讀」，發給與會者，號召全黨學習。3月13日，他在全會總結講話中說：「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範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12本「幹部必讀」，不是隨便選擇的，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應該從哪些方面提高幹部理論素養的思考。如果把馬列經典中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容，分為革命和建設兩大部分，七大推薦的5本書，主要體現的是如何革命的內容。此時推薦的12本書，除七大推薦的5本外，增加的書目是《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國家與革命》《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新增書目，涉及思想方法、國家學說、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建設。突出學習這些內容，目的是落實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的，「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1949年7月1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還說：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這12本「幹部必讀」，在新中國成立後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一直是黨員幹部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讀物。

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和建設經驗，無疑是當時中央領導層借鑒學習的首選。1949年10月5日，劉少奇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上就表達了這種心情：「蘇聯人民所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們中國人民將要走的道路。蘇聯人民建國的經驗值得我們中國人民很好地學習。」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曆數中國人向外國學習的歷程，結論是：古代和近代這兩次學習外國，比起學習蘇聯的規模和效應，那是差得很遠。我們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

學習蘇聯建設經驗，一本很重要的書就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談到，這本書告訴我們，在列寧之後，斯大林搞了三個五年計劃，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毛澤東寫信給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囑他將12本書中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條結束語印發給中央有關領導和在京參加全國組織會議的代表，「請他們利用停會的兩三天時間，加以閱讀、研究，可能時還加以討論」。此時，新中國迎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高潮，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也已開始。毛澤東還規定中高級幹部普遍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9章至12章。這幾章論述的，恰恰是蘇聯建設時期的經驗，包括蘇聯如何「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實行新的憲法，等等。這些，都是新中國即將面臨的實踐課題。

（二）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與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

1953年後，有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著作進入毛澤東的閱讀視野，受到格外重視。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蘇聯科學院組織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51年11月，聯共(布)中央為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召開經濟問題討論會。斯大林根據會上提出的一些問題，於1952年寫了《對於和1951年11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和相關的三封信，當年結集為《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版。該書比較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工作的一些規律，涉及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三大差別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於1954年正式出版，後經修訂，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說，新版「更加詳盡地分析了兩個世界體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過程及其規律性」，「補充和更換了一些新的實際材料，對許多原理作了某些發展」。

很明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互為補充，比較完整地反映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和理論。對正在探索經濟建設道路的中國，是難得的參考讀物，並且來得很及時。

1952年12月，《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譯本一問世，毛澤東就批示將其作為在京高級幹部的學習材料。這時，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基本結束，毛澤東已經開始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事情。1953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過渡正式開始，在向這個目標前進的過程中，所能參考的，也只有蘇聯的實踐和理論。毛澤東這年為悼念斯大林寫的文章，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評價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貢獻了關於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的理論」。強調該書對「基本經濟法則的理論」的貢獻，是因為毛澤東當時正在思考過渡時期中國經濟的性質和應該運用的經濟法則。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關於過渡時期的經濟性質，毛澤東這年7月在一個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個判斷有蘇聯經驗為據。那麼，實行「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應該採用什麼樣的經濟法則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的意見是：要「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不執行勞資兩利，把它變為一利，就是不了解這個法則」。很明顯，毛澤東這時的著重點，是避免出現立刻「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左」的傾向。為此，他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中央政治局要準備討論一次價值問題，並讓陳伯達負責彙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價值問題」的若干文獻，印成小冊，先送中央各同志閱讀。

到1954年底，在處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法則的關係上，毛澤東思考的重點發生微妙變化。這個變化，在他閱讀剛剛翻譯過來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體會當中也有體現。

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的《人民日報》，連載《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22章《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基本特點》。文中說：「隨著社會主義成分的形成和發展，決定了新的生產目的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也就產生並逐漸開始發生作用」，「在蘇聯，在過渡時期開始時，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及其發展法則就已失去自己在國民經濟中的統治地位」。這種論述，大概使毛澤東想到處於過渡時期的中國，應該著重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作用了。於是，11月18日，他致信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向他們推薦《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章譯文：「請你們看一下，足見所謂『在社會主義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在信中還叮囑：「請伯達將《新建設》及《學習》上討論過渡時期經濟法則的文章看一下，看有無錯誤。」顯然，毛澤東這時候更感興趣的，是如何儘快擴大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和運用範圍。

理論認識對實踐的影響，就是這樣的奇妙。毛澤東當時閱讀和運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總體上看，他堅持過渡時期實行「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從而創造性地找到一條社會主義和平改造道路，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當他認為應該承認和運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時候，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設想，是謹慎的，說是大概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的時間；當他強化「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作用」的時候，過渡時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

（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與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三大改造」的過渡時期，中央領導層1955年春對農業合作化運動速度和規模，有一些不同意見，甚至出現爭論。為了弄清楚基層農村究竟是怎樣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麼問題，合作化起來後有什麼好處，好的、中等的和差的農業社各有什麼特點，毛澤東閱讀研究大量報告和通訊，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全書收176篇文稿，90多萬字。毛澤東為其中的104篇寫了按語，為全書寫了兩個序言。該書在當時被稱為「農業合作化的百科全書」。

該書第一稿叫《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編於1955年9月中下旬。毛澤東10月11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談到：「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遊列國』，比孔夫子走得寬，雲南、新疆一概『走』到了。你們每個省、每個自治區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編一本書，每個縣搞一篇，使得各縣的經驗能夠交流，這對迅速推廣合作化運動有好處。」

《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作為中央全會材料印發後，有些省委書記提出，書中的材料已經過時了，應當補充新的材料。毛澤東採納了這個意見，作會議總結時說：《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你們可以帶回去，看一看，把你們要增的材料送來，哪些應該抽掉的提出來，應該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語有不對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見。根據各地報來的新材料，毛澤東在1955年12月重編此書。留下原來的91篇，新選85篇。有的篇章，文字太差，毛澤東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師批改作文一樣，又重擬大部分材料的題目，把一些冗長、累贅、使人看了頭痛的標題，改得鮮明、生動、有力。毛澤東還為其中的104篇材料寫了或長或短的按語。最後定名為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於1956年1月公開出版。

毛澤東是在興奮狀態中閱讀材料，編選此書的。他甚至說，1949年全國解放都沒有這樣高興。原因大概是，他原來設想，改造幾億個體經營的農民，變農業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製為集體所有制，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沒有想到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就解決了這麼困難的事情。站在今天的角度，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毛澤東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方面，反映了他想迅速改變中國農村落後面貌的急切願望，體現了一個大政治家領導運動的氣勢和風格，他精心寫的不少按語，對於農村建設有積極指導作用，是長期有效的；另一方面，編選此書，也確實是人為地加速了合作化運動的進程，特別是按語和序言中對他認為是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不能說是正確的，體現並助長了當時超越客觀實際的「左」的傾向。

毛澤東一直很看重編選《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這件事，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調查研究。在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建國後這十一年我做過兩次調查，一次是為合作化的問題，看過一百幾十篇材料，每省有幾篇，編出了一本書，叫做《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有些材料看過幾遍，研究他們為什麼搞得好，我調查研究合作化問題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還有一次是關於十大關係問題，用一個半月時間同三十四個部門的負責人討論」。

（四）從良好開端走向曲折的閱讀

新中國成立後，怎樣搞建設，我們沒有經驗，開始時不得不照搬照抄蘇聯的一些做法。對於這種「抄」，毛澤東後來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坦陳：這「是必要的」，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和我國照搬蘇聯經驗的弊病，相繼顯露出來。實踐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為一個緊迫的歷史課題，擺在了探索者的面前。但是，中國不僅沒有成套的經驗和理論可循，對這個問題甚至也沒有開展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正如毛澤東1958年11月21在武漢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那樣：「我們這些人，包括我在內，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什麼東西，過去是不管它的。」

毛澤東下決心去「管」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這件一直困繞著他的事情，是從1956年開始的。理論參考的起點，依然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學。

有件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澤東聽取34個部門的工作彙報，意在全面了解經濟建設中帶規律性的問題。4月4日，正是在聽取各部門工作彙報期間，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也是第一本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書，還是應該讀的。」在讀的時候，「大家要動腦筋，多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的問題，要按實際情況辦事，不受蘇聯已有的做法束縛」。要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毛澤東當時既總結蘇聯經驗，又「動腦筋」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理論成果，就是著名的《論十大關係》。

以1956年《論十大關係》和中共八大為標誌，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出現了令人喜悅的良好開端。經濟方面的發展，格外順利和穩當。但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隨著突破蘇聯模式的信心越來越足，隨著趕超英美的發展戰略的提出，中國在探索自己的經濟建設道路上，不久便進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曲折時期。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難在毛澤東當時的閱讀中看到一些線索。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個基本思路是通過提高生產關係的水平來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他認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僅僅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化，還不足以說明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體系已完全建立，生產關係中的「勞動相互關係」和「分配形式」就很不平等，還有差別。於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會議期間，他反覆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闡述的「資產階級法權」（今譯「資產階級權利」）這個概念，認為現行的以工資形式的分配製度，就屬於「資產階級法權」。在8月19日的會上，毛澤東說：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8月24日他在會上又說：搞等級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思想，二是照搬蘇聯，我們對資產階級法權觀點不自覺。

上海的張春橋根據毛澤東的思路，寫了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1958年9月發表在上海《解放》雜誌上。毛澤東讀後，讓《人民日報》轉載，並代擬編者按語，提出，「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在10月13日《人民日報》轉載張春橋的文章後，14日毛澤東還在天津召開了一次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理論座談會。

在這以後，為了說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進一步把自己的閱讀延伸到中國古代歷史。1958年12月在武漢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批示印發《三國志?魏書?張魯傳》，並寫了篇不短的批語，介紹張魯類似於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諸如，張魯政權「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裡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總之，張魯的做法表明，「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

毛澤東在這些閱讀中獲取的思想資源，體現出對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一些誤解，對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產生了消極影響。

（五）為克服「共產風」，研究政治經濟學

事實上，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普遍搞起來後，毛澤東就意識到一些做法難以為繼。1958年10月，他視察河北、河南等地農村，發現許多地方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共產風」，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無償調撥農民的財物，急於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理論界也出現了否定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的錯誤傾向。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毛澤東開始糾偏、糾「左」。藉助的方法，還是閱讀。

讀什麼呢？1958年11月上旬，毛澤東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有過說明：「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除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這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成系統的東西還沒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他又說：「搞出了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總是一大功勞，不管裡面有多少問題」。這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在當時條件下，也只能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研究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理論。於是，毛澤東再次撿起此前閱讀推薦過的這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著作。從1958年11月到1961年，幾乎是逢會必講領導幹部要讀這兩本書，目的是「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1958年11月4日，毛澤東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直奔主題：「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材料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們現在看，跟發表的時候看法不同了。」

11月9日，毛澤東給全黨縣委以上的領導幹部寫信，要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要聯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

11月9日和10日，毛澤東又給參加鄭州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幹部講解自己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體會：「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澤東說他是「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即說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廢除商品經濟，不能刮「共產風」，必須運用價值法則作經濟核算。鄭州會議形成的兩個文件《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和《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這個思路。

在11月下旬召開的武漢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補充》，立刻批示印發與會者。11月21日，他在會議講話中說：現在全國議論紛紛，斯大林的書（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每人發一本，把社會主義部分看一遍。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講：鄭州會議提出研究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家沒有看，要拿出幾個月時間，請各省組織一下，為我們的事業和當前的工作來研究政治經濟學。

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前期議程依然沿著糾偏和糾「左」的思路進行。毛澤東在會議開幕當天的講話中，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列為廬山會議要討論的18個問題之首。他說：「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錯誤發動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會議方向大扭轉，實際上影響了領導幹部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安排。

