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

孫國東，法學博士，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本文為孫國東博士述評復旦高研院「政治學與中國政治研究」國際圓桌論壇的文稿，舊文新讀，問題依舊。

「政治學術本來是一切學術中最重要的學術，其終極目的正是為大家所最重視的善德，也就是人間的至善。」[1]政治學研究的鼻祖亞里士多德曾如是說。然而，由於歷史和政治本身等的原因，這門「最重要的學術」在中國不僅歷史短暫、命運多舛，而且似乎仍未發揮出其應有的效用。

　　如果從1979年鄧小平提出政治學等需要「抓緊補課」算起到今年，恢復重建後的中國政治學正好剛處於而立之年。30年來，我們不僅大規模地引進了西方政治學理論體系，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政治學學科體系，而且也初步接續並發展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學術傳統，並開始立基於中國政治實踐（特別是農民政治實踐）「複製」西方政治學研究科學化的理論創新模式。客觀地說，中國政治學在這30年的發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並且為其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比較紮實的基礎。然而，正如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鄧正來教授指出的那樣，中國政治學如何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克服較為普遍的「西方化」傾向，逐漸形成中國自己的概念系統、分析框架乃至學派，甚至形成中國自己的政治哲學，仍將是中國政治學在下一個發展階段中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較具體地說，如何對待本土化與科學化之間的關係，如何理解政治學研究中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政治學科學化中不可避免的「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係，如何把握政治學研究與中國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等等，也將是中國政治學科學化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本土化，抑或科學化？

　　在其晚近的著作中，鄧正來教授主要以法學為個案，對中國社會科學的「西方化傾向」（由於受「現代化範式」影響給中國社會秩序之建構間接提供了一副「西方理想圖景」）進行了深刻而又系統的批判。[2]在主持此次圓桌論壇時，他再次開宗明義地強調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自主化問題，並以此為此次圓桌論壇的討論奠定了基調。鄧教授的上述思想其實為中國政治學研究開放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政治學作為一門學問是否存在著本土化的問題？或者說，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前景是進一步科學化，探討普適性的理論，還是需要本土化，立足於本國國情和文化？毋庸置疑，這是對中國政治學研究進行反思的一個前提性和根本性問題。也正因其前提性和根本性，它激發了入會學者的熱烈討論。

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在其討論的開篇，來自德國維爾茨堡大學Bj?rn Alpermann便對鄧教授的上述觀點進行了積極的回應，並把西方政治學概念在非西方國家的適用性問題、是否存在著同一性的西方政治科學等問題拋了出來。美國聖托馬斯大學教授Jon R. Taylor儘管沒有使用「本土化」的說法，但他認為，中國政治學研究必須考慮下列因素：中國的獨特性；中國政治制度的不同性質；中國歷史、文化與發展的不同性質；政治與發展中所存在的城鄉二元性和沿海—內地二元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性作用；以及對中國而言具有獨特性的社會和統計學上的關切等等。

　　與上述觀點針鋒相對的是，來自美國田納西大學的鐘揚則用較多的篇幅專門質疑了這一問題。在他看來，「中國政治學本土化」不是一個很恰當的命題，它很可能會導致誤解。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比較政治學是用科學的方法，在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對不同國別和地區的政治現象進行系統的因果研究，最後的結論要再回到理論層面。簡言之，比較政治學的邏輯就是Adam Przeworski和Henry Teune所說的，要用理論概念作為變數取代國家的名稱和符號（replacing proper names），而時間和地點都應視為潛在的變數。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不能停留用「國情」、「文化」這樣的字眼解釋社會現象和人的政治行為，我們要解析「國情」「文化」背後的含義，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被解釋的現象可以不同，但我們所追求的理論解釋應具有普世的價值。因此，根據比較政治學的邏輯，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前途不在於所謂的「本土化」，而毋寧在於要將「中國」這一字眼去掉，將中國政治研究與科學接軌。

　　鍾揚的上述觀點得到來自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譚青山的支持，但也受到了部分論者的質疑。有論者指出：政治學研究都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要解決問題必然會滲入非科學的價值因素；而且，所有的理論都具有語境依賴性，沒有絕對的普適性（北京大學李強）。政治學研究的一個公式是：「語境」決定著「問題」，而「問題」決定著「方法論」。因此，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是特定經驗和文化的結晶，其「科學化」之路必定非常漫長（中國人民大學楊光斌）。對此，也有聽眾提出了這樣的疑問：政治學的本土化問題究竟是中國政治學所面臨的一種情緒性的身份焦慮，還是作為一門科學的政治學所內在的一個問題？

