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述論——以近三十年中國古都研究為中心（二）

(5)六大古都：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杭州(20世紀30年代之後或20世紀80年代前期)

譚其驤在前引《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中指出：「30年代，又將杭州加入，列為『六大古都』。此後六大古都即成為普遍流行的、大多數學者認可的提法，一直沿襲到80年代，如198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還出版了《中國六大古都》一書。」也就是說，繼「五大古都」之後，「六大古都」的分類出現於30年代，並在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了學界的認同。「五大古都」之後加上杭州，成為「六大古都」，這種分類出現於20世紀30年代的說法，在葛劍雄、華林甫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一文中也可以看到，似乎已為人們所熟知。(20)其實，能夠證明這種觀點的史料證據並不明確，有的學者認為應出現在40年代(21)，有的主張是五六十年代。(22)總之，「六大古都」說出現於20世紀30年代的觀點絕非學術界的定論，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或許僅限於一部分學術主張相近的學者之中。與此相關聯，譚門高足葛劍雄對譚其驤提出「七大古都」論的經過有一個饒有趣味的回憶：

譚其驤思考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年了。他曾告訴我，他記得以前講中國歷史上的首都只是提「五大古都」，40年代後逐漸流行了「六大古都」說，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誰；「我懷疑是張曉峰(其昀)，他長期在浙江大學，對杭州偏愛。但我一直沒有找到證據」。他認為五大古都的提法是合理的，從各方面看，北京、西安、洛陽、開封、南京都勝過其他古都，所以不贊成提六大古都。但既然六大古都說已經流行，而且杭州在中國的古都中也的確具有重要地位，講課時就不能迴避。但他將杭州與其他古都相比，覺得安陽的重要性實在不在杭州之下，所以就將安陽與杭州加上五大古都，稱之為七大政治中心。60年代在給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專業學生上課時，譚其驤就採用了這一說法，用於區別當時通行的六大古都說。又經過多年的考慮，他逐漸形成了「七大古都」的想法，並在70年代後期的學術報告中正式提出了。1981年，譚其驤就以此為題向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作了一次報告，我作了詳細的記錄。(23)

據此文，譚其驤認為「六大古都」乃20世紀40年代後期開始流行的，這與前述譚氏觀點有異，令人有些意外。不過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指出首先提「六大古都」說，並將杭州放入之中的有可能是張其昀(出生於浙江寧波)。至於譚氏的「七大古都」說，首先發表於《歷史教學問題》1982年第1期，其後圍繞此說的展開已見前述。按照葛劍雄的說法，《長水集續編》所收《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一文，乃是譚氏去世以後，自己根據老師的觀點加以改訂和補充之作。(24)

再看譚其驤直點其名的張其昀「六大古都」說，在張氏所著地理教材《中國地理大綱》(《百科小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7月初版，1933年3月、1935年5月再版。後又作為《萬有文庫》本，於1930年4月初版，1935年再版)的第六章《中國之都市與交通》(甲)中，已經提出了「歷史上之六大都會」，並且按照(一)長安、(二)洛陽、(三)開封、(四)南京、(五)杭州、(六)北平的順序作了介紹。僅從此文就可以看出，張其昀將杭州作為六大古都之一的想法是非常明確的。除此以外，張氏所著《中國區域志》甲編(一)的導言中也可見到相同內容。此書由甲編(一)、(二)構成，全兩冊，由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於1957年1月出版。不過根據甲編(一)卷首的「重版自序」，可知原著題名《本國地理》，192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57年重版時，說明「特就原著付印，稍加刪節，未加修改」(同書《重版自序》)。從這兩本著作的出版經過來看，張其昀的「歷史上之六大都會」亦即「六大古都」說，早在20年代末就已形成，經過上述教材的多次重版，到30年代已經為一部分人所知。不過，張氏的「六大古都」在那之後卻並沒有得到廣泛認知，這一點也是十分清楚的，以下略述其原因。

