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敬領導為什麼會成為我們的習慣？
年關送禮，有人歡喜有人愁
當官最愛過節，此時不撈何時撈。
和珅：辛辛苦苦一節，好容易熬到年下，眼看這進京送禮的長龍，把道路都堵得水泄不通，心裡喜不自禁，這可是我們的養命之源呦！
張居正：和大人所言極是，一年之計在於三節，端午、中秋和春節，這些節日里，下屬不「孝敬孝敬」上司哪成體統？「節禮」的饋送標準可不低，廣西省內，各衙門每年向巡撫送節禮12400兩，這還算少的，山東足有6萬兩，江西也有5萬兩。
和珅：想當年，給我府上送禮的人踏破了門檻，凡入京赴吏部應選的官員，都以能謁見我本人為榮。山東歷城縣令某某，前往和府，送了看門人2000兩銀子，才被允許長跪在和府大門前，等我回府，這還不是在春節期間。要等逢年過節，送給看門人的「門包」能少於2000兩銀子？若是少了，那連跪在我門前的資格都沒有！
張居正：聽和大人一說，讓我想起明朝有個叫周暉的文人，記載過這麼一事：除夕前一天，他外出訪客，至南京內橋，看到中城兵馬司衙門前聚集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每人手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一打聽，原來這些人都是來給中城兵馬司送春節禮物的。
和珅：連兵馬司這種芝麻官都能如此威風？哈哈，真是禮不嫌貴、節不嫌多啊。
李寶嘉：好一個貪得無厭！我曾在《官場現形記》里寫過這麼一個故事，現任縣令為了拿節禮，特地趕在年前上任，誰知前任縣令同樣算得精明，一早就催促大小商家，把節禮討到了手。兩人為點年禮爭執不下，差點打了起來。
張居正：有何新鮮，哪個做官的不是指望著這點節禮好好過年，做官的苦處，你又曉得？
李寶嘉：你們做官的收禮豈在三節？「見面禮」、「賀禮」、「謝禮」、「炭敬」、「冰敬」，你們全都記得一清二楚，要得一文不少。我在《官場現形記》里清清楚楚寫到，向來州、縣衙門，凡遇過年、過節，以及督、撫、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慶等事，做屬員的孝敬都有一定數目；甚麼缺應該多少，一任任相沿下來，都不敢增減毫分。在按規矩送禮這件事上，做下屬的為了逢迎討好上司，必須要有孝敬上司這筆開支，即使勒緊腰帶，四處借貸，也要按時如數奉上。[詳細]
為何屢禁不絕？陞官保命全靠送禮
送禮勞神傷財，不送到底行不行？
于成龍：一派烏煙瘴氣！要不是你們這些送禮之人，朝廷也出不了這麼多貪官污吏！當官本該盡心儘力為百姓做事，正如于謙所云，兩袖清風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戚繼光：大人實在有所不知，想我家雖世代官宦，但並不富有。我身為一品武將，年薪也不過一百多兩銀子，每年籌備貢品彩禮絕非易事，可是不送還真不行。我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時，俞遭嚴嵩、趙文華誣陷，說他「追擊不力，縱寇南奔」，要下獄處死。我籌集了三千兩銀子，才保住他的性命。現實就是這樣，有錢好辦事，無錢寸步難行。
于成龍：連你堂堂民族大英雄都送禮？
戚繼光：封侯非我願，但願海波平。我雖胸懷大志，但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我正直，但屢次被罷官，甚至下獄，這就是例子。我為了同身居要職的頂頭上司搞好關係，保住自己的兵權，不能不犧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用禮品迎合張居正等貪財色的高官。試問大人，如果連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滅倭寇，保家衛國？
張居正：要我說，你們二人少在這裡裝清高，你們以為送禮是好送的？當年我回家奔喪，一路上官員們爭相獻媚，還是知府錢普最懂得投其所好，早早命人專門製作了一頂三十二人豪華大轎，讓我舒舒服服躺著南下。這錢普還親自下廚為我烹制美味，你們看看人家，我一路走到那兒，才算吃了頓飽飯啊。
和珅：自古即有曹操贈良駒獲呂布，送什麼禮、如何送禮，這裡面都是學問。宋朝的蔡京很喜歡吃一種腌制食品，抄家後，朝廷發現他家中有三件房子里放的滿滿都是此物。這種東西甚難存放，顯然不是他掏錢買來守著，而且被送禮的人摸清了胃口。
張居正：依我看，這些送食品的還是笨招，呂不韋如何能當上秦國宰相？送禮很有一套。在他輔佐異人時期，得知異人的母親夏姬並不招太子安國君喜歡。安國君老婆雖多，卻獨寵華陽夫人一個，正好華陽夫人無子，呂不韋花重金購置奇珍異寶送給華陽夫人，再施以男人魅力，將華陽夫人大加讚賞，於是換得了華陽夫人在安國君面前對異人美言幾句，異人才得以回秦國發展大業。[詳細]
「送禮」惡習一日不除，社稷一日不穩
官員權力太大、掌握資源太多，而權力的運用又未能受到有效制約。
于成龍：從古至今，「送禮」的不正之風屢禁不絕。當年我被康熙提拔為直隸巡撫，趨炎附勢者紛紛想送禮賄賂我，被我一一拒絕。結果大名縣官還是因循陋規，在中秋節前向我送上一份「中秋禮」。我大為惱火，特地頒發了《嚴禁饋送檄》，通報了大名縣縣官送禮醜事。誰想到現在，送禮竟有愈演愈烈之勢！
