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民主、專制和王道

08-04

核心提示：王道是政治理想。但是我們需要用理想來評價（激勵）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是僅僅通過詢問中國是否變得更加民主來評價中國的進步，用王道來判斷政治進步或許更完整、更值得嚮往和更具文化敏感性。

蔣慶貝淡寧著吳萬偉譯

中國是專制政治體制。專制壞，民主好，因此，中國應該更加民主。

這個觀點在西方得到非常廣泛的認同。但是，用民主和專制這樣的術語作為辯論的框架掩蓋了其他更好的可能性。不怎麼支持西方式民主並不等於更多支持專制。

自由民主派往往認為中國的政治未來歸根結底就在中國什麼時候以及如何採用選舉和多黨競爭形式的西方式民主的問題。但是，民主既是一種理想但也存在著缺陷。在民主中，政治合法性僅僅建立在民眾的最高權力之上，更具體地說就是民選代表擁有最終控制權的政府組成形式，三權分立。權力分開是權力實施問題而不是合法性問題。在民主中，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民眾的最高權力之上。

但是，為什麼應該只有一種合法性來源呢？主權在民的現代觀念類似於中世紀時期的神權概念，內容的改變是從神轉變為民。實際上，主權在民不過是神權的世俗對等物而已。

民主在實踐上也是有缺陷的。過分強調主權在民會促成慾望政治：即政治選擇最終歸結為選民的願望和利益。這導致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多數人的願望不一定是道德的，它可能喜歡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希特勒就是通過民主程序當選的。

第二，當民眾的短期利益和人類的長期利益之間發生衝突時，正如全球變暖中表現出來的情況，民眾的短期利益成為政治上的優先選擇。為了子孫後代的利益或者外國人的利益，讓民選政府推行限制能源消耗的政策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追隨美國的模式，整個世界就會被破壞地難以修復了。但是讓西方民主國家的綠黨充分認識到生態價值是不可能的結果，如果不在西方民主的理論和結構上做出激進的改革的話。

在中國，政治儒家為另外一種模式辯護：王道的途徑。政治合法性問題是其憲政思想的核心。這裡，合法性不僅僅是人們選擇自己的領袖；也是決定統治者是否有權進行統治的決定性因素。與西方式民主不同，合法性的源頭不止一個。

按照對儒家經典的評論的說法---春秋公羊傳（據說是孔子本人編著）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魯國的編年史，政治權力可以通過三個來源來辯護：天的合法性（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歷史和文化的智慧）和人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政治服從）。

所有這三種合法性必須處於平衡中，但是這種平衡不是平等。按照《易經》的說法，天一生水，水生萬物，因此，天道的神聖合法性優越於地道的文化合法性和人道的民意合法性。

在古代，夏商周三代的聖王實行過王道。但是歷史情境的變化要求統治形式也必須隨之改變。今天，民意必須通過過去所沒有的機構形式體現出來，雖然它應該由反映其他兩種合法性的機構性安排來限制和平衡。

在現代中國，王道應該通過三院制國會來實施：代表天的神聖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歷史文化合法性的國體院和代表民眾的合法性的庶民院。庶民院的議員根據西方民主議會選舉的模式和過程投票產生，包括普選權和功能選區的選舉等。

通儒院的領袖應該是個大學者。其議員候選人應該由學者提名並考察他們對儒家經典的知識和連續性的更多管理責任的政績而選拔，類似於皇權時代選拔士大夫的科舉制。國體院的領袖應該是孔子的直系後裔，其他議員應該是宗教界的代表（包括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君主的後裔以及歷代聖賢和歷史文化名人、愛國人士、中國歷史教授、退休高官、法官、外交官的後代。

每個院都按自己的方式協商，並不干涉其他院的事務。為了避免三院衝突造成的政治僵局，一個法案需要至少在兩個院獲得通過後才能成為法律。為了保證儒家傳統的超越神聖的合法性，通儒院應該有最終的獨有的否決權，但它的權力受到另外兩院的限制：比如，如果他們提議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庶民院可能提出反對並阻止它成為法律。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同於神權統治的伊朗的憲法監護委員會（the Council of Guardians），那裡神聖性是合法性的唯一形式，監護委員會擁有凌駕於國民大會之上的權力，但不受它的限制。

當然，王道是政治理想。但是我們需要用理想來評價（激勵）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是僅僅通過詢問中國是否變得更加民主來評價中國的進步，用王道來判斷政治進步或許更完整、更值得嚮往和更具文化敏感性。

而且有一些令人樂觀的理由。比如，過去幾年來，中國領導人不大可能通過一人一票的形式選舉產生，但是如果精英選拔出來的領袖能夠為工人、農民和子孫後代做得更多，如果更多的人支持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保護，那麼，作為平衡，我們應該得出結論中國是在朝著更加王道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