在譚其驤提到的《中國六大古都》(陳橋驛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一書中，有陳橋驛的序言(1981年10月撰寫)，其中並沒有涉及杭州位列「六大古都」的經過，然而在正文關於「杭州」的解說詞(陳橋驛撰)中卻有如下說明：「杭州從九世紀末到十世紀初，曾經作為一個地方政權吳越國的首都，南宋躍升為一個朝代的首都(儘管已經喪失了半壁河山)，而且持續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杭州就這樣地排入了我國古都的行列。」也就是說，杭州曾為吳越國和南宋政權的首都(南宋時已喪失半壁江山，杭州與其說是首都，不如稱作行都或行在所，或許更接近實際情況)，因此得以加入「六大古都」之中。比較起來，8年後，1991年10月編輯出版的《中國七大古都》一書中譚其驤、陳橋驛兩人的文章在說明上更為詳細。首先看陳橋驛的文章(同書《後記》，1989年2月執筆)，閱讀此文，可知書名乃是由時任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地理系教授的陳橋驛簡單決定的：「當時，我的考慮其實很簡單，由於我在杭州執教30年，深知這個都會在『古』字上的資歷實在頗淺，但由於西湖勝景和其他一些因素，冠以『大』字大概是不會引起非議的。」而對於杭州在「六大古都」中的特殊位置，譚其驤另有如下說明：「20年代之所以只提『五大古都』，是因為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都曾經做過全國性的首都，而其他古都沒有。30年代之所以要加上一個杭州成為『六大古都』，是因為注意到了杭州儘管只做過半個中國的都城(所謂『半壁河山』是指金朝佔領了中國北部——木田注)，其城市的繁雄昌盛程度，並不亞於甚或有過於全國性的五大古都，並且和五大古都一樣，到今天還是一個大城市。」(《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也就是說，儘管杭州在南宋時期並沒有成為全國性統治中心，但仍是南部中國的政治中樞所在，在以後的歷史中也維持著與「五大古都」相比肩的繁榮程度，這便是杭州能夠進入「六大古都」之列的原因。

實際上，1983年4月陳橋驛主編的《中國六大古都》出版之前，也有少數標榜杭州為「六大古都」的著作，如張福祥編著的《杭州的山水》(《中國名勝地質叢書》，地質出版社1982年版)，在卷首就有「歷史悠久的杭州城」一類的語句。儘管如此，除二戰前張其昀的地理教材以外，其他還看不到類似的例子。鑒於此，筆者認為杭州作為「中國六大古都」之一被廣泛認知，客觀上來說應是1983年前後才開始的。對此我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陳橋驛撰寫《中國都城辭典》的「六大古都」詞條時，在引用譚其驤的觀點之後，接著說了這麼一段話：「按『六大古都』作為專著出版，首見於陳橋驛主編的《中國六大古都》(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此後又有台北錦繡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陳橋驛作序的大型畫冊《雄都耀光華——中國六大古都》。」從這段文字中，看不到30年代說的資料依據。

對古都杭州冠以「大」字並不會引起非難，陳橋驛的這一判斷可以說相當準確。後來不要說沒有什麼非難，反而還出現了名為「中國六大古都」的電視節目。在這一過程中，「大古都」的分類又出現了變化，即從「六大古都」向「七大古都」發展。

1983年以後的十年左右，正是上述變化的過渡時期，「六大古都杭州」的語句見諸眾多論著和概論的頁面。劉德岑的《古都篇》(《中國歷史地理學叢書》，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其中一例，儘管書名中沒有寫「中國六大古都」，實則為介紹「六大古都」亦即六座都城的論著。此外，陳橋驛主編的《中國歷史名城》(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序言」和「杭州」兩篇(皆為陳橋驛所撰)；閻崇年等著《中國歷史名都》(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所收烏鵬廷的《南宋古都——杭州》一文；王育民著《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以及下冊(1990年5月初版)第541頁等等，都採用了「六大古都」說，當然這些僅僅只是一部分例子而已。