戚繼光：名目繁多的「禮尚往來」已是官場的一大陋習，不少官場中人對此苦不堪言，但追根結底，有人送禮，就是因為有人喜歡收禮。
和珅：錢能通神，哪個當官的不愛財？就別說當官的了，連皇帝都喜歡收禮！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酷愛賭博，陪他玩的人都要讓他幾分，並且不敢下注。唯獨有個叫顏師伯的人，當他和孝武帝玩這種賭博遊戲時，總是敢下大賭注，並且故意輸給孝武帝。有次，他當場輸給孝武帝一百萬錢，機敏的孝武帝，對顏師伯的「作弊」心領神會，樂不可支的收下贏錢。不久之後，孝武帝就提拔他當了宰相。人們都說，顏師伯以錢釣官，賺了大頭兒。
于成龍：可惜這故事你沒說全，高位到手之後，顏師伯就更加肆無忌憚地搜刮民脂民膏，南朝氣數不長矣。每當一個王朝走下坡路時，貪腐之風總是愈演愈烈，春節送禮也更加盛行，並且堂而皇之的進行。
戚繼光：送禮背後，無非是官員權力太大、掌握資源太多，而權力的運用又不能受到有效制約所造成。在公共權力很容易成為私人物品的時候，拜年送禮就成為了必然。所以這陋習不除，社稷難穩啊！
于成龍：你們收禮的一個個中飽了私囊，送禮的也沒少從中漁利，卻沒想苦了百姓！這些所謂的「禮」無非三個源頭：一是向老百姓攤派，巧立名目亂收費；二是挪用國庫的銀子；三是在司法審判的時候向原告、被告勒索錢財。這三種做法會產生什麼後果？亂收費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挪用國庫銀子造成了虧空的局面，司法審判時勒索錢財破壞了社會公正。說到底，「福利」損失的還是老百姓。
和珅：那你說這麼多哭著喊著要給我送禮的人，我還能把他們踢開不成？
于成龍：東漢有個清官叫楊震，他調任為東萊太守時，路過昌邑，昌邑縣令王密聽得楊震到來，晚上悄悄拜訪，並帶金十斤作為禮物。王密送這樣的重禮，自然是想請這位老上司以後多加關照。楊震當場拒絕了這份禮物，說：「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為楊震假裝生氣，便道：「暮夜無知者。」楊震立即生氣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說不知！」王密十分羞愧，只得帶著禮物，狼狽而回。
和珅：不跟你們廢話了，反正過節送禮法不責眾，跟你們說這幾句話的功夫不知少收多少禮了。
張居正：走走，和大人，這回家還得清點禮物，趕緊把貴重的揀出來給皇上送去呢。
戚繼光：於大人，恕在下也不奉陪了，我還得把娘子的嫁妝當掉，好籌些年禮錢啊。于成龍：唉唉，也罷，也罷，這送禮風怕是又要延續千年矣
官場「國粹」：中國古代官員如何送禮
春節是中國人的大日子。過去，一過就是半個月，正月里從初一到十五，都是過年。有地方興緻高的，整個正月都算是過年，吃喝玩樂整30天。正月初一過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後放假一月，讓官員們好好歇著。官員們這一個月吃喝玩樂的花銷，基本上取決於送禮。
大宗的送禮是元旦之前就要辦完的事情，下屬給上司送，地方官給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鄉互相送。有實權的大官小官，自然滿盆滿罐，但剩下的窮京官，也得撈點餘瀝，所謂冰敬、炭敬，過年的時候，來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書，沒有事可管，官階又不高，但是過年之前，他們的同鄉、同年(同年考上進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忘不了送點錢禮，否則這些窮京官是無論如何都過不了年的。
明清時，北京消費習慣是一年賒賬，年終結算，沒有這筆炭敬，別說過年的吃喝，連賬都躲不過去。初一之後，人們要走親訪友，當然也斷不了要送禮，不過這種時候的送禮，大抵收支相抵。因此，過年對於中國人來說，大抵要忙活兩個月，年前一個月忙著送，年後一個月忙著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國人花錢的日子，因此，別人都可以歇著，唯獨商家歇不得。鋪子里的夥計，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裡歇一下，大夥一起吃頓年夜飯，頭頓餃子還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餃子煮得開了包，俗稱「掙了」才行，圖個口彩。年前人們忙送禮，商家忙出貨。
古代的人，沒有今天的人那麼精明，預備禮品也無非是合理搭配，看上去順眼，過去有種點心匣子，裡面各種點心都有點，年節老百姓拎著到處送，有時候，一個匣子轉了一圈，又回來了。
