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遊記」·嵩洛熔鑄民族魂』系列之四 西域求法開創了中國新文化
為傳說當年達摩面壁的地方
為少室山上的達摩像
當初,『禪宗初祖』菩提達摩以一根蘆葦當船,渡江北上來到洛陽,當他發現嵩山這個絕好的修禪之地後,便在這裡隱居了。他在山岩間面壁九年,終成正果。
公元148年,一位名叫安世高的安息人來到中國,在當時的漢朝首都洛陽建立了一所學校和一個譯經中心,使之成為一個真正的佛教搖籃。
他帶來了經文,主要引入了修禪之術,這似乎預示了中國禪宗的必然發達。
1800多年後,禪宗在中國被極大地發揚了,並再次被世界化,這發揚的載體就是少林寺。
公元2006年的9月到10月,少林寺被世界拉到了聚光燈下,禪宗被世界人民一次次提起,其熱鬧其關注,似乎遠悖佛教的清靜與幽遠。以至於這一切的聚集背後也引起了一迭聲的討伐——少林寺太媚俗了。
記者無意於評判是非,媚俗與否,歷史自有公論,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佛教在這樣的熱鬧聲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走向凡世人生,這是否符合了一種『普度眾生』的佛教教義?
實際上,從喬達摩分遣弟子走向四方傳播佛教開始,佛教一直在努力地走向人間,試想沒有人間,佛教何以立足?
安世高在洛陽傳教的成功,無疑極大地鼓勵了西域其他王國的法師們。在最早的法師中,自然是安息人和月氏人居多。
由是,中國也開始正式進入『僧伽』,一種中國式的佛教哲學也開始產生,並產生了大批的教派和教宗,而這場前所未有的教理運動,最終催生了對經文原文的需要,於是,一場長達數世紀、前往釋源印度尋求教義的冒險也開始了。
這是一種用想像方能完成的頗為壯觀的史詩,直到玄奘之前的三個多世紀裡,在原本是絲綢之路、鈔票滿地打旋兒的路途上,出現了一個個負笈西行的人,他們在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黃金路上,進行著一個理想得不能再理想的精神之旅——尋求佛教真諦。
『夫觀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顯法師則開闢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之,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望。然而勝途多難,實處彌長,秀苗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亙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個江而遣命。或亡食幾日,輟飲數辰,可謂思慮銷精神,懮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遑遑,停托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這是同樣走過取經路的義淨法師所寫。
實際上,如義淨一樣,很多西行的法師是求取真經者,也是傳記作家。正是他們的筆觸,讓取經之路有了神奇色彩,也為玄奘的西行提供了借鑒。
中外佛教交流少林居功至偉
從20世紀後期至今,少林寺一直處於一個鼎盛發展時期。少林寺能有今天,有諸多佛門中人的努力,更與歷史分不開,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歷史選擇了少林寺。
反過來說,少林寺又以自己的影響在推進佛教的影響,這其中,玄奘應該是受其影響的人之一。但問題是,查遍歷史乃至中國佛教史,都沒有玄奘到少林寺的記載,而且少林寺禪宗與玄奘所創唯識一宗,簡直是大相徑庭。
將玄奘和少林寺連在一起的,是玄奘兩次上書回少林寺譯經。玄奘為什麼要選擇少林寺,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一個並不了解少林寺的人,會兩次上書前往譯經嗎?
