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鳳榮：蘇聯解體20年： 對蘇聯劇變原因的探究

【內容提要】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學術界研究的重要問題，科學總結蘇聯劇變的經驗教訓，對中國尤其重要。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在馬恩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人民享有比資本主義更多的物質財富，具有比資本主義更多的民主權利以制約國家權力機關，防止其變成壓迫民眾的工具，蘇聯的體制卻與此背道而馳。因此，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其體制背離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潮流，背離了民眾的需要。如果蘇共策略選擇得當，本可以對此進行改革，使之更符合民眾的需要和社會主義的本質，但是，戈爾巴喬夫等蘇共領導人犯了一系列錯誤，不但沒有把社會主義改好，反而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關鍵詞】蘇聯劇變 戈爾巴喬夫錯誤

【作者簡介】左鳳榮，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今年是蘇聯解體20周年，蘇聯解體的衝擊波至今仍然存在，還在影響著所在地區人民的生活。不管人民對蘇聯解體懷有怎樣的情緒，俄羅斯的主流意識已不再關心蘇聯為什麼會解體的問題了，它們面臨的任務是進一步去斯大林化，進一步消除蘇聯時期遺留的問題，如經濟結構不合理、腐敗、官僚主義等，探索在民主的條件下實現國家現代化之路。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則沒有這麼超脫，其研究蘇聯問題的重心還放在探究蘇聯社會主義失敗、蘇聯解體的原因以及從蘇聯的劇變中吸取哪些教訓上。

一、中國學術界對蘇聯問題的研究可喜亦有憂

蘇聯解體以來，中國學術界一直很重視對蘇聯問題的研究，出版了許多關於蘇聯問題的著作和文章，從不同角度對蘇聯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近年來，學術界更重視利用解密的檔案探究蘇聯方方面面的問題。34卷本《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002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5卷本《新經濟政策是怎樣被斷送的》（2007年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表明中國學者對利用俄國解密檔案的重視。在利用新史料的基礎上出版了《中蘇關係史綱》、《蘇共執政模式研究》、《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三冊）、《蘇聯真相——對101個重要問題的思考》（三冊）等著作，把蘇聯問題的研究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在這些研究中，學者們首先注重弄清歷史事實，少了許多蘇聯解體初期研究中急於尋找答案的政治功利主義色彩。

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出現了這樣一種傾向，即不是從事實出發，根據材料研究問題，而是從固有的理論、概念出發來評判蘇聯的是非得失。有人竟不顧歷史事實，竭力頌揚、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體制看成是社會主義唯一的、正確的模式。原本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清楚的問題，又變得模糊起來。有人說，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題」，把斯大林搞「大清洗」、濫殺無辜，只說成是斯大林「在工作作風方面不夠民主」、「作風粗暴」，甚至還製造了俄羅斯重評斯大林、大多數俄羅斯人嚮往蘇聯的「神話」。有人堅持認為，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搞修正主義，背叛斯大林，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也有人強調是西方強迫蘇聯搞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的經濟，它們找到的有力證據是撒切爾夫人的講話。還有人說，蘇聯解體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回到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之路上，搞了政治體制改革，放開了社會輿論，等等。

在研究和認識蘇聯的問題上，存在方法論的問題。在這裡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此我們可以向恩格斯學習。他在總結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時，特別反對把之歸咎於少數人，他指出，「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那種迷信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後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發又必然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恩格斯特意批駁了領袖「出賣」論，他說：「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麼會讓別人出賣自己，而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麼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恩格斯這段精彩的論述同樣可以用來指導對蘇聯解體原因的探究，把蘇聯解體歸咎於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叛徒」似乎簡單明了，但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確實有許多缺點，前者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斯大林體制模式的框框，喪失了蘇聯改變斯大林模式的良機；後者的改革方針失當，加速了蘇聯劇變。但是，不應忘記的是，他們恰恰是蘇聯體制的產物，是蘇共缺少選賢任能機制的產物。鄧小平曾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因此，探究蘇聯解體的原因還應該到蘇聯社會的社會狀況、體制機制中去尋找。

