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聖王陽明3 作者:小孤心
08-04
自從王守仁同學確信自己能夠成為聖人後,他再也坐不住了。千古文人俠客夢,這一年王守仁13歲,正處於做夢的年齡。他偷偷溜出學校,單槍匹馬來到居庸關。當年朱元璋怕北元捲土重來,出巨資讓徐達,常遇春規劃督造「居庸關防禦體系」,可見此地之重要與兇險。 作為北京的咽喉,居庸關依山起勢,巍峨雄壯。王守仁縱馬上關,遙望八達嶺,登時有一種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之情。此刻,一幅烽煙滾滾,戰鼓嘹亮,銀光皚皚,喊殺振天的畫面在他眼前浮現,耳畔迴響起「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詩句,又聯想到明朝邊患未除,熱血青年王守仁頓時沸騰了。 他開始吟誦當年高適的一首五律: 行子對飛蓬,金鞭指鐵驄。 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 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離魂莫惆悵,看取寶刀雄! 於是,有人不解了,王守仁翹了一天的課大老遠跑到這來只是為了考察地形,抒發感情嗎? 非也,他是來緬懷心目中的偶像,民族英雄于謙。 明朝知名度最高的兩個悲劇英雄,一個是袁崇煥,一個是于謙。 悲哀的袁崇煥被比他更可悲的崇禎磔死在北京街頭,一縷英魂,至今不得安寧。其實,袁崇煥的死至少他自己要負兩個責任:誇口五年復遼和斬殺毛文龍。且後金雖強,袁崇煥仍有選擇的餘地,而另一個「冤大頭」于謙面對的,卻是一道註定無解的數學題。 時間需要上溯到宣德年間。明宣宗朱瞻基在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的輔佐下,勤勉政務,與民休息,將史稱「仁宣之治」的和諧盛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然而,就在這一片海宴清河之中,一股不和諧的勢力正在暗潮湧動,躍躍欲試。 朱高煦已經連續一個多月失眠了。作為一名職業陰謀家,他已經忍了太久太久。這位朱元璋的孫子,朱棣的兒子,做夢都想讓爺爺和父親的舊業(造反)在自己手中重現輝煌。早在朱棣造反的時候(靖難之役),他那雄才大略的父親就拍著朱高煦的肩膀說:「勉之,世子(朱高熾)多疾。」 從那時起,朱高煦每晚都會做同一個夢:肥胖臃腫外加瘸腿的殘疾人士朱高熾被朱棣大罵一頓後,廢除了太子的稱號。而作為弟弟的他受到父皇的青睞,終於有一天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如果用一句詩來描述朱高煦內心深處的慾望,那就是:「啊,皇位!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朱高煦在等待造反的時機,他等啊等,從朱棣等到朱高熾,再到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突然有一天,他發現連自己周圍的人都忙著建設和諧社會去了,根本不可能跟他去搞暴動。於是,夢想照進現實了,希望的肥皂泡破滅了,朱高煦發飆了。 平心而論,朱高煦同志長期以來還是做了很多破壞活動的,但經過元末明初的長期動亂,時代的主題已經演變為和平發展,圖謀顛覆國家政權的野心家早已失去群眾基礎。 而且,朱高煦同志的業務素質不行,搞了幾十年陰謀一世無成,幾個皇帝在自己眼前上上下下,如今連小字的輩朱瞻基都上台了,作為一名陰謀家,朱高煦的事業是失敗的。更可悲的是,他想造反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上到皇帝下至百姓,都知道這位大仙想要造反,大家茶餘飯後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朱高煦同志到底什麼時候反。 朱高煦出離憤怒了,他覺得的自己的智商遭到了嚴重的侮辱。不想再等了,不能再忍了,我朱高煦混二十多年我容易么!造反了! 事實證明,要想做一個成功的陰謀家,關鍵在於提高自身的素質。 朱高煦的鬧劇持續了不到一個月就收場了,政府軍包圍了他的封地樂安城。御駕親征的朱瞻基望著出城受降的活寶寶叔叔,按成例派一名御史出來宣布罪行,俗稱罵人。 當年陳琳罵曹操,駱賓王罵武則天的檄文都以罵出文采,罵出氣勢聳動千古。但今天,這兩位的紀錄都將被一位青年才俊打破。 那個御史踏步上前,面對眼前這位昔日的王爺,毫無懼色,開始數落其罪狀。他罵聲宏亮,鏗鏘有力,並能配合嚴厲的表情。朱高煦跪在地上瑟瑟發抖,眼前一片漆黑,只覺暗雲肆涌,雨驟風疾,又如狂浪襲,殘陽泣,千魔蝕日,甲兵頓敝。恍惚中,罵聲猛然提高了一個分貝,有如亟電崩離,平地驚雷憾然震天地。心理素質一向很好的朱高煦終於崩潰了,他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 眾人愕然。 不過大家放心,當年諸葛亮罵死王朗是敵我矛盾,而皇室子弟造反是人民內部矛盾,屬於可以改造好的那一類,不會痛下殺手的。 朱瞻基著人將已被罵殘的朱高煦扶上車,準備帶回北京打入天牢。 而如此「慘絕人寰」的一幕也給朱瞻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認定這個御史是可造之才,回京之後,當即下令派他巡按江西。 這一舉動明顯是想歷練此人,然後加以重用。 而他果然不負眾望,二十年後,他將挺身而出,奮力挽救國家的危亡,並成就了偉大的事業,千古流芳。 他的名字叫做于謙。但凡名人,小時候總會有些傳奇經歷。浙江錢塘人于謙七歲的時候就被一個僧人(又是和尚)告知:「他日救時宰相也。」 救時宰相是對於謙一生最準確的評價,但也是他一切悲劇的根源。 于謙24歲中進士,宣德元年被授以山西道御史。 