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鵰》、《神鵰》中所說的全真派的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全真道是道教的一個分支。道教的特點是「雜而多端」，這不僅僅是指它的教理、方術繁雜，也是指道教宗派的錯綜複雜。道教沒有一個獨立的創始人，也沒有一個為人所公認的、共同尊奉的統一經典，它是由不同時期、不同人物創立的不同經系、教派相互融合而成的宗教。而每一家道派之中，又因主張不同、教理各異，形成了分支蔓延的現象，教派之多，難以列數。據北京白雲觀（哈哈，就在俺家旁邊，俺曾經去向觀內道人請教，居然一問三不知，哎，道之不存啊……）收藏的《諸真宗派總薄》中記載，截止到清未，僅全真教一派就有86分派支系。全真道是在道教形成近一千年以後，由王重陽於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在山東寧海的全真庵創立（至於王重陽這小子為什麼起個尼姑庵名字，史書里可沒講，俺也不敢亂說，誰有興趣寫歪史，這倒是一個題材^_^）。　　王重陽，原名中孚，字允卿，宋徽宗正和六年（公元1112年）12月22日出生於陝西咸陽大魏村的一個富裕人家。少年時，王重陽勤奮攻讀儒家經典，企圖科舉仕進。但後來發現，在因宋金兩國交戰而兵荒馬亂的歲月里，靠科舉奪取功名是沒有什麼出路的。於是，王重陽轉而習武，筆墨紙硯換成了刀槍棍棒，功夫不負有心人，後來他終於考取了劉豫所建的「大齊」國武舉，名中甲科，號稱「天下第一」（可見金庸所寫並非空穴來風）。「大齊」劉豫政權本是金朝的傀儡，金朝入主中原後，政局稍微趨於穩定，便廢掉了「大齊」取而代之，將佔領區直接劃歸自己管轄。在異族統治之下的漢族官吏自然得不到重用。　　王重陽十年磨一劍，本指望從此事業發達，卻不料只被派到一個小村莊當了一名收酒稅的小官吏。他一氣之下，憤然放棄官職，回到了家鄉。王重陽在仕途無望的痛苦生活中，曾一度打算皈依佛門，但他最終選擇了道教。道教中傳說，王重陽48歲時在甘河鎮的一家酒鋪中遇到了隱士，隱士「密付口訣，又飲以神水」，並傳授給他許多仙道修鍊的秘術。全真道稱這次奇遇為「甘河遇仙」，並說授經的隱士就是呂洞賓、漢鍾離的化身。王重陽自此棄家當了道士，自號重陽子。其行為舉止也開始變得異於常人。金世宗大定元年（公元1161年），王重陽將家產分給了親友鄉鄰，隱居到終南縣（可不是終南山哦）的南時村，他在村裡挖了一個深4米的洞穴，稱作「活死人墓」（哈哈，這玩意兒也是王重陽搞的），整天在洞中坐禪深思，企圖建立一種新型的教派。　　王重陽在鑽研道學的同時，也開始和僧侶、尤其是禪僧們密切交住。可以說，他對儒、道、釋三家的理論都有所研究。經過艱苦的修行思索，王重陽發現，道家的「清靜無為」、佛家的「禪定」、儒家的「真實無妄」等思想有許多相近之處，三者實為殊途同歸。於是，他提出了儒道釋三教同源論，創立了獨具特色的道教派別——全真道。王重陽提出三教同源主張的初期，並沒有得到什麼社會反響。他先在陝西傳教時，幾乎沒有收到一個信徒。公元1167年，王重陽離開陝西雲遊到山東半島，他勸說當地富戶馬鈺出資修廟，起名為「全真庵」，站穩了腳根進行傳教活動。此後，他的主張才漸有影響，受到了一些人的重視和擁護。王重陽從此開始廣收***，致力傳教活動，其中最為有名的是號稱「北七真」的七位高徒，他們是：丹陽真人馬鈺、長真真人譚處端、長生真人劉處玄、長春真人丘處機、玉陽真人王處一、廣寧真人郝大通、清靜真人孫不二（馬鈺的老婆）。王重陽去世之後，這七位高徒勵精圖治，千辛萬苦傳教佈道，終於使全真道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影響後世的重要道教流派。北七真之中，對全真道貢獻最大的當首推丘處機，教徒有全真道「興於重陽子（王重陽），大盛於長春公（丘處機）」之說，後代門徒奉其為「丘祖」。　　丘處機，亦作邱處機，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生於金熙宗皇統八年（公元1148年）山東登州棲霞縣人。丘處機年輕時因慕道而隱修。王重陽在山東傳教時，他慕名拜師學道，成為王重陽七位高徒之一。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正月初四，王重陽病逝於汴梁。其時，丘處機同馬鈺、譚處端、劉處玄追隨左右。師傅死後，他們決定分散傳授，以擴大全真道的影響，丘處機西入[石番]溪（今寶雞市附近）。在他的努力之下，全真道在十餘年的時間內就風行全國，影響卓著。丘處機名播教壇功績離不開統治者的庇護。最初，他依附於金朝皇帝金世宗，為世宗祈壽，為全國祈福，受到金庭的優待（這裡與金庸的小說就是截然不同了）。　　其後，蒙古帝國崛起於漠北、挺進中原，全真道興盛的山東成了宋、蒙、金三國的勢力交匯點，丘處機作為頻繁活動于山東的全真道教主之一，自然成了各派勢力爭取的對象，在三方勢力難分勝負之際，他巧妙地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靜觀事變。公元1217年底，蒙古大汗鐵木真（成吉思汗）為求治國之道及長生不老之法，派人專程到山東強請丘處機西行，丘處機權衡利弊，覺得無論從全真道的發展，還是為中原的百姓，蒙古之行都是有利無害的。　　於是，在1220年正月十八，已75歲高齡的丘處機帶領***尹志平、宋德方、李志常等18人，歷時兩年，走完了萬里之途。