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紅利 僅 剩 三年

中國人口紅利 僅 剩 三年2010年11月10日 來源：財新網 　　2013年,中國持續數十年的人口紅利將竭盡,經濟與社會發展轉型愈發緊迫　　由於中國生育率較長時間保持較低水平,獨生子女政策實行30年之久,社會上對中國人口變化和政策選擇的討論也日趨熱烈。在這些討論中,人口紅利成為一個越來越流行的辭彙。　　粗看上去,人口紅利不難理解,即由於人口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然而,由於對這一辭彙的準確含義和估算方法缺乏了解,在討論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社會影響時,有很多誤解,也常見到完全相反的結論和斷言。　　對人口紅利的誤解,一種極端是根本不認可這一說法,斷言人口紅利根本不存在。持這種觀點的人(其中不乏人口或經濟學者)認為,人口多並不意味著可以帶來紅利。他們會問:中國歷史上人口一直很多,為什麼以前沒有帶來紅利？如今世界上人口多或人口增長很快的國家比比皆是,為什麼有些國家並沒有享受所謂的人口紅利？中國**幾十年來控制人口的宣傳教育,不都是在講人口越多越落後,而中國近年來歷史性經濟騰飛不正是因為我們全力控制了人口增長嗎？同時,人口增長快的地方不也常是經濟落後的地方嗎？貧困地區的家庭不也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嗎？　　對人口紅利誤解的另一個極端,則認為人口紅利不僅過去有、現在有,而且,在未來30年甚至更遙遠的未來也會有。持這種觀點的人,可能把簡單的人口增長或勞動力年齡(20歲-60歲)人口增長與人口紅利劃等號,認為只要人口在增加,人口紅利就可以源源不斷。持這種看法的不僅有學者,也包括某些制定就業、社保有關政策的高級官員。這種認識的一個極端版本是「人口紅利與日俱增,不可替代」。　　以上兩種對人口紅利的誤解,均出於對人口經濟學中討論的人口紅利的概念與計算方法不了解。　　人口紅利如何計算　　人口紅利是過去20年間人口經濟學界提出並驗證的一個重要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基於對20世紀後半葉諸多國家所經歷的人口歷史性變化的觀察和分析。這一歷史性變化就是,在20世紀,世界上眾多國家的人口期望壽命翻了一番,人們平均生育子女數減少了一半以上。在人類生存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段時間堪與20世紀相比。　　由於生育水平的下降一般都滯後於死亡率的下降,20世紀後半期,世界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爆炸性人口增長。按公元1750年時的人口增長率,世界人口每翻一番所需時間大約是1000年;按1950年時的增長率,則不到120年,而到2000年,僅為40年。也正是由於20世紀後半葉如此急速的人口膨脹,才會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　　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從高死亡率和出生率決定的人口快速增長,轉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決定的人口低增長,被稱為人口轉變過程。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增長,除了其對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帶來的壓力,還有一個歷史性機會,這就是造成人口紅利的機會。　　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會有一大批人陸續走完兒童、勞動年齡、老齡的生命歷程。這批人處在勞動年齡時,便創造了人口紅利的條件。人口紅利泛指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具體是指在給定的經濟條件下,由於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的時間差所帶來的經濟後果。人口紅利其實是生產與消費的差異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相互作用的經濟後果。以往經濟學研究主要考察人口總量與人口增長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與此不同,人口紅利研究的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但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增加,並不一定就有所謂人口紅利。實現人口紅利,一個簡單條件就是這些新增勞動力必須能夠就業、創造財富,否則,無所謂紅利可談。因此,在計算人口紅利時,一定要把不是由勞動年齡人口變化條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剔除出去。　　一種估算人口紅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時間序列的宏觀人口經濟數據,用多元回歸的數理統計方法,通過在回歸方程中帶入人口及其他各種因素,觀察人口變化對經濟增長解釋能力的貢獻。另一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通過計算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然後把這兩類人數的比例作為撫養比。注意,這裡所使用的撫養比與通常所說的撫養比不一樣。　　這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把經濟變化的指標——人均產出增長率——分解為兩個部分,即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的增長率與撫養比的增長率。這兩個組成部分中,第一個是勞動生產率,第二個是人口因素。在假設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增長率不變的條件下,撫養比增長率的變化便可直接等同於其對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貢獻,也即人口紅利。　　實際上,人口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不僅包括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還包括擴大積蓄以及人力資本投入與回報上升。由於人口在40歲-60歲年齡段積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這個年齡,就會帶來更多的積蓄。更多的儲蓄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每個勞動者資本佔有量提高,可提高勞動生產率。　　同時,期望壽命的延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觀念,造成了更多技術發明使用的機會,提高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一個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個更富有生產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遠不限於增強體力,而更在於智力思維的開拓與使用。