嵩山之地,熔鑄了中國大文化的主流,中國文化的儒釋道,就密密地分布在幾十平方公裡的嵩山系內,這樣厚重的文化,必然以強磁力輻射周邊乃至整個中國。
中國佛教史的發展、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離不開達摩,離不開菩提流支,同樣離不開慧可,而這些人均與少林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2006年9月初,在藝術家們少林論禪期間,我走向達摩洞,去尋找這位在中國佛教史上極具傳奇色彩的大師的蹤跡。
當地人告訴我,到達摩洞需一個半到兩個小時,雖然達摩洞距少林寺不過三公裡的路程,但因為是山路,就頗費些時間。
巧的是,半路上恰遇在九華山修行、剛剛來到少林寺的凱明女僧,談到玄奘,她止不住由衷的敬仰:『玄奘是我們中國人的佛陀,不能因他創了唯識就說他與其他流派不相容,實際上玄奘具有博大的胸懷,就佛教而言,游涉千山萬水是一種弘法,而居於室內、將佛教經典譯給更多的人看,也是一種弘法,玄奘大師在譯經上的貢獻是巨大的,現如今,哪一個流派沒受過大師的影響?』
凱明的話,讓我的心情有些豁然,雖然達摩是禪宗之祖,但玄奘不正是因為受了達摩等先師的影響,纔萌生了西行念頭的嗎?這樣想來,我心裡產生了極大的快慰,很快便到了達摩洞。
這是一個天然石洞,洞前立一石牌坊,橫額刻著『默玄處』三字,是明朝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所立。
菩提達摩,雖被譽為『禪宗初祖』,但卻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巨擘,按照普遍的說法,菩提達摩原是南印度國王的第三子,為護國而出家,曾入南海之中求得禪宗『秘法』,並以『衣缽』為傳法的信物。
自從佛祖釋迦牟尼在靈鷲山大法會上拈花微笑,只有大迦葉會心一笑,以心傳心,接過了大法,依次相傳,燈燈相續,傳到菩提達摩,是第二十八代。
菩提達摩以游化形式傳遞佛教心法,接過佛燈之後,首先想到煌兮赫兮的中國,於是渡滄海到達廣州,很快被接到南朝梁國都城南京,拜見了梁武帝蕭衍。蕭衍問:『我廣造寺宇,度眾人為僧;寫佛經、造佛像也不遺餘力。凡此種種,有何功德?』答:『並無功德。』蕭衍追問:『為什麼沒有功德?』菩提達摩說:『你只不過乾了幾件好事,這算不上什麼功德。』自以為建些廟宇便是做功德的蕭衍,聽了菩提達摩的話,心裡當然不爽,便有些不待見菩提達摩。
菩提達摩見蕭衍如此,知是兩人無緣,便下定決心北上洛陽。
但當他來到洶湧澎湃的長江邊時,竟找不到可以過江的船,一刻也不想在南朝都城待下去的菩提達摩情急之下,折了根蘆葦當船,踏上過了長江。因為這根蘆葦上有一花五葉,後來便發展成了禪宗的五派。
到達北魏國都的菩提達摩,先後參訪過修梵寺、永寧寺,當他發現嵩山這個絕好的修禪之地後,便在這裡隱居了。他在山岩間面壁九年,一動不動,小鳥在他肩頭築起了巢,蜘蛛也在他手上結起了網。天長日久,就連他的精氣神色都穿透了石壁。
佛界亦如俗世,是由人來修行的,總也有些俗人的苦樂悲歡,菩提達摩最終修成正果,卻引起別人的嫉恨,這些人先後六次下毒,將菩提達摩毒死,弟子們含淚將他埋葬在熊耳山前空相寺中。
少林寺內,有一通高大的元碑,上面刻著《大元重建河南嵩山少林禪寺蕭梁達摩大師碑敘》。碑的背面,鐫著《初祖菩提達摩來往行實之記》,這篇『記』,記述了達摩一生的許多重大事件。
達摩之於中國佛教的意義不言自明,按佛教史,達摩的弟子有慧可、僧副等。
一切皆在緣。
慧可後來成為二祖,是一種緣,心緣,但這緣,卻需要一種磨礪。按照記載,慧可師從達摩並得其衣缽,並不容易。有一年冬天,達摩在少林寺北五乳峰面壁,天降大雪,有一叫神光的人立於洞外,大雪埋過雙膝,神光仍一動不動。第二天,達摩見洞外雪中站立一人,問其原因,神光說想拜他為師。達摩說:『拜我為師,除非天降紅雪。』於是神光取利刃,自斷左臂,染紅白雪。達摩見神光確有誠心,便收其為徒,傳衣缽法器,並取法名『慧可』,成為禪宗二祖,二祖『立雪斷臂』之事,被禪徒奉為學習的榜樣。
實際上,這樣的故事深深影響著中國佛門中人,成為一種執著的求學精神。同時,也深深影響著達摩以降的中國佛教發展
玄奘之前多有西行求法人
。玄奘西行的路上,多有屍骨,這一方面說明了路途的凶險,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西行求法僧眾之多,正是這一個個不畏艱險的先驅,一定程度上熔鑄了玄奘堅定向前的進取性格。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應該是朱士行,他也是佛教傳入中國後摩頂受戒的第一人。與玄奘一樣,朱士行也出生在河南,是三國魏潁川(今河南禹州市)人。他專心研究佛經,因感到當時所譯的般若經文句艱澀,難以理解,決定西行求尋原本經書。朱士行從陝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公元260年帶弟子到達西域,經過20年時間纔找到《大品般若經》的原本,命弟子送回洛陽。他自己則留而未歸,以80歲高齡病死西域。