終於到達西域雪山與成吉思汗會面。對於這段經歷，史書上是這樣記載的：據《元史.釋老傳》說，丘處機率領十八***，「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一個是中原教主，一個是新興帝國的國王，兩人進行了多次晤談，據《元史.邱處機傳》記載：「太祖時方西征，日事征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及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丘處機告誡成吉思汗，修身延生的要旨在於「內固精神」「外修陰德」。說服了大汗克制各種慾望，禁止殺掠，並且結合中原情況，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治國安民的良策，這些建議得到成吉思汗的讚賞，特賜丘處機「神仙」稱號，封爵大宗師。丘處機在西域受到了空前的優待。滯留一年之後，他以年事已高、思鄉戀土為由，多次提出東歸中原之意。成吉思汗百般挽留，見丘處機去意堅決，遂於1223年3月10日放行。丘處機回到中原後，住持燕京天長觀繼續傳道，由一方教主而位尊萬乘國師，全真道因他之故極盛一時，成吉思汗為表謝意，在他臨終之際，特降聖旨，「盡免全真教徒之賦役」。並以其道號長春子，改天長觀為「長春宮」。丘處面借帝王的隆威，廣度道徒，大建宮觀，將創立不久的全真道推向了鼎盛時期。然而，眾多的道徒把無朝統治者的優待看作是一種特權，開始在社會上胡作非為，恣欲亂行，他們利用權勢專橫夫度，「毀夫子廟，毀佛像，占梵剎四百八十二所。」這種倒行逆施自然引來了人們的反對。1225年丘處機死後，「人走茶涼」，全真道一統教權的格局沒有維持多久便被打破。　　《元史.憲宗紀》云：「元年（1251年），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李志常）掌道教事，次年又以西域僧那摩為國師，總天下釋教。」自此，佛教有了喘息和還手的機會。於是，受壓已久的佛教與道教爭端日起。憲宗五年（公元1255年），皇帝詔少林高僧與道士李志常在宮內辯論，李志常敗北，遂將有抵毀佛教的道經焚毀，並下令民間，收繳道經。此舉大大地打擊了全真道的氣焰。王重陽全真道的特點是以「性理」學說融貫三教。他在詩中寫道：「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義理顯時何有異，妙玄通後更無加」；「儒門釋戶道相同，三教從來一祖風。悟徹更令知出入，曉明應許覺寬弘」；「佛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識心見性全真覺，知汞通鉛結善芽」（記不記得梅超風在西域山頭上和馬鈺相遇時，問了一句什麼話？^_^）。由此可見，王重陽吸收了儒釋兩家的許多思想營養，對以前的一些道教理論進行了一次大膽改革，使全真道在元朝興起的幾大道派中脫穎而出，流傳至今。　　全真道的興起無異於道教歷史上的一次革命，在此之前，道教從信仰到方儀都逐漸在民間乃至上層社會中失去了市場。煉丹延生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玄虛，而始終見不到長生效果，所以人們對此喪失了信心。這是對那些文人士大夫而言，在民間，道士們齋醮祈禳，作鬼弄神，粗欲不堪，引起了世人對道士的厭惡反感。北宋時期，著名道士林靈素（聽說過嗎？好好想想這位是誰？）迷惑徽宗皇帝，借重皇權倒行逆施，道士身價百倍，弄得朝庭上下烏煙瘴氣。林靈素的得寵使道教有機會在社會上充分表演，這本來是一個壯大教門的機會。然而，過猶不及，道教並沒有好好地利用好這個「上層路線」，相反，道士們有恃無恐、胡作非為，極大地敗壞了道教的名聲。在這個時候，要想發展道教，沒有一些拿人的「絕活」是很難贏得人心的。王重陽的聰明之處是保留或恢復了道教原始的精華，崇尚清凈自然，淡泊無為，講求個人煉養；更為重要的是，他融匯儒釋兩家的思想精華為其所用，將雜亂無章、粗陋原始的道教整合為一種全新的走向正規的宗教。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又被世人稱為丹鼎派的北宗，與早他90餘年的浙江天台大鍊師張紫陽所創立的南宗相對，並稱於世。這是因為，兩派均依託華少陽君王玄甫、鍾離權、呂洞賓為祖師；又都注重採藥煉丹，修身養性，後人以其發源地分為南宗、北宗。　　全真道在元以後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其承傳系統或其它原因，分化出了許多支派，比較著名的有：五祖派、北七真派、南五祖紫陽派等。其中尤以丘處機開創的北七真龍門派的影響最大。現在保存完整的北京白雲觀被認為是全真道龍門派的祖庭。全真道創立之前，道士是不出家的，過著與一般人無二的生活。而王重陽從佛教中借鑒了許多東西，使得全真道和以往的道派產生了明顯的區別。全真道要求道士出家住宮觀，不娶妻室，不茹葷腥，主張清修鍊養，並在宮觀中制定了許多清規戒律，以約束出家道士的生活，集中精力修養。這些顯然都是受到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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