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無良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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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人人都是經濟學家裡面,我只議論過兩個人,既吳敬璉先生和張五常先生,當然也捎帶過汪丁丁先生。這三個人我都一直想與之叫陣,但我需要養家糊口,學以致用既是我的學術路線,更是我養生之術。同時,也希望經過若干年考驗,以證明我是否偽證。   與吳敬璉先生相關的議論見於媒體是2000年初的《南方周末》等報刊,從新經濟開始到「制度重於技術」與「技術重於制度」,還有一個吳先生的「向供給派傾斜」我頗不以為然,擬了個「向需求傾斜」,這幾個觀點,我是有強有力的體系基礎的,吳先生不敢或不屑對話,自有其門生出了幾個《制度重於技術》的書籍,反覆強調其正統,但更反證了另一個我之們們的「技術重於制度」 的存在;議論張五常先生和汪丁丁先生的見於《經濟學消息報》幾期。現手頭這篇小文暫時不議論。   我為什麼說無良,則是感覺吳先生與六七年前相比,當時的不良現在有過之不及。不良與無良一字之別,但不良為偶爾失察,無良則無藥可救。我一向以善度人,寫點與吳先生相關的文字,一是不希望人們議論我是拿名人抬高自己,儘管這樣也沒錯;二是一旦寫出點不恰當的語句會感到內心不安,總力求理論委婉。小人物為文心驚膽戰,特別是看見吳先生那一頭招牌的白髮,就一再對下筆的自己說:做人要厚道、厚道、再厚道。   有不少的國內外的學者問起,吳敬璉名聲那麼大,他有什麼著名的著作?我們很想看看。作為對中國現經濟學界關注甚少的我來說,如果按照吳的幾乎婦孺皆知的明星聲名我還是多少知道一些的。我為此不知一次地查讀幾行,最後我的回答是:其學術上毫無建樹,但影響無孔不入。   以前我是就觀點而論觀點,現在要研究一個人,善意猜度總是不勝唏噓,一是吳先生這樣的上了歲數的所謂聞人,現在應該是玩原理、玩方法論的時候了,但吳沒有這樣的學術積累,一會兒偽憤青一把,一會兒指點江山一會,可惜越來越到不了點子上了。僅從這點上,吳敬璉先生就遠不如張五常先生了。儘管我對張自稱了解中國現實多少多有置疑之處,但張至少敢說讓對其不服者拿東西見高低。吳敬璉先生就沒這個膽量。   最近吳敬璉先生說了很多常識錯誤的話,自有比我經濟學常識豐富的人去前後看不起吳,只不過是時間長短關係,不會太長的歷史會將吳的本相呈現出來。   我現就吳先生為代表的一個階層以及某種必然性說幾句,說完了之後就不再提。 中國特殊體制註定沒有經濟學家,更無自圓其說的理論體系      就吳敬璉先生而言,知道其人者,首先是從其供職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個單位知道,國務院是什麼機構?沾其邊者想不讓人說你是專家都不成,其權威性自不待言。至於其真實狀況,一是首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國務院事業單位,是按照國家行政體制靠政府俸祿吃飯的,標準意義上應該稱之為經濟工作者,是政府幹部序列的,是為政府工作並為政府說話的。因此,如果說吳是稱職的經濟工作者應該不是什麼問題。如果自己說自己是經濟學家就要拿自己的東西說話了,把給政府提供的什麼建議揉巴揉巴當成自己的學術成果,只能蒙蔽一時,總是經不起考驗的。   出於新聞世家且熟悉媒體作用的吳先生非常懂得利用媒體為自己貼金,從最早的吳「市場」(其實第一次或者第一批提出市場經濟意旨的有卓炯等先生),到近年的屢屢獲不同的獎項,其聲名如日中天已接近登峰造極了。但吳先生仍然不滿足,總是無論在什麼場合都要想辦法弄出點水響來,讓所有的人關注他。中國經濟界差不多現在就數他話最多了,惟恐別人不知道他懂得最多。其實比吳懂得多的人大有人在,且不說山野鄉間,就吳供職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及等等國家行政研究單位,比吳懂得的人幾乎比比皆是,甚至前些人聲名大噪的經濟研究人,但這些不是沒有吳懂得出名之道,就是已經感到自己需要潛心修學了,至少知道要忠於自己了。   無論是從之前,或者最近,吳敬璉先生的聞人說法,只能說明如下幾點:   一、一個出門有車、住在大屋子而且不止一處的人,才敢說什麼城市拆遷按市場價格進行補償是不合理的,如果吳本身就住在政府拆遷的危房裡,他肯定不會說這樣的話。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無非但不了解中國現實,而且根本不懂得什麼是中國市場。所以,不良已經成為無良。因為吳已經不屬於老百姓的階層,屬於特權和既得利益者階級。   二、關於春運限制票價上漲違反市場規律之說,更是暴露出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無知,吳的市場規律以及市場認知,是隨著自身的日趨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隨行就市的,他不會去擠公交車或者火車。其中吳如何無知於市場經濟,自有別人凡鞭必中,這裡就不一一再議了。其亦屬於不良成為無良不為過了。    無良者,無良心、無良知,為了嘩眾取寵不惜胡說八道也。 目前所謂經濟學家發揮了非常惡劣的作用和影響      即使如吳敬璉先生這樣的所謂經濟學家,如果作為經濟學界,在專業領域,發揮了非常不好甚至惡劣的影響。可以說,目前學界種種惡習,無一不與其有或多或少的關係。這些惡習與這一領域的名人榜樣示範是有呼應關係的。也可以說,吳們的品質就是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的質量,反觀亦是。   粗淺總結,即欺世盜名——沽名釣譽——妄名毀譽這一循環。第一步,利用自身諸如博導、教授等便利,巧取豪奪學生成果,自己加點花絮,利用名氣、職務等威權去欺眾獲得本應該屬於自己的聲名;第二步,給自己的聲名估價,再獲取更多更具有影響力的名譽,包括社會地位等;第三步,當眾人皆知、社會地位及本行業霸權形成後,就越來越不能給自己一個理性的估價了,以為自己是救世主,什麼地方熱,就把什麼地方火中取栗一把,幾乎已經找不出自己不懂得的知識了。   作為中國政策風險領域的研究者,本人對影響國家決策的經濟工作者如吳敬璉先生們是非常過敏的,正因為有這樣的不良和無良的言行,才使決策者妄下斷語,現在一系列政策失誤,造成政策資源浪費的同時,損害的也恰是政府行政德行。   所以,如果吳敬璉先生等認為自己是經濟學家的話,不妨自己當一回民工,去排排隊買買車票;或者在拆遷房屋裡住上一年半載。當然,中國的經濟學家比如吳敬璉先生都多多少少在社會底層有過一段經歷,但那已經是不同的年代,而且那時候也沒反省出什麼有價值的專業原理來。而如今這個時代,吳先生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經濟學知識或者真正發揮經濟學家的專業本領,通過具體實踐以驗證自己的觀點是否恰當應該我沒問題的。   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一是吳敬璉先生可以以自己年事以高,不利於出行為託詞;二是有很多比這種小事更重要的國家大事等著自己去考慮,這樣會浪費自己的資源價值,更何況這種小事既危險又撈不到外快;三也是最後一點:吳敬璉先生恐怕也不具備從事這些小事研究的能力。   寫了這個小文,自己也有「不良」之嫌了。幸好此「不良」加引號而且對的是無良,可減輕不厚道的內疚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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