官員送禮，不會這樣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為稀罕玩意，比如鹿脯、飛龍什麼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銀子，清代已經有錢莊了，一張銀票就夠了。過年是大日子，送禮皇帝不禁，平日專門找人茬兒的御史，此時也不好說什麼，因此借這個日子巴結上司，是大好的機會。反過來，這個時候，也是上司大撈一票的好時機。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歡討禮，明清的漢人官兒不好明討，改成罵，小罵則皮袍來，大罵則古玩來。對於相當多在乎仕運的官員來說，其實不用罵，禮都會奉上。最大的問題是送什麼才能討上司的歡心，直接送錢當然好，但數目太大，則有賄賂之嫌，送別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萬一人家討厭的偏送上去了，不僅花錢費力沒討好，弄不好把現在的官也給丟了。
現在的中國人，過年給上司或者上級機關送禮，勉強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種。所以，每逢過年，上級機關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較擁擠，下面的機關單位，像一起約好了似的，都來彙報工作了，其實主要是為了送點禮。其實，如果這些禮品僅僅限於各地的土特產，倒也無傷大雅，可是，送禮本身，是要與時俱進的，進著進著，就變了味道，從針對整個上級機關的土特產品，變成了針對領導個人的特別孝敬。因此，有些深諳其中三昧的上級領導，每每在年前緊急下令，不許下級機關前來彙報工作，人來不了，自然禮也就上不來了。
畢竟時代進步了，送禮過去是下屬官員自己操辦，現在都可以商業化運作，交給專門的公司去辦。無論多大的官員，只要有愛好，都可以打聽出來，按圖索驥，得驥上禮便是。這邊廂還有專門的公司為你預備禮品，從洋煙洋酒到瑞士名表，從白玉金牛到紫砂陶器，某某年禮品完全手冊，想送什麼，送什麼檔次的禮品，為你著想到了家。有段時間，書商們喜歡做金書，我感到奇怪，為什麼要做金子的書呢？人家告訴我，送禮呀，官員最喜歡的還是金子，但直接送金子不好，名曰送書，實際送的是金子，皆大歡喜。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規模不小的官禮市場，存在許多專門吃官禮飯的商家。
人情往來，是民俗也是官俗，官場也是人間，杜絕乾淨，諒有困難。但是，任由此風勁吹，將人情往來變成仕途的苞苴，且因此形成相當規模的官禮市場，對世情政風，都不是好事情，既敗壞了官場，也毀壞了商場。因此，最好對過年的官場送禮，加以剛性限制，限制禮品的含金量，將之限制在象徵性的東西上，君子之交，即使不能淡如水，也要清淡一點。此時的監察機關，最好勤快一點，一頭盯商家，一頭盯官場，如果有人拿出特別的大禮，一查一個準。怎樣讓「禮」回歸精神本質？ 禮正在變質
怎樣讓禮回歸精神本質？
「禮」逐漸失去了它的精神性，變得更加物質，無論是送禮者還是受禮者，他們看到的更多是「利」。
年終歲尾，送禮大軍再一次出征起航，送親戚、送朋友，送領導、送客戶……
不少網友在網上哀嘆，過年到底送什麼？與此同時，各類商家也挖空心思地推出各種禮品，千奇百怪、價值不菲的禮品再一次被人們所關注。
針對當下的「送禮熱」，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河說：「在當今社會，禮正在變質，甚至變態，當禮和利益掛鉤之後，它就變成了一種考驗，送禮的方式、送禮的名目，送禮的輕重，都在考驗著人們的智商和財力，節日逐漸成為人們的一種負擔。」如何改變這一現狀，這值得我們去思考。
禮的本質
禮是精神的傳達
送禮，本是中國的傳統，甚至是整個東方世界的傳統。中國人說「有禮儀之大，謂之夏」，禮從何來？李河說：「從根本上來講，禮節最早從宗教和祭祀而來，它是儀式化的一部分」。
如今，宗教和祭祀的意義逐漸變淡，世俗化的一面成為了主流，更多的普通人，又應該怎麼樣去看待禮？李河說：「其實禮節從來都是不分開的。禮是一種符號，它是人對內心的直接訴求，是親朋好友之間的一種心靈的溝通，是傳達感情，溝通情誼的渠道。節，應該有兩個意思，節日、節制。節日在現在大多已變成吃喝玩樂的機會，其實不然，節日不光是吃飽肚子，不光是休閑，還應該有精神上的放鬆，讓人能夠有機會給感情增添一點內容」。
禮的變質
送禮成了花錢大賽
禮，從來都是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孔子教人六藝，禮居其首，可見禮的重要。然而不管是宗教的禮，還是世俗的禮，都是精神性的、符號性的。李河說：「傳統文化中的『禮』和『儀』是緊密聯繫的，而且『儀』是重心，這種儀式感是一種強烈的精神內容，物質上的內容是其次的。」
如今，禮逐漸失去了它的精神性，變得更加物質，送禮成了花錢大比賽。
從精神到物質，從原來的優雅、從容和高貴的精神內容變成了金錢和物質的代表，對於這種變化，李河說：「禮是一種符號，符號的特性就是人可以賦予它不同的內容。不同的環境中，它被賦予的內容自然不同。禮在現在顯然已經超出了感情和精神的範疇，而被賦予了太多其他的訴求。表現到具體的生活中，下級要給上級送禮，單位職工要給領導送禮，每個人都要給利益相關人送禮，再加上攀比成風，如今，禮這個符號，已經變質，甚至是變態了。」
禮的異化
送禮更多是為了打點
往來之禮，是傳統的文化和習俗。如今，禮的異化，逐漸使其失去了「往來」的特點。禮本是相互的，是雙向的，但現在幾乎變成了單向的，比如下級給上級送禮，上級回禮的可能很少。