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明朝的官制。 內閣:起初由模範皇帝朱元璋設立,為自己處理文件的秘書機構。內閣大學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階很低(正五品)。隨著後面的皇帝一個比一個懶,內閣大學士承擔起處理政務的重任,內閣成了實際上的最高權力機關。三楊之後,內閣閣員一般兼任六部尚書,並且非翰林不得入閣,於是入閣拜相便成為每一個文官夢寐以求的事,而由此引發的掐架對罵,暗算謀殺等政治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成為明朝一道獨特的風景。 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要分先後)。六部各設尚書一人(正二品),直接對皇帝負責,尚書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長)、郎中(司長)、員外郎和主事。 督察院:直屬於皇帝的監察部門,下設左右督御史(正二品)、左右副督御史(正三品)、左右僉督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設十三道監察御史(于謙當的就是這個),分管每個省的監察工作(當時中國分十三個省)。十三道監察御史與直屬於皇帝的六科給事中統稱「科道」,就是通常所說的「言官」。 六科: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每科設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與給事中(從七品)。給事中品級雖低,權利很大,皇帝交給各個衙門辦理的工作每五天要到六科那註銷一次,如果有脫拉或者辦事不力的,六科直接向皇帝報告。六科還可以參與官員的選拔,皇帝御前會議,審理有罪的官員。最重要的是六科有封還皇帝敕書的權利,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認為不妥可以封還,不予執行。 翰林院:相當於中央黨校。翰林院的首長叫翰林學士(正五品),下設侍讀學士兩人,侍講學士兩人(從五品),侍讀、侍講各兩人(正六品)。修撰(從六品)考中狀元後立即授予此職,編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即授予此職。翰林雖無實權,但從翰林院出來的人大多成為高官,乃至內閣首輔。 詹士府:負責輔助太子的機構。設正三品詹士一人,正四品少詹士一人,正六品府丞一人。詹士府下面是左右春坊,司經局和主簿廳。 此外還有大理寺(最高人民法院),與刑部,都察院構成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祿寺:主管宴享。 太僕寺:管馬。 鴻臚寺:管招待外賓。 一切就從於謙巡按江西開始吧。意氣風發的于謙在江西審理了幾件大案要案,昭雪了幾百個被冤枉的囚犯,一時聲名雀起,當地百姓呼之為「於青天」。正好當時朝庭要增設各部侍郎,於是朱瞻基親自寫下於謙的名字交給吏部,將他越級提升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于謙到任後,誰也不甩,獨自騎馬走遍了所轄地區,訪問父老,考察當時各項應該興辦或革新的事,一有發現,立即上疏提出。 比如正統六年,于謙上疏說:「現在河南、山西各自儲存了數百萬穀物。請於每年三月,令各府州縣上報缺糧的貧困戶,把穀物分發給他們,等秋收後還給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貧窮無力的,則免予償還。州縣吏員任滿應該提升時,儲存預備糧達不到指標的,不準離任。並命令監察官員經常稽查視察。」 應該說這道奏疏是很有創見的,雖然看似借鑒了王安石的「青苗法」,但于謙的辦法無疑更實用,更具普適性。於是朱祁鎮(朱瞻基的兒子)下詔令當地政府按此執行。 于謙在河南任上興修水利,開墾農田,一時政通人和,連常年稱霸太行山的土匪都因懼怕他的威名藏了起來,不敢鬧事。 正統13年,于謙升任兵部左侍郎。而他的生活軌跡,也因為一個人,即將發生改變。 于謙是個剛直不阿的人,有詩為證: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經常同於大人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他的口頭禪是:「此一腔熱血,意灑何地!」 由於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位朝中大佬罩著,于謙的仕途在「三楊開泰」的仁宣時代可謂一帆風順,但到了正統年間,事情慢慢發生了變化。 這還要從明朝的文官集團說起。有明一朝,文官上萬,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銳意進取開拓型。這一類人很少,但綜合素質比較高,主攻儒學,旁收佛老,到了後期一般都接受過心學思想。代表人物為張居正。 二:歇斯底里腦殘型。這一類人很多,大多集中在翰林院和科道官員中,特點是嚴於律人,寬於律己。管你什麼皇帝王爺,逮住誰咬誰,打擊面相當寬,內容相當廣,本著糞土當年萬侯的精神一噴到底,反正「打死不要緊,青史留名在」。代表人物很多,恕不羅列。 三:碌碌無為混事型。這類人經歷了很多政治風波,信奉黃老無為之術,以安定團結為追求,裝聾作啞,一問三不知。代表人物申時行。 天天面對的都是這樣一群人,明朝皇帝的痛苦不難想像:第一類人太強(一個比一個陰),第二類人太猛(有事沒事都想挖苦你),第三類人根本就是廢柴(還賴著不走)。 於是,到了正統年間,被底下那群不要命的瘋子搞得頭大的朱祁鎮把目光投向了另一股新興勢力王振最近很鬱悶,他是個有抱負有追求的人,然而殘酷的現實告訴他:你不是讀書的料。 