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多安政權的強勢治理及其脆弱性

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治理系統素未定型，而是搖擺於兩極之間，一極是類似於凱末爾、門德列斯和埃爾多安這樣的強人統治，另一極則是20世紀60、70和90年代軟弱而短命的聯合政府。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從2002年起已經主導土耳其政壇，儘管職位有過從總理到總統的變遷，但其權力真正掌控者的地位並未動搖。2016年，埃爾多安解除了達武特奧盧的總理之職不久又成功挫敗了「7·15」事件，並在土耳其國內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肅清工作，其力度之大較之于軍方在「7·15」事件後的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再次凸顯了埃爾多安對國家的超強控制力。土耳其的外交治理搖擺於西方和東方之間尤其是在區域事務中陷入超脫和介入兩個極端。當下，土耳其外交的嚴重失誤已然造成溢出效應，使土耳其國家陷入一個脆弱期。本文擬考察2002年正發黨執政時期以來或稱埃爾多安時代的政治治理，以期釐清這個時期土耳其政治社會複雜變動的內在脈絡。

一、埃爾多安政權強勢治理的特點

埃爾多安是辨識度極高的魅力型政治家。他能極其謹慎而準確地權衡各種政治選擇並展開政治博弈，以至在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方面都有強勢表現。

第一，刺激經濟的持續增長以維持社會政治生活的繁榮、穩定。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埃爾多安成功地與國內諸多金融大鱷和大企業主結成鞏固的聯盟，其中包括後來出任土耳其副總理的阿里·巴巴詹(AliBabacan)和穆罕默德·希姆塞克(MehmetSimsek)。埃爾多安積極支持穆斯林資產階級的興起，注重從安納托利亞尋求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這樣在成就了「安納托利亞之虎」(AnatolianTigers)的同時，也為自己培養了堅定的支持者。所謂「安納托利亞之虎」，是關於土耳其內陸經濟發展的一種形象說法，突出加齊安泰普(Gaziantep)、崑崙(Corum)和開塞里(Kayseri)等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對全國經濟的引擎作用，這些城市的經濟在21世紀初期推動了整個土耳其經濟的發展。以「安納托利亞之虎」為中心崛起的新興精英積聚了龐大金融資產，支持正發黨及其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是一股與以伊斯坦布爾為中心的傳統精英相對抗的政治力量，可以與世俗的精英階層相抗衡。正發黨由此扶植了伊斯蘭色彩的政治、經濟力量，可望逐步消解世俗主義在土耳其政壇的影響力，使正發黨的選民基礎緩慢生變。

第二，藉助宗教以獲取選民的支持。埃爾多安的政治使命，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將宗教推到土耳其主流政治中。土耳其人口中大部分屬於遜尼派穆斯林，這為埃爾多安利用宗教服務於政治提供了極大便利。土耳其遜尼派認為，他們是奧斯曼帝國權力的繼承者國家的權力天然地屬於遜尼派，決不能像敘利亞遜尼派一樣失去權力，造成由居於少數的什葉派來掌控政權的局面。

正發黨的民眾基礎有「泥腿子土耳其人」(BlackTurks)之稱，以區別於代稱世俗精英的「白領土耳其人」(WhiteTurks)。他們具體可分為三個階層。一是大城市郊區的工薪階層;二是前文所提國內保守的新興精英———「安納托利亞之虎」的代表，與極端民族主義政黨祖國黨(MHP)在該地區享有共同的選民基礎;三是東南部庫爾德人中的宗教極端虔誠分子(區別於極端民族主義的庫爾德人)。只要這些所謂的「泥腿子土耳其人」對埃爾多安的支持不發生動搖，埃爾多安的統治就比較穩固。與此相對，忠誠於共和人民黨的是「白領土耳其人」，其為主要反對派，依靠選民基礎可稱為阿塔圖克和阿拉維什葉派的政黨，他們的絕對數量不小，但相對數量只佔總選票的25%左右。