(6)七大古都：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杭州、安陽(1988年8月中國古都學會在河南安陽)

如上文所述，譚其驤在1982年首次提出將河南省安陽市列為「七大古都」之一(首先發表在《歷史教學問題》1982年第1期、第3期，題為《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後收錄於《長水集續篇》增訂版)。其後經過數年探討，1988年8月在安陽召開的中國古都學會上，正式將安陽與此前的「六大古都」一起認定為「七大古都」，直至今日。後來介紹安陽的諸多著作中對這一過程都有重點描述。(25)

將安陽認定為「七大古都」有一個大前提，這就是1983年9月19日中國古都學會(第一任會長為史念海)在西安成立。作為母體組織，該學會對後來的中國古都研究產生了極大影響。對此，我們可以看看譚其驤的說明：

在198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中國六大古都》一書出版之前一年，不佞已在《歷史教學問題》上發表了《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指出商代的殷和六朝的鄴，就象西周豐鎬、秦咸陽、漢唐長安一樣，應視為同一個古都，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至少不下於杭州，所以論述中國古都，應七大古都並舉，不應只提六大古都。經過近幾年來的討論，1988年8月，終於在安陽市召開的中國古都學會上，通過將半個世紀以來通行的六大古都的提法，改為七大古都(1991年10月發表的《中國七大古都》序文；《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內容大致相同)。

對於這項決定，譚氏接著說：

七大古都提法通過的同時，也就作出了請《中國六大古都》原主編陳橋驛教授新編一本《中國七大古都》，並由北京、陝西、河南、江蘇、浙江五省電視台合作攝製一部同名電視片的決定。

這裡可以看到為「中國七大古都」的普及所做出的種種努力，與此同時，電視節目內容的文字版，如《從殷墟到紫禁城——電視系列片〈中國七大古都〉文學本》(《中國七大古都》攝製組主編，馮天瑜、周積明執筆，武漢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大型圖冊《中國七大古都》(同書編輯委員會編，張帆主編，河北美術出版社1990年版)等在很短時間內便相繼出版，稍後的1991年10月，前述《中國七大古都》也出版問世。根據圖冊本的出版社後記，可知為紀念建國40周年，出版社一方面邀請國家旅遊局參與編輯，一方面還聘請中國古都學會顧問侯仁之教授(北京大學)、會長史念海教授(西北大學)、副會長陳橋驛教授(其時杭州大學)擔任編輯顧問。

那麼，安陽入選「七大古都」的理由何在呢？下面即以譚其驤對殷(殷墟)和鄴(鄴城)的介紹為基礎，概述其中緣由。

河南省安陽市以「殷墟」所在地而廣為人知。這裡的殷，乃地名，殷墟即指殷之廢墟。公元前14世紀，據說殷王盤庚遷都至此，後歷8代12王，延續了273年左右(公元前1384-公元前1112，另有253年說和275年說)，公元前12世紀紂王在位時，為周所滅，真正成為一座廢墟。因其地在殷，所以稱其國名為殷，不過中國國內一般稱其為商。至於安陽之名，則要到戰國後期才出現。

公元前7世紀的春秋時期，齊桓公(？～公元前634)在安陽以北約20公里處(河南省臨漳縣西南約17公里)建造鄴城，即鄴都之始。戰國時期的魏文侯(公元前445？～公元前396)曾短期內在此建都，使鄴城首次具備了國都的性質。

隋代以前的安陽，其發展軌跡正是以鄴城(鄴都)為中心展開的。

秦漢400餘年中，鄴城作為地方都市，地位僅次於邯鄲。東漢末，為冀州治所，在河北平原佔據中心位置。不久，曹操(155-220)以此地為政權根本所在，並歷任丞相、魏公、魏王，鄴城由此超過了東漢名義上的首都許(許昌)，成為華北政治文化的中心地，臻至繁榮。三國鼎立時期，左思(約250-約305)作《三都賦》，以華美的文字勾繪吳都建業、蜀都成都以及鄴都(魏都)的繁華之貌。