如果王振生在現代倒也罷了,不適合讀書還可以做做生意,炒股炒房,加入黑社會或者入黨。但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明朝,他開始絕望了。 幸好王振還是個秀才,可以教教書養活自己,但他從來就不安於現狀。王振的人生哲學是:心有多高,天有多大。於是有一天,深感前途渺茫的王振懷著對應試教育的仇恨和對社會的不滿,毅然自宮了。 人生沒有那麼多回寰的餘地,開始了就不能回頭。心中搖晃著悲涼的王振入宮當了宦官。 由於朱元璋對宦官的嚴格約束,明朝初年選擇這個行業的人,前途是非常慘淡的。後來朱棣造反時得到宦官許多幫助,行業形象有所上升,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宦官都是遭人鄙視的職業,如果不是窮的混不下去了,打死都沒人願意去當。 這裡,我們不得不佩服王振的勇氣和眼光,他看準了權力遊戲的實質:越接近權力中心,越容易獲得權力。 早在朱瞻基當皇帝的晚年,他就刻意讓宮裡的宦官讀書識字。也許朱瞻基已經察覺到,越來越無法無天的文官集團是該需要一個勢力來牽制了。王振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慢慢出頭的。 明代宦官有很多級別,剛進宮時只能當典簿、長隨、奉御,表現良好可能被升遷為監丞,監丞再往上升是少監,少監的上司才是大名鼎鼎的太監。宦官還有專門的機構,共二十四個衙門,分別有十二監、四局、八司,真正有實權的當屬司禮監。到了後期,內閣票擬(提出建議),司禮監秉筆太監批紅(表示同意),司禮監掌印太監蓋章(確認生效),一項方案就此誕生。如果內閣和司禮監配合默契,皇權基本上就被架空了(張居正和馮保)。但大多數情況下,是皇帝看著文官和太監斗得你死我活,自己逍遙快活。 彼時,半文盲的王振身處一堆文盲宦官之中,立刻顯得卓爾不群。 到了明英宗朱祁鎮當太子的時候,王振因為與眾不同而得以「朝夕侍側」,兩人感情日篤,英宗呼之為「先生」。等英宗登基的時候,王振執掌司禮監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而這也標誌著明代太監怙勢弄權的開始。 自古文人相輕,愛走極端,而半吊子文人王振一朝大權在手,便開始發泄他對文官集團的憤恨(得不到你就毀了你)。當時,兵部尚書王驥和兵部侍郎鄺野奉旨籌邊,回報的晚了,王振便攢掇朱祁鎮將兩人叫到跟前,大罵道:「爾等欺朕年幼,如此怠玩。成何國體!」隨即喝令左右,將二人下獄論罪。而在此之前,明朝沒有任何一個太監敢在朝廷的二品大員面前如此囂張。 等到三楊死後,王振愈發肆行無忌,將朱元璋當年立在宮門,上書「內宮不得干預朝政」的鐵牌撤去,當真是人擋殺人,佛擋殺佛。 某日,一個叫劉球的翰林侍講閑得慌,便上了道奏書,說了很多廢話,大意是讓皇上勤勉政事,少修房子,多用賢臣,加強武備,還象徵性的點了幾個人的名字,惟獨沒有王振(可見都是廢話)。其實,明朝像劉球這樣平日有事沒事寫篇文章「謗君賣直」的人很多,無非是想引人注目,炒作一下自己,只要主題思想不反黨反社會,也沒人去管他。 可劉球這次玩出事了。 一個叫彭德清的欽天監監正(氣象局局長),自願給王振當走狗,一時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朝中官員競相拜謁巴結。而劉球和彭德清是同鄉,卻從來不鳥他。彭德清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他將劉球的奏章摘抄下來,找到王振,說:「點了這麼多名字偏偏沒有您,這是劉球在有意影射彈劾您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王振文化程度不高,經他一挑唆也怒了,立刻將劉球下獄,並遣錦衣衛指揮馬順到牢中暗殺劉球。據說劉球死時呼號悲泣,頭都斷了還大罵不已,慘不忍睹。 《明史》為了宣揚因果報應,說後來劉球的鬼魂附到馬順的兒子身上,結果他兒子病狂大哭,又是拔頭髮又是撞牆,還痛罵道:「馬順老賊!我劉球並無大過,你竟趨附逆閹害死我,我先索了你兒子去罷!」說完,兩目上翻,倒地而亡。傳說雖不足信,卻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王振的殘忍。 另一個撞到槍口上的是國子監祭酒(中央大學校長)李時勉。老憤青李時勉命中注定有此一劫,這個人早在永樂時期就敢當面頂撞朱棣。朱棣的脾氣比他爹朱元璋好不到哪去,當年殺鐵鉉的時候令人割下他的鼻子耳朵,煮熟以後塞到他嘴裡,再將其凌遲,最後還要油炸他的屍體;滅方孝孺十族更是令天下色變。李時勉頂撞的就是這樣一個殺人魔王。不過他運氣實在太好,逃過一劫。 於是李時勉再接再厲,在仁宣兩朝發了很多牢騷,經常寫文章諷刺黨和國家領導人,但由於他名氣太大(敢和朱棣叫板),每次都能涉險過關。 不過這一次,不要命的李時勉遇到了不要臉的王振,這兩個人PK的結果是什麼呢?很多人拭目以待。其實,李時勉是個關心教育的好官,他上書請求改建國子監,大師大樓我都要,朱祁鎮接到奏摺便讓王振去實地考察考察。 中國人都知道,評估小組是惹不起的。但李時勉就敢惹,他平時就厭惡太監(人之常情),更不要說是臭名昭著的王振了。於是李校長又憤青了一把,冷言冷語地將王振氣走了。 王振回去以後給李時勉安了一個搞笑的罪名——私伐官樹。要將七十多歲的李校長枷號示眾。但王振低估了李時勉的影響力,這個不畏強權的四朝元老已成為莘莘學子們的偶像。於是,三千多太學生上疏營救他們的校長,群情激憤,眼看就要引發一場學潮,最後還是朱祁鎮的母親孫太后出面協調,才解決了這件事,釋放了李時勉。其實,孫太后只是朱祁鎮名義上的母親,而他的生母是個默默無聞的宮女。當宣宗時,孫太后的身份還是一個不能生育的孫貴妃,朱瞻基的正室是賢良有加的胡皇后。而朱祁鎮是宣宗的長子,剛一出生便被立為太子,於是孫貴妃便設計陷害胡皇后,使之被廢為,又派人暗中做掉朱祁鎮的生母,自己則當上了皇后。