據說朱士行逝世後,人們火化他的遺體,薪盡火滅後,其遺體竟完好無損。人們驚異之際,一位高僧合十咒曰:『你若真得道,身體亦當會滅,不必作此驚世之舉。』朱士行的屍骨便應聲而碎。這就是『金剛不壞之身』的典故。
應該說,朱士行不是唯一西行求法的人,但他卻是西行求法第一人,他的貢獻在於求得了《大品般若經》,從而在中國開啟了義學的先河;同時將西域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東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除了朱士行,玄奘之前,中國多有西行求法的人,他們為玄奘的西行奠定了基礎。如果從路途上看,第一個到達印度的僧人,該是法顯,他從青年時起便成為沙彌。公元399年(一說公元400年),他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尋求《律藏》,也即所謂修道戒律之書。他和同伴經敦煌和於闐,通過環繞沙漠之路,翻過帕米爾和興都庫什山脈到達印度。法顯用近乎恐怖的語氣介紹了他所面臨的危險,『沙河中多有惡魔。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完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志耳。』他們一直向北印度和恆河流域走去,走向佛誕之地、獲覺之地、首次說法之地、佛祖圓寂和解脫之地,在祗樹給孤獨園寺,在覺者悟道25年的祗園,法顯和一同伴的淚水濕透了自己的心。
在那方精神的家園,你無論如何想像他們一塌糊塗的心情都不為過。
他們於淚眼模糊中,想到了他們長期遊走的地方,想到了那些捨棄一切和他們同行的人,想到了早早離開他們、死在路途上的人。
其時,一群僧人走出寺院,詢問他們從哪裡來。他們說自己來自遙遠的東方國土『漢』地。當僧人聽他們說來自遙遠的東方國土,難以抑制自己的好奇,『怪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又說:『我等諸師和上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地。』
法顯在獅子國(今斯裡蘭卡)作了長時間停留,雖然這個島國風光旖旎、美麗無限,但強烈的思鄉情緒,還是牢牢佔據了法顯的心。在獲得了重要的佛教文獻——小乘佛教的經文後,法顯經海路返回中國,但行路不易,『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前進。』
經歷了一次次的災難後,法顯終於回到了中國。六年到達印度中心、六年居住佛陀之國、三年返程,法顯用了十五年時間,開創了勇敢旅行家結隊西行的先例。
在朱士行、法顯精神的感召下,公元五世紀初,智猛沿著法顯走過的道路奔赴印度,後經陸路回國;公元420年,法融率領20多名和尚,經塔裡木盆地北路、吐魯番、喀什而到達印度,並經海路返回中國。
取經路上還有一個不該被忘記的人,他叫宋雲。
自北魏孝文帝開始,佛教中國化運動走上了一個新的起點。公元518年?521年,執政的佛教徒胡太後派宋雲和尚及其同伴沙門慧生出使天竺,宋雲一行經羅布泊和於闐,一直到達犍陀羅,並從他們的探險旅途中帶回170卷大乘宗經文稿本。
宋雲經歷的傳奇之處在於,在突厥斯坦的路上,遇到了禪宗的創始人、只穿一隻便鞋、當時據說已經在中國卒歿的達摩。這是一個讓國人無法理解的相會,相會的最大結果是,禪宗被賦予了神奇的意義,進而迅速傳播開來。
公元589年,中國北方與南方終於得以一統,這是短暫隋朝的最大功德,而這件事的直接受益者和張揚者,是大唐一代。
一切都在向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發展,無論經濟、科技、交通、文化,無論內政、外交,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和諧的昌盛、強大帝國在向中國走來。
但對於佛教而言,還遠未統一。雖然佛教在中國傳播迅速,但究竟什麼是佛教?佛教的教義、佛教的真諦究竟在哪裡?各不相同的解釋、迥異的理解,這一切都意味著詮釋佛教的工作還沒有真正完成,這與明顯朝著統一昌盛高速邁進的大唐是如此不相適應。
正是在時代的呼喚下,玄奘自覺地走到了歷史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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