220年，曹操次子曹丕(187-226)建立魏國並遷都洛陽，鄴都成為五都之一。五胡十六國以及北朝時期，鄴城一直是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的首都，其間共78年，580年，鄴城被楊堅(後來的隋文帝，541-604)的軍隊燒毀，化為廢墟。現在，鄴都遺址隸屬河北省臨漳縣，殷墟所在地安陽則屬河南省，儘管行政區劃不同，但作為承載鄴都與殷墟歷史的文化區域，人們把二者都視作「安陽」並列入「七大古都」之中。

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是反映當時中國地理學界標準認知的基礎讀物，在「安陽市」詞條中，第一句便是「中國七大古都之一」。「七大古都」的記述，在對其他六座都市的介紹中也能看到(關於北京的記載，見同書「中國旅遊地理」條)。在此書中，已經完全不見「六大古都」等以往的分類方法，由此可知在出版之時，「七大古都」已經為人們所認可。

蘇天鈞的《中國古都》(「神州文化集成叢書」，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是較早依據「七大古都」的分類，介紹包括安陽在內的「大古都」的概說性書籍。朱玲玲的《文物與地理》(「中國文物與學科」叢書，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在其中「三、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地域概況(三)著名的七大古都」的部分舉出了安陽。吳曉亮的《中國七大古都名勝與文化》(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是「七大古都」確定之後，作者將自己在雲南大學歷史系的講課內容整理出版的著作，從西安到最後的安陽，對這七大古都作了介紹。

臧維熙(安徽大學)主編的《中國旅遊文化大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對全國各地能夠成為旅遊景點的名勝古迹、文化設施作了詳盡的介紹，當時任中國旅遊局局長的何光

還專門撰寫了序文。在安陽市的條目中，寫明為「中國七大古都之一」，然而在杭州市的條目里，卻依然作「我國六大古都之一」的說明，顯示出當時還存在著認識上的差別。

對於安陽能否列入「七大古都」，也不是完全沒有爭議。馬正林《論確定中國「大」古都的條件》(《陝西師大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2期)，即是對安陽的加入抱有懷疑態度的代表性文章。(26)不過，論述安陽在中國古都史上的重要性的論文，卻是不斷出現，就結果而言，這些倒是加強了安陽作為「七大古都」的正當性。(27)

正如本文所述，到「六大古都」為止，政府、學術界或是某個特定的學會等權威機構並沒有參與進來。但是決定「七大古都」，顯然是由民政部認可的學術團體即中國古都學會負責領導的。

話說回來，如果看各座「大古都」的歷史，自安陽加入以後，從殷周開始，秦漢、三國六朝、隋唐、五代、兩宋，乃至元明清三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主要王朝或國家的首都均已選入其中。一般認為，在之後就不會再無限制進行「大古都」的認定了。在這種情況下，突然進入人們視野的是鄭州。

(7)八大古都：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杭州、安陽、鄭州(2004年11月中國古都學會於河南鄭州)

2004年11月初，在鄭州市召開了為期5天的「鄭州商都3600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都學會2004年年會」。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鄭州市被認定為「大古都」。也就是繼過去的「七大古都」之後，鄭州市被認定為第八座「大古都」，正式位列「八大古都」之一。關於其中經緯，在由鄭州市人民政府、中國古都學會編《鄭州商都3600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都學會2004年年會論文選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所刊諸篇文章中皆有提及(28)，其中附錄所載朱士光(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繼史念海之後，自1999年起擔任中國古都學會第二任會長)等人的文章也作了簡潔的敘述。這裡引用11月5日彙編的《鄭州商都3600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都學會2004年年會紀要》：