由於她的淫威,這樁宮闈秘案直到三十多年後才曝光。 但人性就是如此複雜,孫太后對搶來的兒子朱祁鎮呵護有加,視如己出。很多年後,當朱祁鎮被景帝朱祁鈺囚禁在南宮,命懸一線時,是孫太后和朱祁鈺據理力爭,並數次差人給南宮送去禦寒的衣裘,方才救了朱祁鎮的命。 可即使聰明如孫太后,也早已不是王振的對手。因為此人不學有術,深諳兒童心理學,將朱祁鎮哄得團團轉,對他惟命是從。 於是王振排除干擾,繼續玩火,先流放了一個說他壞話的大理寺丞,再罰一個拜見他時拒不下跪的御史戍邊,一時朝野上下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當年李林甫專權時,明告所有諫官:「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勿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則斥去,悔之何及!」 所有專制者都希望他底下的人成為立仗馬,王振也不例外。同時,也總有不甘心駢死於槽櫪之間的駑馬幻想成為高級立仗馬,比如主管宴享的光祿寺卿余亨,詐稱詔旨,每天向王振提供御膳,不久便被擢升為工部侍郎。而另一個工部郎中王祐更是拜王振為義父,極盡阿諛。此人雖無才無德,但長得不錯,麵皮光滑不長鬍須。王振覺得好玩,一日忽然問他:「王大人,你怎麼不長鬍子啊?」王佑一臉媚笑:「老爺所無,兒安敢有。」溜須至此,真與當年婁師德的「唾面自乾」有一拼。 目睹著紀綱頹墜,法度凌夷的昏暗朝政,于謙無可奈何,只有清者自清,獨善其身。 每逢朝會,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如果你能舉一反三,獻上一千兩,便能得到酒食款待,醉飽而歸。而于謙每次進京奏事,從不帶任何禮品。有人勸他說:「您不肯送金銀財寶,難道不能帶點土產去?」于謙瀟洒一笑,甩了甩他的兩隻袖子,說:「只有清風。」還特意寫詩《入京》以明其志: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于謙兩袖清風了沒多久,麻煩就來了。一個姓名和于謙相似的御史頂撞了王振,搞的他氣急敗壞,銜恨在心,一直想尋找機會打擊報復。 正好於謙不想再同流合污下去,上書要求致仕回家,還推薦了兩個人頂替自己。王振看到奏摺,一激動把他當成了那個御史,立刻派門下走狗李錫逢彈劾于謙,說他因長期得不到晉陞而心懷不滿,擅自推舉他人代替自己,又給刑部打好招呼,判了于謙一個死緩。過了三個月,王振突然發現自己弄錯了,便把他放了出來,降為大理寺少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這下山西、河南的老百姓不同意了,一群人氣勢洶洶地殺到京城,跪在宮門外面喊冤,要求將于謙官復原職,最後連當地的藩王都來湊熱鬧,聲援民眾,王振怕無法收場,只好讓于謙再去當他的巡府。 明廷鬧得不可開交,北邊也沒閑著。元朝滅亡後分裂為韃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歸順明朝,這些蒙古騎兵被編入軍隊,就是後來戰績卓著的朵顏三衛。而韃靼和瓦刺為爭北元正統,死磕幾十年,明朝坐觀虎鬥,奉行「誰弱幫誰,不使一邊獨大」的外交政策,享受了一段清平時光。 詎料,瓦剌部基因突變,出了一堆猛人。自太師馬哈木將蒙古皇室變成他手中的傀儡起,經其子脫歡,到孫子也先,一個比一個驃悍,終於在某天把韃靼部給打殘了,也先成了事實上的北元可汗,平衡被打破了。 欲求不滿的也先覬覦明朝西北邊地,不斷蠶食領土,騷擾邊境,忙於內鬥的明朝忍了。 真正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朝貢事件,這也成為土木堡之變的導火索。 最早,瓦剌出使明朝的訪問團不過三五十人,這幫人到了北京受到的接待規格相當高,住總統套房,吃蒙漢全席,走的時候每人還能領到厚厚的一封紅包。瓦剌覺得這是一種創收的好辦法,就不斷增加貢使的人數,到了也先時代,每次出使都有一兩千人,那叫一個場面壯觀。正統十四年,也先遣使兩千人入京,謊稱三千人,想敲詐明朝,而他們進貢的馬匹,卻都是疲弱不堪的劣馬。 王振得知此事後,搖身一變成了愛國青年,拍著桌子大罵蒙古人不識抬舉,欺人太甚,命禮部按來使人數賜銀,馬匹則以質論價,一個子兒也不多給。王振好不容易當了回正面角色,卻不知道自己早讓禮部那幫人給賣了。 多年以來,禮部的外交工作搞的很到位,感情處得很好,銀子撈了不少,機密全都不保。也先的金錢外很成功,獲取了大量內部消息,最後異想天開地要求明朝嫁個公主給自己,而禮部的一個高級官員估計是被灌暈了,竟瞞拍著胸口答應了下來。酒桌上的話不當真,可也先當真了,那些是馬其實是給明廷的聘禮。 朝廷這才知道底下有人許婚,立刻予以拒絕。 也先憤怒了,深感自己單純的心靈受到了欺騙,於是兵分三路,進攻大同。瓦剌勢如破竹,連破赤城,延慶,消息傳到北京,朝野震動。 但王振卻笑了。惟恐天下不亂的王振和劉謹,汪直之流並不完全一樣,讀過幾年書的他追求的目標是贏得生前身後名。所以,當六神無主的朱祁鎮向他問計時,愛國青年王振開始大唱高調:「我朝以馬上得天下,皇上年富力強,春秋鼎盛,何不效仿太祖太宗,御駕親征?」活脫脫一個見誰滅誰的左憤。而左憤用另一句話形容就是空談者誤國。 王振的如意算盤是想讓瓦剌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你很拽是吧?那我二十萬對兩萬,一人吐口唾沫,淹也把你淹死你。可惜他把戰爭想的太簡單了。戰爭的主體是人,不是即時戰略遊戲里的作戰單位,滑鼠點到哪走到哪。人是有思維的複雜動物,調度幾十萬人的難度無法想像。 而朱祁鎮從小在宮裡長大,根本沒見過世面。估計是《三國演義》看多了,以為打仗就像小說里描寫的那麼簡單有趣,也興奮起來,急忙召集群臣,準備御駕北征。 群臣確認自己沒聽錯後,第一反應是:真是莫名其妙,是不是他在搞笑?