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商業化正在「異化」人文理論

　　今日(2015-7-9)本地中文報載一位名作家記者的雜文「薩卡瑞亞為人文辯護」。文章開頭一段如下：

　　「2008年以後，美國處於經濟衰退壓力之中，人文教育受到空前打擊，不但中小學的文科受壓，大學文科教育也受到空前輕視，社會全面倒向高收入科系(電腦、財經、STEM);高等教育不得不消減人文學科撥款，以前備受尊敬的文史哲，現已淪為最不受職場歡迎的學系。不過在人文教育受重擊之際，仍有不少人挺身而出，為人文教育辯護。譬如著名哲學家奈斯鮑(Martha Nussbaum)就是有力的辯護者。她說當今的全球教育，正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因為整個世界都放棄人文教育，投向職業技能教育，但這種教育就算製造更多先進機器，卻培養不出完整的人;只有完整的人，才能獨立思考，能夠了解和同情其他人的需要。。。。」

　　讀完這篇千字左右專欄文後，覺得所提到的幾點非常適合於舉一反三、以小喻大之用，故立即放下今日正常工作也借題發揮一下。以上短短引文直接間接包含的要點如下：

　　1.所談完全是事實(現象)，但指出的原因只是直接原因，未及深層原因;

　　2.對於人文危機的負面效果批評，空泛無力，徒徒怨嘆而已;

　　3.對於人文科學的意義，這位美國哲學家根本未能觸及，這也是此地哲學家的通病，他們的實用主義限制了他們只能從表面的、實際的利害方面著眼，不能涉及人文科學的根本問題;

　　4.此專欄文作者出身香港，受教於美國英文系，其文化關懷和觀點當然受限於其教育背景所決定的文化學術視野;

　　5.因此，不僅是北美而且是整個西方人文科學界，都因為職業主義人生觀的限制而忽略了一個最為根本的相關性問題：人文學術和人文科學本身的質量和改革的必要性問題?同時最大的忽略是：今日全球技術化大發展情勢下，絕大多數人口都已成為各類技術人員了，其「心理與精神構造」已然完全不同於傳統時代的知識分子。試問這位美國哲學家和英語系華裔專欄作者(港台人文學者多持類似觀點)：你們提出的任何建議是否有任何作用?你們的對象不是校園裡的百分之一小眾而是社會上百分之99大眾!何況，我們還不談這百分之1的小眾中的十分之9也已成為了那百分之99大眾的隱形追隨者了。

　　6.這正是本人幾十年來一再指出並不斷據此而與西方理論同行發生爭執的根本方面：他們礙於集體的職業化功利主義，一味膚淺地跟隨商業化廣告術自我標榜，自我肯定，「抱團取暖」，而一律地拒絕自我反省，自我知識革新(而滿足於科班教育制度訓練下的學術成果)。

　　7.因此本專欄文涉及的是一幣之兩面：a.在科技工商擠壓下人文科學事業萎縮的事實;b.人文科學因充滿幾千年來的保守因素而不能趨向科學化進步的事實。他們根據職業化求利需要和欠缺個人智慧和勇氣，妄圖堅持幾千年的混雜思想，希圖其繼續繁榮於科技工商日新月異時代，無疑痴人說夢;除了在全球商業化大潮中任憑擺布和寄生權貴之外，哪裡有其他的發展機會?

　　於是，當前西方人文理論家們受到同一商業化功利主義思潮控制，在其社會文化影響力日減的同時，愈益採取同一商業化職場運作模式經營著人文學術事業。60年代教育職業化發展空前膨脹以來，人文教育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目的和手段的關係已經顛倒過來：本來：教育職業作為手段是服務於精神文化知識提升的;現在：精神文化知識成為了服務於遵循及完成職場制度與程序的材料和工具!(最終導致：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業之準備)在文教學術「生產」領域內，生產關係，生產力，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異化」。具體來說，傳統上，按照理想，「學術活動方式」(A)是推行和改進學術內容(B)的手段和途徑，現在反了過來後，B成為手段，A反倒成為目的。所謂學術異化還不是僅指這一變異現象，而是特指A這個原來屬於「手段範疇」者現在成為了目的，其反賓為主之後開始獨立於B而隨商業化大潮運作;也就是，在脫離了原來的服務於學術思想發展目的後改為「利用」B以追求新的目標C。C為何?商業化技術化的目標、制度與權勢。如今原本屬於精神價值領域的人文學術內容，成為了追求個人與團體物利的手段。換言之，A不再按照B的內在需要和目標設計自身的生產方式與社會文化功能，而是改為按照佔據全球化時代權力最高峰的C的目標、方式、動機來規劃、設計、運營自身的工作。A的主人不再是B而是C。不僅如此，反過來A還將B一起裹脅入C之內，驅使A(學術活動方式)與B(學術內容)共同進入C的框架、軌道、方向和方式，從而最徹底地將A與B共同地異化，從而更為徹底地瓦解、歪曲著人類固有的人文精神目標。(人類文明固有價值與信仰為一事，其為此逐代提出的認知與方法成效為另一事，故可分別論列)

