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談資|百年風云：美軍聯合作戰情報支援體系揭秘

在美軍實施的歷次聯合作戰行動中，情報支援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91年1月17日爆發的海灣戰爭，則是美軍聯合作戰情報支援發展歷程的重要分水嶺。在這場戰爭中，美軍運用各種先進偵察技術，構建了較為完備的多維情報偵察體系……

美軍戰區級聯合情報機構誕生於二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面對日益緊迫的國際形勢，為了滿足各方面的情報需求，美國開始加快進行情報機構的改革。

在此之前，美軍情報支援在整體上長期處於分散狀態，機構之間相互隔離，獨立工作，缺乏情報的交流和溝通，沒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協調機制。1940年7月11日，美國成立了情報協調局，主要任務是協調、匯總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和資料。

但是，由於各部門間的利益之爭，情報協調局的運轉並不順利，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日本海軍突然襲擊將這個問題暴露無遺。因此，1942年6月13日，情報協調局被改組為戰略情報局，成為美國第一個具有中央協調性質的情報機構和第一個集中型的秘密情報機構，為總統和美軍高層提供情報服務。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首次建立了戰區級的聯合情報機構，支援陸海軍聯合作戰。在西南太平洋戰區，麥克阿瑟建立了聯合情報局，擁有諜報、航空偵察等情報搜集手段，負責所轄區域內各軍種搜集日本情報的工作。

在太平洋戰區，尼米茲（時為太平洋戰區盟軍總司令）也成立了地區性聯合情報機構—太平洋地區情報中心，將本戰區各種來源的情報和信息彙集起來進行分析和評估，並分發給相關單位。美軍以太平洋地區情報中心為模板，在荷蘭港、布里斯班和關島等地建立了一系列前沿情報中心。這些前沿情報中心和戰區聯合情報機構，共同構成了戰區聯合作戰情報支援體系，在珊瑚海、中途島、萊特灣等戰役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冷戰威脅的加劇，雖然美國政府一度撤銷了戰略情報局，但面對情報活動的混亂和分散局面，不得不加強軍事情報工作的集中管理。與此同時，一批新的情報支援機構陸續建立，並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

1947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案》，成立中央情報局，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綜合性情報機構，不僅從事情報搜集和集中分析，而且進行反情報活動和諜報行動，直接為美軍作戰提供情報支援。

1949年至1960年間，美國國家安全局、國家照片判讀中心、國家偵察局相繼成立，分別負責信號情報、衛星圖像分析、偵察衛星發射等工作。

為了更好地協調聯合作戰情報支援，美軍又於1961年成立了國防情報局，負責協調軍事情報機構的搜集需求,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供情報和反情報支持。

但是，這一時期美軍內部仍然缺少一個對聯合作戰進行總體支援的情報協調機構，難以將戰略情報優勢最大程度地轉化為戰術作戰行動優勢。

越戰慘遭失敗，拉開軍事變革帷幕

美軍在越南戰爭中慘遭失敗後痛定思痛，認真總結、吸取經驗教訓，軍事變革的帷幕就此拉開。

美軍將創新作戰理論作為進行軍事變革的突破口，並以此牽引情報支援力量體系的建設和支援方法的發展。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美軍在1982年版《作戰綱要》中首次提出「空地一體戰」理論，並陸續頒發了各軍種的情報支援條令。

1983年10月25日，美軍對格瑞那達發動突然襲擊。這是美軍自越南戰爭後實施的首次聯合作戰，以空降作戰、垂直登陸為主，充分體現了「空地一體戰」的特點。在這次軍事行動展開之前，美軍情報機構利用偵察衛星、高空偵察機和特工等多種偵察手段，對格瑞那達進行全面的戰略偵察，監視格軍動向，察明其部署，並繪製了作戰地區的地形圖和交通要圖，較為詳細地掌握了格瑞那達的情況。與此同時，美軍的情報支援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格瑞那達作戰的經驗教訓，使美軍認識到加強情報支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從而進一步加快了聯合作戰情報支援體系改革的步伐，其效果在1986年空襲利比亞和1989年入侵巴拿馬的作戰中初步表現出來。

1991年1月17日爆發的海灣戰爭，是美軍聯合作戰情報支援發展歷程的重要分水嶺。在這場戰爭中，美軍運用各種先進偵察技術，構建了較為完備的多維情報偵察體系。突出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偵察手段多樣，偵察裝備先進，各種偵察力量能夠密切配合，相互印證；二是建立了國家、戰區和戰術三級情報支援體系。三是戰場情報傳輸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對「飛毛腿」導彈的預警時間達到3至5分鐘，而且偵察衛星的解析度由12米提高到1米。