但抬頭一看,自信滿滿的朱祁鎮臉上分明寫著四個字「我意已決」。於是吏部尚書王直,兵部侍郎于謙當即表示反對,力陳不可,百官紛紛附議。 王振又開始放大炮,完全一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架勢,朱祁鎮也被王大炮慷慨激昂的情緒所感染,浮想聯翩。偉大的朱祁鎮,他繼承了三皇五帝的光榮傳統。秦始皇,漢武帝在這一刻靈魂附體!朱祁鎮一個人,他代表了中國皇帝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不是一個人!! 朱祁鎮緩緩起身,掃視了一下眾人,一錘定音:「寇可往,吾亦可往!」 百官無語。 於是,朱祁鎮把國家大權交給了和自己關係很好(目前為止),人品不錯(溫和善良)的弟弟朱祁鈺。很多年後,當囚禁在南宮的朱祁鎮回想起當初這一魯莽的舉動時,悔恨交加的他將充分明白一個道理:人是會隨時間和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的。 但至少現在,23歲的朱祁鎮是意氣風發的,這個性情溫順的少年天子的確很仰慕唐宗宋祖的風采。於是,20萬大軍和無數王公大臣隨帝北征,從此踏上了黃泉不歸路,這其中包括內閣首輔張輔(的確一輔到底),兵部尚書鄺野(給於謙騰了位子)。 此刻,最興奮的莫過於王大炮,他時刻陪伴皇帝左右,裝模作樣地掐來算去,以為自己很運籌帷幄,而他發號施令時的樣子,儼然一個王牌軍師。 到了居庸關,群臣要求停下來休息一下,大軍師不許。到了宣府,突降暴雨,士氣低落,群臣又紛紛上書要求停下來休整。於是,大軍師怒了,義憤填膺道:「朝廷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未見一敵就想回去嗎?再有阻抗,軍法處置!」 真不敢想像這是從一個作惡多端的死太監口中說出的話。 大軍繼續前行,士兵怨聲載道,百官交章請留,連大軍師的走狗,前面提到的欽天監監正彭德清也覺得主子玩過火了,勸道:「大哥,我夜觀天象,上天示警,不可復前,如果有什麼疏忽,危急到皇上,後果不堪設想!」王軍師見自己的小弟都反對自己,不快道:「如果真是這樣,那也是天命!」氣的內閣大學士曹鼐捶胸頓足:「臣子死不足惜,皇上身系社稷安危,豈可如此輕率進軍!」 到了陽和,糧食吃光了,人心思亂,隨時有嘩變的危險,而大軍師本著將錯誤進行到底的決心,繼續北上,準備一錯再錯,死而後已。 過了大同,遇見了那個裝死逃命的郭敬。郭敬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添油加醋地描繪瓦刺的變態,一幫沒出過國的文官對蒙古人的了解只限於書本,聽郭敬的描述就跟聽外星人攻打地球一般,嚇得不行。大軍師也不過是只紙老虎,心中的恐懼不比文官少,於是他終於下令班師回朝。 如果就這麼回去了,那後面的慘劇就不會發生。此時大軍剛剛離開大同,並未走遠,大同總兵郭登派人追上大軍,告訴曹鼐,讓軍隊從紫荊關返回,可保安全。 大軍師又不同意了,他的意思是從另一條路走,途中路過自己老家蔚縣,順便向鄉親們炫耀一下:老子混出頭了! 好吧,聽你的,只要能平安回家就行。 可剛走了五十里,還沒到蔚縣,大軍師不知道吃錯了什麼葯,又開始瞎折騰,下令原路返回大同,沿來時的居庸關回京。 於是眾人崩潰了,抓狂了。想想看,大軍已是人困馬乏,再走不遠就安全回京了,這個時候卻要繞那麼大個彎原路返回。我相信那一刻,王振家裡的女性親屬都被每一個士兵問候了個遍。 那麼大軍師對此的解釋是什麼呢? 「秋收在即,大軍路過蔚縣,恐損及禾苗。」 實在太令人感動了,貪污受賄,禍害忠良,剛愎自用,罪惡滔天的大軍師居然如此體恤百姓,真有先賢遺風,可謂堯舜再世。 怨氣衝天也沒用,往回走吧。 走了幾天,終於到了宣府,居庸關近在眼前,入了關就安全了。可惜,一直尾隨其後的也先不給明朝人這個機會了,他探清了虛實,開始發動攻擊。 大軍師又開始激動了,他折騰了這麼久就是為了打仗。於是,他派了朱勇率三萬人去阻截。這個朱勇確實很勇,而且是名將之後,但事實證明虎父有犬子,朱勇的三萬人在鷂兒嶺中了埋伏,死傷無數。 大軍師接到回報傻眼了,兵部尚書鄺野臨危不亂,發揮專業特長,建議讓朱祁鎮的車駕趕快入關,再派精兵斷後。大軍師這時又變成了老頑固,讓我聽你的?沒門!鄺野見情勢危機,再三上書,老頑固斥責道:「腐儒懂得什麼兵事?」(腐儒不懂,腐閹懂)。 大軍師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軍事才能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不甘心就這麼回去。於是,在他的指揮下,大軍緩慢地行進到土木堡。上天給了明軍最後一次脫困的機會,軍事重鎮懷來離此不足二十里,如能一路狂奔過去,必將安然無恙。可大軍師生怕瓦剌追不到自己似的,說自己的輜重還少一千多輛,讓大家待在這等。當時天氣炎熱,兵士們燥渴難耐,四處覓水。可老天故意跟明軍作對,掘地兩丈都是乾涸,士兵們愈發惶恐。為穩定軍心,英宗派偵查騎兵到遠處去尋水。騎兵走了十五里,找到一條小河,兀自高興,卻發現瓦剌軍的前哨已到了對岸,便也顧不得汲水了,轉身就往回跑。 大軍師聽了騎兵的回報,開始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可惜眾人早已驚恐交加,各打各的算盤,沒人鳥他。如此遷延至半夜,敵軍紛紛趕到,都指揮使(地方軍區司令)郭懋率眾迎戰,殺了半宿,敵人越來越多。正無可奈何,忽聞也先的使者到了,持書議和。鄺野當即看穿了也先的把戲,要求斬殺來使,迅速撤離,而已被嚇傻了大軍師卻心存幻想,命曹鼐擬好文書,派兩名翻譯官和使者同去也先營中。大軍師左等右等,毫無音信,終於心理崩潰,下令拔營撤退。 連日來,眾人望穿秋水翹首以待就等他這句話,方才得令,便一潰千里,爭先奔走。事實證明,逃跑和撤退是有本質區別的。此刻,不管你什麼身份什麼地位,不分男女老幼中性人,大家都奔著一個目標去——逃命。 