1960年1月召開的上海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講：我有一個建議，中央各部門的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組織起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先讀下半部(社會主義部分)。以第一書記挂帥，組織個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至於上半部(資本主義部分)，也要定個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讀經濟學；國慶節以前，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完，讀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談到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懇切地說：「我這話一直講他幾年，你們作好思想準備，聽厭了，我就不講了。要重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寫得比較好，是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三十五年的總結。我們才十一年，寫不出政治經濟學來。這本書里，斯大林講了兩個經濟法則：一是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一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談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只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並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在兩年半左右的時間裡，如此密集地閱讀推薦兩本書，在毛澤東的閱讀史上還未曾有過。正是在他的倡導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紛紛組織讀書小組研究《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過程中的談話或筆記，都有留存。

為了讓省部級領導幹部能夠集中一段時間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央在1960年初還專門舉辦了自學和講課相結合的學習班。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在當時日記中，記載了他參加學習班前後的活動和自己的理論思考。為體會毛澤東和高級幹部們互動學習研究的氣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聽一位同志講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分析得很深刻，確實是高度的理論概括。」1月7日：「這幾天，用幾個半天讀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問題，很有收穫。主席、少奇同志講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開腦筋。」2月16日：「繼續由薛暮橋同志介紹第一單元，胡繩同志傳達主席的意見（讀書的意見）。」2月25日：「打算明天開始寫筆記。」3月2日：「學習班正式結束了。文件是讀完了，聽講也聽了許多，但是消化還是不夠。」3月3日：「下午七時半主席找我們談話……從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這樣無限反覆地認識問題，絲毫不停留。」

（六）「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很有文章可做」

毛澤東「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前提是他自己作了深入的閱讀研究。對這兩本書，他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究竟讀了幾遍，無法確證。可以肯定的是，僅1958年就三次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作了不少批註，還留下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解記錄。批註和講解記錄，已分別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毛澤東文集》。

關於《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在1958年以前就已讀過。1958年第三版出來後，他又讀。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還專門組織一個讀書小組，先後在杭州、上海和廣州研讀此書。參加讀書小組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黨內「秀才」。他們邊讀邊議，逐章逐節討論，毛澤東發表許多談話。他的談話記錄，保存下來的有兩個本子。一個叫《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筆記》，將毛澤東的談話按問題作了歸納，加了小標題；一個叫《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記錄稿》，按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原文順序，同時印上原文和毛澤東針對原文的談話記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節選了部分談話記錄，分為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關於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關於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四個部分。

對這兩本書，毛澤東始終以分析的態度來閱讀。在評論中，常常指出書里哪些講得正確，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確或不太正確，應該怎樣理解；哪些講得模糊，作者自己都還沒有搞清楚。

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不足，毛澤東認為：第一章講掌握規律，但怎樣掌握規律沒有提出；斯大林說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這本書從頭到尾沒有講到上層建築，沒有考慮到人；基本錯誤是不相信農民；計劃經濟有話沒有說完；工農業關係、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沒有講清楚；對於輕工業、農業不夠重視；等等。

關於《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不足，毛澤東認為：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先下定義，不講道理；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築；生產關係的問題不容易說清楚；書中關於中國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問題，說得不對；書里表達出想用經濟力量控制別的國家，對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有利；等等。

毛澤東閱讀和評論這兩本書，從頭到尾都聯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涉及中國在建設中哪些搞得對，哪些搞得不對，原因在哪裡，今後應該怎麼辦。例如，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毛澤東就說：「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在讀該書的批語中，毛澤東甚至提出，把書中的「『我國』（指蘇聯）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一貫聯繫實際讀「本本」的理念，在這裡又一次得到生動體現。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關鍵時期。說其關鍵，是指這段時間是從順利到曲折的一個拐點，正確的、基本正確的和不正確的思路常常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層確實面臨甚至陷入一些理論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艱難，毛澤東越是執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打開了他的思想空間，在認識上前進不少。他的閱讀著眼點，事實上已經不局限於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還圍繞「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歷史課題進行思考探索。

毛澤東讀這兩本書的批語和談話，從宏觀到微觀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難得的觀點，其中，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創造性發揮，也有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的反思與總結，還有對未來進行經濟建設的一些設想。

從大的思路上講，毛澤東的閱讀收穫有：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但單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為現實服務；政治經濟學不能不接觸生產力；幹革命，是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是管理問題，是人與人的關係，包括勞動中的人與人的關係；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太早；搞建設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勝利；我們還沒有掌握經濟運行的客觀法則，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等等。

從具體政策上講，毛澤東的閱讀收穫有：搞經濟計劃，我們沒有相當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經濟客觀規律；社會主義仍然需要發展商品生產，尊重價值規律；不摸到商品生產規律，會把農民引到敵人那裡去；商品生產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不限於個人消費品，也應該包括生產資料；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的經濟體系；將來的城市不要那麼大，需要建立許多小城市；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經濟學家們最好算算土地的價值；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技術一發展，勞動組織和勞動力的分配就要跟著變化；等等。

這些閱讀中的思想收穫，即使今天看來，也非常難得，很有價值。當然，毛澤東當時的認識還帶有不穩定、不完備的特點，其思想發展也就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但他在閱讀中，聯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進行理論探索的精神，讓人感佩。

毛澤東讀這兩本書，有一個濃郁的心結，就是希望能夠寫出適應新形勢需要的理論著述。此番心跡，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展露無遺。他說：「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寫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論，畢竟不那麼容易。對其難處，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有清醒的認識：「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沒有實踐的充分發展，沒有足夠的經驗準備，要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是不現實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8期）

毛澤東閱讀史略（四）

陳晉

九、政治演進:讀書、薦書和編書

毛澤東在探索經濟建設道路上的閱讀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關頭和重大問題上，通過讀書、薦書、編書，來理清思路，提高認識，豐富知識，端正風氣，倡導正確方向，是他習慣使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較習慣的一種決策方式。在諸多政治問題上的思考和決策，以及推動決策實施過程中，毛澤東讀書、薦書、編書的情況，尤為如此。從這個角度講，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演進，多少也可以從他閱讀思考的變化中，看出一些線索。

(一）比較中外憲法文獻，制定"五四憲法"

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史稱"五四憲法"，初稿是毛澤東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致電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告訴他們憲法小組的起草工作已經開始，為便於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間討論憲法草案初稿，他親自開列一批中外憲法文獻，"望各政治局委員及在京各中央委員從現在起即抽暇閱看"。

這封電文開列的憲法文獻分屬三類。一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包括1918年蘇俄憲法，1936年蘇聯憲法及斯大林報告，以及羅馬尼亞、波蘭、民主德國、捷克等國憲法。毛澤東在電文中對這些憲法的評價是，"各國憲法大同小異，羅、波取其較新，德、捷取其較詳並有特異之點，其餘有時間亦可多看"。二是民國時期的憲法，包括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1923年"曹錕憲法"、1946年"蔣介石憲法"，推薦理由是它們"可代表內閣制、聯省自治制、總統獨裁製"三種制憲思路。三是資本主義國家憲法，只列法國1946年的憲法一種，推薦理由是"可代表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制憲法"。

以上憲法文獻是毛澤東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彙編》和政務院辦公廳編輯的《憲法選舉法資料彙編》等書中挑選出來的。顯然，他事先作了比較充分的比較研究，推薦哪部憲法，均有所考慮，視野很開闊。劉少奇收到毛澤東的電文後，複電說："此間同志同意主席所定憲法起草工作及討論的計劃。即將來電印發給在京各中委及候補中委，並要他們閱讀所列參考文件。"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第一次系統閱讀研究各種憲法文獻，對新中國法制建設意義不小。

事實上，在起草和討論"五四憲法"過程中，毛澤東參閱的憲法文獻，遠不止上面他推薦的那些，對上述三種類型憲法的評論，也深入許多。

據當時在憲法起草小組搞資料工作的史敬棠回憶："參考的資本主義的憲法，有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毛澤東說，這些國家，開始都搞過資產階級革命，所以還帶有進步性，它的民主性還不能完全抹殺。他就舉了法國的一個憲法。"1954年6月14日在討論"五四憲法"草案的會上，毛澤東還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

關於從清末到民國制定的各種憲法，毛澤東在6月14日討論憲法草案的會上，作過評論："從清末的『十九信條』起，到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北洋軍閥政府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到蔣介石反動政府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一直到蔣介石的偽憲法。這裡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比如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

在"五四憲法"起草和討論過程中，毛澤東多次講，這部憲法必須體現兩個原則，一是民主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原則，根本上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因此，他參考較多的無疑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有的"取其較新"，有的"取其較詳"。1918年的蘇俄憲法，把列寧寫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澤東受到啟發，決定為"五四憲法"增寫一個序言。這是新中國憲法的重要特點，目前我們實行的"八二憲法"，經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關於"五四憲法"和上述三種類型憲法的關係，毛澤東也作過說明。他在6月14日討論憲法草案的會上說："這個憲法草案，總結了歷史經驗，特別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也總結了從清朝末年以來關於憲法問題的經驗"，"同時它也是本國經驗和國際經驗的結合。我們的憲法是屬於社會主義憲法類型的。我們是以自己的經驗為主，也參考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在討論中，有人說"五四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憲法"。毛澤東表示這個觀點不妥，並列舉了清末以來頒布的8部憲法，認為名副其實的說法應該是，"五四憲法"是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二）讀談"紅學"論著，反對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論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現批判俞平伯"紅學"觀點，進而批判胡適唯心論觀點的運動。這場運動的發動與毛澤東有關，事情緣起於他閱讀和推薦李希凡、藍翎的兩篇論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

李、藍的論文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紅樓夢》，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毛澤東讀後，於1954年10月16日寫了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信中說："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新中國成立後，如何在思想文化領域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開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進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澤東很關注也很糾結的事情。1951年放映的電影《武訓傳》，在主題歌里唱出"大哉武訓，至勇至仁"，"行乞興學，千古一人"這樣的"贊詩"，譽武訓為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就已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不滿。在他看來，把"行乞興學"的改良主義吹得這樣高，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所以當時就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兩個"小人物"批評"紅學"研究領域的"大人物"，卻受到"阻攔"的事情。毛澤東藉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勢所必然。

毛澤東有興趣和有理由藉此做文章，還因為他對《紅樓夢》並不外行。他不僅熟讀《紅樓夢》，且一向有自己的觀點。說來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設》上發表《紅樓夢簡論》引起李、藍著文批評的時候，毛澤東在杭州同隨行工作人員也討論到《紅樓夢》，認為這部小說"是講階級鬥爭的"，"很多人研究它，並沒有真懂"。

毛澤東也確實讀了不少"紅學"論著。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也並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讀了李、藍兩篇批評文章才開始了解的。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紅樓夢辨》，毛澤東

讀得很仔細，差不多從頭到尾都有批註、圈畫，在全書打了50多個問號。在批語中，毛澤東寫有"錯誤思想集中在本冊第六、第七兩節"這樣的話。在第六節《作者底態度》"《紅樓夢》是感嘆自己身世"一句旁，毛澤東粗粗地畫了一個豎道，在豎道旁又畫了一個大問號；在《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一句旁，毛澤東也用鉛筆畫了豎道，還附加上問號。對第七節《〈紅樓夢〉底風格》，畫的問號更多，有的一頁上就有七八個問號。

毫無疑問，無論是批俞之前，還是批俞之後，毛澤東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歷史來讀的傾向，既明確，又是一貫的，同胡適、俞平伯代表的"新紅學"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紅學"，更是兩樣。因為熟悉並且不同意"新紅學"及俞平伯的觀點，毛澤東自然支持李、藍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事情就是這樣偶然，也是這樣必然。