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的計算需綜合考慮就業、收入及對經濟增長的其他變數的影響,而不是像有些人誤解的只依靠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同時,隨著人口轉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不可重複的,也不存在所謂「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還有幾年　　使用人口和經濟發展數據對中國人口紅利的計算表明,人口轉變在中國過去20多年的經濟起飛中產生了歷史性的、相當可觀的人口紅利。中國的經濟騰飛與人口紅利的產生歷史性地結合在一起,對經濟發展而言,可謂如虎添翼。　　使用不同方法對人口紅利的計算所得出的結論是相近的。但是,由於數據與方法的不一,對中國人口紅利的規模的估算有所不同。　　蔡昉、王德文等學者使用回歸方法計算得出的結果是,中國20世紀最後20年人均收入增長的四分之一可歸因於人口紅利。美國學者使用類似方法得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是由於人口紅利所造成的。美國夏威夷大學和東西方中心經濟學家梅森和作者本人使用有效撫養比方法計算得出的結論是,1982-2000年間,人口紅利對中國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約為15%。　　左圖是使用撫養比的方法,對中國1982年至2050年人口紅利的估算結果。2000年後的結果是通過預測中國未來人口變化(假定出生水平維持在2000年官方認定的每對夫婦平均生1.8個子女),和以2000年時中國城市家庭收入消費的年齡模式為假設模式而得出的。有效撫養比在2013年以前均呈上升趨勢,在1982年至2000年這一階段上升速度最快。2000年至2013年間(上圖深色部分),撫養比仍呈上升趨勢,但速度趨緩。2013年是一個轉折點,有效撫養比在此後呈不斷下降趨勢。　　因此,由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即將竭盡,不久將成為制約人均收入提升的負面因素。如上圖所示 ,由於人口老化,中國有效消費者人數將持續上升。人口紅利即將在2013年由正轉負。　　　　第二個人口紅利？　　以上所述是指由於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紅利,也即所謂的第一個人口紅利。計算這一人口紅利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的增長率不變。近年來,一些學者對這一假設條件加以改進,提出了伴隨人口老齡化有可能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論述。　　理解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關鍵,是生命周期財富的概念以及它與人口年齡結構的關係。與第一個人口紅利相比,第二個人口紅利基於年齡結構變化對財富創造過程的影響。人口老齡化有可能加速資本積累,從而加劇經濟的資本密集度,進而提高勞動者人均產出。在傳統經濟學中,人口因素對資本累積的影響是用標準的新古典模型來衡量,它假定儲蓄率為常數。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概念拓展了新古典模型,將儲蓄和財富都視為內生變數。　　然而,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與生命周期財富總量的變化,並不等於第二個人口紅利會自然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產生取決於一定的制度環境。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基本條件是,隨人口老化新增的儲蓄必須以資本的形式進入市場,才能提高勞動者人均產出,從而產生人口紅利。　　代際之間的財富再分配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來完成:資本積累、轉移支付或貸款。在這三種方式中,只有資本積累才可以影響產出水平和經濟增長,而其他形式的財富轉移則不會。例如,如果退休人員的消費需求是靠家庭或**發起的轉移支付來滿足,便沒有所謂第二個人口紅利可談。這種做法能有效地在各年齡段人群間進行資源再分配,但它不能創造資本。而且這種再分配通常依靠**稅收政策來實現,而對就業者過高的稅收反而會削弱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　　如上所述,人口老化有可能通過儲蓄與資本積累帶來新的機會,可能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但這絕不意味著人口老化會自然而然地帶來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這是因為,建立有效、可靠的資本市場絕非易事。過去兩年中,全球金融危機與眾多退休基金所面臨的困境,就是最好的警示。　　　　人口老化與中國轉型　　討論中國經濟轉型,不僅要考慮未來經濟增速、勞動者收入水平、資源依賴性、環境保護、貿易關係等,更要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從根本上說,過去二三十年中國依靠大批廉價年輕勞動力,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外貿出口、來料加工為主的發展模式,無法長期繼續下去。　　與2000年相比,2010年中國20歲至29歲年輕勞動力的規模已縮減了近15％。在未來20年內,這個人群組的規模還會進一步縮減近20％。面對中國年輕勞動力人數的變化,中國沒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轉向發展高技術、低消耗、低污染產業,同時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強化人力資源開發。　　勞動力特別是年輕勞動力供給的下降,與老年人口的增加一起,會促使社會轉型。這個轉型會使一般勞動者的收入能夠與經濟發展同步提高。這不僅是一個社會公平問題,也是一個經濟轉型和發展的根本條件。普通勞動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是擴大國內消費市場的基本條件。同時,只有廣大勞動者收入提高,家庭和個人才能不斷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以適應轉型後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　　這個轉型也要求中國必須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與醫療體系。這不僅關係到勞動者的健康,也影響到居民的消費行為。未來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從現在的1.65億,增加到2020年時的2.4億、2030年時的3.4億,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低生育率、家庭養老受到嚴重限制的環境中,如果住房、醫療和養老等基本社會保障均存在巨大或較大的不確定性,居民的消費支出很難有持續性增長。　　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歷史性機會與條件。目前,這個人口紅利近乎竭盡,關鍵轉折點將發生在2013年。這必將使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轉型更為緊迫。　　作者為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來自: 人大經濟論壇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版，詳細出處參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102098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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