這樣雜亂無章地跑了沒多遠,瓦剌騎兵追了上來,大刀闊斧,見人就砍,並大呼「解甲者不殺」。明兵求生心切,紛紛解甲。正所謂兵以詐立,除去盔甲的明兵被手持大刀的瓦剌兵一一屠戮,死傷無數,一時間血雨腥風,慘不忍睹。 是夜,都督梁成,王貴;內閣大學士張輔,曹鼐;兵部尚書鄺野等一干文武官員,或被射死,或被砍死,土木堡周遭伏屍百里,流血漂鹵,頓成人間煉獄。 英宗嚇呆了,向王大軍師投去詢問的目光。大軍師的表現很令人失望,躲在角落裡瑟瑟發抖。護衛將軍(警衛局局長)樊忠砍翻幾個瓦剌兵,一回頭看見王振委瑣的模樣,怒從心頭起,義自膽邊生,衝過去道:「我為天下殺此賊!」手起錘落,一顆罪惡的頭顱被敲了個粉碎,王振倒在地上一命嗚呼。 樊忠果然很忠,他把英宗扶上馬,率領騎兵,冒死突圍,最後力戰身亡。朱祁鎮失了左膀右臂,無可奈何,便將馬鞍卸下,鎮定自若地坐下休息。瓦剌兵見此人舉止不凡,未敢輕動,便將其帶到也先跟前。 也先確定眼前這位就是貨真價實的大明天子後,愣住了。 燕王(朱棣)掃北以降幾十年,南邊的明朝已經成了北元揮之不去的噩夢。彼時,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隨時可以讓北方那些大大小小的部族全部灰飛煙滅。而今天,也先竟俘獲了這個帝國的天子,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力,以致一時竟不知如何處置,只好採納部下伯顏帖木兒的建議,將英宗軟禁起來,好酒好肉養著。一同被俘的還有校尉(七品護衛)袁彬,翻譯吳官童等人,如果不是土木堡之變,這些小人物的名字早就被歷史的塵埃所掩蓋,而後來發生的事則再次印證了雞鳴狗盜之徒不可小瞧的道理。 話說這天也先突發奇想,要讓自己的妹妹嫁給朱祁鎮,具體原因不明,據推測是想改良基因。這種用活人做實驗的慘無人道的行為激起了朱祁鎮的不滿,奈何寄人籬下,不便明拒,殊為可嘆。吳官童察言觀色,了解了老實人朱祁鎮的痛苦,自告奮勇道:「皇上勿憂,臣自有言對付。」 吳官童跑到也先面前,道:「大王願意把令妹許配給皇上,足見盛情。但皇上在此,不當野合,等日後車駕還都,厚禮聘迎,明媒正娶不遲。」也先見他說的有理,便不再堅持。 過了一段時間,立志將科研進行到底的也先又開始搞小動作。他選了兩個姿色不錯的胡女去朱祁鎮的營帳侍寢,心道:「食色性也,這下看你怎麼辦。」沒想到吳官童又給拒絕了,理由仍然很充分:「留待他日,作為你妹妹的從嫁,封為妃嬪。」也先理虧,只得作罷。 英宗被俘沒多久,消息就傳回京城。起初,留守諸臣均不相信,後來看見零零散散的敗兵歸來,直至逃回來的兩個大官禮部侍郎楊善,大理寺丞蕭維楨詳細描述了情形,方才相信,入報朱祁鈺。一時間宮廷鼎沸,天塌地陷。孫太后,錢皇后(朱祁鎮的老婆)哭天搶地,聞者心悲。 直到懷來守臣的奏章送到,稱英宗暫時性命無憂,也先遙索金帛,眾人才稍稍心安。只要不撕票,怎麼都可以。孫太后,錢皇后馬上行動起來,將宮裡的奇珍異寶全部翻出來,派人騎快馬送給也先。 但這一舉動顯然低估了也先的野心,送再多的錢也是肉包子打狗。等孫太后冷靜下來後,馬上召開了緊急會議。 就在這次會議上,害死於謙的大奸臣徐有貞粉墨登場。彼時,翰林侍講徐有貞的名字叫徐珵,珵是美玉的意思,可看看這個人後來的所作所為,真不知道他美在哪裡。 奸佞小人徐珵天天就尋思著怎麼出人頭地,遇到這種可以表現自己的場合,他自然不會放過,站出來道:「京師只剩疲兵幾萬(這倒是事實,王振將二十萬精兵埋葬在土木堡),如果也先乘勝進攻,如何抵禦?我的意思不如暫時遷都南京。」 徐珵自以為聰明,殊不知遷都乃是下下策。第一,也先不清楚北京城內的虛實,未必敢立即攻城。就算攻城,也得遷延月余,屆時天下勤王之兵已至。第二,遷都就意味著劃江而治,勢必局勢動蕩,諸多變數,難以預測。果然,徐珵的話引起群臣的劇烈反彈,其中以于謙為代表,他說:「倡議南遷的人應該斬首!京師為天下根本,京師一動,大勢去矣,北宋南渡就是前車之鑒。為今之計當速召勤王之兵,誓死固守!」 一個叫興安的宦官也大聲道:「先帝的陵寢都在北京,都走了誰來看護?徐侍講貪生怕死,不足與謀!」 連死太監都比自己有見識,徐珵死的心都有了,趁人不注意,趕緊灰溜溜地走了。從此,徐珵狹隘的心裡埋下了一顆仇恨的種子,復仇的對象卻是于謙(不用奇怪,小人都這德性)。 OK,下面請欣賞情景喜劇——廟堂殺人事件。 故事梗概是這樣的:話說那天開完會,大家達成共識,立朱祁鎮的兒子,史上最牛御姐控朱見深為太子,朱祁鈺執政監國,于謙擢為兵部尚書,然後修繕兵甲,固守京城,上下齊心,共度難關。 安靜了沒幾天,就有御史開始發難,上書要求滅王振九族。朱祁鈺暫時還比較老實,遲疑未決,便集合百官,商議此事。 一幫文官不爽王振久矣,紛紛附議,還合夥威脅朱祁鈺,讓他馬上下詔,不然就賴您這不走了。朱祁鈺沒轍,只好下令抄王振的家,並派錦衣衛指揮使馬順負責此事。這個馬順是王振的忠實走狗,當年殺死劉球的那位是也,眾人自然不依。傳旨太監金英有點煩了,不識時務地冒了個泡,叱令眾臣退朝,馬順也來勁了,為他主子叫屈:「人都死了,你們還想怎麼樣!」 這下所有人都被激怒了:都這個時候了你還狂!給事中王竑脾氣素來不好,衝上去一把抓住馬順的頭髮,瘋了一般邊打邊罵。馬順雖是個武官,但哪裡見過如此不要命的打法,一下給打懵了。朝堂鬥毆,千古未聞,在場的人都驚呆了,等反應過來後,不禁怒髮衝冠,紛紛上前去幫忙,有仇報仇,沒仇泄憤,對著馬順一頓狂毆。沒過多久,馬順就一命嗚呼了。 幾百年後的台灣,一群政客為了爭取選票,大打出手,被人稱之為民主。如此說來,早在明朝,我們的民主化進程就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可為什麼最後被帝國主義欺負到要亡國滅種的地步?你問我?我也不知道。 一幫殺紅了眼的文官覺得還不解恨,又當著朱祁鈺的面捶死了兩個跟著王振混的死太監,方才罷休。 望著台下很強很暴力的一幕,朱祁鈺目瞪口呆,只想趕緊逃離這塊是非之地。幸好於謙機智,上前攬住準備返回內宮的朱祁鈺,讓他表態,定王振一黨的罪。