第三，高效推進軍隊的中立化，以強化文官政府的統治，提升自身的權威。土耳其武裝力量的合法性在於，它的利益被認為等同於民族的利益，軍方的使命就是保障整個民族沿著西方現代性的方向前進。1946年土耳其多黨制推行以來，土耳其武裝力量一直把持自命的共和國監護者一職，監控國內根本性的政治議程。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以來並不致力於將軍隊置於文官政府的管理之下，而是將武裝力量與文官政府分離開來，二者之間的權力競爭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世俗主義則是武裝力量的合法性支柱和行動原則。土耳其的世俗主義要求去除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建立國家管制宗教的新方式在西化和現代化的基礎上確立一種同質的民族身份。土耳其共和國在新世紀之前連續發生四次軍人干政，凸顯軍隊對政治的監管作用。尤其是1997年2月28日政變有「後現代政變」之稱。土耳其軍方意識到伊斯蘭政治的威脅高度警覺地維護共和國的世俗特性。埃爾多安則意識到管控軍隊的重要性和公開推行伊斯蘭政治的危險性，致力于軍隊在政治中的中立化，強調要將軍人限制在兵營之中，進而追求置軍隊於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

土耳其正發黨2002年執政以來致力於限制武裝力量的特權和對政治的監管作用。2003年8月7日開始施行的民主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削減了軍隊干涉文官政府的能力。國家安全委員會曾一直被認為是「影子政府」，上述改革法案剔除了該委員會的執行權力，將其轉變為一個諮詢性機構，並將其中的文官人數增加至佔比多數。2004年5月21日通過的第8號協調方案進一步提升了文官對國防預算的監管，從「高等教育委員會和影視最高委員會」中移除了軍方的代表，廢除了1980年軍事政變的產物———國家安全法庭，也限制了軍事法庭對於非軍方人員的審判權。正發黨領導的文官政府2007年排除來自軍人的阻力，使得居爾成功當選總統，這是埃爾多安政府推進軍隊中立化的標誌性事件，軍政雙方之間權力競爭發生了有利於文官政府的變化。

第四，強力推動加入歐盟進程，藉以增強國內統治的合法性，從而以西化為名實施埃爾多安的政治議程。世俗主義者往往強調西化和追求西方文明。埃爾多安執政後一反之前伊斯蘭政黨反西方的立場，強調通過西化服務於穆斯林民眾。他效仿西方的基督教民主黨，稱正發黨為穆斯林民主黨，為伊斯蘭政治穿上民主的外套，以期強化其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同時，世俗主義者在人權和少數族裔權利等問題上的猶豫從反方向擴大了正發黨的群眾基礎，也加強了埃爾多安本人的權力。正發黨總結過往的教訓，著重在兩個方面做出調整:從話語上否認自身屬於伊斯蘭譜系，轉而擁抱溫和的非宗教話語;推動入盟進程，目的不只是主導國內改革議程，而且要改變國內的權力平衡。埃爾多安所推崇的現代化中明確包含了伊斯蘭民主和積極加入歐盟的政治議程。更為深刻的是，埃爾多安撐起的這一文明大旗，即便是西方也無法對其公然否決，這恰恰是埃爾多安的高明之處。實際上，這是通過溫和伊斯蘭主義與民主的結合削減世俗主義在國內的優勢地位。通過推動加入歐盟正發黨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較大收穫。政治方面，通過歐盟—土耳其協調的一攬子方案，徹底改組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換言之，入盟進程是實現文官政府管控軍隊的重要步驟。土耳其軍隊參謀總長指出:「70%的土耳其民眾追求歐盟成員資格。無人可拒絕這樣一個絕大多數的民意……我們願意妥協並承擔因適應歐盟標準而帶來的風險」。通過經濟繁榮保障選民基礎是土耳其謀取歐盟成員資格的一個原因。此外，土耳其希望成為區域核心國家或者是區域大國，故而必須與歐盟這一最具凝聚力的聯合體保持密切關係。土耳其外交界高層普遍認同的是:歐盟+土耳其=世界權力。2008年金融危機前，土耳其外貿量的一半輸往歐盟成員國，外資的大部分來自歐盟。