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實際上是一封公開信。他在信封上寫下的要求閱讀這封信的人名有28個，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主要領導人，陸定一、習仲勛、胡喬木等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主要負責人，以及郭沫若、沈雁冰、周揚、丁玲、馮雪峰等文藝界頭面人物。如此範圍，可知毛澤東把"紅學"問題看得何等之重，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決心何等之大。

關於這場批判運動的內容，有一個自然的延伸邏輯，這就是：對俞平伯本人應採取團結態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學術上的錯誤觀點；對唯心論觀點的批判，不應該局限於古典文學研究範圍，還應包括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等方面；由於俞平伯的"紅學"觀點反映了"胡適派唯心論思想"，最終主要是批判"胡適派唯心論思想"。為什麼有這樣一個邏輯？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周揚在1954年12月8日中國文聯主席團、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的聯席會議上的講話，說得很明確：因為胡適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獵的方面包括文學、哲學、歷史、語言各個方面"，"而他從美國資產階級販來的唯心論實用主義哲學則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佔有很大的地盤。不能設想，不經過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具體問題上的徹底批判，唯心論思想可以自然消滅"。

接下來，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適思想的計劃草案中，擬定了九個題目：胡適哲學思想批判，胡適政治思想批判，胡適歷史觀點批判，胡適《中國哲學史》批判，胡適文學思想批判，胡適《中國文學史》批判，考據在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關於《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對新舊"紅學"的評價）。

對胡適派唯心論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個哲學問題。毛澤東最關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論哲學在新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1954年12月，哲學家李達把自己寫的《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適思想批判》兩篇文章寄送毛澤東。毛澤東讀後回信表示："覺得很好。特別是政治思想一篇，對讀者幫助更大。""建議對一些哲學的基本概念，利用適當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幹部都能夠看懂。要利用這個機會，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幹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思想文化界這場運動，在1955年就結束了。但毛澤東對"紅學"論著的閱讀和關注，並沒有停止。1964年8月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說："《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崑崙，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這裡，把中國近代以來有影響的"紅學"代表人物，都點了出來，在同"舊紅學"的對比中，認為胡適開啟的"新紅學""比較對一點"，這多少是對"新紅學"的一種客觀評價。

(三)評價《簡明哲學辭典》，思考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不少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比較熟悉蘇聯哲學家尤金和羅森塔爾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這本辭典1939年作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參考資料出版。到1954年，即已增改到第四版，譯成中文達67萬字，事實上成為一部獨立的和系統的哲學辭典。《簡明哲學辭典》當時在中國大受歡迎，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難以替代的工具書。

毛澤東和《簡明哲學辭典》主編之一尤金很熟悉。尤金20世紀50年代初受毛澤東邀請來中國，負責校閱《毛澤東選集》俄文譯稿，後又成為蘇聯駐華大使。毛澤東時常和他討論哲學，曾開玩笑地對他說，《簡明哲學辭典》一些條目，特別是其中的"同一性"條目"是整我的"。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發表了對《簡明哲學辭典》的看法。他說："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並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於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簡明哲學辭典》"把同一性混同於形而上學的同一性，與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完全是兩回事。因而否定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生與死有同一性，可以轉化。我對尤金說，你這個東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說，既沒有同一性，戰爭為什麼轉化為和平、和平又轉化為戰爭，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轉化為戰爭，戰爭轉化為和平。這兩個東西，照形而上學看是完全隔絕的"。

經毛澤東提倡，我國哲學界在報刊上開展了關於矛盾的同一性與鬥爭性、思維與存在有沒有同一性問題的討論。1960年11月12日，毛澤東看到當天《人民日報》登載的一篇關於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討論的綜合介紹，當即要該報把文中提到的幾篇不同觀點的文章，全部找來給他看。

毛澤東當時如此重視"同一性"這個哲學概念，除《簡明哲學辭典》的解釋確有片面性外，顯然還有別的動因。至少，與毛澤東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有關。

第一，從思想方法上總結和反思斯大林犯錯誤的教訓。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犯錯誤的"蓋子"後，毛澤東由此探尋斯大林晚年犯錯誤的原因。在1957年1月27日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提出："對立面的這種鬥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繫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麼硬化，要麼這樣，要麼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斯大林時期，反革命就只有殺頭的一個辦法，犯錯誤的也殺頭，偶爾有不同意見，就排除，就抓起來，就鬥爭，就叫『反蘇』，對立不能統一，不能轉化。"這顯然是聯繫蘇聯實際來解讀《簡明哲學辭典》中"同一性"這個條目。

第二，促進黨內領導幹部進一步理解和認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怎樣避免斯大林那樣的形而上學錯誤？辦法就是讓正確的東西在同錯誤的東西的比較和鬥爭中發展。這是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初衷。但是，這個方針提出來後，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有不同意見，認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在科學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貫徹"雙百"方針，在國內也有阻力。毛澤東1957年2月曾有這樣一個估計：全國地委以上幹部，真正理解和贊同"雙百"方針的，也就十分之一。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批評《簡明哲學辭典》對同一性的錯誤解釋，正是為了闡述實行"雙百"方針的必要性。他說，我們要解釋和發展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說，"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雙百"方針就是要在比較和鬥爭中發展正確的東西，實現對立面的同一性轉化。

第三，毛澤東當時在醞釀論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強調對立面的同一性和轉化，正好是他思考這個問題的哲學工具。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專門談到怎樣看少數人鬧事的事情，認為研究這個新問題，在思想方法上必須承認矛盾的對立和轉化。他說："對鬧事又怕，乂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的"；"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樹立和堅持矛盾同一性轉化的思想方法。一個月後，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便吸收了這次講話的許多內容。

《簡明哲學辭典》同當代中國政治的瓜葛，還沒有完。1959年8月，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讓人從《簡明哲學辭典》里選出一些條目內容，編成一份題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材料，發給與會者。毛澤東還給與會者寫信，建議讀《簡明哲學辭典》，要求在半年內讀完，並說："為了從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1959年讀《簡明哲學辭典》，背景和1957年已明顯不同，重點轉向了該書對經驗主義的批判。這主要是針對彭德懷等人的。毛澤東認為其思想方法屬於"經驗主義"。抽象看，運用《簡明哲學辭典》的觀點來反對"經驗主義"似無不妥，但把這個帽子戴在彭德懷等人頭上，則是誤判，顯然錯了。閱讀與實際的脫離，運用書本的複雜性，此為一例。

(四）藉助人物史傳，糾正"大躍進"領導作風

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失誤，主要是違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經濟建設。從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上講，反映出當時黨內領導幹部中存在的不良風氣，諸如，有的遇事不商量，在生產指標上給下面很大壓力；有的蠻橫壓制不同意見，只看"風向"作決策；有的對上不敢講真話，一味浮誇。這些，都屬於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命令主義。毛澤東發現"大躍進"的錯誤後，下決心從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角度進行糾正，由此閱讀推薦三篇歷史人物傳記。

一是閱讀推薦《明史?海瑞傳》，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澤東在多次中央會議上宣傳海瑞精神，即敢講真話、說實情的精神。他專門把《明史?海瑞傳》推薦給周恩來、彭德懷等人閱讀。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高級幹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銳。無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職務，怕失掉選票。我就講透這些人的心事，連封建時代的人物都不如。接著，毛澤東把《明史?海瑞傳》的有關內容講了一遍，總結說：你看海瑞那麼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氣，我們的同志有海瑞那樣勇敢？毛澤東講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導，還藉此對自己在發動"大躍進"過程中很少聽得到真話進行反思。在這次會議上，他還說："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

二是閱讀推薦《三國志?郭嘉傳》，推崇"多謀善斷"。

毛澤東這期間閱讀推薦最多的是《三國志?郭嘉傳》，目的是希望領導幹部做事情、訂計劃，既要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又要善於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見，及時作出正確的決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樣"多謀善斷"。

1959年3月2日在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幾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傳》的內容講了一遍，總結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毛澤東這樣講，是要求領導幹部不要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制定決策要多商量，發現問題趕快糾正。

一個月後，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又講《郭嘉傳》的故事，然後說：此人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策謀帷幄，出了許多好主意，值得我們學習。毛澤東由此聯想到"大躍進"運動中，一些領導幹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謀無決，就是少謀武斷、獨斷專行，於是，進一步解釋說：多謀就是要聽取不同意見，沒有多謀，就不可能有善斷。人們對事情的判斷有三種情況：正確判斷，武斷，斷得不及時。要當機立斷，不能猶豫不決。反對黨內的一些不良傾向，也要當機立斷。一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還講到郭嘉事迹，說1958年經濟計劃搞亂了，要像郭嘉那樣多謀善斷，留有餘地，等等。

三是閱讀推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呼籲"民主納諫"。

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謀與斷的結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領導團隊的決策者和謀劃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這樣幸運遇合。最典型的悲劇，就是項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1月30日的大會講話中，談到《史記》記述劉邦善於納諫而取得勝利，項羽不聽意見而失敗的一些情況。他說："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接著詳細講了《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酈食其求見劉邦的故事，最後歸結為："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比較劉邦、項羽不同領導作風的成敗，針對的是"大躍進"運動期間一些領導幹部不講民主，不肯納諫的作風。毛澤東在講話中直面現實，提出告誡："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

(五）編選《不怕鬼的故事》，應對多事之秋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對中國來說是多事之秋。在國內，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國際上，由於中國在西藏進行平叛，中印關係隨之緊張，西方世界掀起反華浪潮，中蘇友好關係這時候也開始解體。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來應對這些挑戰，渡過難關，是毛澤東當時考慮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

從1959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經常講古代筆記小說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向11個國家的訪華代表團介紹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裝叛亂和中印關係的緊張情況，隨即把話題引向不怕鬼的問題：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中國小說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編成一本小冊子。

說干就干。毛澤東讓胡喬木落實這件事，任務交給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到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編成。這部書稿從古代筆記小說里選了幾十篇和鬼魅鬥智斗勇的故事，短則幾十字，多也不過千字。毛澤東讀了書稿，選擇部分故事在一個會議上印發。此後，他又讓何其芳進一步精選充實書稿，遂成70篇，共6萬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應做了註解，還寫了一個序言，說明為什麼編選這樣一本書。1961年1月4日，毛澤東約何其芳談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改完序言，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又作了多處加寫。其中有一句是："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在序言末尾加寫的一大段話里，毛澤東把他提議編選《不怕鬼的故事》的現實意義表達得格外直接："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餘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世就顯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於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毛澤東批示把清樣送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周揚、郭沫若看，詢問他們是否還有修改的意見；出版時，又指示將序言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載，把全書譯成幾種外文；出版後，又推薦給參加整風的幹部們閱讀：如此大張旗鼓地推薦，顯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現實政治鬥爭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澤東當時說的"鬼"，有兩層含義：一是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一是國內的困難和障礙。《不伯鬼的故事》所倡導的，就是堅定意志、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和毛澤東這期間寫的詩詞中說的，"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可為互證。

當然，面對各種鬼魅壓力，不是只講"不怕"就能管用的。從毛澤東歷次談話和對《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來看，不怕"鬼"的精神，有這樣一些內含：怕"鬼"沒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就一定能戰勝各種各樣的"鬼"；不怕"鬼"，進而打"鬼"，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注意爭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對象。

(六）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國際局勢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在各種場合談論西方政要著述的情況多了起來。這大概與他更多地關注東西方冷戰格局，開始考慮調整國際戰略有關。閱讀國際材料和西方政要的著述，可以及時研究西方政要或學者的觀點，正確判斷和把握國際局勢。