經過50餘年的考古發掘和相關學科專家學者的深入研究，專家們認為，鄭州商城(鄭州商城是指位於鄭州商代遺址中部的商代早中期都城遺址。一般所說的殷，是指商王盤庚遷都於安陽之後的時代——木田注)作為商代早期建立的一座都城，至今已有3600年歷史，其建築規模之大，規劃布局之嚴整，文化內涵之豐富，堪稱當時世界之最。鄭州商城作為商代早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是中國古都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探索夏、商、周三代文明發展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以商都為代表的鄭州地區還發現了西山、新砦、古城寨、大師姑、小雙橋等一批古代遺址，兩周時期的鄶國、虢國、鄭國、韓國等諸侯國也曾先後定都於此，這些都表明鄭州所在地域存在一個古都群，這更進一步確立了鄭州在中國古都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與會代表一致贊同古都鄭州可與西安、北京、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安陽七大古都一起並稱為「中國八大古都」。

由「中國七大古都」到「中國八大古都」的發展是中國古都學與考古學、先秦史學等學科研究的新進展，是中國古都研究不斷深入的結果。將鄭州列入「中國八大古都」不僅可以促進鄭州商城及鄭州古都群遺址的保護和研究，推動鄭州市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發展，對今後我國古都學研究的發展也有著十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29)

正如《鄭州商都3600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都學會2004年年會論文選編》所載鄒衡教授(北京大學)和劉慶柱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文章所見(同書278、280頁)，對於鄭州商城是否有長達3600年的歷史，當時也有不同的意見，但在認定鄭州商城為「八大古都」的時候，與會期間似乎覺得並沒有討論的必要。因為在此之前，有1993年8月召開的「鄭州商城與殷周文明國際研討會」和2003年11月召開的「鄭州商都3600年學術座談會」，已經對相關事宜做了討論和確認，對決定入選作了較為周到的準備。(30)應該說，最近的先秦史研究取得了飛速進展，尤其是夏商(殷)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或許也是鄭州成為大古都之一的背景所在。

此後不久，中國的旅遊業界便開始著手編輯出版以「八大古都」為主要內容的書籍。如一般書店常見的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編《中國古都游》上下二卷(汕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即為一例。其中，卷一為「西安、洛陽、北京、南京」，卷二為「開封、杭州、安陽、鄭州」(下卷末尾還附載了曲阜、敦煌、揚州、蘇州等城市)，簡潔概括了各都的歷史名勝、交通飲食等，並配有彩圖。下卷《前言》中，明確說明這八都乃是「八大古都」，但在上卷中，也把西安等四都冠以「四大古都」之名(《前言》)。從這一例子來看，將這四座城市稱為「四大古都」，至今仍然具有無可替代的完整性。

總結一下「八大古都」，儘管其中每個城市都在收集和整理有關資料，但基本上可以斷定，西安和北京的資料要明顯多於其他「大古都」。如果相互比較的話，西安、北京、南京、開封、杭州、鄭州這六都，都有專門從事古都研究的大學或研究機構，而安陽和洛陽則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以古都研究為主的研究組織，其相關研究的積累也相對較少，希望這一狀況不會對未來的古都研究產生負面影響。

(8)九大古都：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杭州、安陽、鄭州、大同(2010年9月中國古都學會在山西大同)

「六大古都」之前的古都研究，基本上是在整理探討與古代首都(國都)有關的既存史料之上進行的。後來把安陽、鄭州分別列入「七大古都」和「八大古都」之中時，主要依靠了考古發掘的成果，同時也對史料中所見傳統王朝的首都重新排序並嘗試進行新的分類。

以上探討了與「大古都」有關的內容，如果嚴格按照入選都市必須是傳統王朝的首都這一認定「大古都」的大前提來看，將鄭州作為「八大古都」之後，對「大古都」進行排序分類的工作就應該結束了。可是，2010年9月下旬在山西大同召開「中國古都學會」之際，許多媒體事先紛紛報道將要認定大同為「大古都」的計劃，引起了各方關注，最後也果然得以入選。其中詳細雖尚未公開發表，不過可以想像，在大同召開的學會上肯定突出了與過去選定「大古都」所不同的理由，另一方面，據說也有質疑選定標準的一面。以下，就列舉幾點。