第五，推行「零問題」睦鄰政策，以圖改善與區域國家的關係，重塑自身的區域形象。20世紀90年代中期，土耳其與眾多鄰國的關係中或許只有與喬治亞的關係可稱友好。埃爾多安2002年上台後即致力於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與歐洲多位政要進行了會談，以此證明他與歐洲領導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其中施羅德、貝魯斯科尼和布萊爾等歐洲政要都相信民主與伊斯蘭教可成功嫁接。其後，土耳其通過「零問題」睦鄰外交政策，幾乎改善了與所有鄰國關係，扭轉了之前的外交孤立狀態。埃爾多安以智慧的地緣政治和「軟權力」策略，使土耳其取得了外交上的小豐收，與周邊諸國包括敘利亞甚至於伊拉克庫爾德地方政府在內都改善了關係。埃爾多安在土耳其內政、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功贏得了廣泛肯定，西方自「9·11事件」後對「土耳其模式」稱讚有加。然而，這一切隨著敘利亞戰爭和土耳其軍變而不斷消散。土耳其當下確實站在了十字路口，其現代化進程再次面臨關鍵性抉擇。

二、埃爾多安政權強勢治理的脆弱性

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土耳其的內政和外交狀況迅速惡化，問題纏身。這種脆弱性在對外關係中體現得最明顯，在內政領域持續爆發並對外延伸。在外交方面，土耳其的「零問題」睦鄰政策逆轉為外交孤立，與諸多國家的關係遭遇空前困難。睦鄰外交的典範———與敘利亞關係，惡化至交戰狀態;與埃及關係降至大使級之下;與西方的關係也為諸多問題所阻滯，由此引發的爭執使土耳其承受著來自西方的尖銳批評，尖銳程度或許是自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以來前所未有。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2015年度的調查表明，土耳其民眾對於北約幾乎所有其他國家以及國際組織均持負面態度。同樣，作為土耳其盟友的美國，公眾對土耳其持友好態度者也只佔到23%。同時，70%的土耳其受調查者認為，土耳其首先應該處理內政問題，只有20%的受調查者認為土耳其應當在中東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顯然，土耳其民眾對於介入中東事務表現出強烈的倦怠心理。土耳其在外交事務和社會心理上都在日益走向孤立主義。然而，敘利亞內戰的巨大溢出效應尤其是恐怖主義和難民危機，使得土耳其難以置身事外。

在內政方面，土耳其更是顯露出諸多不穩定的跡象。2013年6月爆發加齊公園抗議事件，2013年12月埃爾多安內閣的醜聞曝光，2015年6月7日議會選舉中正發黨所獲選票較2011年下降了9%。正發黨在土政壇的絕對優勢地位遇到眾多挑戰，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軍變則將這些挑戰推至高潮。更大的挑戰在於，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鴻溝再度擴大，世俗主義的力量急劇下降，土耳其政權本身的性質開始生變。「土耳其已不再是加入北約時的土耳其，也不再是上世紀末作為北約盟友的土耳其，而是一個伊斯蘭色彩日益濃厚的國家，世俗主義者數量在減少，難以再次復活凱末爾主義。7月15日軍變後，眾多土耳其世俗主義者被清洗，民眾大多數支持埃爾多安的這一舉措。」民眾對於正發黨政策的完全認同，從一個側面深刻反映了土耳其政權的轉折性變化。

