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星：「錢學森之問」的誤區——兼論全球化與大學的應對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6.01.08

摘要「錢學森之問」背後的假設是大學應當培養傑出人才。但在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的今天，大學管理者們需要考慮改變其精英培養模式，為學生將來成為傑出人才創造一個適合成長的環境。面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化的職場，大學畢業生必須學會讀書、思考;溝通、協調;擇業、轉業。關鍵詞精英教育;大眾教育;全球化;國際化;人才

一

　　整整一個世紀前，時年21歲的胡適痛感國家因缺少優質大學而「有求於人」，負笈海外成為引進西方文明與科技的唯一途徑。在胡適看來，今日留學，是「為了日後我們自己能夠不用再求人」。「留學應當以不留學為目的」：這是青年胡適的「中國夢」。這個夢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似乎已經觸手可及。

　　用「捷報頻傳」來形容我國大學近年來在各類國際大學排行榜上的表現，當不為過。清華大學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2016年全球大學排行榜上名列世界最佳工程類大學，位居麻省理工之上;在QS2015—2016年世界大學排行榜上中國大陸共有七所高校躋身前200名;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發表的2015—2016年世界大學排行榜上雙雙進入前50名。對此，中國網在其2015年10月10日的報道中不無驕傲地宣稱：「這標誌了中國大學已經躋身於全球2%的精英高等學府」。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並不盡如胡適之意。一百年後的中國大學已經躋身世界前列，國人在留學問題上似乎還是「有求於人」。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2014年在外深造的中國留學生總數達到108.89萬人。與2012年相比，2015年的調查顯示，在國內讀完高中課程再出國讀大學的學生比例從61%下降到44%，出國讀高中的學生比例則從17%上升到了27%。超過1/3的學生計划出國讀高中或者是預科以及語言學校。這意味著其中大部分學生不會參加高考，也不會選擇讀完國內高中的課程。

　　令人糾結的不是有多少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的大學為中國經濟的起飛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其中很多經歷過留學深造。讓人尷尬的是，假如過去我們的大學以畢業生能夠進入歐美名校讀研作為其教學質量過硬的標誌，那麼今天的留學低齡化則是尚未進入國內大學的孩子及其家長們在用腳投票，對包括「已經躋身於全球2%的精英高等學府」提交了一份「不信任動議」(Motion of No Confidence)。

　　我們的大學究竟做錯了什麼?

　　這個問題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近年來一直懸在大學管理人員的頭頂，逼著他們沒完沒了地自我反省。這種反省最後以「錢學森之問」得以表達：「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二

　　「錢學森之問」在高教界的反響可謂振聾發聵，「一石激起千層浪」。但是，正如聳人聽聞的言論並不一定經過深思熟慮，憂心如焚的錢老應當也沒有考慮過自己言論的內在邏輯。其實，「錢學森之問」的內在邏輯，用邏輯三段論略加分析，不難發現：

　　(1)如果大學(M)是培養傑出人才的(P);(大前提)

　　(2)並且中國的大學(S)都是大學(M);(小前提)

　　(3)那麼中國的大學(S)都應當培養傑出人才(P)。(結論)

　　退一步說，即使錢老心裡想的不是所有的大學都應當培養傑出人才，起碼一流大學必須培養傑出人才。這個邏輯有問題嗎?是的，因為它的大前提錯了。

　　中國高校從1999年開始擴招，在2002年毛入學率超過15%，正式邁入大眾化階段。潘懋元曾經指出：「在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我們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基層實踐，都要有一種重新的認識，方能取得大眾化教育的成功。」這種重新認識必須建基於對大學外在的社會環境和大學內部的學術環境的翔實的分析之上。因此，「錢學森之問」的本意雖不失真誠，但其大前提似乎仍然是針對精英化時代的。這種時代的錯位對於當今大學的發展來說，是一個誤區。

　　其實，大學的任務並不是培養傑出人才，而是培養人才，為這些人才將來成為傑出人才創造一個成長的環境。人才與傑出人才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是具有某個領域的專業知識以及應對未來社會變化之能力的普通大學畢業生，而後者是這些普通大學畢業生在職場上運用大學所學的知識與能力進行創新或發展之後所取得的成就。大學需對其直接「產品」——人才負責，但人才能否成為傑出人纔則是由多方因素決定的，大學至多只是因素之一。鑒於此，大學需要「重新認識」今天這個高等教育已實現大眾化的時代，並制定應對措施。這種認識可以從三個基本問題出發：

　　(1)大學外面發生了什麼變化?

　　(2)大學裡面發生了什麼變化?

　　(3)大學當如何應對?