或許是考慮大同曾為北魏時期的首都，即所謂平城時代(31)，所以才認定其為第九座「大古都」。但是，從北魏平城時期並沒有完成對中國全境的統治這一點來說，大同與杭州一樣，並不完全滿足作為「大古都」的基本條件。加上居於政權中樞的民族並非漢族，這一點與其他「大古都」也有著性質上的不同。不過，大同可以列入「九大古都」之中，或者說影響選定過程的發端，很有可能要追溯到譚其驤曾經說過的話。在前面多次引用的《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中，譚其驤提到了平城(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和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這兩座城市：

惟有平城做了北魏前期都城自398至493九十六年，上京會寧府做了金朝前期都城自1115年至1153年有三十八年，都統治過北半個中國數十年(平城自439年統一北方算起有五十五年，會寧自1126年滅北宋算起有二十七年)，在建都史上地位應僅次於七大古都。

緊接著，又明確指出了它們作為「大古都」的弱點：

但由於平城原是建立北魏的鮮卑拓跋部的根據地，會寧府原是建立金朝的女真完顏部的根據地，這兩處成為半個中國的首都，乃是邊區民族政權向中原擴張的結果，不是經過選擇決定的(有所選擇也只限於本部族分布地區內，並且儘管歷時不很短)，終究是一種暫局，後來為了加強對中原的統治，北魏首都還是遷到了洛陽，金朝首都還是遷到了中都。所以這兩處(與其他地方政權的諸都市相同)也不能與七大古都相提並論。(括弧部分據《中國七大古都》譚其驤序文附加——木田注)

一方面認為平城(大同)具有古都的重要性，但同時又指出，大同與會寧府(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一樣，還不能與「七大古都」相提並論。

有關大同入選「九大古都」的動向，各種媒體都競相做了報導，這裡對其中代表性的觀點略作介紹。

根據郭斌(《山西晚報》記者)《大同衝刺「中國大古都」》一文(《山西晚報》2010年8月5日)可知，早在2008年初，大同就已經開始著手入選「大古都」的計劃，並介紹了力高才(大同古城保護和修復研究會理事)的主張，即「根據考古發掘證實，大同自戰國築城以後，下迄秦漢魏晉南北朝，乃至唐遼金元明清，城的中軸線一直未變，也就是城址完全沒有移位」。而安大鈞(大同古城保護和修復研究會會長)也舉出諸如「北魏建都96年，作為北魏遷都洛陽後北京49年，作為遼金西京190年」；「後續城市」；「24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參見下文)；「(北魏)由少數民族建立佔據半個中國的大政權」等理由，認為將大同列入「大古都」之中完全沒有問題。

朱士光曾經歸納出判定「大古都」的四大標準如下：

(一)應是中國歷史上主流(或主體，非正統)王朝或政權的都城。

(二)有著較長的作為都城的時間，一般而言應在200年以上。

(三)有著相當大的城址規模。

(四)在遺址上或其近旁存在後續城市，且應是國家級或較高級別規格的區域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32)

前面提到的《山西晚報》的報道也轉載了這四項標準，不過並沒有直接依據這些標準來談論大同入選的問題，相反強調需要慎重進行研討，這與那些盲目樂觀的論調不同，值得肯定。儘管如此，大同是否符合四大標準中的前兩項，仍舊存在著問題。

安大鈞在古都學會召開前，接受了大同新聞記者鄧琳的採訪(33)，強調指出歷史上的大同不僅符合朱士光所提出的四大標準，而且還屬於國務院指定的「歷史文化名城」和「較大城市」(34)，完全滿足入選「大古都」的基本條件，這裡引用他的部分論述：

大同是主流(或主幹)王朝的都城，又是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還是第一批較大城市，作為北魏都城時，疆域面積大，都城規模大，文化貢獻大，國際影響大，後續城市也大，是遼金西京、明清重鎮、當代較大城市，而且歷史遺存多。大同號稱古都、佛都、藝都、軍都、融合之都、改革之都，還是舉世聞名的煤都。學術上承認了大同的古都地位，這也是名實相符、實至名歸。