然而單向的送禮，又該如何定義？李河說：「我們假定送禮是一個中性詞，它負的那一面，就是打點，打點自然是不需要往來的。送禮不是問題，打點才是問題。而且打點已然成風，官場、職場，包括學界都無可避免。而且，學界的打點是最不能讓人容忍的，知識分子本來最講氣節，而今，連學界都守不住一片凈土了」。
在「利交」的社會裡，在打點的人際關係中，送禮帶來的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李河說：「送禮，瓦解掉了整個社會公平、公正的環境。利交的後果，是在官場中，產生腐敗，職場中，樹立不正之風，破壞公平。學界本來和打點是格格不入的，它應該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精神世界，但也淪落了，利益讓人失守，各種各樣的學術腐敗已經不是新鮮事情了」。
禮的轉變
禮不能徹底地變成錢
失去了精神內涵，失去了儀式意義的禮，蛻變成了一場物質比賽，乃至金錢比賽。
從羞於談錢到踴躍談錢，短短几十年，改變了幾千年的禮儀習慣。李河說：「禮本是精神性質的，過去送禮，生怕體現出錢來，所以人們花心思費腦筋，想這個禮怎麼才能送得高雅，怎麼才能體現出自己的感情。而現在，人們同樣花心思費腦筋，卻變成了怎麼樣才能讓人家看出禮中的錢來，比如高價禮品要保留價簽，各有手段，五花八門。」
當禮中的錢越來越被重視，送錢就成了必然。李河說：「禮的輕重本來不應該直接影響目的，所謂禮輕情意重，禮不是衡量情誼的標準，但是當禮和利益訴求聯合起來的時候，禮輕情意重就不復存在了，人際關係在這裡變成了純粹的物質關係。古人說『禮下於人，必有所求』，這句話里的禮本來意思是態度謙恭，現在直接就成了物質和金錢」。
禮的異化是社會問題，然而在李河看來，即便是在這個環境中，也應該有底線，他說：「錢也是符號，大家都知道這個是越多越好。可能人們不得不隨波逐流，但是不應該把禮徹底變成錢，直接送錢，本來就是很犯嫌疑的」。
問題根源
生活中的無處不競爭
送禮本來應該是好事，最起碼也應該是中性的。然而，當它變成了一個值得人們擔憂的問題時，就說明我們的社會出問題了。
對於禮的異化，有人說是攀比，有人說是炫耀，李河表示：「這兩種情況都有，但不是最根本的，古人都說『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歷史上從來也不缺粗魯地送禮的人。如今的問題，送禮之間的攀比和目的性，已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才是讓人擔憂的問題」。
談及原因，李河用兩個詞來解釋：競爭、支配。他說：「當今的人們，從小到大都生活在無處不在的競爭之中，孩子生下來，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上學要有更好的學校，畢業了要有更好的工作，工作以後還要更高的職位和收入……每一個人，他的學習、工作、生活都處在競爭之中，競爭就是生命的主流，自然而然就想方設法增加自己的競爭資本，送禮也就變成了競爭的手段。另一個是支配，這是體制的問題，上級支配下級，領導支配職員，人不是自主的，不是自由的，是依附性的，這樣的狀態下，送禮就成了獲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財富的渠道。」
解決途徑
節制不能改變禮的崩潰
古人說「禮崩樂壞」，李河說：「樂壞不敢說，禮崩已經是事實」。面對愈演愈甚的送禮大潮，也一直都有人呼籲要節制，然而節制真的能減緩乃至改變禮的崩潰嗎？
在李河看來，不必去批評送禮的人，他說：「普通人，即便是真的徹底地超脫出來，完全拒絕送禮，就沒有壓力了嗎？生活在這個環境之中，很多人其實是被綁架的，比如說隨份子，這些年水漲船高，人家隨500，你能隨50嗎？」
然而，禮仍舊是需要回歸的，不能因無奈而放任。李河說：「當一個社會，連送禮都成了一個不能承受的負擔，這就非常麻煩了。我們應該想想辦法，讓這個社會能夠輕鬆一點兒，讓生活在其中的人能夠舒服一點兒。按道理說，給人們最好的建議，是讓禮回歸本性，回歸到它原本的精神含義，符號意義。」
要讓禮回歸，就要從社會的角度解決，李河說：「倘若能夠真的減弱一點人的依附性，改變一點社會的支配製度，減少一點對競爭的崇拜，把我們的社會變得寬鬆一點，更加公正和公平一點，讓打點失去意義。那麼人就可能轉變成為自主性的、不依附於級別、領導等的自由的人，那個時候，人才能真的輕鬆起來」。
晨報記者 周懷宗
李河：
當人際關係變成「利交」
南朝劉孝標在《廣絕交論》：「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當商品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變成「利交」，禮後面的節，就不再是精神的放鬆和慰藉，也不再是身體的休息和調整，而成了一個比平時更加緊張激烈的戰場。本來人們在紅塵中打滾兒，就已經很累了，過節應該平衡一下心靈，調整一下心態，但是現在卻更累了，身體累、心理累，財務上同樣也累。
但要改變這一現狀卻是很難，在如今的社會環境中，很多人其實是被綁架的。