一線部隊既能得到情報支援，

又能向上提供情報信息

海灣戰爭結束後，美軍的建設和發展主要圍繞如何提高諸軍種聯合作戰能力展開。

秉持「情報能力必須與作戰理論和作戰樣式相適應」的理念，美軍採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情報支援能力：通過擴大一線作戰部隊情報偵察力量編製，增強情報搜集、分析及分發能力，減少對上級情報支援的依賴；繼續加大對航天偵察、航空偵察等戰略偵察手段的建設投入，不斷提高情報偵察平台的技術指標；開發利用網路技術，實現各種情報支援系統的互聯互通，確保情報信息的有效共享；提高對特種偵察等傳統人力情報手段的重視，滿足不同作戰環境的特殊要求。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軍長期進行情報支援建設的努力取得豐厚回報。與此同時，這三場戰爭也檢驗了美軍在不同戰場環境和作戰條件下，對不同樣式的聯合作戰實施情報支援的能力，暴露出美國情報界及軍隊在情報搜集、分析和共享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如科索沃戰爭後，美軍指出：「國防部仍需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聯合情報處理的戰術、技術與程序，並對遠程情報傳輸需求進行相應的評估和量化。在制定情報傳輸需求計劃時要將可資利用的情報系統和技術人員納人其中」。

因此，在伊拉克戰爭打響的同時，美國政府和軍隊開始對情報系統進行新一輪的調整和改革。

「9·11」事件後，根據《2004年情報改革和預防恐怖主義法案》，美國政府設立了國家情報主任，統一管理美國情報界的16個機構。2003年3 月11日，美國國防部設立了專門負責情報事務的副部長，負責協調國防部所有的情報與反情報事務，領導國防情報局、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和國家偵察局等單位，並協調國家情報主任開展戰時情報支援工作。

在戰區情報機構調整中，2006年4月，美軍宣布在各作戰司令部及駐韓美軍司令部內各設立一個聯合情報行動中心，以更好地實現作戰與情報的無縫連接。

在組織機構調整基本到位的情況下，2008年3月，美國國防部發布了《國防情報戰略》，提出在聯合作戰中，情報支援應為每個用戶量身定做一個通用情報作戰態勢圖，使處於一線的作戰部隊既能得到國家和戰區情報機構的支援，又能向上級或更高層次的情報機構提供情報信息。

（據《軍事歷史》 付明華/文）

【附錄】解讀美軍「作戰指揮鏈」

美軍現役部隊只有130餘萬人，全球駐軍、全球機動、全球作戰，面對不確定的對手、不確定的戰場、不確定的戰爭樣式，基本做到了「招之即來，來則能戰」。美軍高效行動的背後，有一整套結構合理、責權分明、不斷升級的聯合作戰指揮體系。

在美軍軍語體系中，並沒有「作戰指揮體制」或「領導指揮體制」的術語，而是將相應或相似體制統稱為「指揮鏈」。美軍「指揮鏈」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行政指揮鏈」，也就是所謂的軍政系統或領導管理體制，以「總統和國防部長—軍種部長（軍種參謀長）—軍種部隊」為基本主線，主要負責對機關和部隊領導、管理、軍種訓練、軍種聯合基礎訓練和後勤保障；二是「作戰指揮鏈」，也就是所謂的軍令系統或作戰指揮體制，以「總統和國防部長（通過參聯會主席）—聯合作戰司令部—作戰部隊」為基本鏈條，主要負責對部隊的作戰指揮、控制、協調和聯合訓練。

作為美軍「作戰指揮鏈」的核心，聯合作戰司令部的組織機構主要由司令部機關、下屬聯合作戰司令部、軍種組成部隊司令部、臨時或常設聯合特遣隊幾個部分組成。

上世紀50年代，美國就開始建「指揮」「控制」系統C2。為應對蘇聯洲際彈道導彈威脅，解決預警時間短的問題，美軍認為必須有非常廣的通信網，把美國尤其是北美大陸的部隊聯繫起來，然後加了一個C，就是「通信」。後來美國發現光有通信不夠，必須有「情報」，所以後來又加了一個I，之後美軍又把「偵察」的R和「監視」的S加了進去，形成綜合電子信息系統網路，即C4ISR網路。

C4ISR通常被譯為指揮自動化系統，它由英語的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和偵察7個詞首字母縮寫而來。C4ISR系統的全球化，網路化、一體化和實時化特徵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戰略，戰役和戰術的區分概念。

在聯合作戰的戰略戰術方面，美軍還能夠放下勝利「包袱」，不斷創新戰略戰術，以己之長擊敵之短，注重巧打、快打、精打。

其中，巧打的代表性理論是「打擊重心」。美軍認為一個武裝集團猶如一部複雜的機器，對於保證這部機器平穩和可靠地運轉，某些組成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這些重要組成部分若受損或被毀，就會使整部機器失靈。這些更重要的部件就是「作戰重心」，既是敵方軍隊從中獲得行動自由、戰鬥力量和戰鬥意志的源泉，也是己方軍隊傾全力打擊的目標。

（據《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