毛澤東讀法國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從中了解到戴高樂對待英國和美國的態度，很欣賞他敢於和英美"鬧彆扭"的勇氣。戴高樂1958年競選法國總統，毛澤東這年6月提出戴高樂"登台好，還是不登台好"這個問題在中央領導層討論。他對討論作的結論是："這個人喜歡跟英美鬧彆扭，他喜歡抬杠子。他從前吃過苦頭的，他寫過一本回憶錄，盡罵英美，而說蘇聯的好話。現在看起來，他還是要鬧彆扭的。法國跟英美鬧彆扭很有益處。"這個判斷，與當時國際國內多數意見不同。那時，國際評論說戴高樂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澤東從戴高樂《戰爭回憶錄》中看出他的民族意識很強，有獨立意志，敢於反對美國的控制和干涉，這對推動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有好處。戴高樂上台後的政策，證明這個判斷是對的。

1960年1月，英國前首相艾登的回憶錄一發表，正在外地集中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毛澤東，找來《艾登回憶錄》中譯本翻閱，隨後對讀書小組的人評論說：艾登發表了他的回憶錄，大罵杜勒斯，說艾森豪威爾也是壞人，寫了不少我們過去不知道的關於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和爭吵。帝國主義國家當局的回憶錄，很值得看看。這年5月，毛澤東會見英國的蒙哥馬利，又說：我讀過艾登的回憶錄。他講到美國在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時候，英國希望印度參加，來對付美國，美國堅決反對，說如果英國要印度參加，美國就要蔣介石和日本參加。艾登在回憶錄中說，他想不通蔣介石怎麼能同尼赫魯相提並論。從毛澤東的這些閱讀引述，可看出他總是敏銳地把握西方各國的內部動向和他們有關中國的政策。

蒙哥馬利1960年訪華，給毛澤東的印象不錯。在他走後，毛澤東找來世界知識出版社剛剛出版的蒙哥馬利《一種清醒的作法——東西方關係研究》來讀。該書的主要論點是：西方雖取得對德戰爭的勝利，但在政治上輸給蘇聯；西方戰後在同東方的全球性鬥爭中實際遭受失敗；未來的鬥爭已轉為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西方必須改變策略，承認東西方關係中的某些"現實因素"；爭取一個"友好的中國"應該成為西方政治目標之一。毛澤東在這類重要內容處作了不少圈畫，還批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讀，說是"很有意思，必讀之書"。蒙哥馬利1960年6月9日在出席一次宴會的演講中，稱讚中國革命對中國是有益的，西方國家必須找出辦法同共產主義共存，在共存的同時，西方國家必須盡一切努力來保存基督教文明的基礎。毛澤東讀到這個演講材料，批給江青，讓她研究蒙哥馬利為什麼要說這些話。

研讀戴高樂、艾登、蒙哥馬利等人的著述，毫無疑問，對毛澤東此後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劃分"的國際戰略思想，是有影響的。

毛澤東還細讀過美國將軍馬克斯韋爾?泰勒的《音調不定的號角》，注意到他關於美國在核戰爭和常規戰方面的策略。泰勒擔任過美國陸軍參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國駐越南大使。1963年7月會見古巴一個代表團時，毛澤東評論：泰勒在朝鮮和我們打過仗，他寫的《音調不定的號角》，大家有機會最好看看。在這本書里，他批評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過去不重視常規武器戰爭。又要打原子戰爭，又要打常規戰爭，叫喊打原子戰爭，但又不打，這就叫做音調不定。

1965年1月，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再次談到讀泰勒《音調不定的號角》的體會，他說：我們也研究美國的軍事著作，泰勒那本《音調不定的號角》，"是不大讚成核武器的。他說，在朝鮮戰爭中沒用過，在中國解放戰爭中沒用過，他懷疑以後的戰爭能夠用這種東西制勝。他要爭陸軍的人數和用費，但是同時說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發展……他代表陸軍，要爭取陸軍的優先權"。這番評論，足顯閱讀所起的"知彼"效用。

毛澤東還讀過尼克松的《六次危機》，1972年會見尼克松時，稱讚他寫得不錯。毛澤東逝世前已經說不出話來，依然關注當時日本自民黨的總裁競選，曾敲了三下木製床頭，表示要看參選者三木武夫的書，工作人員隨即找來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見》，捧著給他看。對國外政局的關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經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判斷和決策。這或許就是戰略家的本色。

(七）在中蘇論戰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閱讀推薦30本馬列著作

1963年，中蘇兩黨就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列主義的論戰進入高潮，國內則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兩件事情，雖分屬內外，但實際上互有關聯，都是為了防修反修。根據形勢需要，毛澤東這年提出中高級領導幹部要學習30本馬列原著。

1963年5月，毛澤東審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導文件《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在加寫的一段文字中提出閱讀馬列著作的事情："我們現在還有一些處在領導工作崗位的同志和許多從事一般工作的同志，並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是資產階級的，或者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他們常常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隨後，中宣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擬出"幹部選讀馬恩列斯著作目錄"，報毛澤東審定，最後確定30本。其中，馬克思的8本，恩格斯的3本，列寧的11本，斯大林的5本，普列漢諾夫的3本。

有一點頗為蹊蹺。30本馬列著作中，包含有普列漢諾夫3本講歷史唯物論的書，分別是《史的一元論》《論藝術》《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這是毛澤東提議加上的。儘管列寧曾經稱普列漢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毛澤東也講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是有功勞的，相當於中國的陳獨秀；但在中蘇論戰、防修反修的背景下，把普列漢諾夫納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行列，似乎有些扦格不通。事實上，人民出版社當時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內部"灰皮書"中，就有上下兩冊的《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普列漢諾夫受此"待遇"，與他後期和列寧發生分歧，曾受到批判有關。不知道編譯者是否清楚，毛澤東1963年7月11日召集宣傳教育部門負責人開會，布置馬列原著閱讀計劃時，專門講："書目中還應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

在7月11日這個會上，毛澤東還說：要有計劃地進行，在幾年內讀完幾十本馬列的書。要有大字本，譯文要校對一下，要為這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寫序，作注，註解的字數可以超過正文的字數。要有辦法引起中高級幹部讀書，有的人沒有讀書興趣，先要集中學習，中級以上幹部有幾萬人學就行了。如果有200個幹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

對這個閱讀計劃，毛澤東抓得很細。1963年8月4日，他為印製大字本馬列著作寫信給周揚，特別囑咐：封面不要用硬紙，《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反杜林論》這樣的厚書，應分裝四本或八本，以方便幹部閱讀。1964年2月15日，他在中宣部就組織高級幹部學習馬列著作一事的報告上，又對陸定一作出批示：三十本書，大字，線裝，分冊，"每部印一萬份、兩萬份或者三萬份好嗎？我急於想看這種大字書"。

實施30本馬列著作閱讀計劃後，毛澤東又開始落實為這些馬列著作"寫序，作注"的設想，目的是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把學習的精要有針對性地提示出來。為此，他於1965年3月把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等人召集到長沙，專門研究"寫序，作注"之事。毛澤東當時建議，先為《共產黨宣言》和《國家與革命》等六本書寫序，六人一人一篇，《共產黨宣言》的序由他親自來寫。這年11月，毛澤東乂把原班人馬召集到杭州，繼續討論。由於姚文元此時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局驟變，毛澤東注意力轉移，這個計劃也就擱淺了。

十、心智交流：書香潤物細無聲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重大決策和重大問題上的讀書、薦書和編書，關涉全黨和全國的重大實踐活動，具有政治上的考慮和突出的針對性。他的日常閱讀，則既有工作需要，也是個人興趣，還是和他人作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徑，三者相融，不分彼此。書香如春雨，潤物細無聲。所潤之"物"，既是毛澤東的心智，也有他人的心智。

(一）面向統戰人士的情感通道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經常接到一些民主人士和老知識分子的來信，其中不少是談論學問之事，有的還把自己的著述寄給毛澤東，希望得到評價。通常情況下，他對寄來的著述，總是收讀後作一回信，私下裡表達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起來是個人交往，實際上把閱讀和做思想工作融在了一起。

柳亞子是民國時期的舊體詩壇領袖，又是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新中國成立前後，他幾度寫詩給毛澤東，毛澤東幾度奉韻應答，既有"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勸說，又共享"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的喜悅。此番唱和，既是詩人情趣，文化對話，也是政治溝通的有效渠道。

參加過戊戌變法的張元濟，多次給毛澤東寫信，先後寄來其詩作《積雪西陲》《告成詩》《西藏解放歌》以及所著《涵芬樓燼餘書錄》等，毛澤東一一複信，稱其"積雪西陲一詩甚好"，"解放歌具見熱忱慷慨"。

愛國將領陳銘樞，把自己的《論佛法書》寄來請提意見，毛澤東"略讀"後回信："惟覺其中若干觀點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時再與先生商略"。看了原國民黨將領張治中的《六十歲總結》，毛澤東立刻致信："一口氣讀完了"，"感到高興。我的高興，不是在你的世界觀方面。在這方面，我們是有距離的。高興是在作品的氣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點方面，是在你還有向前進取的意願方面"。

文字學家楊樹達來信，批評中國科學院在審査其《耐林庼甲文說》時有官僚主義作風，要求毛澤東看一下他寫的該書自序。毛澤東回復："惠書收讀。序言已看過。並將大函轉付科學院方面，請他們予以注意。"山東大學教授高亨把自己的《周易古經今注》《墨經校詮》《老子正詁》等研究著述和詞作《水調歌頭》寄給毛澤東，毛澤東回信："高文典冊，我很愛讀。"

對老先生的長篇巨制，毛澤東讀得最細的，是章士釗達100萬字的《柳文指要》，並關注該書的修改和出版。毛澤東讀此書稿，在其"跋"文中寫下批語："經濟有變化，反映經濟之政教亦將有變化，文事亦將有變化。一成不變之事，將不可能。"讀過一遍後，毛澤東還想再讀一遍，給章寫信催要已經退回的上部，並說："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毛澤東不僅自己讀，還把《柳文指要》推薦給康生讀，並附信告訴康生這部書稿在學術上的貢獻和缺憾："大抵揚柳抑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於文史哲諸方面仍止於以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

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取得成功的一個"法寶"，就是統一戰線。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和黨外許多具有深厚文史素養的民主人士和老知識分子交往頻繁，他的閱讀優勢，也就轉化為一條別有洞天的通道，通向這些統一戰線領域的朋友們內心世界，成為和他們溝通思想、密切感情的重要方式。

(二）指導學術討論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讀報紙雜誌，很注意一些帶有學術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適的，他總是推薦，甚至修改，或為其他報刊轉載代擬編者按語，以期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影響。這類閱讀，事實上是他指導和促進理論學術建設的一個具體途徑。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設》上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引起學界討論，大多不贊成周的觀點。毛澤東關注到此事，找來一些文章閱讀，發現《教學與研究》1957年初發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觀點相近，遂提議把王方名三篇文章匯成小冊子出版，還轉告周谷城說，你的觀點並不孤立。為了推進對邏輯問題的討論，毛澤東又親自出面邀集哲學界一些教授名家，在中南海開了一次座談會，讓大家暢所欲言。

1957年初，在推動文藝界貫徹落實"雙百"方針的過程中，毛澤東在不同報刊上，讀了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和李希凡對這篇小說的評論文章，讀了鍾惦棐《電影的鑼鼓》，讀了陳其通等四人《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讀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記》和范瑞娟生活隨筆《我的丈夫》。對這些引起爭論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發給一些人閱看，或在會議上發表自己的觀感，有鼓勵，有建議，有辯護，有批評，態度鮮明。這種做法，對活躍文化界氣氛，產生不小影響。

1957年春，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李汝祺《從遺傳學談到百家爭鳴》一文，隨即讓《人民日報》轉載，並把題目改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擬編者按語，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這對推動科學界貫徹"雙百"方針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報》發表翦伯贊《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一文，毛澤東讀後，深有同感，多次宣傳該文觀點。私下裡還和老同學周世釗講，為曹操翻案符合歷史唯物論觀點，但周世釗認為曹操人品不好，不該為他翻案。5月10日，毛澤東專門致信周世釗："上次談話未暢，歷史唯物論觀點講得不透，可以再來一談否？"在毛澤東的推動下，史學界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曹操等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進行了深入討論。