三

(一)大學外面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首先，知識更新的高鐵已經全面提速。按照一般的認識，在18世紀的時候，知識更新的周期大概是80到90年，19世紀基本上30年左右，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大概是5到10年，八九十年代是5年，進入21世紀，知識更新周期大概是2至3年。在知識更新周期如此短暫的今天，用所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老生常談來指導大學生，還真有可能誤人子弟。柯林頓時代美國教育部長理查·賴利曾說過一段繞口令似的話：「我們(的大學)正在培養的學生必須能夠進入那些目前尚不存在的職業，運用目前尚未發明的技術手段去解決那些我們至今尚不認為是問題的問題。」而美國《財富》雜誌引述有關專家的預測：2013年美國現有職位中的47%將在2033年被機器取代。更令人不安的是，過去我們只是擔心一些「藍領」的工作會被機器取代，而今天我們可以從下列幾例已經逐漸被機器取代的職位看到未來「白領」的命運：售貨員、電話接線員、市場銷售員、銀行職員以及外科醫生。

　　其次，地域經濟和政治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車。許多大學在談論國際化時往往關注的是大學的國際聲譽和排名，而國際大學聯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簡稱IAU)在2012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卻提醒我們大學國際化趨勢背後的驅動力量，即經濟、思想及其他領域的全球化。如2015年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持續幾個月之久的霧霾，其源頭卻是印尼農民焚燒秸稈和森林，而焚燒的背後又是因為貧窮的農民缺乏資金購買化肥，便以灰燼為自然肥料。焚燒的結果是，新馬兩國學校被迫關閉、旅遊業大受打擊、馬六甲海峽兩邊的政府隔海對罵。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新馬兩國治理污染的工程技術再發達，也無法擋住隔海飄來的霧霾。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問題;這是人文問題，是政治問題，也是如何扶貧的問題。

　　再次，「人才」們登上國際航班週遊世界。以美國為例，2006年將近70%的工程學博士學位和一半以上的物理學博士學位都是授予外國出生的學生，而外國出生的企業家在1995—2005年期間創辦或協辦矽谷一半以上工程和技術公司，占這類公司創辦人或關鍵合伙人的1/4，其2005年銷售額達到520億美元，僱傭45萬人。同樣，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學在國際排行榜上表現傑出，原因之一就是其教授職位實行全球公開招聘。政府在解決了工作簽證這個問題之後就會發現，只要條件合適，全世界的人才就會在你這裡聚集。矽谷的成功，香港、新加坡大學的出色表現，背後只有一個基本原因：人才的流動。

　　上述這些外在的變化深刻改變了當今社會對於大學人才培養模式的期待。為了與時俱進，大學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教學模式。

(二)大學裡面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在「前國際化」時代，人們對於一所大學的關注首先是師資好不好，而當代五花八門的大學排行榜，幾乎無一不將教授的學術聲望，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論文引用的頻率等，作為一所大學優質師資的標誌。對於學生來說，師資固然重要，但從學習某一門專業知識的角度看，其重要性又在不斷降低。如果只是為了聳人聽聞，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聲稱：「慕課(MOOC)讓教授下課!」過去老師的課教得好不好直接影響學生對這門課的掌握，可是今天的學生可以上網，包括慕課在內的各種網上資源為學生提供一個親近名師、大師或「好」老師的機會。因此，教師角色的轉變與教學方法的改革成為必須。

　　直到今天，學生及其家長最關心的問題還是學什麼專業、將來找什麼樣的工作。如果我們同意知識更新的高鐵已經全面提速，那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也在降低。知識的更新給傳統的「專業」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而就業市場因全球化而產生的變數又讓大學「專業」與未來的「職業」漸漸脫鉤。這正是理查·賴利的繞口令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明知學生今天在大學裡學的很多東西將來都會過時，那麼我們的課程設計是否應當考慮如何培養學生在那個未知的職業里所需的(儘管就目前的認識水平尚且未知的)知識或能力?

　　2011—2012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教研究所在一個全國教授問卷調查中請教授們反思本科教育的目的，並指認本科生所需掌握的知識與能力。以下是一些項目的得分：批判性思維(99%)，評估信息的質量及可靠性的能力(99%)，自學能力(90%)，掌握一個領域的知識(90%)，寫作能力(90%)，創新能力(79.4%)，對不同信仰的寬容(78.9%)，就業能力(78.3%)。批判性思維名列首位應當不是新聞;美國大學對於這種能力的重視早已廣為人知。但是，美國教授如此看重學生對信息質量及其可靠性的評估能力，並將它與批判性思維相提並論，值得我們重視。在經濟全球化、大學國際化的時代，學生面臨最大的挑戰已經不是如何取得信息;他們有太多的渠道能夠取得太多的信息。但若他們不能從信息的海洋中去蕪存菁的話，那麼他們擁有的信息永遠也無法成為有用的知識;相反過多未經評估的信息還很可能成為負資產。從這個角度看，大學在充分理解外在環境變化的基礎上對於課程及教學各個環節的「重新認識」就變得非常重要。換言之，當代社會對於大學的期待已經不是簡單地要求老師把課上好或學生掌握多少專業知識。大學應該研究的問題是，畢業生在走上社會後能否應對未來職業或崗位的不確定性、是否具備重新學習的能力、在地域政治與經濟問題糾纏不清的情況下能否跨領域地解決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否在人才全球流動與競爭的形勢下立於不敗之地。