埃爾多安政權治理的脆弱性還表現在庫爾德問題上。庫爾德問題既是土內政問題，也是外交問題。由於敘利亞內戰，泛庫爾德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爆發，庫爾德人在區域內同時在政治、軍事上實現了首次聯合，「伊斯蘭國」的凸現導致庫爾德人搖身一變成了「受害者」和抗擊極端主義的英雄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贏得了軍事行動的合法性。2014年9月科巴尼戰鬥中庫爾德人的聯合，是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三國的庫爾德人20世紀以來的首次重大聯合行動，他們視科巴尼保衛戰為庫爾德人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土耳其最大的憂慮無疑是庫爾德人在區域內的聯合，因而出現借力於「伊斯蘭國」打擊庫爾德人的聯合傾向，以致土形象受損、立場受到質疑。科巴尼遭遇危機初期，土耳其政府拒絕支援庫爾德人的立場引發了庫爾德人的反抗和遊行示威，土東南部地區陷入20年來最為暴力的騷動，導致44人死亡。土耳其在抗擊「伊斯蘭國」問題上的立場飽受質疑。伊斯坦布爾馬爾馬拉大學的貝赫呂尼·厄茲坎(BehlunOzkan)認為，土耳其在過去四年(2012～2015年)已成為問題的一部分，而非致力於解決問題，敘利亞成了土耳其的阿富汗，土耳其扮演了類似於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角色，幫助極端主義分子穿過邊界等行為導致了國內的不穩定。土耳其與敘利亞邊境地帶發現了通道，被指用於伊斯蘭武裝分子出入土耳其和敘利亞。

在科巴尼保衛戰中，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與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庫爾德人武裝力量聯合行動使土耳其政府首次感受到區域內庫爾德人整體軍事行動的巨大威脅。而2015年6月具有庫爾德人族裔屬性的人民民主黨(HDP)在選舉中對正發黨的挑戰是一個合法政黨通過民主的方式進行的。如果說庫爾德工人黨對於土耳其的挑戰更多地表現為武力的一面，人民民主黨則是在與正發黨爭奪選民、走向政治崛起，這將影響到正發黨的獨大，也使正發黨更加擔憂對抗性民族主義的升級，乃至於損害國家統一。上述兩種因素合力的結果是，土東南部自2015年7月以來再燃戰火。「國際危機組織」認為這次衝突是32年來最為嚴重的一次。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7月19日，土政府和庫爾德工人黨的衝突導致1，761人死亡，其中平民307人，安全部隊成員582人，庫爾德工人黨成員653人，不明歸屬的青年219人。顯然，庫爾德問題對土耳其的挑戰空前嚴重，且呈現出新的特點。埃爾多安政權雖然在過去14年中已主導土耳其政局，但並非無懈可擊。

埃爾多安政權治理的脆弱性既源於區域本身內生的諸多問題，也源於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埃爾多安與正發黨難辭其咎，而敘利亞問題則是這一切的導火線。中東複雜的地緣政治現實和歷史糾葛，尤其是《塞克斯－皮科協定》罔顧中東複雜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強行引入服務於歐洲大國私利的民族國家秩序安排，從而製造了眾多新的衝突點和域外大國介入的理由。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對於中東的介入除了上述共同緣由外，還有諸多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土耳其外交中最為深刻的一組矛盾，當屬歐洲取向與中東取向之間的對立。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外交上一直搖擺於歐洲驅動和回歸中東之間。事實上，土耳其面臨雙重引力困境，即來自兩個不同方向且行為規範不相吻合的拉力，而且這兩種拉力難以協調。土耳其正發党進行了諸多努力，試圖將土界定為東地中海新的國際次體系中的核心國家，但受限於自身實力，土無法改變「雙重引力國家」的現實。土耳其無論是在歐洲大陸還是中東的次級體系中，都是一個不穩定的行為體。

土耳其在外交關係上並沒有做到盡如人意。二次大戰後，土耳其的外交顯得特別具有擴張性，依附於西方，甚至試圖將敘利亞從蘇聯陣營中拉出。20世紀50年代末期，土耳其認為美國對塞普勒斯的縱容損害了自身利益，國內因此出現過一些騷亂。土耳其儘管屬北約集團，但還是保持了相當的獨立性。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征程於20世紀60年代開啟，進入21世紀後提速。土耳其沉浸於歐盟的自由改革議程中，在21世紀推出了適應歐盟標準的諸多改革規劃。