1960年11月，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些教師寫的《從設計"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提出讓《紅旗》雜誌予以轉載，並代《紅旗》雜誌編輯部給作者們寫信說，"我們很喜歡讀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後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一些教師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又寫出《再談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和機床的"積木化"問題》一文，發表在《紅旗》雜誌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澤東讀到姚文元《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和金為民、李雲初《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與姚文元商榷》兩篇爭鳴文章，遂讓中宣部把兩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冊子，發給來京參加京劇現代戲會演的人員閱讀。毛澤東還為這個小冊子寫了一個按語："文藝工作者應當懂得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批判文章不難讀。究竟準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

1965年7月，毛澤東讀到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寫的《〈蘭亭序〉真偽駁議》手稿。郭沫若此前發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提出傳世的《蘭亭序》書帖，不是王義之真跡，乃後人偽托；高二適不同意，認為傳世的《蘭亭序》確實是王義之真跡。毛澤東得知，大概是礙於郭沫若的名聲，有人不主張發表高二適文章，隨即表示：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同時致信郭沫若："筆墨官司，有比無好。"高二適文章在這年7月23日《光明日報》上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蘭亭序》真偽的學術大討論。郭沫若寫《〈駁議〉的商討》一文答辯，發表前也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清樣上改正了一些錯排字，有的地方還做了批註，複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

(三）調査風物歷史的別緻途徑

毛澤東生前有一個強烈願望：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他把這個計劃稱為"學徐霞客"，大概是讀《徐霞客遊記》得到的啟發。為此他作了充分準備。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定下出發日期，派出了打前站的人。但8月5日發生美國轟炸越南北方的"北部灣事件"，中國受到威脅，抗美援越勢在必行。6日早晨，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所謂"我的行動"，即指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之事。

"學徐霞客"，是實地調查研究，了解黃河、長江沿岸的地理氣貌、風俗民情和歷史材料。雖未能成行，但毛澤東喜歡閱讀各地的方誌，調査研究各地民情、地理和歷史，起到的作用，和"學徐霞客"計劃類似。事實上，在毛澤東看來，閱讀本身就是對歷史和現狀的調査方式。讀方誌，是毛澤東到外地考察經常做的一件事情。新中國成立後，據可査的材料表明，毛澤東看過的方誌書，不下30部。

1952年10月30口到開封的當晚，便找來《河南通志》《汴京志》《龍門二十品碑帖》閱讀。1958年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閱讀，幾天後又讀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誌》等。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又批示印發了一批書籍和文章，包括《都江堰資料》《成都由來》《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聯集》《司馬錯論伐蜀》。1959年6月30日到廬山，清晨略事休息，便借閱民國時期吳宗慈修的《廬山志》，隨後又讓人找來吳宗慈編的《廬山志續志稿》，在書上作了一些眉批。廬山會議期間，和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談到《廬山志續志稿》，認為：這部書寫得很好，對理解現代歷史有參考價值，蔣介石的廬山談話都記錄下來了，當時梁實秋有意遲到，名單最後是梁實秋，他雖然是資產階級學者，也有愛國的一面，在學術上有才華。隨後，毛澤東又講起歷史上"下轎伊始問志書"的典故，說：南宋大儒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縣）走馬上任，當地屬官轎前迎接，他下轎開口就問《南康志》帶來沒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覷。談此典故，實際是借古人之事，來解釋自己喜讀方誌的原因並引起大家讀方誌的興趣。1965年5月21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途經湖南茶陵，提出要看茶陵縣誌，當時茶陵未新修縣誌，只好找來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一讀。

外出考察，毛澤東不僅喜歡讀當地方志，還習慣找來一些前人吟詠當地的詩歌作品來讀，甚至親自編選一些反映地方特點的作品集子。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就親自編了兩本小冊子，一本《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一本《詩詞若干首（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印發與會者。毛澤東在會上專門介紹："我們中央工作會議，不要一開會就說彙報，就說糧食產量怎麼樣，要務點虛，要務虛和務實結合，我們可以解決鋼鐵的問題，煤的問題，同時我們也要拿一點時間來談談哲學，談談文學，為什麼不行呢？"讓與會者閱讀有關當地歷史、地理和詩歌著述，意在讓會議的氣氛活潑一些，思路開闊一些，思想解放一些。1965年初冬在杭州，毛澤東讓田家英為他借來一批古人吟詠西湖的詩詞，浙江省委政治研究室由此編選一本《西湖古詩集粹》，收錄從唐初到清末100位詩人的200首作品，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讀後，很感興趣，認為可以出版，並把書稿交省委負責同志轉給了出版社。

詩與歷史，詩與地理，在毛澤東的閱讀中，互相激活和印證，成為他熟悉掌握各地歷史和地理的重要途徑。

(四）表達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澤東在會議上公開向領導幹部們薦書，目的是倡導或糾正某些風氣。他私下向一些人薦書，也屬常態，用意卻更為具體，往往是根據特殊情況，希望對方能從所薦之書中有所領悟和借鑒。

先說向親屬薦書。這類事頗為頻繁。1954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裡給李敏、李訥寫信，讓他們讀曹操的《觀滄海》，大概是想讓孩子們通過此詩，和他一樣感受北戴河觀海的壯闊。李訥1958年曾生過一場病，毛澤東寫信讓她讀王昌齡的《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說"這裡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到一起，向他們推薦《史記?蘇秦張儀列傳》，還把這篇傳記的內容原原本本地講給他們聽，最後歸結為："人沒有壓力不會進步"，希望他們善於接受批評幫助，樹立干一番事業的志氣。1963年，他寫信給李訥，推薦《莊子?秋水》，說讀了這篇文章，就"不會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千部子女那樣"翹尾巴"，完全是一副情細理微、循循善誘的家長模樣。

對身邊工作人員，毛澤東則鼓勵他們多讀理論書。1957年8月4日，毛澤東請秘書林克給他找列寧的《做什麼?》和《四月提綱》，在信中特別交代：要多讀點理論書，理論書不容易讀，但要培養興趣，"如倒啖蔗，漸入佳境，就好了"。1960年，他讓人找來好幾本馮契寫的《怎樣認識世界》，送給在身邊工作的青年人，希望他們懂得一些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他還把自己閱讀過的一本《怎樣認識世界》送給機要室的一位青年，對她說："馮契寫的這本書，我看不錯，值得一看，比較通俗易懂，是適合你們青年人讀的，個別處有錯誤也無妨"。這位青年拿回書一看，上面有毛澤東許多批註。

對在中央工作的一些筆杆子，毛澤東不是簡單地薦書，而是和他們互動學習，要求更高。1953年，《學習譯叢》刊登一篇題為《評羅森塔爾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文章，認為辯證法講"對立的統一"概念，是黑格爾表述方式的殘餘，應該用"對立的鬥爭"這個概念來代替。胡喬木看到後，推薦給毛澤東讀，毛澤東讀後說，"我認為這種批評是錯誤的"，隨後又把這篇文章批給陳伯達看。1958年4月，毛澤東把班固《漢書?賈誼傳》中的《治安策》推薦給田家英讀，並在信中說，這"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都是經常寫政論的人，毛澤東向他們推薦"切中當時事理"的古代政論，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部隊將領文化程度不高，毛澤東多次向他們推薦《三國志?呂蒙傳》。關於推薦的初衷，毛澤東1958年9月同張治中說得很明白："呂蒙是行伍出身的，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後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讀苦讀，以後當了東吳的統帥。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後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呂蒙傳》。"，毛澤東還常常針對部隊一些將領的具體情況，向他們薦書。比如，李德生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時，毛澤東和他第一次談話，就開了一批書目給他，特別讓他讀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該書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可以先讀有關華北部分，意在讓李德生熟悉轄區地理形貌。對許世友這位傳奇將軍，毛澤東當面說他的特點是"厚重少文"，勸他讀《紅樓夢》，意在磨磨性子。

(五）個性化的研究興趣和人文情懷

毛澤東讀書，常常是出於個人的研究興趣和人文情懷，不一定與工作，與現實問題直接相關，至少不是有意要從中尋求什麼聯繫。比如，他研讀專業學術刊物《文學遺產增刊》上面有關李白、王維、《琵琶記》《漢宮秋》的論文，批註清代納蘭性德的詞，批註孫髯翁寫的昆明大觀樓的長聯和阮元對這副長聯的修改，詳讀朱熹《四書集注》，背誦《昭明文選》中的一些華彩篇章，等等，明顯是個人的情趣和愛好，就是喜歡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按個人興趣閱讀，有時也聊作消遣。1972年，毛澤東給旅居北京的老同學周世釗送去清朝梁晉竹的《兩般秋雨庵隨筆》，附信說，"旅夜無聊，奉此書，供消遣之用"，就是這個意思。毛澤東把一些笑話類的書，諸如《笑林廣記》《歷代笑話選》《滑稽詩文集》《幽默笑話集》等，印成大字本來讀，也屬這種情況。當然，這類閱讀，既可了解世間風俗百態，也可實現精神上的寧靜致遠、從容鑒思，是一種看似閑適、實為有用的心智建設。

毛澤東休閑式的閱讀研究，有時也別有深意存焉，或為抒發一種心情，或牽連工作上的一些思考。比如，劉少奇曾在一個會議上談到，自古以來官員出外做官，都是不帶家屬的。舉的例子是唐朝賀知章"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首詩，說明賀知章老了回鄉，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認識他了。毛澤東覺得，這個講法恐怕不妥，就回去翻書，作一番詳細考證。1958年2月10日給劉少奇寫了封不短的信，詳述自己的考證過程，最後得出結論："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為引用詩句的妥與不妥，在"睡不著覺"的時候，詳細考證，寫長信論述，確為一樁異事。也只有毛澤東這樣對閱讀研究有特殊愛好，並把個人興趣融入工作的政治家，才可能為之。

毛澤東私下裡做這類考證研究，有時候甚至也不是為了和人交流，純粹是為吐一吐心中的感慨。他讀清朝項家達編的《初唐四傑集》，一時興起，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一文旁，寫下1000字左右的批語，考證出王勃寫《滕王閣序》時的年齡，在24歲至26歲之間。由這番考證，連帶出一些感慨："青年人比老年人強"，"大部分發明創造，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乾的。"毛澤東還說："由王勃在南昌時年齡的爭論，想及一大堆，實在是想把這一大堆吐出來。""吐"出來的這些感慨，事實上把閱讀研究中的個人興趣和人文情懷，甚至和他揮之不去的政治情結，融在一起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9期）

