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或已錯過發展民辦大學最佳時機

陳平原記得是1989年的歲末，天很冷，我應邀跑到城裡的和平賓館，跟幾位日本朋友商談在中國創辦私立大學的可能性。我的答覆是：不是不想做，而是沒有可能性。值得嘗試的，或許是創辦學術雜誌。日本朋友很熱心，說干就干，於是有了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學界頗有影響力的同人刊物《學人》。大概從那時起，我開始關注中國的民辦教育。跟許多披荊斬棘的先驅不同，我從未真正介入其中，只保持「遙遠的興趣」。正是這種「觀察者」的定位，使我寫不出關於我國民辦教育的專門著作。可另一方面，我因發表過不少和高等教育史相關的專業論文，由此談當下中國的民辦教育或私立大學，將不限於一時一地的得失，而是力求在古今、中外、公私的巨大張力中展開論述。曾經前程似錦的私立大學後來紛紛改弦易轍20多年前，我曾撰寫《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一文，談及章太炎對中國私學傳統的推崇，在學術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標新義」，反對朝廷的定於一尊與學子的曲學干祿；而在具體操作層面，則是借書院、學會等民間教育機制，來傳國故、繼絕學，進而弘揚中國文化。章太炎一生堅持私人講學，多次拒絕進入大學當教授，有其明確的學術追求。而同樣對傳統書院充滿敬意，但更傾向於與現代教育體制接軌的唐文治，則在創辦無錫國專上下了很大功夫，且有很好的成績。至於張伯苓的南開，我曾如此描述：「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有什麼『奇蹟』的話，那麼，很可能不是國立大學北大、清華的『得天獨厚』，也不是教會大學燕大、輔仁的『養尊處優』，而是私立學校南開的迅速崛起。」此外，馬相伯之創辦復旦大學（1905年）、陳嘉庚之創辦廈門大學（1921年）等，也都值得認真表彰。當然，上面提及的南開、復旦、廈大，日後都在某個節骨眼上改弦易轍，變成了國立大學。這正是我要討論的話題——為何曾經前程似錦的私立大學，非改為國立不可？1937年春，因企業破產，陳嘉庚在獨力維持廈大費用16年後，不得不放手，函請南京國民政府將私立廈門大學改為國立。全面抗戰爆發，復旦大學整體內遷重慶北碚，為爭取政府經費支持，1941年改為國立。同樣是1937年7月，張伯苓的南開大學慘遭日軍狂轟濫炸，8月奉命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合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第二年改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4月9日，教育部宣布，因抗戰勝利重返天津的南開大學改為國立，張伯苓仍是校長。作為南開的「大家長」，張伯苓對於南開大學改國立，其實是不太情願的。1945年8月，張曾兩次給蔣介石寫信，第一封信稱：「南開大學未來之發展，需費頗巨。在最初十年所需之款，擬請按照北大、清華經費數目，由政府撥付。」第二封信又說：「南開在戰前由政府每年撥給之補助費，約佔全部經費三分之一。抗戰開始，南開與國立北京、清華兩大學合組為西南聯合大學後，其經費全由政府撥發。戰後三校分別恢復，而南開居於私立地位，又當八年苦戰方告結束之時，瘡痍滿目，各方募款不易進行，復校殊感困難。擬請政府成全始終，對於南開復校第一年所需經費准照北京、清華兩校經費比例，由政府全數補助，嗣後逐年遞減十分之一，至第十一年，即全由南開自行籌款。」而1947年7月《南開周刊》「南大介紹專號」上更是發表了《世界、中國、南開》：「南開大學現改為國立，限期十年，期滿仍改私立。」當然，我們都知道，那只是張校長的一廂情願。緊接著的風雲變幻，決定了南開不可能再走回頭路。新中國成立後，民國教育體制及課程設計被徹底否定，中國大學來了個急轉彎。單是這整頓私立大學與教會大學，已足夠驚心動魄。經過短暫過渡，至1952年底，所有中國大學都變成了國立（公立）。至於原來的情況，查1934年度的《民國以來國內高等教育之演變》，那年全國共有高校110所，扣除31所專科學校，這79所大學（含獨立學院）中，公立37所，私立42所。撇開獨立學院，這20所私立大學分別是：燕京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齊魯大學、震旦大學、武昌華中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嶺南大學、滬江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中法大學、復旦大學、武昌中華大學、大同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廣東國民大學、廣州大學。