但到2005年，土耳其入盟進程開始退潮，轉而推行東向外交，強調和藉助其「伊斯蘭合作組織」(OrganizationofIslamicCooperation)成員資格致力於在中東和中亞地區兜售自己的改革議程，尤其是教育和技術的合作，擴大在該區域的影響力。土耳其在中亞和中東擴大其經貿和政治的存在，需要一個穩定的中東。中東區域局勢的惡化對土區域外交的挑戰，顯然超出其應對能力，而土在相關問題上與西方政策的碰撞，則進一步惡化了其外交局面。

第二，土耳其不惜代價介入中東事務，是其內政外交局勢惡化的肇始源於其對局勢和自身實力的誤判。土耳其外交部戰略研究中心主席比倫特·阿拉斯(BulentAras)2011～2012年關於「阿拉伯之春」性質的判斷和對土耳其外交選擇的分析令人玩味。他指出，「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人尋求自身尊嚴、掌握自己命運的開始，阿拉伯人民自20世紀以來首次有望與世界其他地區同步前行。面對著阿拉伯人的覺醒、地區秩序的重大重組和美國霸權在中東的衰落，土耳其可以利用自身地緣、歷史等獨特性中所蘊涵的價值和積累的軟實力，在中東發揮建設性作用。具體而言，土耳其可以將「零問題」睦鄰外交版本升級，即由先前強調的通過漸進改革逐步改變中東社會，轉變為遵照人民的意願來進行改革，並不排除激進的方式。正是基於類似的考慮土耳其選擇了積極干涉區域國家事務，但最終陷入外交孤立局面。

敘利亞危機引爆了諸多問題，土耳其實際上面臨兩難，一則是被迫接受俄羅斯和伊朗勢力對敘利亞的介入，再則是無法在敘利亞問題上催生出有利於自己的結果。土敘關係的改善曾被稱為土耳其「零問題」睦鄰外交政策的成功典範。由於敘利亞對庫爾德工人黨的庇護，土耳其與敘利亞在1998年幾乎訴諸戰爭。這一問題的鬆動或者解決立即促使雙方關係改善，突出表現為土敘外交關係和雙邊貿易的長足進展，2000年敘利亞政權更迭之後雙邊關係進一步提升。「阿拉伯之春」的上演從根本上損害了土敘友好關係。埃爾多安試圖效仿英法在利比亞以及美國在埃及的所謂成功，希望在敘利亞大展身手，從而凸顯其區域大國地位並藉此實現有利於土的地緣政治安排。遜尼派在敘占多數，埃爾多安希望可以安排敘的政權更迭，在敘建立遜尼派的統治。然而，阿薩德家族在敘利亞長達45年的統治是地緣政治、硬實力和反對恐怖主義等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很難想像只是由於土耳其國內的騷亂就可壓阿薩德家族輕易讓權。

具體而言，土耳其正發黨政府在兩個關鍵節點上判斷不夠審慎，加之庫爾德問題寬廣的輻射力，使土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積累了諸多矛盾。第一個節點是2011年9月，土在敘利亞問題上魯莽地轉向推翻阿薩德政權的立場，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2012年3～12月間，特別是在美國拒絕了土耳其關於建立「安全區」和「人道主義走廊」的建議後，土敘關係逐漸惡化。第二個節點是2014年中旬「伊斯蘭國」崛起後，土秘密支持「伊斯蘭國」的立場部分地成就了庫爾德人的事業，擴大了與西方的分歧。美國及其盟友認定，土在支持伊斯蘭好戰組織，試圖通過支持「伊斯蘭國」以削弱敘政權。然而，土的好戰只是口頭上的，結果卻引來伊朗和俄羅斯的介入。到2015年，土再次回到類似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狀況，唯一的朋友只有喬治亞。

