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張維迎產業政策第二場爭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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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4日，作為「朗潤·格政」系列活動之一，《中國的奇蹟》出版二十周年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萬眾樓舉辦。會上林毅夫和張維迎就產業政策進行了激烈爭論，這也是繼今年7月在復旦大學之後，林毅夫和張維迎就產業政策進行的第二場爭論。

林毅夫：中國經濟奇蹟的經驗

今年是《中國的奇蹟》出版20周年。在過去20年里，正如書名所揭示的那樣，中國經濟創下人類歷史上的奇蹟。1994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比當時世界上最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還要低。在此之後，中國維持了20年平均10%的增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09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10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最大貿易國；2014年，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並且，中國還是唯一沒有發生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大國。這些成績與《中國的奇蹟》的預測是一致的。

儘管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中國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201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不過是6800美元。今天討論中國奇蹟的下一步，也就是中國有沒有可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變成高收入國家。目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好時機。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連續19個季度下滑，今年第三季度只有7.3%，經濟繼續下行的壓力很大。中國未來能否維持7%以上的中高速增長，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中國經濟過去20年的轉型和發展的政策與主流理論有相當多背離的地方，主流理論沒有真正揭示中國經濟在轉型期維持穩定和快速的運行機制。下面結合之前的研究回答幾個有關中國經濟的重要問題。

（1）為什麼在有很多制度與政策扭曲的狀況下，中國為什麼在1979-1993的15年間取得年均9.68%增長率的傲人成績後，還能在維持20年年均9.82%的高速增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主張回歸到增長的本質。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源自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都處於世界前沿，所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依賴於自身發明，具有投入大、風險高的特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有成熟的方案作為參考，成本和風險可以比發達國家低得多，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上比發達國家快，經濟增速可以比發達國家高。中國在過去35年持續增長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的後發優勢。

（2）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後發優勢一直存在，但為什麼之前不能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這與中國的發展戰略有關。中國在建國以後提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希望在最前沿的技術和產業領域與發達國家一較高低，放棄了利用後發優勢。此外，優先發展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且技術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不符合當時我國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沒有自生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這些先進產業中企業的持續經營，政府就必須不斷給予各種保護補貼，採取價格扭曲和市場干預等方式，造成資源從有競爭力的、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錯誤配置到沒有競爭力的、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可見，在不當的發展戰略下，即使存在後發優勢，經濟發展的績效仍然較低。

（3）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為儘快建立現代化大產業，都實施了趕超戰略，其經濟發展績效跟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一樣差。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同時，其他國家也在經歷轉型。中國轉型的結果是穩定持續高速的增長，而其他國家的轉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滑，危機不斷。

上述差異的根源在於轉型戰略。前蘇聯、東歐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轉型依據華盛頓共識，要把各種政府干預和補貼一次性消除。這種轉型戰略的最大錯誤在於沒有認識到當時的干預和補貼內生於那些沒有自生能力的大企業。如果一次性取消干預和補貼，大企業就沒有辦法生存，導致大量失業，影響社會穩定。此外，大企業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石，國防安全所必需。在取消掉原來的扭曲之後，又要引進各種隱性的保護和補貼，甚至導致了更為巨額的補貼。這也是為什麼前蘇聯、東歐和其他根據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的國家在經濟績效方面比改革之前還要差。

中國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戰略，具體做法是以雙軌製為特徵的漸進性改革。中國為了維持穩定，繼續給原有產業提供保護和補貼，同時放開在傳統戰略下受到抑制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准入，並且因勢利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基礎設施不完善，營商環境較差。當時的做法是發展經濟特區和各種工業園區，在這些區域一方面建設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實施一站式服務。在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要素的生產成本低，而且交易成本低，有利於降低產品的總成本，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此外，當時中國是內向程度非常高的經濟，為了把產品賣到國際市場上，中國積極招商引資，把我國台灣、香港和韓國已經在全球貿易鏈條中立足的企業吸引到中國大陸，從而擁有很強的出口競爭力。