毛澤東閱讀史略（五）

陳晉　

十一、晚年歲月：閱讀的憂思讀書與「文化大革命」的矛盾毛澤東晚年，主要指「文化大革命」十年。這期間，他一如既往地勤苦讀書，但對讀書又多有非議之辭，看起來很有些矛盾。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在公開場合質疑讀書的說法多了起來。最典型也最激烈的言辭，是1966年4月14日在一個批示中說的：「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許多無用的書，只應束之高閣。就像過去廢止讀五經四書，讀二十四史，讀諸子百家，讀無窮的文集和選集一樣，革命反而勝利了」。單從文字看，這些話並沒有大毛病。革命確實不是靠讀無用之書和大量經史子集幹起來的，更非靠這些取得勝利，人們一般不會把無用之書、經史子集與革命的勝利聯繫起來。講這些話，比較明顯地是在傳達一種不滿情緒，與他自己的閱讀愛好也存在矛盾。毛澤東晚年，不僅倡導並帶頭閱讀馬列著作，還要求高級領導幹部多讀點中國古代文史哲著述。他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中明確講：「歷史要多讀一些」。他本人閱讀大字本古籍，更是常態。1974年10月在長沙，聽工作人員讀《人民日報》報道的一個消息，說到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簡牘、帛畫等珍貴文物，國家正在組織專業工作者進行整理、修復、釋文和研究中時，毛澤東隨即約請參與主持挖掘工作的同志談話，提出：不知這批帛書什麼時候能夠整理出來，印不印書。印了書，也給我一本看看。其閱讀古籍新資料的急迫心情，溢於言表。毛澤東晚年在讀書問題上的矛盾，頗耐人尋味，卻也不難理解。總體上講，主要反映他對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現狀不滿。所謂「文化大革命」，本來就發端於文化學術領域的批判運動。他當時在讀書問題上多有非議之辭，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和毛澤東本人當時對學校教育方式不滿，進而提倡教育革命有關。毛澤東一貫反對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的死記硬背。1964年2月13日，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批評學校教育，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獃子，成為教條主義者」。由此他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讓學生學工、學農、學軍。為推動這些改變，他對啃書本現象，自然要說一些非議的話。二是和毛澤東當時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個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理解有關。由於舊中國社會結構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知識分子在很長時間裡沒有被劃入勞動群眾範疇，沒有列入工人階級隊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一直希望培養和建立起一支「無產階級的文化大軍」。從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他不斷講學問少的人勝過學問多的人，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創造發明都是文化低的人和年輕人乾的，即已體現出對讀書少的勞動群眾成為創造發明主力軍的強烈期待。這種願望，反映在處理實踐與書本的關係上，就是反對「煩瑣哲學」式地閱讀，更多地宣傳知識來源於社會實踐，更看重在實踐中運用書本知識的能力。他常常講高爾基、瓦特這些大文學家、大發明家沒有上過大學，孔子也是自學成才，寫出《紅樓夢》的曹雪芹不是進士出身，就是這個意思。三是和毛澤東當時對思想文化界的現狀估計直接相關。毛澤東認為知識界、教育界、文化界受「封資修」思想的影響太深。1966年12月21日會見外賓時，對方問起中國搞「文化大革命」的內容。毛澤東的回答是：「抓住整個階級鬥爭和還沒有完成的反封建主義鬥爭，反孔夫子的影響。這種影響存在於大學文科如歷史、哲學、文學、美術、法律等領域。他們灌輸帝王將相觀點，灌輸資產階級法權思想。」1968年10月31日，他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又講：「大學裡頭讀歷史、讀經濟學、讀哲學、讀法律，讀四五年大學，不懂得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不懂得階級鬥爭」。顯然，毛澤東當時主要是對讀什麼書有意見，認為學生讀「封資修」方面的書太多了，思想受到不好的影響，進而把這種情況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聯繫起來。這多少是拿讀書說事，像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實際上傳達的，是他當時想推動的同舊的傳統思想決裂的主張。此外，在讀古書的問題上，作為政治家，毛澤東多少也把自己的興趣愛好與社會倡導作了些區別。他喜歡讀古書，但反對青年人讀那麼多經史子集；他喜歡讀一些看起來可不必去讀的閑書、雜書，但不贊成學生去讀。這容易讓我們想到他喜歡寫舊體詩詞，但同時又說舊體詩「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也容易讓我們想到魯迅曾經花若大工夫去整理古籍，還寫出《漢文學史綱》《中國小說史略》這樣的經典著述，卻勸青年人不要去讀古書。怎樣理解這種明顯的矛盾？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經、史、子、集，確實不宜讓青年人普遍陷進去，但又不能不去適當了解。其間的分寸，很難把握。毛澤東拿捏的分寸，就是他常講的：古書不可多讀，但經史子集，也要硬著頭皮讀一下，不讀《二十四史》，怎麼知道帝王將相是壞的？你不懂帝王將相，你就不大好反對。他的這些說法，考慮現實政治的因素比較多些。「聯繫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讀馬列著作，始終抓得很緊。現實中遇到難題，他比較習慣強調讀馬列。多次講，我們黨不讀馬列的書，不好。最典型的，要算為批判陳伯達的「天才論」，閱讀推薦9本馬列經典的事情。1970年夏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根據林彪、葉群布置，搜集整理出《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和林彪論述「天才」的語錄，在會上散發，為毛澤東一直同意的設國家主席的方案造勢，由此攪亂了會議進程。對這些反常活動，毛澤東無法容忍。於是找來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在上面批示：「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裡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顯然，毛澤東是把陳伯達搞的這個材料，作為突破口，來扭轉被搞亂的會議傾向，也作敲山震虎之用。同時，他還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陳伯達搬出馬列經典作家語錄講「天才」的做法，能在中央委員中引起這麼大的共鳴，說明不少人的唯物史觀還不牢固。毛澤東由此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批示中說：「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為了照顧林彪的情面，毛澤東說這是他和林彪「兩人一致」的觀點。接下來，毛澤東順勢提出：高層領導幹部要讀馬列原著，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他專門講道：「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麼『第三版』呀，就照著吹呀。那末，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有些是紅秀才喲。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會後，毛澤東9月16日又同汪東興談到提出讀馬列的針對性：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馬列主義，沒有看過馬列主義這一方面的書，發言時又要引用；我看還是要進行教育，還是要在250多人（指中委、候補中委）中指定讀點馬列主義的書，30本太多，可在30本書內選些章節出來；此事請總理、康老辦；我還可以提選一些；不讀馬列主義怎麼行呢？結果就被陳伯達擺弄了。周恩來等根據毛澤東的要求，把1963年確定的30本馬列著作書目和毛澤東的有關批示找出來，從中選出9本著作書目，請毛澤東審定。周恩來等挑選的9本書是：《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書宜選讀（如反杜林）。」11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其中引用毛澤東的話說：「黨的高級幹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的書，區別真假馬列主義」。毛澤東這次推薦馬列經典，所要解決的思想問題，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還是英雄創造歷史。但細細琢磨，主要還是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是為扼制林彪、陳伯達等人在要求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所體現的政治意圖而扔去的一塊「石頭」。一年後，在1971年8月29日視察南方途中，毛澤東再次同汪東興等人談到讀馬列著作的問題。他說：我經常提到這個學習問題。大家在這方面口頭上是同意的，但在實際中看法就不統一了；要學好馬列主義是不容易的，聯繫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離開具體的政治背景，來看毛澤東的這個感慨，很讓人深思。《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在嚴重犯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這個分析點出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論認識同實踐的矛盾，也反映了他在讀馬列和實踐的關係上陷入的困境。毛澤東的這種認識困境，與「文化大革命」前的中蘇論戰是有關聯的。中蘇兩黨關係惡化後，在意識形態上相互指責，都認為自己堅持了真正的馬列主義。分歧不限於理論認識，而且導致國家關係的緊張。由於蘇聯不斷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中國施加壓力，使毛澤東更加有理由堅信，蘇聯違背了馬列主義，進而使他閱讀和提倡閱讀馬列著作時，不斷地從中尋找反對修正主義的觀點和詞句。結果，就像鄧小平後來總結的那樣，論戰雙方都難免說一些錯話。中蘇論戰這個背景，還促使毛澤東越加重視國內的防修反修，進而把國際鬥爭和黨內、國內的一些矛盾攪在一起，對現實國情做出錯誤估計，把一些工作上的意見分歧，視為階級鬥爭和修正主義的表現。這種判斷，進一步促使毛澤東重視從馬列經典著作中去找依據，找答案，找思想武器。結果越是這樣，越容易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方位和現實國情出現誤判，越發感到現實危機日益迫近，以至於認為形勢嚴重到不進行一場全黨和全社會的「大革命」，就不足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終在理論認識上導致對馬列觀點的一些誤解。思想和政治悲劇由此出現。毛澤東晚年的這個認識困境告訴人們，讀馬列著作，當然要結合實際，但到底結合什麼樣的實際，也很關鍵。每個人頭腦里的「實際」，都是被主觀認識「過濾」過的。真實的實際，符合客觀規律的實際，畢竟更多地要靠深入社會的調查研究才能正確把握，而不只是從書本知識和主觀判斷的框架中得來。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常常借古代文史，道今日心曲。其中，運用發揮李固《遣黃瓊書》《戰國策?觸詟說趙太后》《後漢書?劉盆子傳》三篇古文，所道心曲，均涉人事，有深意存焉。關於李固《遣黃瓊書》。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寫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林彪事件後曾經作為文件傳達，如今已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全文披露。該信寫得文采飛揚，氣韻生動，更以其分析自己的個性，使人耐讀。全信用典不少，其中幾句，給人印象深刻：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表達了對大搞個人崇拜的忐忑和憂慮，以及面對林彪等「朋友們」的吹捧，所體現出來的無奈和勉強接受的心情。信中所云「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多少道出他在「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在重大政治問題上難以言狀的複雜心理。特別是引用李固《遣黃瓊書》中，「嶢嶢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幾句話，比較恰當地反映了他的真實心境。毛澤東這封信還透露，他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講過李固《遣黃瓊書》中的這幾句話，表達「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意思。毛澤東不僅借李固《遣黃瓊書》，透露自我心曲，也用它來誡告別人。1974年11月，江青給毛澤東寫信抱怨，說自己從九大後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毛澤東回信批評：「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隨即要求江青：「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意思很明顯，是要江青小心謹慎，「人貴有自知之明」。江青只好給毛澤東回信，說自己「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的正確對待，對自己也就不能恰當的一分為二的分析」。關於《觸詟說趙太后》。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不無深意地對高級幹部們講起《戰國策》中的這篇文章，也給自己的孩子們講過。原文說的是：秦國進攻趙國，趙國請齊國派兵解圍，齊國提出，要把趙太后的小兒子長安君送到齊國做人質，才肯出兵，趙太后因溺愛長安君不願意。大臣觸詟勸她：各諸侯國的子孫，受封為侯的，三世之後就沒有繼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孫們「不善」，而是不經世事，從小「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如今，你給長安君那麼高的位置，那麼肥沃的土地，不及時叫他為國家立功，您去世後，長安君能在趙國立足嗎？不讓他去齊國做人質，不是真正的愛他。趙太后覺得有道理，即刻把長安君送到了齊國，齊國也就派兵解了趙國的圍。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的時候，毛澤東在一個材料上又加寫了下面這段文字：這篇文章（即《觸詟說趙太后》）反映了在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把教育和鍛煉下一代同國家的未來聯繫在一起，不使他們「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既是毛澤東的一貫想法，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年輕人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的初衷。關於《劉盆子傳》。毛澤東晚年，從經歷農民、戰士和工人三種角色的年輕人中，看到了一個苗子，但不久就失望了。這個人就是王洪文。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後，毛澤東對他的表現不滿意，要他讀《後漢書》里的《劉盆子傳》。劉盆子是景王劉章（劉邦的孫子）之後，新莽末年，參加了赤眉農民起義軍。這支隊伍為能夠號令天下，要找一個劉氏宗室來做皇帝。起義軍中有70多個劉邦後人，於是就採取抽籤的方式來選，結果讓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抽中。但當上皇帝的劉盆子卻依然故我，不務正業，經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戲，終於沒有出息。毛澤東讓王洪文讀此傳，無非是提醒他，憑資歷、能力，你還不夠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萬不要學劉盆子，要注意學習、長進。對王洪文的隱憂，傳達無遺！