二、定量研究，抑或定性研究？

　　眾所周知，在實證主義大行其道的20世紀，「定量研究」由於更能體現政治學科學化的精神而與「政治科學」的命運緊密勾連起來，並隨著「行為主義革命」而在政治學研究中佔據著支配性的地位。但道德—政治哲學的當代復興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政治學者對標榜「價值無涉」的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反動，並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定性研究」的發展。然而，對中國政治學而言，無論我們是贊成政治學本土化還是主張政治學科學化，我們都會面臨這樣一個根本性的方法論問題：究竟如何看待「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之間的關係？（如果像鍾揚那樣在與本土化對立的意義上主張政治學的科學化，該問題就變成了：定性研究可否成為一門科學？）

　　Jon R. Taylor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之間的爭論稱之為「永久的爭論」，但是他仍認為，方法論的多元主義（而非方法論的實證主義）應是中國政治學方法論的一種選擇，應倡導一種（包括問題導向的研究和理論導向的研究在內的）混合方法的路徑。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陳周旺通過分析美國政治學草創歷史後指出：本土化的焦慮、學科不規範、沒有研究方法和標準、缺乏實證精神，乃是中美政治學草創所共有的困境。但是，美國政治學的歷史也表明：政治學的純科學化未必是一種進步，相反可能是政治學的衰退，因為這意味著政治學從公共生活中退卻，而事實上介入公共生活恰恰是經濟學、社會學在經歷了多年的純科學發展之後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中國政治學在引入量化方法的同時應始終保持對量化研究的清醒認識。不少論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中國政治學研究應當避免方法論「科學主義」霸權的傾向，注意「現代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路徑對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負面影響（美國戴維森學院Shelley Rigger和復旦大學郭定平）；西方政治科學研究具有多樣性，並不存在同一化的西方政治科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也應該多樣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均應受到重視（Bj?rn Alpermann）。

2016美國大選中，政治科學的定量工具遭遇滑鐵盧

三、事實，抑或價值？

　　自大衛·休謨和馬克斯·韋伯以降，社會科學研究如何處理「價值」問題便是社會科學科學化不可迴避的問題。韋伯為此提出了「價值無涉」的原則，他認為：「『價值無涉』……是對政策、特別是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任何一種純科學探討的前提條件。」[3]但是，即便是韋伯本人事實上也未能完全豁免價值的影響——因為一方面，受李凱爾特影響，韋伯也看到了「價值關涉」在研究對象的選擇與塑造中所具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綜觀韋伯的學術與政治實踐，正如其從左翼將其激進化的追隨者格奧爾格·盧卡奇所指出的那樣，在韋伯那裡，「嚴格的科學性只是最終地鞏固世界觀中非理性主義的一條通道。」[4]因此，在韋伯之後，「價值無涉」的問題反而成為人們理解「社會科學之邏輯」（哈貝馬斯語）時的一個聚訟紛紜的問題。以1961年杜賓根德國社會學會年會所引發的「實證主義論戰」和1964年海德堡韋伯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引發的論爭為標誌，主要以狄奧多·阿多諾、馬克斯·霍克海默、赫爾伯特·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為一方、以卡爾·波普爾和塔爾科特·帕森斯等為另一方，雷蒙·阿隆、萊因哈特·本迪克斯等著名韋伯研究專家廣泛參與，國際社會科學界在1960年代圍繞著實證科學價值無涉方法論所展開的長達數年的爭論即是明證。[5]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不可避免存在的「價值關涉」與意欲科學化的「價值無涉」努力之間，中國政治學研究究竟該何去何從？

韋伯之後，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甚囂塵上

　　就中國政治學而言，事實與價值的關係在根本上涉及到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即政治學研究如何豁免各種政治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影響？在甘陽看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可以有兩種情形：一種是以知識場域為媒介批判和型塑政治，一種先站在「政治正確」的立場上狹隘化知識場域。[6]如果我們把批判和型塑政治的那套知識也看作是另一套（潛在的）「政治正確」，那麼甘陽的上述論述其實啟示我們：政治學科學化所要豁免的政治意識形態既可能是當權者所推崇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也可能是對之構成激進挑戰的另一套民間政治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意識形態）。[7]對中國政治學研究而言，我們事實上既存在著單純以官方政治意識形態為風向標並以此狹隘化政治學研究的傾向，也存在著唯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馬首是瞻並以之簡單比附、評判中國政治實踐的傾向——儘管這兩種傾向之間可能是完全對立的。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顧肅和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林尚立正是分別從這兩種不同的問題意識出發對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無涉」問題進行了探討。

　　作為一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專家，顧肅儘管主張政治學研究要保持相對的價值無涉，但其所無涉的對象卻主要是官方政治意識形態，而且他還強調追求自由等某些普遍價值的必要性。在他看來，作為科學的政治學仍然不應與政治及其宣傳混為一談，因為學術仍然與政治相對獨立，其迴旋餘地要大得多。由於政治學本身研究對象往往帶上社群政治文化的一些特點，政治學研究的確難以實現絕對的價值無涉。但實現絕對價值無涉的困難並不能一概抹殺相對價值無涉的要求之必要性。在今天，價值無涉的可能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某個社會的群體分層及其政治態度的分析、民意調查等等這些事實的認定基本上可以做到價值無涉——儘管存在解釋上的分歧；其二，應當認可某些普遍價值，比如，像自由、生命、財產權等基本人權，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德黃金律以及尊重生命、不濫殺無辜、真誠無欺、人格平等等某些基本的道義規則。