步入社會，每個人都不得不深陷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獨善其身的結果可能是他承受不了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即使能逃避這一切的競爭，但你同樣要處理很多的社會關係，如親戚、朋友，這一切依舊要受到各種各樣的影響。
這樣一個披枷戴鎖的人，你給他出多少主意，提多少建議，都不會讓他變得輕鬆。
上樑不正下樑歪：皇帝納貢斂財是貪腐源頭
乾隆皇帝
摘自 《灰色生存》 作者：宗承灝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乾隆中期以後，官員之間喜歡借饋贈之名，行賄賂之實，以謀取不正當利益。這種灰色交易猶如軀體內的惡性腫瘤，四處蔓延，異常活躍。權力系統成為利益輸送的管道，官家制度在其傳導過程中，其剛性的一面也隨之層層遞減。遞減的制度根本無法約束食權者膨脹的慾望，這種自下而上的病原體傳導方式，將權力結構層層腐蝕。州縣將利益導向道府，道府再導向總督和巡撫，總督和巡撫則導向京城權要們，最後接棒的是皇帝本人。
在官僚機器的運行過程中，這種迎來送往的利益傳接成為權力的潤滑劑。作為這部機器的主人，乾隆皇帝居然也參與到了這場權與利的博弈當中。皇帝居然也接受朝中大臣們的禮品，送給皇帝的禮品就是「貢品」。皇帝什麼稀罕玩意沒見過，所以給皇帝辦貢是一項勞神勞心的活，各方面都要考慮周全，既要是天下奇珍，又要不流於世俗。
王亶望顯然在這方面是高手，所送禮品往往能夠博取乾隆的歡心。比如說，他準備送給皇帝一柄價值4000兩白銀的玉如意，經過一番衡量覺得還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孝敬之心，於是又在玉如意上鑲嵌大大小小珍珠為飾。四分重的珠子大約值四五千兩白銀，重五分者則需六七千兩，如搞一顆像龍眼果那樣重3錢的珠子，至少要掏白銀2萬兩。像王亶望出手如此闊綽，在各省督撫中也是屈指可數的。就算他們有這份孝心，也沒有這份財力。
王亶望之所以下這麼大本錢辦貢，倒不是他比其他官員大方，而是因為他所任的浙江巡撫是天下肥缺，一年朝廷發給他的養廉銀就有1萬兩，又加上他兼管鹽政，每年又增加9800兩津貼，這些都是制度內的合法收入。如果其他官員也打腫臉充胖子，就是自己一年的俸祿都搭進去也置辦不起禮品，更不要說過節要貢，過年要貢，皇上「萬壽」(生日)要貢，皇太后「聖壽」(生日)也要貢。
雖然進貢標準不一，但別的督撫大吏乃至京中權貴在這件事上也不敢有絲毫的怠慢。他們也得打腫臉充胖子，想盡一切辦法緊跟而上，進貢成了當時各級官員爭寵賣乖的必備手段。其實進貢之風並不是始於王亶望，當時的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曾經一次性進貢品九十餘種。當時有人將乾隆朝進貢成風的罪責推到李侍堯的身上，認定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從風而靡」。
其實將吏治腐敗的責任一股腦推給某個腐敗官員是沒有道理的。上樑不正下樑歪，正因為皇帝好這一口，下面的官員才會投其所好。
連續的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團的貪腐黑幕，乾隆也並非不清楚官員們進貢與吏治敗壞之間的關係。乾隆皇帝在查辦王亶望貪污案的整個過程中，曾經三次降旨對進貢作出某種限制，我們姑且將其認定為乾隆對官員進貢之事的自我檢討。但乾隆這麼做，只是做做應景的表面文章。因為沒有官員會相信這種蔓延開來的腐敗之風會來個急剎車。
當然對於皇帝來說，不納貢並不代表不斂財。在權力系統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這一種選擇。比如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如果說和珅撈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麼嘉慶抄沒其資產，是不是間接撈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全部充入國庫，並將這些資產用於民生，就等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但實際上並未如此。就拿王亶望貪污案來說，被革職拿問的甘肅原任、現任的大小官員有一百多名，統統被抄家。在籍沒的家產中，金珠玉玩之類最貴重的一份，照例要送進皇帝的私人金庫——內務府廣儲司。如此轉了一圈下來，本來以為貪官被殺的殺，抄家的抄家，可皇帝還是將自己扣在了這條灰色利益鏈的最後一環。
這次全國性的抄家活動持續了兩年之久，甘肅省所有的貪官數年所積珍寶，可以說悉數歸入乾隆皇帝的私囊。皇帝對官員的借事罰銀，也幾近巧取豪奪。上面曾提到的江蘇巡撫閔鶚元的弟弟閔鶴元貪污賑銀1萬9千兩，乾隆皇帝命閔鶴元十倍罰出，即罰銀19萬兩。不久又發現閔鶴元虧空庫銀6萬多兩，也讓閔鶴元賠補。閔鶚元對其弟知情不舉，在皇帝審查之時又吞吞吐吐，乾隆皇帝命其「自行議罪」，自己給自己定個罪吧。
閔鶚元只好懇求皇帝，再允許他罰銀4萬兩。閔鶚元每年就一萬兩的養廉銀，用來償付弟弟的罰項已所剩無幾。沒過多長時間，就連這筆養廉銀也被乾隆「永行停支」了。既然弟弟貪污，那麼你這個哥哥也不配享受國家發的養廉銀。