第三，從土耳其國內政治看，2015年6月是一個關鍵時期，庫爾德問題和平解決的願景受到嚴重掣肘。埃爾多安和正發黨迎來第四個選舉周期，據估計將會在選舉中大勝而繼續執政，對於埃爾多安則意味著他發起的憲政改革將順利推進，他本人作為總統的權力進一步加強。然而，選舉的結果出乎預料。正發黨不像在2002、2007和2011年的選舉中均贏得了議會550個席位中的絕對多數而獨立組閣，在2015年6月的選舉中僅獲得41%的選票和258個席位，無法獨立組閣;最大贏家則是以庫爾德人為基礎的人民民主黨(HDP)———庫爾德人和左翼的聯盟共計獲得12．5%的選票，從而成功跨越土議會選舉既定的10%的選票門檻，得以躋身議會。這次大選終結了埃爾多安改變土政體的抱負;同時，以人民民主黨躋身土耳其議會為標誌，庫爾德人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了以政黨表達利益訴求的機會，其政治訴求進一步合法化。

2015年11月1日，土耳其提前舉行大選，庫爾德問題是輿論關注的焦點。此前土耳其已經被認為逼進了敘利亞內戰的泥潭，步入「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戰」。埃爾多安為了在大選中獲得多數選票，斷然終止了此前解決庫爾德問題的和平進程，嚴重損害了與庫爾德人的關係。埃爾多安對選民的承諾，尤其是對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利用使得其重新獲得占議會多數的席位，再次證明了其無可挑戰的政治地位。人民民主黨的得票率則從13%下降到11%，小黨失去了生存空間土耳其政壇的極化程度隨之加大。有評論指出，正發黨迅速加大了土耳其的伊斯蘭色彩。而庫爾德人雖不至於建成國家，但足可以成為土政治變化的催化劑。「庫爾德精靈」已經釋出，庫爾德人很可能獲得夢寐以求的自治地位，只是祈求他們用不流血的方式達成這一目標。

2016年7月15日，將土內政和外交推向一個極其脆弱的時期，土耳其的前景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這似乎印證了美國中東研究所(MiddleEastInstitute)「土耳其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格尼爾·托爾(GnülTol)在2015年所做判斷，埃爾多安正在推行一項高風險戰略，搭進去的或許不只是其本人的政治前途，還有土耳其的未來，土耳其或將再現20世紀90年代的動蕩期。由此，土耳其內政和外交面臨著尖銳、深刻、多層次和全方位的挑戰。

三、土耳其國家走向的不確定性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秩序經歷著深刻調整，中東劇變凸顯這一調整的深度和難度。土耳其是重要的區域性國家，但在現代化進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埃爾多安政權的強勢治理增加了其國家走向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土國內的不穩定將持續較長的一段時間，民眾對於其國家未來充滿擔憂。2016年7月的民調顯示，土耳其民眾認為，未來土耳其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國家和社會的分裂，民眾對未來的預期更多的是懷疑和失望。土國家走向的不確定性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土軍人在國內享有極高聲譽，土耳其軍變失敗後士兵的各種負面形象以及軍人與警察、民眾的對抗有損軍人名譽，而埃爾多安政府對軍隊的大規模清洗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軍隊的戰鬥力。埃爾多安政權在周邊和國內安全環境惡化的當下，對眾多士兵、警察和法官採取了拘捕或停職措施其中諸多軍官曾經在抗擊庫爾德工人黨和「伊斯蘭國」戰鬥中戰功卓著，因而這些舉措顯然是非常危險的。由此，土耳其軍隊與政府的關係存在不確定性。軍隊掌權是在凱末爾辭世之後的事情，真正的表演則是1960年的軍事政變，軍隊與共和人民黨之間有一種相互補位的關係，即在共和人民黨因大選落敗而無法護衛世俗主義的大廈時，軍隊隨即補位並承擔起這一使命。2003、2007年埃爾多安政府聯手居倫派已經在較大程度上管控了軍隊和其他世俗主義力量「7·15」後軍隊更是遭到了整肅。然而，土耳其軍隊素來就是世俗主義的最後堡壘，並與西方有密切關係;暴風驟雨式整肅有引發巨大反彈的可能一旦遇到適當時機和外部支持土耳其即有可能再次發動軍變。由於難以在政治上找到合適的代理人，土軍隊如果再度發動，其性質和模式將會迥異於之前的四次。