面對文史哲研究的無奈和期待在50年代至60年代，毛澤東閱讀了一批當代學者寫的中國通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其中包括范文瀾修訂的舊作《中國通史簡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毛澤東在范文瀾和任繼愈的書中分別留下一些批註文字，1965年還曾向郭沫若推薦楊榮國的思想史，同劉大傑當面交流對文學史的一些看法。「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反覆要求領導幹部讀中國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述。1970年8月，在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中，他向中央委員們提出，「讀幾本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1971年8月，視察南方的途中，對汪東興講，「光讀馬列主義的書還是不夠的，還要讀點歷史，讀點經濟學，讀點小說，讀點哲學史」；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政治局委員懂得一點歷史，當然不僅中國史、世界史，分門別類的政治史、經濟史、小說史也懂一點；1975年1月4日在江青來信上批示，「我已印兩部文學史（指劉大傑著《中國文學發展史》兩冊），暇時可以一閱」；1975年底到1976年初，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中又說，「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毛澤東晚年，書房裡擺著「文化大革命」前高教部主持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陸侃如與馮沅君合編的《中國文學史簡編》、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簡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他同工作人員談過對這些文學史著述的評價，有肯定的，也有不同意的。工作人員問：要不要把這些意見轉告作者？毛澤東回答說：不要了，學術問題要百家爭鳴，要說是我說的，就不好了，改吧，人家又不同意，所以還是不要告訴作者為好。毛澤東晚年如此熱衷於閱讀和推薦中國文史哲研究著述，明顯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想文化氣氛不合拍。他的熱衷，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古代文史哲是他向來關注並有興趣研究的領域；二是在他看來，破除「封資修」思想，創造新的思想文化，並不是無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應該了解它，研究它，特別是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進行科學總結。1968年10月31日，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中，他就流露此意，談到應該怎樣對待郭沫若、范文瀾、吳晗、翦伯贊、馮友蘭、楊榮國、任繼愈、趙紀彬、楊柳橋、周谷城、劉大傑這些學術權威的問題時說：帝王將相這一類，我們不大熟悉，特別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們；有少數人去搞，不是講以後再出帝王將相，而是說帝王將相這個歷史要有人注意。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說得更直接：「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應該總結，從烏龜殼（甲骨文）到共產黨，這一段歷史應該總結。」儘管這方面的總結研究不盡人意，但畢竟還是要靠那些學有專長的學術權威們來做這件事情，這既是沒有辦法的事，也是必要的。毛澤東讀得比較熟的幾部中國文史哲研究著述，恰恰是這些學術權威們「文化大革命」前甚至是新中國成立前的舊作。對它們在一些問題上的論述，毛澤東並不很滿意。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說，「我看了許多家，越看越頭昏」。他希望各「家」能夠結合時代的發展和需要，運用新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史哲，期待有所突破和進展。1968年7月20日，「文化大革命」高潮時，他委託女兒李訥給范文瀾傳話：「中國需要一部通史，不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觀點，重新寫一部中國通史。」范文瀾說：「我的觀點已經不行了，太舊了。」李訥說：「我爸爸說，如果你感到有困難，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就用你原來的那種舊法寫下去。」無奈和期待交織之狀，不言自明。在隨後舉行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談到學術權威們的著作毛澤東只好說：你要叫他離開那套觀點也很難。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對一些主動修改舊作的學術權威，毛澤東總是熱情支持。楊榮國補充修改其1962年出版的《簡明中國思想史》，易名為《簡明中國哲學史》，於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影響很大，就與毛澤東認同其觀點進而推薦有關。毛澤東還特別重視劉大傑對舊作《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修改，將其未定稿的修改本印成大字本來讀，多有批註。受此鼓舞，劉大傑給毛澤東寫信，請教文學史上的幾個問題。儘管寫字已很不方便，毛澤東還是在1976年2月親筆回信：「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李義山無題詩現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實事求是，尊重學術之意，躍然紙上。在「西學」領域的追問和思考除馬列著作和中國文史典籍外，毛澤東晚年還曾比較多地讀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著述。他先後讓出版機構把一些西學著述印成大字本書籍給他讀，包括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海思、穆恩、威蘭的《世界通史》，法國福爾的《拿破崙論》，蘇聯塔爾列的《拿破崙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楊振寧的《基本粒子發現簡史》和李政道當時尚未正式發表的論文《不平常的核態》，還讀《動物學》雜誌、《化石》雜誌等讀物。毛澤東也不是漫無目的讀談西學著述。從下面幾則談話，可大致體會到毛澤東晚年讀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關注的重點。據王任重1966年2月3日的日記記載，毛澤東當時在武漢，正在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並告訴王任重，要在武漢讀幾本經典著作。1970年12月18日會見斯諾時，他說：「科學上的發明我贊成，比如，達爾文、康德，甚至還有你們美國的科學家，主要是那個研究原始社會的摩根，他的書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歡迎。從此才知道有原始社會。」德國生物學家和哲學家恩斯特?海克爾在自然科學領域是唯物主義代表和無神論者，是達爾文學說的發揚者。毛澤東年輕時讀過一本《赫（海）克爾一元哲學》。新中國成立後，翻譯出版了海克爾的代表作《宇宙之謎——關於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最後一次會面和談話。談話中，毛澤東向劉少奇推薦了海克爾這本書，還有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的《機械人》。1975年10月30日，毛澤東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施密特時，曾問在座的外賓，是否看過海克爾的著作。只有施密特和他的顧問克勞斯?梅奈特看過，其他外賓有的還不知道海克爾其人，年輕的翻譯甚至將海克爾譯成了黑格爾。毛澤東立刻糾正，「是恩斯特?海克爾」。施密特在他的回憶錄《偉人和大國》中說，他和毛澤東花了十分鐘的時間，討論了「海克爾那部粗糙的唯物主義著作《宇宙之謎》」。法國的拉普拉斯提出了關於太陽系起源的星雲假說，由於和康德的學說基本論點一致，後人稱之為「康德—拉普拉斯學說」。蘇聯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球物理學家施密特（今譯施米特）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隕星說」，又稱「俘獲學說」。毛澤東晚年對這兩種學說都很關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的談話時表示：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觀點還有點道理。不知為什麼，毛澤東常常講起拉普拉斯的貢獻。比如，在1973年6月22日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時，大概因為馬里是法語國家，毛澤東對他講：拉普拉斯「對康德的學說大有發展，建立了星雲學說，就是說，整個宇宙開始都是雲霧狀的，後來慢慢凝結，形成火球，變成現在的太陽系這個樣」。1974年，在會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時，他又詳細談到：英國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學現在被批判了，因為它要用一個外面的推動力，第一次，以後就自己動了。英國的達爾文、萊伊爾、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學者。英國湯姆生編著的《科學大綱》，由中國很多人翻譯出來，我讀過那本書；它那裡邊有一部分講神學，你們大概不看那一部分。凡此等等，不難看出，毛澤東晚年讀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體現出對宇宙和人類的起源、對物質的構成和運動，對古代社會的起源，有著濃厚的興趣，似乎要從根本上追問和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這些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終極課題。毛澤東晚年為何喜歡這類話題，很值得研究。1975年10月30日陪同施密特和毛澤東談論海克爾《宇宙之迷》的克勞斯?梅奈特曾思考過這個問題。1975年11月30日，他在德國《世界報》上發表文章介紹西德總理施密特訪華的情況。文中說：「海克爾怎麼會給這位深居紫禁城的偉大老人留下那麼深的印象？」梅奈特的分析是：海克爾秉持一元論哲學，馬克思主義也堅持一元論哲學，但作為自然科學家的海克爾走得更遠，海克爾認為，一切在流，一切在變，世上萬物沒有終極目標，有的只是狀態。或許，「隨著年事漸高，毛越來越成為哲學家了，也越來越把目標稱之為狀態」。人類發展不會停留在某一個階段，「具體到革命上，也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現錄存這個分析，聊備一說。讀談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背後毛澤東晚年比較集中地閱讀了一些反映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生平的書籍。他當時讀過多種版本的拿破崙傳，曾囑印大字本的法國福爾的《拿破崙論》和蘇聯塔爾列的《拿破崙傳》來讀。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有一次，毛澤東選了幾種有關拿破崙的書來讀，「跟他一起讀的同志一本還沒有看完，他卻三本都看完了」。1970年5月1日，毛澤東對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說，自己讀過「法國社會主義者馬蒂葉（今譯馬迪厄）寫的法國革命史」，「寫法國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過一個蘇聯人寫的，太簡單。還看過一個英國人寫的，英國人寫法國的事，總是要罵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個英國作家寫的書，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從這個評點，可知毛澤東當時還讀了研究法國大革命最權威的法國歷史學家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英國霍蘭?羅斯的《拿破崙一世傳》。毛澤東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熟悉程度，讓一些法國人也感到驚訝。擔任過法國駐華大使的馬納克曾回憶：「毛澤東對法國18世紀以來的歷史，對於法國革命，對於19世紀相繼進行的革命，對於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性運動的起點。此外，他對波拿巴特別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細節問題。」馬納克說的是他親身經歷的事情。1970年10月14日，他陪同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和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和他們討論了「拿破崙究竟害了什麼病死的？」談到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是否曾經佔領法國土倫港的問題，毛澤東和馬納克還出現了爭論。毛澤東在1964年1月30日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曾說：「法國出了一批唯物論者，除了《民約論》作者盧梭及伏爾泰，還有法國的山嶽黨。拿破崙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還有你們的巴黎公社，《國際歌》也出自你們的國家。」顯然，在毛澤東心目中，中國和法國的關係，在西方世界裡有特殊性。毛澤東晚年喜歡讀談法國大革命，是因為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史上，其過程之複雜，形態之劇烈，內容之徹底，影響之廣泛，無出其右，可以從中看出更多的社會演進的規律和特點。他在1970年5月1日對西哈努克講，要搞革命，就要研究法國革命、美國革命。1973年9月12日，在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他又說：「法國人的歷史，我們感興趣，特別是對法國大革命。」毛澤東晚年喜歡讀談拿破崙，關注的重點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歐洲各國的干預和包圍，以及拿破崙打破包圍又反過來稱霸歐洲，侵略他國的戰略失誤。就歐洲各國干預和包圍法國這點講，不能不讓人想到當時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陳兵百萬的現實。這不僅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威脅，也使外國人也看到了中國所處的不利環境，並且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處境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情形聯繫起來。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時，說到法國大革命「整個歐洲都反對你們，打到巴黎附近」時，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便直接比喻說：「當時我們被包圍的形勢比現在中國被包圍的形勢還要嚴重，整個邊界上都是武裝的軍隊。」毛澤東肯定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打破歐洲五次反法聯盟的正當性，但拿破崙後來超出為捍衛革命成果而戰的範圍，去侵佔別國領土時，性質便發生了變化。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又明確講：「我們總感覺西方各國有一股潮流要推動蘇聯向中國。蘇聯野心很大呢。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隨即和蓬皮杜談起拿破崙稱霸歐洲而遭受失敗的具體情況。這事實上是直接把拿破崙稱霸的國際戰略和蘇聯70年代的國際戰略直接聯繫在了一起。從1968年到1973年，毛澤東十多次同外賓談到拿破崙國際戰略失敗的教訓。其核心觀點是：拿破崙「吃虧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樹立了太多的敵人」。在1972年7月10日同法國外長舒曼討論拿破崙失敗時，毛澤東甚至說：「你（拿破崙）讓人家來，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現在我是事後諸葛亮。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又沒有當他（拿破崙）的參謀長。我是打過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幾年仗。所以誰要來打，人要想一想。」「誰要來打，人要想一想」，所指再明顯不過了。