（4）為什麼中國在經濟增長很好的情況下還存在許多經濟社會問題，如收入分配不公、腐敗問題、環境問題？我認為有的問題與雙軌制漸進轉型有關，有的問題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收入分配不公和腐敗問題則與轉型有關。雙軌制轉型雖能維持穩定和高速增長，但代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腐敗。比如金融體系較多服務於大型企業，農戶以及小微企業面臨融資難，發展比較慢。大型企業獲得資金的成本較低，相當於得到補貼。除了上述金融結構問題，資源稅費偏低以及壟斷都會引發收入分配問題，相伴而生的經濟租金也會導致腐敗的出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是低收入國家，當時違反比較優勢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這些扭曲所形成的保護及補貼是雪中送炭；目前我國是中高收入國家，許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已經變為符合比較優勢，如果再進行保護及補貼，就變成了錦上添花，對維持經濟穩定沒有幫助，造成的只是收入分配和腐敗問題的惡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目的就是要消除各種扭曲，取消保護及補貼。改革落實後，收入分配和腐敗問題能夠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環境問題則主要與發展階段有關。在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低，通常環境比較好。但在製造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高，環境會較差。如果中國經濟能夠繼續發展，進入高收入階段，環境問題就會改善。

（5）中國繼續維持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要回歸到中國是否仍有後發優勢。衡量後發優勢最好的指標，是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少，因為，人均收入水平決定於平均勞動力水平，後者則反映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在2008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僅為美國的21%。根據日本、新加坡、韓國在同一水平的發展經驗，可以判斷中國從2008年開始仍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這個潛力的發揮需要有「有效的市場」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以克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伴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主張市場在資源配置上其決定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打下了基礎，也為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創造了條件。我想中國未來維持中高速的增長是有可能的。

（6）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沒有可能像中國一樣取得高增長？從經濟發展績效來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兩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一直深陷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抓住經濟增長的本質，不能實現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同時在經濟轉型中實事求是，我相信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維持數十年每年8%或更高的增長，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林毅夫：中國經濟奇蹟的經驗

張維迎：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成就與經驗？

《中國的奇蹟》出版二十周年之際組織專門討論本身就體現了這本書的價值和林毅夫教授的影響力。今天講的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並不是完全針對這本書和林毅夫教授的觀點。

（1）後發國家保持長時間持續增長很難說是奇蹟。哈耶克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國家可以利用自由國家發展起來的技術保持一段時間的高增長。真正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這些落後國家之前沒有發展。

人類歷史上真正的經濟增長奇蹟應該是英國和美國。由於工業革命，英國從一個邊陲島國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引領者。美國則從一個南北戰爭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農村的農業國家，在三十年後的189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中國的經濟增長值得我們高興。這說明，人只要有自由，就會有發展。中國過去30年之所以取得這麼好的成就，就是總體而言政府管的越來越少，雖然中間有所反覆。目前之所以還有很多問題，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

需要特彆強調的是，中國目前瀰漫著一種過度自信的氣氛，一方面反對普世價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國的經驗變成普遍的規律用來指導其它國家。實際上，中國過去30多年在持續經濟增長的同時，卻並沒有創造能對人類未來發展提供重要推動力的新技術。英國產業革命期間創造蒸汽機，帶來了機械化；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30年里在電器以及汽車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如果我們不能夠謙遜的對待成就，我們就可能走向反面。

（2）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林毅夫教授的經濟學說始終強調經濟發展要利用比較優勢；與此同時，林毅夫教授也強調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來利用比較優勢。這存在邏輯上的矛盾，也與歷史上的經驗不相容。理論上，最初提出比較優勢理論的斯密和李嘉圖等人以及後來強調分工帶來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楊小凱教授都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發揮比較優勢的制度。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比較優勢沒有得到發揮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市場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場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會想盡一切辦法利用比較優勢。比如說，陝北缺水，農民不會自發選擇種水稻。然而計劃經濟則可能要求農民在沒有水的地方種水稻。

（3）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存在矛盾。社會進步和人類富有的本質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來源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可惜地是，目前正規的經濟增長模型都缺少企業家這個關鍵因素，因為他們假設所有人都同樣聰明理性，這是經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缺陷。誠然，企業家有可能判斷錯誤，但是他們與常人不一樣，一旦成功便可以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好處。