其實官員的廉潔還真就不是一時半會能夠養出來的，就拿以廉潔自律聞名的閔鶚元來說，到後來也還是在官場灰色生存的各種規則面前低下頭，走上了「苞苴日進，動逾千萬」的權錢交易之路。而他變法兒籌措來的近30萬兩罰銀，大都被指定繳到了內務府。乾隆初年，內務府的日子並不好過，如果皇家遇急事只能靠戶部的銀庫(類似於中央銀行)來暫時接濟。到了乾隆中期，在大造圓明園等皇家林苑，以及滿足皇帝種種揮霍的同時，內務府卻奇蹟般地實現了扭虧為盈，其所屬機構廣儲司、圓明園、造辦處三座銀庫更是歲歲盈積。就連戶部也經常從內務府借錢，從這一微妙變化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斂財方面絲毫不遜於他的那些臣子。
乾隆四十一年(1776)初，六十六歲的皇帝第四次東巡山東。與前幾次東巡有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只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連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都聚集於此。
一路之上儀仗塞路，鬧得山東地界是翻天覆地。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只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乾隆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寶氣，世間罕見。
我們來看一看乾隆這次短途旅行都收到了哪些貢品：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卜藏多爾吉進了「金六十錠」，凈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說，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六天後，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包括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乾隆皇帝查收。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皇宮……皇帝出一趟差，賺得盆滿缽滿。
乾隆年間的貪風之熾與懲貪之嚴，兩種風氣的激烈碰撞，讓人看得一頭霧水。我們就拿王亶望貪污案來說，整個甘肅官場可以說是到了無官不腐的地步。一件貪污案處理下來，前前後後竟殺掉大小官員50多人，不能說懲貪不嚴。可這種霹靂手段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貪風依舊愈刮愈猛。乾隆對這個案子的處理頗值得玩味，雖然整個甘肅官場到了無官不腐的地步，可最後受到國法處置的只有200人，要知道，一個省的官員接近千人。
那麼其他五分之四的官員呢？答案是，大部分官員已經被帶病提拔或者異地交流了。
這些漏網的官員就是沾了集體腐敗的光，涉案官員之多讓乾隆也覺得心驚，最後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門檻，涉案金額由最初的一千兩提高到一萬兩。既然一個林子里都是貪吃的野獸，為了保持生態平衡，那就抓大放小。皇帝用事實證明，腐敗有個邊界，沒有撈出界就是安全的；一旦撈出界，就是危險的。危險係數會隨著參與人員的增加而得到稀釋，人越多，也就越接近「安全」的彼岸。
這也正是「齊黑」效應的題中應有之義。當這條權力鏈上的所有人都準備一條道走到黑的時候，黑與白的對比也就失去了參照。在這種情況下，誰是「黑」，誰又是真正意義上的「白」呢？不過都是行走於灰色地帶罷了。
封建統治日趨腐敗 乾隆朝貪官為何這麼多
由《乾隆帝八旬萬壽圖卷·西洋點景建築》可見太平君主生活的縱恣奢華。
劉鳳雲
乾隆朝貪風之盛，從根本上說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為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統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貪墨之風尤盛，其時，不僅案件多發，婪贓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撫，下至胥吏衙役，幾乎無官不貪，儘管乾隆帝屢興大獄，然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盛。
執政過程中執法不一