其次，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的較量不斷上演，伊斯蘭主義者內部也出現了很深的裂痕。埃爾多安與居倫之間的鬥爭就是最好的詮釋。埃爾多安將會加速啟動新憲法的制定、推進總統制，圍繞未來政體的爭論將進一步撕裂土耳其社會，最根本的是引發凱末爾主義者的世俗主義使命與埃爾多安主義者的伊斯蘭議程之衝突。埃爾多安與居倫的鬥爭代表了穆斯林世界兩支最溫和力量之間的較量，它將損害土耳其的國家利益。埃爾多安曾經與居倫派有良好的合作，2012年在居倫的支持下對土耳其武裝力量進行了清洗，並加速控制媒體;2013年夏季土政府鎮壓和平示威後，與居倫派分道揚鑣，居倫派因此指責埃爾多安的專制。2014年，輿論關於土耳其政府官員貪腐的指責，矛頭甚至指向埃爾多安的兒子，這種指責據稱是居倫派所為。正是在2014年土政府指責居倫在組織「另外一個國家」，並開始從政府機構中清除其支持者，同時要求美國引渡居倫回土接受調查，這使土與美國關係更加複雜。居倫派力量廣泛存在於大學、軍隊、法院等世俗主義的機構中，「7·15」後1577名大學的系主任被迫辭職，4．5萬名軍官、警察、法官和公務員被開除、監禁或者停職，這很大程度上是在清除居倫派的影響。這不可避免地對土耳其與美國等多國的關係產生衝擊，加劇其外交孤立狀態。

再次，土耳其社會內部的族裔衝突存在泛化的可能。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與區域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持續聯動，合法的庫爾德人政黨的地位和權力不斷上升，皆與土正發黨政府強硬的庫爾德人政策難以相容。美國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布倫特·阿里羅扎(BulentAliriza)評論稱，一個以庫爾德人為主的政党進入大國民議會，是土耳其政治史上的核爆炸。人民民主黨黨魁塞拉赫丁·德米特拉斯(Sela-hattinDemirtas)則指出，「從現在起，人民民主黨是土耳其的政黨，土耳其是人民民主黨的土耳其。」然而，這並不能掩蓋土耳其社會內部沿著族裔分界線出現的斷裂不斷加深的趨勢。人民民主黨與正發黨在意識形態上相互對立。人民民主黨建立於2012年，提出在庫爾德人居住區實現民主自治，或者說是實現「新生活」，以此來醫治土耳其社會內部的斷裂和極化。這種「新生活」意在建立一個全新的土耳其，既區別於凱末爾式的「傳統土耳其」，又區別於正發黨式的「新土耳其」。它所說的自治和對庫爾德人運動政治身份的承認，與正發黨所追求的土耳其遜尼派穆斯林屬性有內在的衝突。在正發黨看來，人民民主黨追求的民主自治與庫爾德工人黨追求的自治並無本質區別，無法接納。敘利亞庫爾德人居住區自2014年1月業已開始踐行民主自治，考慮到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領袖厄賈蘭(Ab-dullahOcalan)對敘利亞庫爾德居住區的諸多影響，這種自治的實驗某種意義上講是厄賈蘭思想的實踐。土政府則自2015年起重新打擊庫爾德工人黨並有宣布人民民主黨為非法政黨的可能性，而庫爾德人則認為土政府正在背離2009年開啟的解決庫爾德問題的「庫爾德人動議」，部分庫爾德人青年在靠近敘利亞地區設置路障，甚至宣布部分庫爾德人居住區的自治。這一意識形態與政治實踐之間的衝突，有可能將導致土國內族裔衝突的泛化和激化。