　　行文至此，「錢學森之問」對於當代大學發展有可能產生的誤導開始顯現。如果大學管理者們的注意力至今仍在所謂的「傑出人才」身上，那麼大學能做的不外是在為一小撮精英追加學術「營養」。近年來在部分大學啟動的「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就是大學為回應「錢學森之問」而推出的一項人才計劃，旨在培養中國未來的學術大師。然而，全球化的世界給我們畢業生未來職業生涯帶來如此之多的不確定性，難道在數、理、化、信、生5個學科為這一小批精英學生開小灶就能保證他們成為未來的傑出人才?再說，學術大師能培養嗎?

(三)大學當如何應對?

　　與其在少數精英身上下注，希冀他們有朝一日成為所謂的「傑出人才」，我們的大學不如多關注學生成長的校園環境。只要大學做了他們該做的事情，未來社會的傑出人才自然會從中脫穎而出。

　　什麼是大學該做的事情呢?關於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學術能力之強我們已經聽說很多，國內一般大學畢業生進入美國研究院後直接給本科生以至研究生上高等數學、化學、物理等課程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因此，大學在繼續加強專業教育的同時，有必要在學生能力的培養方面下點功夫。

　　其實，國內大學關於教學方法的改革從來沒有間斷過，而「授之以魚」還是「授之以漁」的道理亦早已深入人心。如果說教授的責任是努力改進其課程設計、教學計劃與教學方法，那麼大學的責任則是從宏觀的角度對學科知識的更新作出回應，將培養學生在相關領域、甚至全新領域的學習能力納入教學改革的議程。比如說，在設計學術項目時學生評估信息質量的能力起碼應當和他們的專業知識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領域是學生的非學術能力培養。換言之，在地域經濟和政治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車的時代，大學必須幫助其畢業生適應未來的職場。在這個職場上，多元文化的認知與經驗已經不是一種奢侈，而是必須。學生對於異族文化從語言、習俗到思維方式的了解直接決定他們能否在跨國公司或組織中生存並發展，而團隊合作的能力則是未來成功人士必備的品質。

　　或者，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大學該做的事情，我們可以從學生在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職場里所需的技能出發，將大學教育的目的重新定位：我們的畢業生必須學會讀書、思考;溝通、協調;擇業、轉業。

　　近年來關於通識教育或素質教育的討論此起彼伏，但多數高校在設計通識課程時採取了「分布性模式」，即要求學生在一些指定的領域選修足夠的學分，以開拓其學術視野。這件事本身沒錯，但在實行過程中大學開設較多的是一些概論或概覽課程，學生們通過老師二手的敘述或解讀來了解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些重要理論，卻很少能有機會平視原著者的目光，傾聽他們的聲音，並對其觀點的可信度進行辨識。概論課教出來的學生有知識，因為他們的老師可以在一堂課上概括一個時代的聲音、一個章節里傳遞一群作家的思想;但概論課教出來的學生不一定有能力，因為思辨是一種需要經過反覆訓練才能掌握的技能。因此，通識教育課程的設計也許有必要考慮另一種模式，即以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為代表的所謂「名著選讀模式」。當然，大學的通識課程以什麼方式進行也許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讓學生通過這些課程養成讀書、特別是讀原著的習慣。讀原著就必須思考，因為沒有現成的答案可循。

　　前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霧霾的案例讓我們看到了溝通與協調的技能在未來職場上的施展空間。國內大學生進入海外高校，最常見的「傲慢與偏見」是「老外」的數學有多差，可事實是，這些數理化學得很好的高材生們並沒有成為外國教授的「寵兒」。原因何在?多數是因為他們往往在課堂上的參與程度較低，而且他們在國外大學流行的「小組項目」(group projects)中表現並不突出。後者強調的是個人在小組內與他人進行溝通與協調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培養至今尚未成為國內大學教學方式的主流。

　　從上世紀90年代國內大學廢除畢業分配製度至今，經過20多年的歷練，我們的大學畢業生終於習慣了擇業的挑戰。不幸的是，剛學會擇業的畢業生們卻已開始面臨新一輪的挑戰——轉業，因為未來的職場里可以終身從事的職業已經所剩無幾。而隨著人才的全球流動日漸普及，今天的僱主們並沒有太多的耐心在本地的(千里)馬群里扮演伯樂的角色。矽谷的成功給世界的啟示是：在全球化的人才市場上，通過進口取得傑出人才比從小培養要划算得多。

　　從這個視角看去，「我們的大學究竟做錯了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比較清楚了。在當今「培養不了就進口」這樣一個全球化的職場里，大學畢業生們的競爭對手是各國的人才或傑出人才;他們需要的不僅是某個專業的知識，還需要一些應對不確定未來的過硬技能。如果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