前10所是教會大學，後10所是國人所辦私立大學。立志辦「中國的哈佛」的民辦高校至今難以挑戰公辦大學地位此後10年，戰火紛飛，中國大學不時峰迴路轉。至新中國成立，私立大學的力量，仍是三分天下得其一，其中不乏聲譽很好的名校。熟悉中國教育史的人都知道，自孔子首開私門講學與著述，兩千年來，私學與官學並存，在某些特定時期，前者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貢獻甚至比後者還大。一旦將大學全部改為國立（公立），雖有效地實現了意識形態的控制，但增加了國民經濟負擔，也助長了教育主管部門的權力慾望，效果其實並不好。改革開放以後，政策逐步鬆動，上世紀90年代中國教育的一大景觀，便是私立學校的大量湧現。1993年初公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改變政府包攬辦學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制。」當年年底，我接受日本《文》雜誌專訪，預言私立學校的恢復必將對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教育體制的改變，短期內是『救急』，即調動民間的資金，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做貢獻。長遠來看，對實現教育的相對獨立，允許並鼓勵多種聲音、多種觀念的並存，進而改變已有的中國文化格局，會有更加積極的影響。」現在看來，這預言有些過於樂觀。從培訓班起步，30年來，民辦教育歷盡艱辛，為國家解憂，為百姓解難，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大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且，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民辦大學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積累，擁有漂亮的校園以及基本師資隊伍，初步樹立起自家的品牌。據今年7月教育部發布的《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529所(含獨立學院283所，比上年增加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02所（比上年增加32所）、高職(專科)院校1327所（比上年增加6所）。在另一個地方，公報提及「民辦教育」：全國共有民辦高校728所(含獨立學院283所)，比上年增加10所，在校生587.15萬人（比上年增加29.63萬人），其中碩士研究生408人。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今天中國，十個大學生中有兩個以上是在民辦（私立）大學讀書的；第二，民辦大學也在逐漸升級，如今出現可招收、培養碩士生的院校；第三，對於這283所獨立學院，不再稱其為「公有民辦」，而是明確劃為「民辦教育」，也就是私立大學。第四，隨著獨立學院的轉型與升級，有可能出現一批教學質量較好的私立大學。既然成績如此輝煌，為何我還是檢討當初的預言過於樂觀呢？在我看來，中國民辦高校（或曰私立大學）的意義，一是培養各類人才，二是試驗新的體制，三是刺激公立大學。第一個任務完成得很好，第二個任務有所推進，第三個任務完全落空。今天中國的私立大學，對北大、清華為代表的公立大學，可以說構不成任何挑戰與啟示。10年前，我應一家電視台邀請，作為主講嘉賓與西安六所民辦學院的校長展開對話，對他們直接套用美國及日本的例子，來推測中國民辦大學的未來，我不以為然。那年頭，民辦學院因獲得較好發展，正氣勢如虹，不再滿足於獲得專科或本科學位授予權，有的甚至提出要辦「中國的哈佛」。我當時的回應是：「民辦（私立）大學中，經過一番大浪淘沙，會冒出一些名校；這些名校逐漸成長，總有一天可以跟著名的國立大學相媲美。但這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目前中國的民辦大學，仍在起步階段，提過高的要求，明顯不合適。」這就說到了我心裡的那桿秤——早年燕京大學、南開大學等私立大學所取得的業績，豈是今日中國諸多私立大學所能比擬？中外合作辦學「漸入佳境」，將擠壓民辦院校發展空間我最想追問的是，為何私立中、小學及幼兒園辦得有聲有色，不少名校在當地甚至排到數一數二的位置，而私立大學則舉步維艱？