　　學術內容B被壓製成手段工具以後，立即失去了其自身獨立性價值，其被加予的「新價值」不再由傳統人文精神標準定，而改由商業化時代市場價格規律定;也就是A按照市場化價值規律，任意地改造、操弄、控制B的內容構成，使其服務於人文學術商品市場化需要。這就是為什麼近二十年來，即後冷戰時代開啟的全球商業化時代以來(正是我本人移居海外以來)，人文科學理論一方面實質上全面衰退，另一方面其職場「表象」卻又空前活絡的緣故。人文科學及其理論在文化學術全面商業化轉向後，其內容的「形式主義」大泛濫(符號學為其一;在此「形式主義」不是指相當於世紀初作為理論與藝術探索的形式主義，而是指目前的內容空泛卻以其表述形式本身不斷花樣翻新來「吸睛」的形式化遊戲)，人們不再關注學術理論內容本身的價值學問題，而是盯住其按照市場化商品競爭需要的「改組」效力問題。既然A與C聯手將B內的人文科學「真理」問題改造成學術職場市場化的「成功」問題，最後的標準不再是「合乎真理」與否(之所以容易辦到這一點，也正因為人文科學內「真理」難定，即人文科學還不成其為科學)，而是「能夠取利」與否?於是，所謂今日人文學術現象的「衰退」首先即表現為學術內容B的日趨市場化庸俗化轉變，甚至於只有先庸俗化，才能通俗化，因通俗化，才能市場化，才能促使最後「名利」目標的達成。好，那還不容易!「無內在標準地亂來」還不容易?只要迎合相關讀者或學術市場「消費者」的興趣需要，什麼學術內容的「改造方案」都可時時創造性地提出(如廣告商標的日日新一般)以迎合市場競爭的挑戰。正如公私的研發部門一樣，其全部「文化精神」就表現在：迎合以及進而影響市場趣味方向的純粹技術性「改變」。我們的人文學術越來越生存於同一全球商業化、全面市場化的制度下，故二十年來進行了越來越徹底的「自我革命」：將人文學術材料(思想內容)當做是參與市場化競爭的「原材料」，而設計方案和實施方式(文化產品的生產方式)則越來越跟隨統一的市場化運作規律進行。此一市場化運作機制，在電子化、傳媒化、廣告宣傳化等新型文化競爭技術出現後，內容更趨複雜、有效和專業化。於是，A部分即已全面自行納入這一廣義文化市場化大系統，成為其構成中的一個重要分支。自從電子化、廣告化、傳媒化成為市場化機制的主要構成部分之後，所謂人文學術領域，即成為了由A部分掌控的純功利主義運作域，之後通過設計、改造、操控B的內容而將人文學術改造成(異化成)泛市場化世界的一個分支領域，從而逐步瓦解著人文學術的傳統獨立身份和內容。市場化弄潮兒仍然稱之為「人文學術」，恰恰是為了通過此「以紫亂朱」手法，在市場化競爭世界創造另類「品牌」，以投入學術商品競爭名利場。