　　作為一名專事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學者，林尚立儘管在論述事實與價值的關係時也做出了傾向於「價值無涉」的論述，但其所無涉的對象——儘管沒有明言——實質是對官方政治意識形態構成激進挑戰的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在他看來，在中國政治學研究中，他所理解的價值與事實之間的衝突既源於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但同時也源於學術研究本身的認知誤區：就前者而言，中國的國情、社會主義觀念與經典民主形態之間的張力是產生這種衝突的主要根源；而就後者而言，則多少與研究主體本身對中國政治認識的偏狹、自信心不足以及對經典民主理論和形態的認識過於簡單有直接的關係。要協調兩者的衝突，不是要使價值屈服於事實，更不是要使事實遷就於價值，而是要建立在研究者對中國政治的理性認識與把握之上。如果我們把今日之中國發展之實情、之大勢置於人類文明的大歷史、大邏輯中考察；把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置於馬克思的思想體系與理論邏輯之中把握；把中國的實踐置於世界各國現代化所經歷的歷史過程之中反思，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今天中國政治發展的大邏輯、大趨勢是符合人類社會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規律與邏輯的，其所面臨的問題、挑戰和衝突並非不是不可通過發展來解決的問題，它需要的是時間和持續穩定的發展。因此，中國政治的研究不應再從簡單的價值出發，相反，應該從中國政治的事實出發；與此相應，中國政治研究的使命，不是賦予中國政治以簡單的價值取向或價值目標，而是探究和開掘中國政治與制度發展背後蘊含的價值和理論。

　　由是觀之，同樣是主張「價值無涉」，由於所涉的價值參照系不同，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意蘊。進而言之，不同的學者在主張「價值無涉」時，常常已經預設了「價值關涉」，即已經用先在的價值觀念框定了所無涉之價值的範圍。從這裡，我們也管窺到了「價值無涉」與「價值關涉」之間的韋伯式弔詭。

四、民主，抑或共和？

　　討論中國的政治問題，不可避免的會涉及到「民主」這個「好東西」。如果我們歷時性地把110年前的戊戌變法視為中國從帝制到民主國家之民主轉型的開端，那麼中國的民主轉型或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困難的問題，因為我們迭經多種的政治形態、歷時百餘年仍未能真正突破這一問題；而如果我們共時性地將當代中國的民主轉型置於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下考量，那麼中國的民主轉型則又可能是中國社會轉型中最複雜的問題，因為如何在實現民主的同時保有「國家能力」——即王紹光所謂的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8]——仍是蘇東等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民主轉型國家所面臨的一大困境。也許正是處於上述原因，論者們在中國是否需要民主轉型的問題上可以比較容易地達致共識（復旦大學桑玉成、北京大學謝慶奎、李強和徐勇等），但是在如何實現民主轉型、實現何種意義上的民主等問題上卻分道揚鑣。

　　李強主張區分古典民主與現代民主、「民主」政體（以法國為代表）與「共和」政體（以美國為代表）等範疇，並立基於此探討中國的民主轉型問題。他指出：從歷史上看，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思想界一直對民主持負面態度，視民主為導致希臘文明崩潰的重要原因，不少人追求一種能夠兼具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成分的混合政體。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強調的是人民主權，但近代西方在探索人民主權的實現體制時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路徑：其一是以美國革命為代表的共和主義路徑，其二是以法國革命中的激進派為代表的民主主義路徑。儘管現代民主最初以法國式的、強調公民直接參与為典型，但恰恰是美國式的、建立在代議制基礎之上的「共和」政體挽救了現代民主的命運。而發端於美國並在歐洲被不少國家接納的現代民主制度與古典民主制度存在著根本的差別，這些差別可以概括為：第一，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抑或作為一種政體；第二，平等的公民直接參与政治，抑或通過代議制的方式公民有差別而且間接地參與及影響政治；第三，民主至上、「人民最大」，抑或通過憲政與法治限制人民由於一時的偶發性感情而產生的權力訴求；第四，單純的民主政體，抑或以某種形式的混合政體為原則的政體。因此，對於中國追求民主轉型的國家而言，我們或許應該透過「民主」的高尚理想與華麗辭藻，理性而冷靜地研判西方近代以來政治實踐的內涵及其成敗得失的邏輯。

　　然而，李強的上述觀點遭到了部分論者的質疑。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徐勇提出，民主可以放在權力歸屬、權力配置、權力運作等不同層面上理解，我們對民主的反思必須首先確定究竟在何種層面上進行？顧肅則質疑：在西方「民主」與「共和」趨同和融合的趨勢下，強調兩者的差異對當下中國意義何在？

（為適合微信閱讀，註解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