最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充滿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主要在於土耳其對俄關係的改善與土對西方的關係存在矛盾。土耳其極有可能進一步強化與俄羅斯和伊朗的關係，同時發展與以色列的關係。埃爾多安政府認定的頭號安全威脅仍然是庫爾德問題，它預防庫爾德力量在敘利亞進一步壯大的主要盟友是俄、伊而非西方。因而藉助俄、伊的力量防止區域內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進一步壯大，並減輕由於在抗擊「伊斯蘭國」問題上的不作為而承受的西方壓力，是埃爾多安政府當下外交的優先選擇。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底線，是維持敘利亞和土耳其領土的完整，爭取敘利亞新組建的內閣中遜尼派佔據一定比例。對於伊朗而言接納埃爾多安也是最佳的選擇。改善與以色列關係，則同樣可以抵消以色列對庫爾德人的支持，也可適當保持與西方的關係。然而，中東局勢的多變性使得任何預測都需格外謹慎，正在因摩蘇爾問題而急劇變化的伊拉克局勢就可能改變土耳其與伊朗的關係。土耳其與西方關係仍將持續緊張，雙方非但未能解決舊有問題，而且面臨新的衝突，世俗主義在土耳其的退潮則會導致土與西方的緊張關係常態化雙方在庫爾德問題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在土耳其看來庫爾德工人黨和敘利亞「人民護衛軍」(YPG:People』sProtectionUnits)對土構成的威脅遠勝於「伊斯蘭國」這樣政府與庫爾德工人黨再回之前的和平談判狀態近期可能性不大。西方視「伊斯蘭國」為首要敵人，而把庫爾德人當成可利用的力量，但是難以容忍與俄、伊朗過度接近的土耳其。因此，西方進一步支持庫爾德人，甚至於適度敲打土耳其，都是可能的選擇。一方面美國依然支持敘利亞庫爾德人武裝「人民護衛軍」，土耳其則致力於打擊庫爾德人武裝力量，土美雙方在該問題上背道而馳。近期，由於摩蘇爾問題導致的土在伊拉克北部的駐軍問題，再次助燃了土美衝突。有人就預言:「迫於多方壓力，下任美國總統對於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軍事存在將會採取更為強硬的反對立場。」另一方面，西方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不可能輕言放棄土耳其，土自身長期的制度性的西化更是無法遠離西方。「為了有效應對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存在，以及掌控和管理整個中東格局，土耳其與美國必須合作。」正反兩方面的力量使得土耳其與西方短期內將維持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土難以擺脫西方對其內政和外交的結構性影響。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世俗主義在土耳其的退潮是影響土美關係的深層和長期性的原因。土耳其本身就擁有一個伊斯蘭社會。奧斯曼帝國時期，國家是世俗的，但其社會是伊斯蘭的。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曾試圖促進社會的世俗化，但最終結果還是國家和官僚的世俗化，以及與之相對的社會伊斯蘭化。土耳其20世紀50年代民主政治的開啟使得伊斯蘭主義得以回潮並在80年代後獲得了合法性。馬丁·范布魯因森指出，20世紀80年代軍事政變後軍方曾希望再次確立凱末爾主義的正統地位，但凱末爾主義已經被社會所拋棄。法國中東問題專家哈米德·博扎什蘭在2005年前後指出，現在非常明顯的趨勢是土耳其共和國建立過程中的兩個敵人———庫爾德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後者現在轉變為新自由主義或保守的右翼政黨)———前所未有地強大。它們事實上已經取得了合法性，凱末爾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不合時宜。2007年作為世俗主義最後象徵的總統職位也為伊斯蘭主義者居倫獲得，伊斯蘭化從社會領域推進到政治領域，伊斯蘭主義的影響明顯加大。美國一直關注世俗主義在土的命運，防止土的伊斯蘭化是美國對土政策的底線。西方無法容忍一個抽掉世俗主義之根的穆斯林民主，埃爾多安則無法容忍土耳其式的穆斯林民主被否定。土耳其與歐盟關係也面臨嚴峻挑戰，德國指責土耳其已經成為伊斯蘭主義活躍的最大舞台，諸多因素導致土耳其與西方關係將會布滿荊棘。

注釋：略

註：本文系中央高校項目「公民權和族裔性：土耳其國家話語中的庫爾德問題」（項目號：15SZYB0:），陝西師範大學「優秀青年學術骨幹資助計劃」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