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銘銘事件」中的「絞肉機」「屠宰場」氣息

　　一位知名學者突然被指有這樣的劣跡，不啻是學術界的一次小型地震。

　　《社會科學報》是在2001年9月收到王曉生投稿的，到2002年1月10日文章見報，他們用了長達5個月的時間來核對事實和組織學者評論。在程序上，他們已經做到了足夠嚴謹。儘管如此，某些評論依然被指主觀色彩過於濃厚。比如說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的文章，個中字句之衝動，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他以前和王銘銘學術論戰結下的私怨來。

　　一些殺伐之氣甚重的文字，令一些網友聞到了「絞肉機」和「屠宰場」的氣息。

　　而為王銘銘說話的人，也難免犯同樣的毛病。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4位博士生，1月14日為此事向北京大學領導上書，希望不要對王銘銘求全責備，這封信提出了重要的一點：「學術批評應該全面、客觀、平和、公正，執一端而不計其餘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但也許是「為尊者諱」，這封信情真意切，對於「剽竊」之事卻輕輕帶過，而且言辭之中頗有懷疑揭發批評者「別有用心」的含義，因而在輿論上並不叫好。

　　曹樹基因此說：「所謂辯護，要指出我們對他的揭發、指責哪些是錯誤的，但他們是在這樣一個三段論的邏輯下為之辯護————王銘銘是一個有傑出貢獻的學者，這樣的學者不可能抄襲，即便有抄襲也是輕微的或者是可以原諒的，所以，攻擊他的人、揭發他的人是卑鄙的，是別有用心的————這個偽邏輯是自言自語的阿Q似的自我安慰，所以我不覺得那是辯護。」

　　對於如何對待王銘銘本人，人們依然爭論不休。相當一部分人贊同對王不留情面的懲罰，儘管他們也承認王的學術貢獻，但認為錯誤和成績是兩件事，不應放在一起談，如果以此為理由放他一馬，則會助長學術界的剽竊之風。武漢大學哲學系的鄧曉芒教授就持這種觀點，「對待學術抄襲應該像對待盜版一樣，一旦發現就罰個傾家蕩產。」

　　而呼籲「保護王銘銘」的，以清華大學的郭於華和中央民族學院的張海洋兩位人類學者為代表。這並不意味著對王在此事上的錯誤視而不見，他們也希望王能夠及早出來道歉，但更希望公眾能夠認清王銘銘的貢獻和錯誤的比例關係。他們並不希望看到王銘銘因此被中斷學術生命，那對於中國人類學會是一個重大損失。郭對王銘銘的評價相當之高，「中國的人類學研究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王銘銘功不可沒。」

　　而張海洋為王銘銘在中國人類學中的位置做了一個定位。他說，中國以實地調查方式做相關研究的人類學會會員大約有上千人，在專業領域，也就是在各個大學和研究所從事這項工作的大約150—200人，真正有學術地位的，大約只有15—20個人，王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這樣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多了：「對王的判斷要功過分明，對他的錯誤要嚴肅批評；對他的成績要充分肯定。不能一批評，就懷疑人家別有用心，是把王教授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肯定，連錯誤都不認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