　　當然，人文學術本其幾千年的傳承歷史以及近日仍殘存的校園「自留地」，其固有內容也並不容易被作為「新人類」的A加以隨意改動和變異(源於傳統學術規範和慣習的限制)。於是另一「以紫亂朱」手法登場：利用「新興學科」和「邊緣學科」等學術性名義，對百年來出現的本來是真正創新性的學科，特別是初起的「人文科學跨學科」領域，進行人文學術異化(市場化)實驗和改造，並因此而成為一種方便和時髦。「以紫亂朱」首先就體現在「跨學科」、「交叉領域」、「學術與社會結合」等領域，因為正是在相對地擺脫了傳統學科規範和制度限制後，A操盤手可以更隨心所欲地進行學術圖利事業。順便在此略談本人早年在個人的國際學術交流中發生的一次「誤會」及由之產生的親身體會：我和美國某知名哲學家曾因共同的「跨學科」信念，包括反對「哲學中心論」觀點，而一度走在一起(邀訪，譯書，晤談等)。該哲學家的「哲學」還特別指英美分析哲學，所以後者的明顯「欠缺」(偏於人文話語的技術性分析，縮小了意義與價值的關注範圍)容易成為導致人文學者共鳴的原因。但是後來才明確，彼此的「誤會」實際上反映著一種基本的分歧，其直接原因正是「跨學科」。他所謂的跨學科，特彆強調哲學和文學理論的融合，我本人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初正是也強調哲學和文學理論的結合(電影理論，文學理論，巴爾特，列維斯特勞斯以及現象學)。但是不久後彼此發現，各人說的「學科交融」不是一回事。他：以其哲學觀點為立場和方法，把其他學科、特別是文學的內容當做材料加以運作而已。我：根據多學科的「理論多元化」立場，要匯通的是各個學科的「理論部分」，跨學科是指對各學科的理論部分之間的匯通和調整。對他：仍然以哲學為基礎，以他學科為材料(包括他學科的理論部分);對我：要通過跨學科匯通創造新型人文科學理論系統(其後進一步的發展則須包括「跨文化」，這一部分是西方理論家沒有條件介入的<跨學科升級版>。故那時也不宜於在國際交流中多所宣揚)。實際的區別在哪裡?在理論資源的構成上。對他：所謂人文理論主要仍然是哲學理論，甚至於是分析哲學+實用主義即可;對我：理論學者要努力超越本學科理論範圍，而積極學習、提升本人的他學科理論知識以及進而研究不同學科的不同理論之間的「理論性關係」。兩個人的認識論區別說明了什麼問題?他：基於當前職場結構進行實用主義的革新運作;我：超越當前職場學科分劃的制度性限制，主張改造學者個人的知識結構。他的方向是符合學界現實勢力的，我的方向是不合學界現實勢力的。換言之，他的立場貌似革新，實際上完全依附於、自安於現行學術格局，此所以具有現實可行性(此所以能夠成為被現實接受的名人)。我的立場則是從一方面堅守「泛社會科學」應該獨立存在不應被科技工商所排擠或取代，另一方面強調此泛社會科學中的人文科學部分必須首先進行自我解剖、改造、整合。(此所以難以容於國內外現行職場制度)