整個語調充滿了信心，似乎大同成為「九大古都」之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令人感受到當地人們的強烈期待。(35)

既然大同已被認定為「九大古都」，那麼不難想像肯定會有其他城市緊隨其後。實際上，早在大同開始著手入選「大古都」的時候，雲南大理和河南商丘等城市也躍躍欲試。本文不擬討論這些古都是否具有成為「大古都」的資格，而是想介紹譚其驤對「七大古都」所作的排序，這當然也是與「大古都」之間的排列順序有關的(《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根據他的觀點，可以將「七大古都」作以下排列(括弧內為其理由)：

第一等：西安、北京、洛陽(長期作為多個統一政權的首都)

第二等：南京、開封(作為統一政權首都的時期較短)

第三等：安陽、杭州(僅作較大的地區政權的首都)

葛劍雄曾在分析「七大古都」的時候，依據上述譚其驤的觀點，進一步將「大古都」的排序要素總結為九條，並給出數值和點數，試圖讓客觀事實來說話。在該文的最後，列出了南京、安陽、杭州三座城市的分析結果。(36)葛劍雄所主張的古都等級區分，包括以下九條：

(一)建都時間

(二)都城性質

(三)都城所代表政權的疆域幅員

(四)首都對政權的控制程度

(五)遺址遺物的保留狀況

(六)今城市的政區等級

(七)古都與今城市的重合程度

(八)古都與今城市的繼承性

(九)綜合知名度

根據這些標準，南京在三者中占具絕對優勢，居於首位，然後依次是安陽和杭州。葛劍雄原本是想說明安陽加入「七大古都」的正當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文章內容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而關於「大古都」的排序，最終也得出了與譚其驤基本一致的結論。

對「大古都」排序，其意義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儘管如此，如果按照上述標準判斷，鄭州和大同當屬第三等級。(37)大同現已被選入「大古都」之列，而對其他想要加入「大古都」行列的古都而言，這道關門愈發難以通過了。

結語——選定「十大古都」的可能性

認定大同為「九大古都」，之後是否還存在「十大古都」的可能性呢？這是一個誰都無法回答的問題。不過，題有「十大古都」之名的書籍已經問世。趙永復的《十大古都》(《「十大」系列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即是其中之一，它把瀋陽、大同、江陵(荊州)也放入「大古都」之列。作者趙永復為復旦大學的歷史地理學者，在撰寫此書時，曾問其師譚其驤。據說譚氏當時並不十分認同此說，但因為屬於「十大」系列叢書之一，所以也別無他法，只好在過去的「七大古都」之後加入瀋陽等城市，湊成十都出版。不過，最後三都中沒有包含鄭州，從出書的時間來看，這一點也似可理解。(38)

除此以外，還有在「七大古都」之中加入成都、廣州、銀川(來源於互聯網)，或是在「六大古都」中加以成都、揚州、蘇州、太原等等說法。(39)而作為第十座「大古都」的候選城市，除前面的大理和商丘以外，還有人舉出了瀋陽、江陵等地。

從近三十年「大古都」排列的過程和現狀來看，認定「十大古都」的可能性相當低。能夠想到的古都大多不具備入選「大古都」的基本條件。除非「大古都」的選擇標準有根本性的改變，否則難以得到人們的支持。

最後必須注意的是，上述一系列古都與「九大古都」中的任何一座城市一樣，都被選入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古都分類之中，而且這種分類標準在今天受到了重視。這種與「大古都」不同的古都分類，即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其中詳情，當另外撰稿論述。

注釋：

(20)葛劍雄、華林甫：《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葛劍雄、華林甫編：《歷史地理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導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除此之外還有，馮賢亮《「七大古都」說論辯始末》(《中國史研究動態》1997年第11期)；鄒逸麟主編《中國歷史人文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章第一節《從七大古都的更迭看歷史上定都的原則和變化》；朱士光主編《中國八大古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所載朱氏《序言》；李民、岳紅琴、張興照《鄭州古代都城》(鄭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鄭州市社會科學院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緒論，等等。