二、蘇聯的危機是體制的危機，其解體的原因也主要在於體制

十月革命後，蘇俄實踐過兩種社會主義模式，一個是軍事共產主義，一個是新經濟政策。二者的實質區別在於：是從超越現實條件的理論出發建設社會主義，還是從實際狀況出發尋找社會主義建設的途徑。列寧從軍事共產主義失敗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俄國要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需要，用農民熟悉的辦法。為此，他認為新經濟政策是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應該長期堅持下去，共產黨員要學做「文明的商人」。這是從革命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一種回歸。不幸的是，列寧早逝，俄共（布）大多數領導人還沉浸在「左傾」激進情緒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國家計劃生產和分配的社會主義。於是，斯大林利用這一點擊敗其政治對手，不僅取得了獨裁地位，而且在1929年實現了「大轉變」，把蘇聯重新拉回到軍事共產主義的老路，消滅了個體農民和私有制，建立起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踐表明，這種背離國情、不顧民眾利益、冷冰冰的社會主義，根本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蘇聯的危機實際上是斯大林體制的危機。

斯大林舉全國之力，不顧農民的利益，不管工人的生活條件搞工業化，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但也埋下了嚴重的危機。蘇聯這個世界上幅員最廣闊的國家連自己都養活不了，在沙俄時期曾是「歐洲糧倉」的國家在20世紀發生了3次大饑荒（1921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數以百萬計的人被餓死，造成這種災難的因素既有天災，更有人禍。1907—1913年俄國在世界糧食出口中所佔份額為45%，1963年以後蘇聯卻成了糧食的凈進口國，到70年代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80年代中期，蘇聯每3噸食品中就有1噸是用進口的糧食加工的。為了解決糧食問題，蘇聯花費了大量投資，但糧食產量和收穫量並未增加，蘇聯的農業實際上已經崩潰。蘇聯除了軍工企業和軍事產品外，其他經濟部門都陷入了衰退之中，購物的隊伍越來越長。

蘇聯體制的危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即已顯現，蘇聯有許多叛國者為德國納粹服務，其中很多人的動機是要擺脫斯大林體制。衛國戰爭中農業承包制發展起來了，戰後又遭到扼殺。二戰結束時，許多到過西方的戰士、難民看到西方並非蘇聯所宣傳的那麼落後，渴望蘇聯進行變革。為了消除這一影響，斯大林又搞了新一輪清洗。斯大林把衛國戰爭的勝利看成是蘇聯模式的勝利，把蘇聯的經驗絕對化和神聖化，並強迫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照抄照搬。自冷戰格局形成開始，蘇聯便強行在東歐國家推廣蘇聯模式，1948年５月，斯大林在給鐵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說：「在與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有關的問題上，低估蘇聯的經驗，在政治上是極其危險的，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這是不容許的。」蘇聯發動了對鐵托的圍攻，東歐各國那些反對照搬蘇聯模式、主張從本國國情出發建設社會主義的領導人普遍受到鎮壓和迫害。各國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順應人類社會發展的潮流，這種封閉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運轉的體制，拉大了這些國家與世界發達國家的距離，擺脫和拋棄斯大林模式成為東歐人民的訴求。為此，他們不惜流血，從東柏林事件、波匈事件到80年代末期的人民運動，使他們終於擺脫了蘇聯的枷鎖，開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對斯大林體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經濟有新的發展，民主也有某些擴大，但都沒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未能根本解決蘇聯的問題。特別是勃列日涅夫熱衷於跟美國爭奪勢力範圍，搞軍備競賽，在國內重新斯大林化，積累了更多的問題和危機。正如普京所說：「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庄大道。」

蘇聯的劇變表明，按照少數人的意志，用政權和國家機器的力量去搞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的根基不可能牢靠，這樣的發展模式也沒有可持續性。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逐年下滑，進而發展成危機和負增長，是蘇聯模式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蘇聯的瓦解中，執政黨負有重要責任。蘇聯共產黨與西方的政黨不同，西方發達國家都是先立國、制憲，後建黨，政黨是相對穩定的群體利益的代表，其執政與失政是平常之事，並不會對國家和社會造成震動。蘇共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承擔著改變舊制度、建設新社會的歷史使命。蘇共通過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後逐漸排除了其他政黨，成了蘇聯唯一的政黨。由於沒有人民的監督和制約，蘇共逐漸脫離了人民群眾，思想僵化，特權泛濫，盛行個人崇拜；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只重強國，不知富民。蘇共創建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體制和制度又導致上述弊端長期存在和發展。蘇共的根本問題是沒有解決領導國家的方式方法問題，長期黨政不分、黨國不分。斯大林把蘇維埃降到一般群眾組織的地位，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蘇維埃只起橡皮圖章的作用，國家的重大決策不是在蘇維埃，而是在總書記個人的小圈子裡決定的。

俄國是一個落後國家，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初，黨代表人民管理國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顯然，蘇共執政後的一個重要使命應該是教會人們如何運用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但蘇共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長期壟斷權力，正如現任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所總結的：「蘇共喪失政權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長期一黨專政的制度下，實行了"三壟斷』：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資源與經濟利益的經濟制度。