乾隆皇帝雖明確規定：凡官員犯有侵貪、虧空、苛索、賄賂、欺冒、挪移、盜庫等貪污行徑，一經發覺，嚴懲不貸，強調「不可為貪官開幸生之路」，並以「斧鎖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未止」，實施嚴刑峻法。然而，專制政治賦予了統治者在執政過程中很大的隨意性，故而乾隆帝個人的權力和意志常常凌駕於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現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親信。諸如雲貴總督李侍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貪贓索賄，為雲南儲糧道海寧參劾，由於情節惡劣，大學士九卿會議斬決，但乾隆帝認為李侍堯在督撫中最為出色，遂百計回護，命各直省督撫重議。但當各督撫多請照初議定罪時，乾隆皇帝猶欲開脫之，對支持九卿之議的富勒渾等人大加斥責，並不顧眾意，以「罪疑惟輕，朕不為已甚之事」，下詔將李侍堯定為斬監候。不久，即降特旨，賜其三品頂帶花翎，起用為陝甘總督。此後，李侍堯貪瀆如故，而「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又如，閩浙總督陳輝祖亦以「能事」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陳輝祖因其弟為王亶望貪污大案成員，當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卻極力開釋之，他說：「朕斷不肯因其弟株連，遽置重典。陳輝祖尚屬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為三品頂帶，各留本任。」(《清史列傳》卷18，陳輝祖傳)而且，還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贓物的重任，陳輝祖藉機侵貪，又釀成一起侵盜官物的大案。儘管如此，乾隆帝意猶寬容，降旨改斬立決為斬監候，只因新任閩浙總督富勒渾、浙江巡撫福崧等連章劾奏，以閩浙兩省倉谷虧空等情實，證實了陳輝祖為政之貪。乾隆帝這才迫於形勢，賜令自盡。
其二，以時立法，時寬時嚴。乾隆帝在其統治前期，執法尚為嚴厲，二十餘年中，共處置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書步軍統領鄂善案;浙江巡撫常安案;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案;山東巡撫鄂樂舜案;湖南布政使楊灝案;雲貴總督恆文案，以及山東巡撫蔣洲案。這幾起案件，犯贓者家被籍沒，人被處死。其中，蔣洲乃前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亦嚴懲不貸。為此，乾隆皇帝還特加指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恆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表明了這一時期乾隆帝在執法上的嚴肅性。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特別是到其統治後期，乾隆帝懲貪則「多從寬縱」。乾隆四十三年(1778)，粵海關德魁虧空稅銀，按律應賠兩萬餘兩，乾隆帝諭令全免。浙江巡撫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盤查浙江省虧空案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案時，已發現其婪贓之蛛絲馬跡，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將福崧改調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楊景素等人，皆贓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們死後才予以處置。其寬縱的結果，必然為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督撫等遂爾無所敬畏，任意妄行」，釀成乾隆後期一起又一起的貪污大案。
寵重和珅形成惡性循環
乾隆帝在其統治後期寵重和珅，當為人盡皆知的故事。他先後任命和珅為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和吏、戶、兵三部尚書等官職，秉政達二十餘年之久。乾隆後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諸多影響。
