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不可言之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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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3 20:43)當代文學批評的發展，面臨著諸多因素的制約。其中有一種不正常的傾向，是某些文學批評不是以追求真理為目的，而是更多圍繞某種需要而展開。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不但在指出文學作品的缺陷時流於空泛，而且在肯定文學作品的成就時言過其實。這樣的文學批評，不能不說是一種言之無物的文學批評。這種批評的主要弊端，是脫離所批評的對象，重視「怎麼說」，而忽視「說什麼」。舉凡建設性的、內容紮實的文學批評，既要重視「怎麼說」，更要重視「說什麼」，要鮮明地表達自己對作品的態度，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不迴避，不曖昧，不閃爍其辭。有人指責說，一些當代文學批評文章沒有在揭示文學對現實說「是」的同時，揭示文學對現實所說的「不」。這種批評看似有道理，推究起來其實是站不住腳的。文學批評既可以只說「是」，也可以只說「不」。我們不能抽象地規定文學批評說「是」與「不」。文學批評說「是」，還是說「不」，不取決於文學批評自身，而取決於所批評的對象。如果批評對象值得說「是」，批評主體就應該說「是」；如果批評對象不值得說「是」，批評主體就應該說「不」。換言之，不論是說「是」還是說「不」，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據就可以。摒棄言之無物的文學批評，才能追求真理。文學批評只有真理在握，才能理直氣壯，才能衝破人情關係和利益關係的束縛。正如19世紀俄國大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所指出的：「自尊心受到凌辱，還可以忍受，如果問題僅僅在此，我還有默爾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嚴遭受凌辱，是不能夠忍受的；在宗教的蔭庇和鞭笞的保護下，把謊言和不義當作真理和美德來宣揚，是不能夠緘默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很大程度上缺乏別林斯基這種追求真理的胸懷和勇氣。文學批評追求真理，首先是在前人正確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前進，而不是割斷與歷史的關係，自說自話。否則，文學批評就既不可能公正地對待前人的文學批評成果，也不可能正確地認識自己的歷史價值。在文學史上，一些文學作品作為經典被接受，經歷了一個被逐漸發現和發掘出來的過程。例如中國近現代文藝批評界對中國古典悲劇的發現和認識，就是如此。1904年，王國維引進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悲劇理論解剖了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紅樓夢》，認為「《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但是，王國維認為在中國文學中，具有厭世解脫精神的作品，只有《紅樓夢》和《桃花扇》。1912年，王國維對中國悲劇無疑有了更清醒的認識，發現了不少中國悲劇的存在。在《宋元戲曲史》一書中，王國維在把握元雜劇的基礎上深刻地指出：「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前後對比，可以看出王國維對中國悲劇的認識有著相當大的進步。然而，後來不少人不但沒有在王國維所達到的這種高度上繼續前進，反而倒退到王國維起步的地方之前，不斷地拾起否定中國悲劇存在的虛無論調。所以，文學批評如果沒有沿著前人開拓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就不可能真正地把握真理，就不可能言之有物。其次，文學批評追求真理，是在捍衛文學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前進，而不是在中斷這種傳統的基礎上盲目「折騰」。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潮流的確湧現了不少具有世界地位和影響的大作家大作品，但是，如果沒有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一批大文學批評家的推波助瀾，這個潮流就不可能洶湧澎湃，浩浩蕩蕩。這些文學批評家雖然前後出現，但是他們在文學思想上卻是一脈相承的，就是不斷衝破當時黑暗世界的禁錮。杜勃羅留波夫深刻地描繪了19世紀俄國社會，認為「在這個黑暗世界裡，沒有神聖，沒有純潔，也沒有真理；統治著這個世界的是野蠻的、瘋狂的、偏執的專橫頑固，它把一切正直和公平的意識都從這個世界裡驅逐出去了……在這個人類底尊嚴、個性底自由、對愛情和幸福底信仰、正直勞動底神聖都被專橫頑固粉碎成塵埃，都被赤裸裸地踐踏的地方，這樣的意識是不可能存在的。」以至於這個黑暗王國里的「每一個受盡壓抑的個性，只要稍微從別人的壓迫底下解脫一點出來，他自己就會努力去壓迫別人。」在這個黑暗世界裡，新生的力量沸騰著，要衝出來，但被沉重的壓迫緊壓著，找不到出路，結果只引起了陰鬱、苦悶、冷淡。但是，俄國進步文學卻不顧韃靼式的審查制度，顯示出生命和進步的運動。大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高度肯定了這種俄國進步文學。杜勃羅留波夫則在別林斯基這種肯定的基礎上，提出了衡量作家或者個別作品價值的尺度，就是「他們究竟把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現到什麼程度。」認為俄國作家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傑出，就在於他挖掘和表現了與當時俄國人民生活的新階段相呼應的性格。這種俄羅斯的堅強性格和任何專橫頑固的原則都是勢不兩立的，「他是意志集中而堅決的，百折不回地堅信對（自然的）真實的敏感，對（新的理想）滿懷著信仰，樂於自我犧牲（就是說，與其在他所反對的原則底下生活，他就寧使毀滅）。」俄國進步文學正是在這些大批評家的不斷推動下向前發展的。而中國當代的某些文學批評，卻沒有在捍衛文學的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前進，而是在斷裂中反覆和「折騰」。這種文學批評既不可能在文學多樣化發展中把握文學發展方向，也不可能充分發揮進步文學的引領作用，必然會陷入「失語」和言之無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