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導致稍有不同於官方的意見，就會被認為是異端邪說，就動用專政工具整肅、鎮壓，或投入監獄，或關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國、剝奪公民權利；壟斷了權力，使得蘇共及其領導人的權力凌駕於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現了一個脫離人民的官僚特權階級；壟斷了資源和經濟利益，使得社會經濟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資源被用于軍事工業，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對蘇共的不滿日益增加。而在蘇聯那樣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往往會把對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專制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民族矛盾，一旦累積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就將導致民族動亂、國家分裂。」在蘇共解散、社會主義瓦解之時，廣大黨員沒有為此舉行任何抗議活動，老百姓默默地接受了這一現實，這說明人民拋棄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和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蘇共。蘇聯的劇變也說明，不為人民謀利益又不讓人民為自己謀利益的制度，是不可能長久的。

三、戈爾巴喬夫改革犯了許多戰略性錯誤，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在長期的老人統治之後，蘇聯終於出現了戈爾巴喬夫這樣年輕的領導人，蘇聯人民對他寄予很大希望。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改革也曾得到民眾的擁護，但由於其改革方針選擇錯誤，改革並沒有達到革新社會主義的目的，卻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錯誤之一：用行政強制手段開展「加速戰略」和反酗酒鬥爭

蘇聯經濟的問題是長期把重心放在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上，民用經濟發展嚴重不足，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並未注意解決這一問題，而提出了「加速戰略」。戈爾巴喬夫沒有提經濟體制改革，也未提經濟結構調整，說明他並未突破蘇聯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加速戰略」從興建新企業轉到更新企業的技術裝備，核心是發展機械製造業，實現機器製造業的現代化。戈爾巴喬夫試圖通過加快科學技術進步和對社會生產力的根本改造來提高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其重點不在改革，而在促進經濟增長。從1988年起蘇聯財政赤字增大，日用消費品短缺的問題更加突出。「加速」戰略的受阻和失敗，使本來已經「停滯」的蘇聯經濟雪上加霜。

與經濟停滯相對應的是蘇聯社會的頹廢，酗酒成風。酗酒嚴重地破壞勞動紀律、敗壞社會道德，是造成生產率急劇下降的原因之一，但它只是蘇聯社會陷入危機、人們內心苦悶彷徨的外在表現，因而不是用法律手段能夠解決的問題。但是，慣於應用行政手段的蘇共，開始動員起一切力量開展反酗酒鬥爭。1985年5月7日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通過了關於對酗酒現象處理辦法的決定，5月16日發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於加強同酗酒作鬥爭的命令，指出：「上班時(在工作地點、房間、企業、機關、團體範圍內)酗酒或上班時不清醒者處以30—50盧布的行政處罰。工長、工段長、調度員、車間主任和其他領導，上班時與其所屬工作人員一起酗酒，或者不採取措施將醉酒人員調離工作崗位，或者對其所屬人員酗酒或所屬人員醉酒後仍留在工作崗位上隱情不報的，處以50—100盧布的行政處罰。對於違反本條規定的人員，在對他們實施行政處罰的同時，還要給予紀律處分。」「為了牟取暴利收購和販賣為數不多的伏特加和其他酒類，以及日用品和農產品，倒賣收款單和提貨單，發票單據，各種文娛和其他企業門票，倒賣書籍、樂譜、唱片、磁帶、影片膠捲和別的有重要價值的物品，如果牟利不超過30盧布者，可給予50—100盧布的行政處罰並沒收投機者的物品。對違反本條規定的案件，由人民審判員單獨按聯盟共和國規定的程序進行審理。」

反酗酒鬥爭由利加喬夫和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索洛緬采夫領導，這兩個人都以厭惡酗酒而聞名，他們熱情很高，把反酗酒推向了極端。他們不僅禁止伏特加酒，甚至還關閉了啤酒館，銷售酒類的商店急劇減少，取消了玻璃酒具的生產，街道上甚至出現了反酗酒糾察隊，以恐怖手段嚇唬來做客的人。「反酗酒鬥爭進行得特別有成效，含酒精飲料的產量在1985—1986年減少了差不多1/2。」反酗酒影響財政收入，在1986年10月30日會議上，利加喬夫說：「從出賣伏特加中1985年收入是110億，而1984年是540億……從今年5月到8月由於喝酒而死亡的人數是36.5萬人，比上一年同期少。」他反對提高伏特加和葡萄酒的計劃生產數量。從良好願望出發、不顧客觀實際的反酗酒鬥爭帶來的消極影響更大。