　　這就是近四十年來我大力提倡「符號學」(作為「符號學2」，即朝向於人文科學全面革新目標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而不限於作為泛泛的文化學術形式主義分析的符號學1)的理由和動機所在，其目標是朝向於人文科學全體的科學化提升，而不是關心如何使其「自我異化」以適應市場化時代的求利需要。正如我在去年索菲亞國際符號學大會上的發言所談，在全球文化學術商業化大轉變的局勢下，三十年來西方符號學事業正在一步步趨於沒落，並已大幅度改變了其內容構成。(以至於今日西方符號學界的帶頭人的水準明顯不能相比於六七時代人學人)最有趣的「符號學異化」正是發生於其「跨學科誤會觀」方面的。既然主張「跨學科」，正好和西方最為庸俗化的「多元文化思潮」以及最稱「大雜燴」的比較文學結合在一起，於是他們可以藉此原則來一個領域大擴充;文學無所不包，但仍需受到「文學」界域的限制，符號學的跨學科則給市場化時代的緊跟時潮者提供了大靈感：一方面，通過「跨學科」把什麼領域內的材料和主題都可納入，遂使自身成為人文科學領域中的「版圖」最大者(當代西方符號學運動初起時曾受人譏笑的「符號帝國主義」，竟然在幾十年後今日學術文化的進一步商業化、市場化之後成為「現實」);另一方面(這才是「學術異化」策略的精華所在)，A根據C的戰略格局將B加以全面改造，使其脫離原先各有所屬的傳統學科規範限制，而成為便於通俗文化市場化運作的「材料」，即仍使用其正規學科內的名目，卻擺脫了學術規範限制，以便多多益善地拓廣版圖和增加市場化品牌知名度效益。當A作為相關學術領域的操盤手後(A的執行者不再是精於學術及理論的認真學者而是精於謀略和人際鬥爭藝術的策略家)，學術「戰略」開始全面朝向市場化、傳媒化、廣告化轉移：重點不再相關於學術內容B本身，而是相關於B在C控導的學術市場化機制內的「可行性」及「效益性」。市場化運作的「技術性」(傳媒化技術性)遂取代了學術內容的「價值性」。學術活動(學術實踐)的得失標準成為外在的：如，版圖大小的經營，權勢關係深淺的評估，知名度大小的衡量，影響力大小的測度。這些判准都不再掛鉤於學術理論本身的價值學義理，而是掛鉤於其社會文化領域實踐中的「成功度」標誌。從認識論上顛覆傳統人文學術規範的異化策略更深入地表現在：什麼樣的學術話語形態都可成為「多元文化」和「符號學跨學科」時代的「合理形式」，只要其可被學術市場化接受，從而給參與市場化運作者以擴大的主題與方式的選擇自由度，其「制衡者」不再是學術專家，而是學術市場化的「操作者」。(所謂專家和學者的定義也主要取決於市場化優勝劣敗標準，而此市場化機制的根據則是多元化的權勢支配網路)「理論思維形態」的全面開放，也導致了浮躁學界的另一「皆大歡喜」：從此怎麼說都可視之為「一家之言」了!只要學人和言論「到場」(身體地以及網路言論地)，學術集團勢力即可獲得鞏固，隨之而來的就是職場程序內的逐階獲利能力及結果的增加。人文學術，結果，竟然因為其實踐運作的「自由性」，而成為「無不可為」之輕鬆事業。因為最後的職場得失判准不再依存於學術理論的質量本身(加以人文學術正好提供了自身欠缺嚴格統一標準的方便性)，而是依存於與「市場」掛鉤的「職場權威」之態度。生存於商業化時代的各級學子們，於是相應地(採取徹底功利主義方向地)改變了人生觀和實踐觀，開始把個人生活方式重點改為朝向於經營「人際關係」，即改為朝向「學界權勢持有者」這個吸鐵石中心;圍繞者學術集團權力核心，於是邏輯性地形成了親近度不同的、地域放射性的學界勢力關係網。

　　相應的，學會的建立和大會的召開都很少或不再相關於學術思想的真正交流，而是相關於職場市場化運作中「新生產方式」和「新生產關係」的營建：拉關係，建勢力，學術品牌的宣傳，學術幫派的勢力劃分，學術「股票」形象的渲染，如此等等。於是，真正的「學術異化」出現了：參與者的心態的徹底異化!參加者不再關注學術價值本身(此必不利於多快好省謀利目標)，而改為關注個人對學術勢力參與度的調試。以學術求利為第一職場倫理者，邏輯上，必將走向趨炎附勢、依附權威、黨同伐異、嘩眾取寵。在古代作為學術文化負面表現的品格特點，在今日商業化時代反都成為識時務者為俊傑之士(公司文化為此提供了現實的典範)。但是，時代變了：傳統學術標準被視為「迂腐不堪」，現代行為標準改為求「名利權實惠」。可以說，新世紀以來，全球商業化大潮已經根本顛覆了傳統人文倫理!

　　我於1982年參加的多倫多國際夏季符號學營，也許是國際符號學界最後一次「盛況」，那次也可謂群英彙集，其表徵之一為諸多一流著名哲學家和理論家的參與，如福柯，塞爾，艾柯等到會做系列講演，符號學仍呈現著朝向於理論化方向在展開。等到我於1989年在巴塞羅那-佩皮尼昂大會上正式入會開始，西方符號學界的理論化開始追求明顯降低了。同年6月我參加了法國克里斯丁麥茨國際電影理論研討會，我曾經坦率地發言：西方電影理論(其主流為電影符號學)正在走向停滯(暗示麥茨為迄今為止最後的「理論家」;暗示西方人文理論發展似乎不如一二十年前)，還曾遭到另一位著名法國電影理論家的「駁正」(「我們怎麼停滯不前了?」)。不料再過幾年後，當電影理論舞台轉移到美國後，「理論」就真地被全面實用主義化地排除了。(什麼理論一到了那裡就實用主義化了，而我們百年來偏偏百分之90文科精英都受教於該人文實用主義精神方向和思維方式，難怪彼此的「理論觀」難以溝通)這次索菲亞大會，在我遞交了組織方會前收集的「學者建言」中，曾對世界符號學理論全面衰退表示遺憾，到了會上，索菲亞大會會務的一位教授友好地告我：今日符號學學生都是朝向職場實際需要的，幾乎沒有任何人再關注「宏觀理論」問題了。保加利亞的情況如果有些極端(他們接觸西方理論不久，突然進入了資本主義職場競爭時代)，其他各國情況實際上大同小異。有趣的是：那些一方面批評社會文化現實正在輕視自身所處的人文學術時，另一方面則對自身學術的科學化、理論化弱化的趨勢，不僅不以為意，反而完全接受並將其稱之為「發展」(「我們放棄了「大理論」，改為通俗性、實用性研究為一種「學術發展」表現!」)，實際上，放棄大理論追求而轉為具體性、技術性的小問題研究，正是人文科學世界整體衰弱的明確表徵!(人文學術大理論的成效不彰與人類需要人文科學深刻理論化革新的目標為兩事)