據記載：「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奔走其門下以為快。」「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或「恃為奧援」極力攀附之。故而，隨著和珅官職與官位的不斷加升，其家也開始門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當國，一時朝士若騖，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後期，時稱為『補子衚衕』。」補子是官服，說的是官員奔競結交和珅的醜態，而時風可見一斑。至於官員走和珅門徑的具體情形，嘉慶時查辦的兩淮鹽政徵瑞行賄案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兩淮鹽政是一肥缺，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稱：他於嘉慶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時，饋銀二十萬兩，「彼時和珅意存見少，欲伊增至四十萬，是以未收。而從前曾送過和珅二十萬，當經收受。此外和珅交辦緞匹物件等項，並奇巧之物，不可勝計」。
和珅婪贓納賄，直接導致了兩個後果：其一，官員在政治目的與利益的驅使下，或自上索賄，導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監守自盜，虧空國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貪婪，官吏爭相效尤，有恃無恐。故乾隆後期的貪污大案，凡情節嚴重、手段卑劣者，多與和珅有關。
和珅為了滿足乾隆帝的揮霍慾望，還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議罪銀」制度，規定凡官員坐罪，可以通過繳納銀兩的方式得到豁免或減輕處罰，議罪銀所得款項均入內務府各庫，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員的貪污行徑更加肆無忌憚，有人在繳納議罪銀後旋即再去婪臟索賄，形成惡性循環。
太平君主的縱情奢華
就乾隆皇帝的個性而言，他除了「日勵自心強不息」之外，還好大喜功，醉心於盛世太平君主的享樂中，縱恣奢華。其突出表現有兩點：
一是大量收受貢納。凡逢年節、壽誕、慶典，地方官員都要向皇帝獻納，稱為「土宜物件」。雖然乾隆帝多次發布上諭，要臣下勿進或少進貢品，但卻從不停止收受，甚至還有以攤派的形式強征的事情發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壽，「內外宮殿，大小物儀，無不新辦。自燕京至圓明園，樓台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營辦之資無慮屢萬，而一毫不費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員俱有進獻，內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兩淮鹽院所納四百萬金助之。」 這次慶典所用經費共計白銀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其中地方官報效數額佔62%，均「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無度。乾隆在位期間，六次南巡，七次東巡，五次西巡，至於近畿京郊，車駕時出，數不勝記。凡巡幸所經，雖有賑濟災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費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隨行人員多達2500多人，在車駕往返5800餘里的行程中，陸路用馬五六千匹，大車百餘輛，水路用船千餘艘。而巡幸的準備工作，早自前一年便開始進行，並由親王任總理行營事務大臣，負責勘察道路，修橋鋪路，修葺名勝和興建行宮等等。排場上極盡揚厲，飲食上也相當講究。
乾隆帝的縱情驕奢，必然影響到時政和時風。首先，大小臣工為迎駕紛紛效尤。僅以各地給皇帝搭蓋的彩棚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經由山東、直隸時，天氣已漸炎熱，需搭棚避暑。後為取悅帝意，各地爭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駕，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觀。又如蘇州的獅子林，本已荒蕪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後開始修復，歷經十年，至三次南巡時，終成一座風景秀麗的江南名園。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敗。地方官無論貢納還是巡幸辦差，都要耗費巨額銀兩。這給地方官辦差造成巨大壓力，並成為其貪污的口實。
乾隆朝貪風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為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統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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