反酗酒運動實際上並沒有減少酗酒現象，在工作場所發生的酗酒現象大大增加，「酗酒現象從1986年的11.7萬起，增加到1987年的25萬起」。人們有需求，國家不生產，自然鼓勵了私人釀酒業的發展，持續3年的反釀酒鬥爭，導致私釀酒成風。

禁止生產和出售酒類產品，使蘇聯因此失去了重要財源，根據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的估計：「據1985年的計劃（自然它是在禁酒決議作出之前通過的），預計酒類銷售每年可取得600億盧布的利潤。決議通過以後，歷年實際利潤分別是：1986年—380億盧布，1987年—350億盧布，1988年由於停止了禁酒運動，也才有400多個億。國民經濟3年至少損失670億，而精神上的損失則是無法估量的。」這一運動還破壞了酒業和葡萄種植業，如黑海之濱有90年歷史的馬桑德拉葡萄酒廠，其生產的葡萄酒聞名蘇聯內外，1988年7月當記者來到這家工廠了解到的情況是：「這次反酗酒運動使我們廠的產量由過去年產1700萬立升減少到年產620萬立升，為此已忍痛毀掉了工廠附屬的25萬公頃葡萄園。目前工廠仍面臨進一步減產的問題。為把釀酒用的葡萄改為食用葡萄，需要更換品種，進行嫁接，而生產葡萄汁又需要更換工藝，改變生產結構，這就要投入大筆資金，而且還不是短期內就能見效的。生產規模的不斷縮小，給工廠的經濟和工人的生活都造成很大困難。」到1988年中期以後，反酗酒鬥爭的副作用越來越大，受到了各方人士的批評，這項工作因此不了了之。

錯誤之二：實行「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之初，就提出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問題，到1988年，由於經濟狀況一天天惡化，根本改革政治體制的問題自然被提了出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許多蘇共高級領導人的共識，雷日科夫認為：「黨的領導核心已經逐漸清醒地認識到：這樣下去不行！這句話後來也成為一句時髦的口號。在進行經濟改革的情況下，原先那種畸形的政治體製成了攔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和實業家生畏。我們很清楚，黨的高層領導對經濟改革的必要性既沒有徹底理解，也沒有接受。黨（主要指高層領導）一方面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另一方面又不對全國發生的大事負任何責任。合法的權力機構——最高蘇維埃以及各級地方蘇維埃則徒有虛名，什麼事也解決不了。選舉制度越來越成為一種擺設。」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認為：蘇聯的「社會政治體制顯得有點太受條條框框的約束，它的巨大潛力喪失自我發揮、自我調節、自我發展的能力。社會主義，作為本質上最需要發揚民主、同時也需要講法制的社會，卻沒有使這兩方面和諧地結合和有機地統一起來」。在1988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蘇共中央就達成了共識，即改革不是改善現有的體制，而是使這個體制有嶄新的結構和成分，賦予它新的內容和活力，也就是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戈爾巴喬夫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任務是完善權力結構，核心是恢復甦維埃的職能，恢複列寧時代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原則，任何一個問題，無論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問題，不能越過蘇維埃加以解決，黨的政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民族政策——都應當首先經過蘇維埃這個人民政權機構來執行。「政治改革的實質是明確劃分黨的機關和蘇維埃的職權，把權力從共產黨的手中轉到蘇維埃的手中。」大多數代表支持戈爾巴喬夫的主張。這種把一切權力從黨全部轉向蘇維埃的做法，顯然很片面。此外，最高蘇維埃不是直接由民眾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人民代表選舉的，仍是間接產生的，人民並不能直接監督他們，他們也不能直接反映民意。

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蘇聯原來體制中缺少制約和監督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戈爾巴喬夫提出，黨要把不屬於它的那些權力和職能統統歸還給國家政權機關，即實現權力中心從黨的機關向蘇維埃國家機關的轉移。但是，戈爾巴喬夫要「用黨的威信來加強作為人民代表機關的蘇維埃的作用」，其辦法是把同級黨委會的第一書記推薦到蘇維埃主席的崗位上。戈爾巴喬夫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這樣做的結果是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陷於繁雜的議會事務中，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蘇維埃方面，黨的決策體系被架空和削弱。蘇維埃取代蘇共成了新的立法與行政合一的機構，這與原來的體制並無大的區別。蘇維埃成了無所不管的職能部門，內設了五花八門的委員會，極大地制約了行政權力，使許多問題議而不決，難以達成一致。1989年5月25日，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組建最高蘇維埃領導機構，啟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但代表大會實際上變成了真正的群眾大會，代表大會上集合了各種各樣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觀點。蘇維埃無法承擔起領導國家的職責，迫使戈爾巴喬夫轉向了總統制。