(21)參見《鄭州商都3600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都學會2004年年會論文選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所收張新斌《鄭州大古都的年代學研究》。

(22)參見劉慶柱《解讀中國古代都城》(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2003年2月開講)。

(23)參見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章《從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學》對譚其驤《創立「七大古都」說》的介紹。

(24)(38)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188頁。

(25)與安陽相關的書籍有：《安陽市交通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南省交通志叢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李飛龍主編《中華第一都安陽》(《〈中國皇城·皇宮·皇陵〉系列叢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段艷紅、段長山、朱長安編著《安陽古都名勝》(《安陽旅遊系列叢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版)；任崇岳編著《安陽》(《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叢書》，旅遊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王迎喜著《安陽通史(原始社會—194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

(26)除此之外還有鄒逸麟《也談安陽是否夠格列入中國歷史上的大古都》(載《中國古都研究》第1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也可參見記述其間經緯的前引馮賢亮《「七大古都」說論辯始末》。

(27)張之《歷史上安陽與鄴之關係》等文，見《中國古都研究》第12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所收諸篇。此外，王世恩《殷鄴安陽是中國的「大古都」》(《中國古都研究》第14輯，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陳文道、陳凱東《夏商周斷代工程與安陽古都》(《中國古都研究》第16輯，研究出版社、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華林甫《20世紀的中國古都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0卷第1輯，2005年1月)等。

(28)中國古都學會、鄭州古都學會編：《中國古都研究》第21輯(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是2004年11月在鄭州舉行的古都學會論文集。或許由於出版較遲的緣故，其中與鄭州相關的論文與注(21)所引中州古籍出版社本多有共通之處。

(29)參見同書《後記》及前引朱士光主編《中國八大故都》「鄭州」條。

(30)參見前引《鄭州古代都城》所載李學勤《總序》和《第一章緒論》，以及朱士光《在鄭州古都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2003年12月28日，河南省鄭州市)》(見前引朱士光《中國古都學的研究歷程》)。

(31)關於北魏時期的平城(大同)，可以參閱陳新海《北魏初期的都城——平城》(《中國古都研究》第七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憑《北魏平城時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董瑞山主編《北魏平城研究文集》(《大同歷史文化研究叢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

(32)參見前引朱士光《在鄭州古都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33)據《大同新聞網》刊《大同堪稱大古都——訪大同古都保護和修復研究會會長安大鈞》(2010年8月30日)。

(34)1984年國務院批准的13個地方都市。以山西省大同市、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遼寧省大連市等，人口超過百萬但並非省會或自治區首府的都市為對象，賦予一定的法規制定權。目前有近20個都市獲得了批准。

(35)或許得到了大同方面的協助，由中國古都學會編輯的「中國古都系列叢書」最近陸續出版，其中《古都大同》(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主編為安大鈞，副主編為力高才。

(36)參見葛劍雄《論中國的大古都的等級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陽能否列為「七大古都」》(《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1期)，後收入葛劍雄《行路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7)據前引大同的安大鈞會長所說：「論建都朝代和時間，論歷史性的貢獻，大同應該排在現有八大古都行列中的5至7位，只是現在已經有了八個古都，按人們習慣性的排序，把大同叫成了第九大古都。確切地說，大同應是中國大古都之一。」顯示出對大同排在「八大古都」之末的極大不滿。又據情報媒體關於「大古都」調查統計的不確切數據結果顯示(並非以中國歷史地理學圈內人士作為調查對象)，「五大古都」的確是實至名歸，而對後面的杭州、安陽等四座都市的評價明顯不高。

(39)對於「大古都」，無論觀點或是論據都有著分歧，如劉志寬、繆克灃、胡俞越主編《十大古都商業史略》(《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叢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即為其中一例。

原載：《江海學刊》，2013年第4期 第27-38頁

[日]木田知生（1949-），日本龍谷大學文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