我的判斷是，基礎教育已經實現了市場化，只要投資人及經營者高瞻遠矚、創新體制、加大投入，就能吸引好師資及好學生。另外，民眾對一所中學的評價，往往以高考成績為衡量標準，比較容易操作。辦私立大學明顯複雜多了，故至今仍然難有大的突破。一般認為，中國私立大學的困境，是政府決策一手造成的。不久前，在一次座談會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的儲朝暉就稱，只要消除歧視政策，私立學校很快就會趕上公立大學，超越北大清華也只是個時間問題。我則沒有那麼樂觀。或許，中國發展私立大學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若上世紀50年代初沒有中斷，或80年代初重新起步時有好的設計，那情況完全不一樣。目前這個狀態，私立大學還能長期生存，但不可能再有當年燕京或南開那樣的輝煌了。我的理由是：個人捐資辦大學，現在過了最佳時機。諸位必須明白，1910年代辦私立大學所需要的錢，跟今天完全不一樣；而1910年代政府對於國立大學的投入，跟今天也完全不一樣。我的家鄉是潮州，那裡有所汕頭大學，是李嘉誠先生幫助辦的。籌備時，據說鄧小平建議他辦成私立大學，李先生沒接受；還是公立大學，只不過由他獨家贊助。將近三十年，投入了60多億港幣，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可你知道，今天清華大學一年的經費有多少？一百多個億。當年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或者張伯苓辦南開大學，不需要那麼多錢的，先辦起來，逐漸成長。而且，那時候北大也窮，南開薪水還比較穩定，故南開還能跟北大、清華搶老師呢。辦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單有錢不行，沒有錢也是萬萬不行的。目前中國的基金會或私人捐贈，主要投向了著名大學，願意支持私立大學的，少而又少。而單靠收學生學費，是無法成長為一流大學的。你會說，錢少沒關係，可以辦「小而精」的文理學院；可沒有規模效應，私立大學連生存都成問題。請記得，目前中國的私立大學，基本上是「投資辦學」，而不是「捐資辦學」；即便有人想捐資辦學，也無法支撐「多元化巨型大學」的龐大經費。算清了這筆賬，就不會將「辦中國的哈佛」或「超越北大清華」作為今天中國私立大學奮鬥的口號。其實，除了政府的態度，還有民眾的期待心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民眾普遍更信任公立大學，只有高考成績不理想，才會「屈尊」選擇私立大學。這一點，單看各私立大學為搶生源而各出新招、怪招，就很清楚。比如，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別出心裁，跑到台灣去招教師，去年聘了15名，今年又來27位。據媒體報道，這些獲聘的台灣博士實行年薪制，講師20萬元/年起，教授30萬元/年起，此外還為每位博士提供10萬元的科研經費和10萬元的安家費。如此待遇，明顯高於內地聘用的教師。我問校長此舉是不是政府授意，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確實是他們自作主張，與政府無關。為什麼這麼做？因大陸培養的博士，稍有水平的，很少願意到私立大學工作；而台灣教師的職業習慣很好，除了承擔教學任務，3年合同期中，還承諾發表3篇SCI論文。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怎麼計較大學到底姓「公」還是姓「私」。這讓我想起來，台灣那邊私立大學的傳統沒斷，輔仁、東吳、淡江、東海、世新等私立大學，狀態都很不錯。大陸不一樣，民眾對私立大學，即便不說歧視，起碼也是低看一眼。今年4月，我在美國演講中提及今日中國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漸入佳境，不再局限於具體項目，而是擴展到獨立辦學。這種中外合辦的大學，可以自主確定課程、學費及教師薪酬，規定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等。「未來若干年，這些大學若進展順利，將很有可能攪動一池春水。」在我看來，外國名校大舉進入中國，將進一步擠壓中國民辦（私立）大學的生存空間，堵塞其向上發展的通道。原先預想私立大學可憑藉其機制靈活的優勢，上下求索，實現某種制度創新，倒逼國立大學轉型與升級，且在此過程中逐漸站穩腳跟，獲得學界及社會的廣泛認可。現在看來，是步履艱難。未來20年，中國的私立大學仍會有較大的騰挪趨避空間，但也面臨日漸嚴峻的考驗。原因是，在政府大力扶持國立名校以及中外合作辦學漸入佳境的雙重夾擊下，現有的私立大學（含獨立學院），要想衝出重圍，脫穎而出，不是很容易。