朱祁鈺這才反應過來,如果自己這麼不明不白地走了,以後王黨的人就可利用今日之事大做文章,打擊報復眾臣。於是他馬上派人宣旨,表示馬順罪應處死,百官各歸其位,不追究責任。 這件事于謙威望大增,吏部尚書王直事後抓住于謙的手感慨道:「朝廷賴你得以定安!」不久,于謙便被提升為兵部尚書,一個標準的大團圓結局。 但換一個角度來看,此事又充分暴露了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的現實。只要目的正確,不問手段高下。王黨罪大惡極,依律當斬,但那些振奮人心的言語,如「替天行道」「人人得而誅之」卻很值得細細品味。殺人償命自古有之,明朝律令也不例外,為何有法制而無法治?延伸開來,規則在中國永遠是給人看的,而潛規則永遠是拿來用的,這種文化心態具體到某一件事上,其高效實用的確有目共睹。但日積月累,沉澱幾千年後,問題就慢慢暴露出來。 暫且不談問題,人治文化無論好壞,確實是很適合神州這片土壤的。古希臘文明崇尚智慧與科學,而中國的孔子講的是處世之道。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未必完全沒有道理,但早熟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後來的心學,顯然看穿了一條顛撲不滅的真理:一切鬥爭都是人事的鬥爭,一切掙扎都是人性的掙扎。下面用正統年間的人物來分析比較一下。 朱祁鎮也許不是一個好皇帝,但他絕對是一個好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他和藹可親,為人樸實,巨大的魅力甚至征服了敵營的伯顏帖木兒,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但就是這麼一位寬宏大量的皇帝,聽從了徐有貞的挑唆,殺害了于謙。 而徐有貞這個人,若非後來挾私報復,奪門之變亦可使之留下美名,因為按照儒家傳統,英宗朱祁鎮才是社稷正統,卻被朱祁鈺囚禁在南宮,不見天日。正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不管奪門是否必要,如果沒有後來的事,這種行為肯定會受到史官的肯定。 朱祁鈺是一個合格的皇帝,他知人善任,出色地解決了各種困難的局面。但他終究是一個人,一個有慾望,有追求的人。因此,他一手炮製了自己和朱祁鎮的悲劇人生。 于謙面對的則是比上述幾位複雜得多的問題。儒家的教導是忠君愛國,而于謙卻舍此大義,選擇了蒼生。朝堂上坐著的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保全京城,保護民眾,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必須有一人迎難而上,作必死之打算,為不可為之事,壯哉于少保!當也先挾持英宗逡巡於北方諸鎮,妄圖賺開城門而遭各守將拒絕時,英宗心頭之恨可想而知。當也先感到英宗失去利用價值而欲送其回國,朱祁鈺恐其歸來後自己失去帝位而百般阻撓時,又是于謙,為了使英宗能順利歸來,站出來道:「大位已定,孰敢他議!」 朱祁鈺方才決定迎駕。而于謙卻因這句話,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 如此智謀超群,指揮若定,在北京保衛戰中率領老弱殘兵將也先打得狼狽逃竄的于謙卻永遠無法跳出皇權鬥爭的牢籠,面對一次次艱難的選擇,他矛盾過,彷徨過,最後,他只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計算出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最有利的選擇,然後堅定不移地去做,卻從未考慮過自己的後路,至死方休。 如果說方孝孺之死是明朝文人悲劇與尷尬命運的序曲,那于謙之死就是其中最絕望的音符。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撐著活下去的,沒有了大義可以選擇蒼生,如果連蒼生的代言人于謙都是這樣的結局,那麼路在何方?像莊子那樣身如不系之舟,脫離這「曳尾於塗中」的苦海?兩千年來,無數的人都這麼做過,劉伶醉酒,阮籍窮途,他們真的快樂嗎?生命就是在這喋喋不休的追問中慢慢成熟,每一個人,無論智商高低,相貌美醜,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環境,詢問最多的問題終究是「我要做什麼樣的人」。 直到王陽明的出現,這一終極命題終於被終結了。了解心學首先要了解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最準確的評價是:一半是儒家,一半是道家。而心學也常常被認為是這兩種思想的融合,但這種淺薄的定義遠遠不能概括心學廣闊的內涵。 中國的歷史一言以蔽之,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治——亂…… 之所以形成這種很有特點的歷史軌跡,是因為中國人思考問題總是愛走極端。 這就奇怪了,前面不是說「一半儒家一半道家」嗎?但請注意,一半一半的意思是指他這段時間只迷信儒家,過了一段時間又只迷信道家,而很難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看問題。 中庸雖說在中國很早就被提出來,但只有少數人可以自覺自發地將其運用自如,更多的人則是迫於強權而不得不做出偽裝或者妥協。而後者一旦脫離強權的壓迫,便很容易劇變為一種極端思潮,直至付諸暴力行動。 《巴別塔》中有一句名言:「實現正義的熱情,會使我們忘記慈悲為懷;對公正的熱望,使許多人成了鐵石心腸。」 同理,康有為在《法蘭西遊記》中點評法國大革命時說:「合數十萬革命軍之流血,以成就一羅伯斯比爾之專制民主;合數千萬良人之流血,以復歸於一拿破崙之專制君主。」