　　最後，讓我再補充一個最深刻的學術異化現象，用以結束本文。讀者注意：本文開頭提及的著名哲學家(我沒有讀過她的任何東西)和專欄文作者，正和大多數今日批評文化、學術、環境的知識分子一樣，都呈現出一種自以為是「合格法官」的口氣。一方面，他們對學術現實環境的批評指陳完全正確(此一「批評現實」的顯然可見的正確性本身，正是他們的言論可有一定影響的直接原因：批評的對!但對錶面現象的批評不等於對其具有了科學性認知)，因此凡對現實情況的正確批評受到關注，即可輕易地為自身增附上「清流」的名號。讀者想一想：這事有多難嗎?大家想一想：這類批評方式的存在會不會反而成為另類「學術異化」呢?還不談其指陳內容不痛不癢本身，不能深入本身，「批評家」雖然成為社會文化負面現象的指摘者，因此可以以自身立於「正確」立場自居，卻正因此一客觀上的「道義法官形象」而掩蓋了一個更重要的背後事實：此一「因我批評客觀正確，故可證我的判斷知識可靠」的推論，似乎也引申出了一個「我最具有批評資格、即我最有進行批評的知識」的結論。這樣的社會文化批評，可以說很少具有實際效用，至於其泛泛無效建言，則還往往含有負面性，結果可能反倒起著一種「另類有助於滿足發泄大眾情緒需要」的、逆向有利於所批評對象的、話語修辭性的工具性作用。好像批評了現實就完成了對現實的某種改變似的，卻根本不考慮、不驗證其效用!【當代法國理論家們不是都這麼幹嗎!通過不斷更新理論話語形態以達「一吐為快」目的。注意：無效的批評話語的存在反可有助於被批評對象存在的穩固性;人們會將批評話語存在本身當成了相關問題已得到「處理」的假象】怎麼他們都不反問一下：這一切負面現象是否與人文科學本身的不成熟、無效能有關呢?是不是跟人類雖然自然科學方面長足進步，人文科學方面卻進步緩慢有關呢?如是，有沒有一個改造人文科學本身的需要呢?如是，人文學者、理論家、批評家有沒有自身也有一個需要知識結構改進的需要呢?【改變自身知識結構與人格結構的必要性?即不僅是要改造「他者」，也要改造自身?專欄文提到的那位哲學家，以及我交往的那位哲學家，是否意識到自身的知識和判斷力也需要大為調整呢?因為你們正是與被批評方出身於同一科班制度系統的;或有著共同經歷過的歷史環境的】告訴大家：我在三十年來對西方人文學術理論的觀察中最令人遺憾的就是，幾乎沒有發現哪位大學者是這樣也在「自反」的(都是不斷地在職場內逞其一家之言)!誰都是一方面按照職場現成標準進行個人「獨特性的」學術理論創造，另一方面對學術文化進行各式「批評」。沒有人想一下「有關人類自身的科學改進」的問題。不知道像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人文學者理論家及社會科學家那樣有一個全面追求人類自身知識科學化發展的要求【指其當時懷具的願望和意志(人生觀和精神狀態)，而非指其認知和學術目標的達成(理論建構，實踐方法)!我們一定要將學者思想家們的動機、目標、知識、方法、影響等不同方面區分看待。為什麼?今日西方理論家所欠缺者，正是百年前人文學者在倫理性「動機」和精神方面的「博大關懷」及其追求獨立的「社會科學大方向」的認識論，雖然今日人類的人文科學總體知識儲積自然地大大超越了百年前，但因其漸漸喪失了動機和衝力，所以反而應當受到更嚴格的檢視與批評;一些十九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大家們，包括不少烏托邦式的理論家們，雖然其限於當時歷史性條件而認知不足、理論偏誤、方法不當、推測虛枉等等，但其人本關懷和精神抱負的純粹性，則是今日學者所欠缺的;正如十九世紀存在著「偉大的小說家」，而百年來足堪此名號的文學家者寥寥無幾或根本俱無了】;不知道「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重要，甚至於更為重要!