錯誤之三：拖延革新聯盟

蘇聯本是聯邦制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擴大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力，但戈爾巴喬夫卻盲目相信蘇聯已經解決了民族問題，直到各地區民族運動發展、分離主義出現時，才被迫把革新聯盟提上了日程。1989年5月11日在討論波羅的海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曾提出：「如何實實在在地改造我國的聯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則真的要全部完蛋。」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提出，要劃分聯盟、共和國、自治區的許可權。蘇共中央也終於決定在1989年9月召開專門討論民族問題的中央全會，反映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蘇共中央，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要求。這次中央全會通過了《黨在目前條件下的民族政策（蘇共綱領）》，提出的基本任務是：對蘇維埃體制加以改造，用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內容加以充實；擴大各種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權利和機會；保證每個民族的平等權利；為自由發展民族文化和語言創造條件；加強各種保障，以杜絕根據民族特徵限制公民權利。但這個決議並沒有真正實施，也未能遏制分離主義，9月23日亞塞拜然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共和國主權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併入蘇聯不合法。

雖然蘇共中央九月全會首次提出了制定並簽訂新聯盟條約的問題，但直到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後才把這一問題提上日程，戈爾巴喬夫本人則直到1991年春天才積極加入制定新聯盟條約的進程中來。在各共和國獨立性日益增強的背景下，戈爾巴喬夫只能步步退讓，把蘇聯變成了主權國家聯盟、獨立國家的聯邦，但各共和國還是不接受，最後三個斯拉夫國家一紙協議宣布了蘇聯的「死亡」。納扎爾巴耶夫曾說：「戈爾巴喬夫的基本錯誤在於，他沒有傾聽加盟共和國要求賦予他們經濟獨立的呼聲。除波羅的海諸國外，大多數加盟共和國含哈薩克在內，並沒有追求分離、完全和盲目的獨立。我們想到一點——可能會自我掌握本身的命運。戈爾巴喬夫及其同夥應及時向各共和國提供在聯盟框架中最大的獨立。我相信，國家可以避開以後很多動蕩。」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

錯誤之四：沒有對党進行改革

戈爾巴喬夫在推行民主化政策、進行國家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時，忘記了對權力的核心——蘇共進行改革。在蘇聯，黨是國家的化身，如果想繞開蘇聯共產黨的民主化而直接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必然帶來混亂。戈爾巴喬夫顯然對此認識不足，只有葉利欽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提出過對黨的組織部門進行改革的問題，在1987年十月全會上葉利欽聲明退出政治局，他公開聲明：「我認為首先必須改革的正是黨委的工作，整個黨的工作，從中央書記處開始。」在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他繼續堅持這一原則立場，他說：「改革正是應該從黨開始，然後隨之而來的，正如通常做的那樣，擴展到其餘方面。而恰恰是黨，從改革的觀點看落後了。」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黨之外進行的，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號召千百萬群眾參與國家的管理，開始社會自治，為公民倡議的充分發展創造條件，迷信群眾的自發性和自覺性，而沒有注意改革黨。

戈爾巴喬夫也沒有對人們極其不滿的蘇共特權進行改革，沒有採取措施削減高級領導人，包括他自己不應該享有的特權。戈爾巴喬夫理所當然地享受這些特權，而且還不滿足於這些特權，還在為自己建新別墅。1988年以後，「小白樺特供商店」雖然取消了，但它仍變相存在，享受特供者所需的東西被直接送至家中。在政治體制改革和人民直接選舉代表的背景下，蘇共的特權制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感。

總之，蘇聯的劇變與解體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蘇聯的體制模式完全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是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對立面出現的，並欲取而代之。然而，七十多年實踐的結果是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不復存在，在原蘇聯土地上的國家基本上都選擇了多黨民主、市場經濟的發展之路。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人類歷史發展趨向的角度認識和研究蘇聯，是中國政治家的需求，更是中國歷史學家的職責。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作風對研究蘇聯問題尤其重要。蘇共二十大後，我們曾錯誤地把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行改革說成是修正主義，曾為了防修、培養可靠的接班人搞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多麼嚴重的惡果。為了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研究蘇聯問題的學者有提供真實信息的職責，應該承擔起這樣的歷史使命，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從蘇聯的實際出發。

（責任編輯 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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