其實他忘了,這樣的事在中國古已有之,早就見怪不驚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同志不也說過「革命是最獨裁的東西」嗎?革命者,魯迅筆下「咸與維新」是也! 這種文化心理,追根溯源,還是要到孔夫子身上去探究。子曾經曰過:「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句話的重點在「人不知而不慍」,這實際上是孔子在教導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人——不為人知,卻不因此而氣惱。章學誠認為六經皆史,我深以為然,那麼就從歷史的角度來「解剖」一下這句話。 儒家最初是一群巫師,而巫術在商朝是立國之本,於是這幫人就靠佔個卜,跳個大神,混了一個「既得利益階層」。那文字最早又是什麼呢?文者,紋也。意即為統治階層粉飾遮掩的工具。由此觀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學來確保其統治的合法性的。 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周朝將商朝的神權政治改造為賢君政治,講究治道,目標是創造理性的人文政治秩序。於是,過去的大巫小巫紛紛下崗,自謀出路,混的不好的就只有在街邊擺攤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漸成為一個致力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業的階層,就是後來孔子的儒家。 其實這一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時全國的文盲率還很高,認識倆字的屈指可數。而到了春秋,隨著文化的普及,識字率逐漸上升,現在的本科文憑也就當以前的高中文憑使,競爭加劇了,現實嚴峻了,孔子發話了:「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就跟現在的媒體教育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一樣:不要氣,不要急,關鍵眼光要放低。實踐證明,這種號召是有用的。君不見西市賣肉者乎?君不聞網上陪聊者乎? 扯這麼遠絕對不是要貶低孔子,有人將「人不知而不慍」總結為「孔子句法」(請仔細品味那個「而」字),《論語》中這樣的句式隨處可見,自勉中透著無奈。當春秋時,諸侯割據,求才若渴,許多游士四處兜售其所學,謀取權力。如果加入這些人的行列,別人要什麼自己就賣什麼,文字集團就喪失了人格的獨立性,孔子頗有針對性地說這句話無非是想表明一種超然的態度,至於是否達到這種境界,則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如果眼光再毒一些你會發現,說這句話本身就揭示了說話者自己還沒有完全超越。徹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會問這樣的問題,因為他早就物我兩忘,隨心所欲不逾矩了。 所以我更相信這句話只是表達了一種為了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處遊說的孔子想要維持人格的獨立絕非易事。而千年後孔子的門人就更等而下之,將仁義道德作為沽名釣譽之術了。 再次聲明,我決不是要貶低儒家,只是力圖客觀地梳理儒學的脈絡。某人說過,在封建時代就說封建時代的話,做封建時代的事,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為了結束一個動蕩的時代,建立以王道治天下的秩序,孔子的思想已經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太遠太遠。 由於孔子話語體系中對政治欲說還休的曖昧態度,到了社會現實每況愈下的戰國,大憤青孟子便被孕育出來。孟子的文章縱橫捭闔,讀起來很爽,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 其實孟子很迂腐。、 《論語》中有很多機智的語言,深刻的道理。但孟子的文章只給人一種極端的感覺。大多情形是這樣,先出來一個NPC,人設不限,YY兩句,然後就看見孟夫子開始滔滔不絕地反駁之前那人說的話,核心內容就兩個字——仁義。平心而論,孟子的理論體系還是挺嚴謹的,他先用小孩掉到井裡,路人奔走相救的例子說明「人皆有惻隱怵惕之心」,亦即人性本善。然後由己推人,君主也是人類的一員吧?也可以用仁愛之心對待周圍的人吧?那推而廣之,用仁愛之心對待自己國家的人,對待天下的人,如果每一個君主都這麼做,那戰爭自然就消除了,天下也就大同了。 這些話對急功近利的戰國諸侯而言,自然沒有蘇秦張儀的權術來的動聽,不為所用也是自然之理。 對比西方的歷史,基督教超越俗權之外另立一套秩序,最終返回現實,制約世俗的政治權力(教皇制約君主),導致了西方人始終保持一種敬天畏神的態度。而中國的聖賢所信奉的價值理想,則必須通過肯聽從他們的君主的「治道」來實現,並沒有一個另起爐灶的組織和制度體系作為依託。如果找不到這樣的君主,聖賢們幾乎無路可走。 孔子的困境就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困境,一邊強調自己的價值理想超越於世俗政治,自勉並教育學生不要理會權力遊戲中的功利,但另一方面,他的理想的實現,又必須依靠一個世俗的政治權力來實現。 而我所說的這一切,最終被一個人打破了。這個人還是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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