若長期沒有明顯進步，停留在低端辦學層次，等到少子化局面真正形成，招生日漸困難，將面臨被淘汰的厄運。比起哈佛耶魯，內地民辦高校不妨向港台同行學幾招同樣是私立大學，比起國人喜歡談論的美國的哈佛、耶魯，日本的慶應、早稻田，我覺得香港的新亞書院、樹仁大學，以及台灣的東海大學、世新大學，其創辦過程中的意氣與坎坷，更值得我們參考。如何保護私立大學創辦者的合法權益以及辦學自主權，因牽涉政策層面，非我輩書生所能指點。我這裡只談三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政府如何支持同樣出人才的私立大學。目前中國的民辦（私立）大學，基本上全靠學生學費，加上銀行貸款，這樣的財政狀況，不可能在學術研究上投入過多，因而也就很難有效提高教學及研究水平。我的設想是，除了允許他們參與公平競爭，申請各種科研經費（目前有的基金已允許），還有就是應該給予一定比例的生均撥款。我不認為大學「私立」，政府就可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滅。美日兩國著名的私立大學，運營經費相當可觀，主要是接受捐贈和收取學費，此外還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還可以通過科學研究、經營及其他服務獲取一定收入。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並沒有真正的『私立』高等教育這種事情」。考慮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私立（民辦）大學在當代中國所佔比例非同小可，政府必須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第二，私立大學內部管理制度比較靈活，故有不少創新之舉，很值得期待。只是教師往往因教學任務過於繁重，沒有從事學術研究的精力與動力。所謂「將近一半甚至超過一半的高校在CSSCI論文、CSCD論文、SCI論文、部級及以上課題以及發明專利等方面尚停在『零狀態』」，實在是很令人遺憾的。這主要是校方的責任——既然叫大學，即便傾向於職業培訓，也需要一定的學術研究；而新入職的青年教師，不少是獲得博士學位的，應該有這方面的要求與扶持。第三，是否以及如何禮聘國立大學的退休教授到私立大學任教，這牽涉學校的意願、學生的接受、社會的觀感以及政策的制定等。按目前制度，很多教授退休後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而私立大學禮聘國立大學的退休教授，這在很多國家及地區，都有成功的經驗，是其迅速提升學術水平的不二法門。想想日本學士院院士、原東京大學教授田仲一成退休後轉戰多所私立大學，或者原台灣大學教授、現世新大學特聘教授曾永義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故事，你就明白這可供發揮的「餘熱」有多大。至於是否因此擠佔了年輕人的生存空間，以及統計時能否將其業績計入，我不覺得是很大的障礙。關鍵在於，是否必要以及如何提升私立大學的學術水準。（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民辦高校（或曰私立大學）的意義，一是培養各類人才，二是試驗新的體制，三是刺激公立大學。第一個任務完成得很好，第二個任務有所推進，第三個任務完全落空。今天中國的私立大學，對北大、清華為代表的公立大學，可以說構不成任何挑戰與啟示。個人捐資辦大學，現在過了最佳時機。汕頭大學是李嘉誠先生幫助辦的。籌備時，據說鄧小平建議他辦成私立大學，李先生沒接受；還是公立大學，只不過由他獨家贊助。將近30年，投入了60多億港幣，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可你知道，今天清華大學一年的經費有多少？一百多個億。中外合作辦學漸入佳境，不再局限於具體項目，而是擴展到獨立辦學。「未來若干年，這些大學若進展順利，將很有可能攪動一池春水。」外國名校大舉進入中國，將進一步擠壓中國民辦（私立）大學的生存空間，堵塞其向上發展的通道。美日兩國著名的私立大學，運營經費相當可觀，主要是接受捐贈和收取學費，此外還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還可以通過科學研究、經營及其他服務獲取一定收入。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並沒有真正的『私立』高等教育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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