正是因為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產業政策的負面作用才更加鮮明。四十年前，比爾蓋茨預計未來將會是一個計算機的世界，所以他一頭扎進了軟體產業。產業政策能夠取得積極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能力去判斷未來，然而這個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員的優勢並不在於能夠更準確地判斷未來，而在於能夠在現有的官僚主義下循規蹈矩地做好本職工作。在體制層面上，也並沒有相關的激勵促使政府官員冒巨大的風險制定未來才能證明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各國的產業政策大部分都失敗了，就是因為產業政策在本質上與企業家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實際操作上，正確有效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難，不論是企業家還是科學家都難當大任。首先，企業家本身隨著時代變化，過去成功的企業家也不是判斷未來的最好人選。假如1990年美國任命比爾蓋茨負責制定產業政策，那麼互聯網肯定會遭受重大的打擊，因為當時比爾蓋茨只在乎個人計算機，而不看好互聯網。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學家組成產業政策委員會，也只能看到某一個領域上的技術變化，而無法像企業家一樣看到人類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說由政府官員制定的產業政策，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其無用甚至有害。比如，地方政府希望將光伏產業扶植成主導型產業，用土地、信貸和稅收等優惠來招商引資，導致過度進入的潮湧現象。

（4）重新思考戰略與體制的關係。林毅夫教授認為政府為了推行趕超戰略，不得不扭曲體制。但究竟是體制導致了戰略，還是戰略導致了體制，是很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從歷史上看，最初主張推行計劃經濟的人並不是出於趕超的目的，而是基於防止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需要。一旦實施了計劃經濟，政府肯定要折騰。出於執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個倒退的戰略，所以只能趕超。一旦存在這種趕超戰略，企業家精神就會遭遇打壓，否定個人權利和市場的存在。

討論體制與戰略的問題，實際是在討論究竟政府是個人實現幸福的工具，還是個人是政府實現某種戰略的工具的問題。如果個人可以成為實現政府實現某種戰略的工具，那麼實施國家戰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實現個人幸福的工具，那麼就應該保證更多的個人自由，促進市場體系建設，讓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

林毅夫：對《中國的奇蹟》有關評論的回應

張維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第一，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之所以發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自由。實際上，中國傳統社會就是自然經濟，「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是相當自由的，當時政府的力量對生產沒有多大影響，基本上就只是收稅，但仍然發展不好。此外，從歐美等國的經歷來看，工業革命的產生與企業家精神有關，但是它還有賴於基礎科學的革命和產權制度的建立。基礎科學的革命不受企業家精神影響，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學家推動的，政府部門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專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說中國落後是因為沒有自由，我覺得這個解釋沒有抓到現代經濟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張維迎教授認為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覺得比較優勢有靜態和動態之分，在發揮動態比較優勢時，政府的作用很關鍵。隨著經濟的發展，要素的稟賦結構會發生變化，一些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得符合比較優勢，這時就需要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變化，既會面臨很多外部性的問題，也會面臨很多協調的問題，比如對基礎設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務的要求會相應變化，這些變化不是單獨企業家能夠做的，必須要由政府協調不同的企業來進行，或由政府來提供。

第三，張維迎教授認為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存在矛盾。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在《國富論》裡面沒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闡述。不過，企業家的創新主要是在產品層面的創新，或者技術運用方面的創新。這些創新建立在基礎科研跟公用技術的突破之上，而基礎科研跟公用技術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國到今天也還是這樣。以大家津津樂道的喬布斯為例，1976年推出的蘋果I型計算機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支持的計算技術的研發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後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資金支持而研發出來的衛星定位、聲控和大規模儲存等新技術上的，喬布斯的天才在於把這些新技術組合開發成消費者喜愛的新產品。政府對基礎科研的預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戰略性的選擇，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這就是產業政策的作用。

潮湧現象的出現不是產業政策導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紀90年代美國沒有互聯網的產業政策，同樣有互聯網的潮湧現象。我同意大部分國家的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沒有產業政策的國家基本上沒有成功的。我們要避免產業政策的失敗，也要避免沒有產業政策的失敗。所以，應該研究什麼樣的產業政策能夠成功，這也是新結構經濟學所要做的貢獻的地方。

最後，張維迎教授認為國家發展戰略侵犯個人自由。我的觀點是，在結構變遷過程當中，如果政府不因勢利導解決問題，不對基礎科研、基礎設施、教育、金融等進行完善，那麼企業家精神也發揮不出來。政府發揮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對的，其實能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