70年代初，正是毛澤東著手改善中美關係，實現聯美抗蘇這一重大戰略轉變，同時和一批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關鍵時刻，也是全國落實他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應對措施，大搞防空洞建設的時刻。從強大的拿破崙軍隊的最終失敗中，毛澤東看出失道寡助的歷史規律，彰顯出中國不怕霸權國家侵略威脅的信心。關於「評法批儒」和「評《水滸傳》」「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著眼於複雜的政治現實，越來越多地把閱讀視野投向歷史文化，思考歷史和現實的關聯。「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按那時風氣，必然引出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即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為，屬於極「左」還是右？說其極「左」，可能意傷「文化大革命，由此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叫著「形左實右」。這樣的右，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極右。這樣講，比較符合當時的思維習慣。事也湊巧，從林彪的住處發現他抄有「克己復禮」之類的孔子語錄；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也把毛澤東說成是「當代中國的秦始皇」。這就為批判林彪的「形左實右」提供了依據，由此引發毛澤東把現實問題和歷史文化聯繫起來思考，進而把對儒法兩家的評價推到討論的焦點位置。因為提倡「克己復禮」的孔子從理論上代表儒家，秦始皇從實踐上代表法家，他們的歷史發展觀是不同的。一個向「後」，一個向「前」，用今天的說法，恰如一「右」一「左」。事實上，從50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讀談中國思想史，就表達出「揚法抑儒」觀點。「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觀點越來越鮮明。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明確講：「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麼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的書），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他還對在場的郭沫若說：「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麼贊成。但是，在范（文瀾）老的書（指《中國通史簡編》）上，對於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把「評法批儒」同「批林整風」聯繫起來，是1973年點的題。這年8月5日，毛澤東同江青談到：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這期間，毛澤東還寫了《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這篇史論，闡發了設置郡縣、廢除分封、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屬於偏向秦始皇的法家一路。毛澤東讀之，聯想到郭沫若《十批判書》中「揚儒抑法」觀點，寫詩「呈郭老」，也屬自然，似不關涉現實中對郭老的政治定性。《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是毛澤東一生寫的最後一首詩作。以「揚法抑儒」為主題封掉詩筆，也引人遐思。在毛澤東看來，當時中國的發展，似乎也存在著相似的選擇：是像法家那樣厚今薄古，「法後王」，向前看；還是像儒家那樣厚古薄今，「法先王」，向後看。林彪要「克己復禮」，步孔子後塵，顯然是要復辟倒退。這就涉及怎樣評價「文化大革命」這個大問題了。「文化大革命」後期，從「批林批孔」發展到「評法批儒」的基本邏輯，大體如此。「評法批儒」運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74年6月中旬，江青讓中央辦公廳把好幾篇評法批儒文章印成大字本，送給毛澤東閱讀。其中包括：梁效的《論商鞅》、燕楓的《孔丘的仁義道德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廖鍾聞的《尊儒反法的〈辨奸論〉》、鄭教文的《儒家的仁——陰險狠毒的殺人術》、慶思的《尊法反儒的進步思想家李贄》等。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幾次談話中，還說道：「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這些要求，整理進了中共中央1976年3月3日發出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也將其公開發表了。與此同時，毛澤東讀《水滸傳》發表的一個談話也在當時發生了重大影響。1975年8月13日晚上，他同請來讀書的蘆荻談到：「《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個談話，主要是表達毛澤東閱讀《水滸傳》的一些體會，反映他晚年閱讀此書，特別關注梁山起義軍最終投降朝廷的悲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讀談《水滸傳》，基本上沒有從這個角度議論過。這個變化，是從「文化大革命」後期開始的。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1974年，他又說，「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1975年集中評價《水滸傳》時，他又提出：根本點是要求把這部小說「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關注《水滸傳》的投降悲劇，不能說和毛澤東晚年對現實的憂慮沒有關聯。但是不是要搞成全國性的「評《水滸傳》」運動，那倒也未必。姚文元等人無疑是藉機造勢，把批判矛頭引向黨內高層的所謂「走資派」，把毛澤東閱讀《水滸傳》略帶現實憂慮的評論，極端地引向政治現實。特別是江青於1975年9月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無端大講評《水滸傳》的現實政治意義，甚至說宋江架空晁蓋，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這些，顯然已超出毛澤東評論《水滸傳》的初衷，引起他強烈反感。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講話內容後，毛澤東批評：「放屁，文不對題。」此後，「評《水滸傳》」的熱潮才逐漸歇息下來。「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毛澤東晚年，把不少書籍印成大字本來讀。其中，按他的要求，有計劃地校點注釋的一批大字本文史古籍，透露出他晚年的憂思所在。從1972年10月到1975年６月，毛澤東先後開列有86篇文獻，讓人校點注釋，印成大字本。不少篇目正文前有內容提要，均按毛澤東的意思而寫。承擔校點注釋和內容提要撰寫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一批專家。所印多則二十幾份，少則幾份，供毛澤東和中央少數領導人閱讀。這86篇大字本文獻已於1993年以《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為書名，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內容包括史傳、政論、辭賦、詩詞、散曲等體裁。參與此事的劉修明先生，在該書序言里敘述了毛澤東交待校點注釋的情況。其中提到，毛澤東閱讀這批文史古籍，可分為讀歷史傳記、法家論著、詩詞曲賦三個階段。毛澤東每個階段所要的古典文獻，基本上與他當時面對的國內形勢有關，與他關注和考慮的問題有關，與他在考慮這些問題時特有的心境有關。第一個階段，從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毛澤東主要讀歷史傳記。按他的要求選注了《晉書》《舊唐書》《三國志》《史記》《舊五代史》等史書中的23篇人物傳記。林彪事件後，中央領導層進行了不小規模的重組，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同志，相繼回到領導崗位，而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幫」一夥則越來越明顯地抱成了一團。雙方思想分野明顯，政治格局走向尚不穩定，毛澤東很擔心黨內團結問題。他從《晉書》中選印的「謝安傳」、「謝玄傳」、「桓伊傳」和「劉牢之傳」，主題相似。這四個人均與公元383年東晉與前秦的淝水之戰有關。淝水之戰是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東晉的勝利與朝臣「輯睦」、「同心」有關。上述四人文武融洽，在軍事上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打敗了南侵的苻堅大軍。這時候，毛澤東自己讀或讓一些領導人讀這類史傳，其內心的憂慮和期待，不難體會。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不只是在1972年閱讀這類史傳，有8冊《晉書》的封面上，分別留下他用顫抖的筆跡寫的「1975，8」、「1975，8再閱」、「1975，9再閱」等字樣。第二階段，從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毛澤東主要讀歷史上的法家論著。按他的要求，選注了《商君書》《韓非子》《荀子》和晁錯、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李贄、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26篇文獻。讀法家論著，與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思想及體制的考慮有關，是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的集權統一。當時閱讀這類古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恰好是在1973年8月寫《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時，布置校點注釋柳宗元《封建論》的。當時參與評法批儒寫作班子的北大教授周一良，在其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中說：「開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報》約我寫一篇關於柳宗元《封建論》的文章。據說是毛主席欣賞此文，意在宣揚文中意旨，以防止大軍區形成割據局面。」這個回憶雖無其他確證，但毛澤東1973年12月決策八大軍區主官對調，卻是事實。這從一個側面反映毛澤東讀法家論著的現實考慮。正式記錄毛澤東精心閱讀、布置校點注釋法家論著的材料，目前看到的是他於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談話。在會議上，毛澤東專門談到校點注釋法家著作的事情，他說了下面這大段話：王充《論衡》中《問孔》這一篇，上海注得不錯啊。《刺孟》搞不搞啊？不過，《刺孟》，他（指王充）不講路線，盡講一些形式邏輯、前後矛盾那些事。其他法家的書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桓寬的《鹽鐵論》。一個荀子，一個韓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韓非子》只有唐朝人楊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簡單了。韓非的書難讀，比如《說難》。讀懂《說難》的前半篇很不容易，後半篇容易讀。第三階段，從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毛澤東主要讀詩詞曲賦。按他的要求，選注了庾信、謝庄、謝惠連、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陸遊、張孝祥、辛棄疾、張元幹、蔣捷、薩都剌、洪皓、湯顯祖等人的辭賦、詩詞、散曲，共35篇。這期間，毛澤東還讓文化部錄製了一套古詩詞演唱磁帶，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秦觀的《鵲橋仙》、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陸遊的《漁家傲》、岳飛的《滿江紅?寫懷》、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張元幹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憶江梅》、薩都剌的《滿江紅?金陵懷古》等。這套磁帶共59盒，請當時的著名歌唱家和樂曲演奏家演唱配樂。這些作品，與校點注釋的上述辭賦、詩詞、散曲大字本，篇目和主題大體相近。可見，對這類作品，他不光讀，還要聽。讀聽這類作品，與毛澤東晚年複雜的思緒與心情有關。這些詩詞曲賦，展示的題材和傳達的情緒，多是悲壯慷慨、志氣沉雄一路。蘊含的主題，也多是把個人命運與愛國精神融在一起，很容易引發毛澤東關於社會政治和個人命運、關於理想和現實、關於壯志和暮年這樣一些問題的思考，容易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瀾，從中尋求到相應的心志勉勵、憂慮撫慰和情感表達。比如，1975年4月2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毛澤東當時在杭州，聽到這個消息，沉默不語，反覆聽張元幹《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上闕最後四句是：「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毛澤東覺得太悲了，提出把最後兩句改為「君且去，休回顧」。一聽一改之間，錯綜複雜的心態和至深且巨的情感，奔涌突現。這年7月，毛澤東是聽著岳飛的《滿江紅》上手術台做摘除白內障手術的。術後打開眼帘紗布的當晚，他讀的是大字本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讀後嗚嗚大哭，引得在外屋值班的大夫不明所以。作為南宋愛國詞人，陳亮在這首詞中，反對所謂天然界限、南北分家的謬論，認為江南的形勢有利於爭取中原，歷史上六朝統治者劃江自守是自私的打算，由此批判南宋統治者的妥協投降路線。該詞下闕希望南宋當權者要像祖逖北伐那樣中流起誓，要像謝安那樣不畏強敵：「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陳亮寫此詞，是借六朝故事說南宋現實。毛澤東讀此詞，則是借古人的愛國主義情懷，澆自己晚年的胸中「塊壘」。毛澤東要求選注的其他詩詞曲賦，諸如：辛棄疾的《水龍吟》中「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辛棄疾的《永遇樂》中「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張元幹的《石州慢》中「天涯舊恨，試看幾許消魂，長亭門外山重疊」；洪皓的《江梅引》中「空恁遐想，笑摘蕊。斷迴腸，思故里」等等。表達的都是或壯志未酬，或暮年悲患，或遙想當年，或欲試雄風，或思念故里這樣一些情緒和心態。這種複雜的情緒心態，似乎不應同時出現在一個偉大人物的內心世界，卻畢竟是確鑿的事實。由此想到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說的一句名言：「經常有人問我，讀古典詩詞有什麼用？我告訴大家，學習古典詩詞最大的好處就是讓我們的心靈不死！」毛澤東要求選注的詩詞作品，南宋愛國詞人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首辛棄疾的《漢宮春?會稽秋風亭觀雨（一）》。上海方面的校點注釋者寫的內容提要是：「寫景詠懷之作。詞中運用典故描繪秋天景象，並表現了懷念北方的愛國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擊的悲涼情緒。篇末通過對友人的答話，表現自己不甘心於長期退隱，而積極關心政治，準備有所作為。」該詞下闕為：「千古茂陵詞在，甚風流章句，解擬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書報，莫因循，忘卻蒓鱸。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大字本作如下譯解：漢武帝的《秋風辭》流傳千古，它的章句真是文採風流，能和司馬相如的作品相比美。看到木落江冷的秋天景象，不免像屈原那樣心中憂愁。老朋友來信，勸我不要忘記退隱。誰會想到，我在新涼的秋天，一燈之下，還拿著一部《史記》在研讀呢？研讀風雲變幻、政治興衰、歷史遷革的《史記》，不是「閑坐說玄宗」式的消遣和無聊，恰恰表明對現實社會走向的執著關注和牽掛，在憂思中期待著繼續作為，引領時局。「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不僅傳達了毛澤東第三階段選讀詩詞曲賦，思考時事，悲患憂國的心曲，或許也折射出他晚年選讀86篇文史古籍時內心世界的總體感受。摘自2013年第10期《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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