(其理念更為重要，其現狀頗不令人滿意，二者同屬真相)但是這個現行社會科學是不成熟的，特別是其中的人文科學部分，即專欄作家說的「文史哲」部分。於是，現實批評實踐，一方面表現出批評者的人類關懷精神，但另一方面也應反問一下自己：我本人的知識結構足以進行如此複雜的社會文化歷史認知與判斷嗎?批評家們甚至於僅通過自我謙虛的回顧【青年時代的忽略、枉信以及將一切歸之於他人之作惡欺騙結果等等;將責任都推給「他者」，自身則沒有責任。試看：有幾個人是同時檢討自身應承擔的責任的呢?這個「責任」指什麼?其實深層地理解，也非指個人的責任，而是指歷史環境承載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集體不足，即認知力的不足：我們因為當初認知力不足所以沒有能力進行正確有效的事物判斷!因此，今日的思考重點才能夠移轉到新人文科學建設本身上來!這也涉及到一個時代迫切要求：我們都需要提升自身現代化的知識理論!但批評家們，啟蒙家們是這樣處置自身與對象的關係的嗎?】，以證明今日的「個人覺悟」之價值，並以此覺悟作為自身已具有新一代啟蒙者資格之憑證。【此資格就是「病症識別」，而非「病因分析」，更非「診斷方略」，因後二者是有待於相應知識積累的。而批評家偏偏多滿足於人人都可不難做出的「病症指陳」，把價值性批評當做了認知性判斷;當然「病症指陳」雖然不能帶來現實相關改變，但可有效引起讀者共鳴，即滿足集體情緒發泄。那麼，批評的目的只在於滿足這類集體情緒發泄嗎?如果要具有更認真深入的社會文化關懷和抱負，是不是就首先要思考一下個人與集體的認知條件的問題，即可達至了解「病因」和「處方」能力的問題?】我們人人都知道個人的「病症」，但我們不知道「病因」和「治療方法」，正是後二者有待於專門知識的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發展)。現代許多「啟蒙者身份」之自我認定和社會認同，均和十八世紀德法啟蒙時代的啟蒙家不同，那時的「啟蒙家」是指真正走在時代認知最前沿的思想家們，而當代「啟蒙家們」往往是人云亦云者，其啟蒙家身份不因其知識理論高於他人，而可能主要是因為自身處於環境賦予的、進行較公開表達的特殊「優惠」地位而已)。這就是我們多年來所強調的：人類面臨著人文科學全面現代化改進需要的理由所在。沒有「適切的知識」，我們就難以真正前進。而必要知識的獲得首先取決於個人自身的自反之識和自反之勇(要對抗商業化功利主義的誘惑和壓力，真是談何容易!)至少今日我在直接間接接觸過的當前西方人文理論家中間很少發現具有此種主體倫理人格的學者。科技工商商業化制度化的約制力量，歷史上空前強大，無所不在，以至於人人順從了「客觀的規範和程序」，包括積極的現實批評家們。因此，這仍然是「人格異化」的一種表現：一方面對於現實負面表現進行直接的批評性言論表達，另一方面對於自身的觀察、批評、分析的認知資格則不加反省;於是前者的貌似正面表現反而成了後者弱點的自我掩飾!「我自己沒有問題，問題在客觀、在他人!」這樣的話，我們就至多只知「病症」，而不知「病因」，更不知有效的「處方」了。一個「弔詭」的結果可能是：容易看到的負面現實之「存在本身」反倒成為了批評者作為「現代智者」的資格憑證。而此「憑證」卻無關於我們的社會人文科學知識之提升;甚至於是：批評性文化的存在反而遮蔽了人類文明對新世紀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現代化提升的迫切需要!(2015-7-9於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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