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世界觀是對全球的威脅

　　特朗普的世界觀是對全球的威脅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壽慧生 為FT中文網撰稿

　　文章來源：FT中文網

　　壽慧生：特朗普「美國優先」主張的最核心部分是在19世紀大行其道的國家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原始重商主義。

　　特朗普的世界觀「尚未形成」嗎？

　　過去一年多來，人們對特朗普的最大誤判是相信他是一個不靠譜但務實的商人——他缺乏外交經驗和明確的外交政策，但也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取向和外交立場，因此會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來為世界政治和經濟帶來新的機遇。在1月初的一次訪談中，基辛格認為特朗普的世界觀尚未形成，意味著他需要時間學習和了解外交事務而逐漸能夠和現有的機制相融合。

　　1月20日之後的短短几天時間，特朗普就已經用一系列總統命令向世界顯示，他言出必行，執意推行他的競選承諾，不打折扣。最說明問題的是他重新主張使用水刑逼供，而此前傳言他聽從國防部長提名人馬蒂斯的勸說已經放棄此念頭，曾讓很多人相信他並不固執，而是有學習能力和靈活性。

　　這並不是說特朗普真的能夠完全成功實現他的想法。目前為止，他完全依賴總統行政命令來實現他的競選諾言，尚未提出任何法律來試探國會的忠誠。但至少，共和黨人在美墨邊境築牆和限制中東移民兩大問題上的態度反轉已經顯示出他們無意冒犯特朗普。如一位共和黨議員在被質問為何食言時所坦承：「11月8日改變了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於，所有發生的事情表明，特朗普並非如很多人此前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善於用極端言語作秀的投機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講，這個判斷並沒有錯。但「投機主義者」和「作秀」這些標籤容易讓人忽視或低估他的行為背後根深蒂固的世界觀、以及這些世界觀可能帶來的危險。

　　特朗普的19世紀世界觀

　　早在2016年初，幾份新聞報告已經明確地指出，反觀他從1980年代末以來的言論，特朗普的世界觀其實極為清晰，而且30年來幾乎一以貫之。他的「美國優先」原則基於三個方面。首先是對美國盟友的憤怒。他長久以來反對美國承擔國際責任，抱怨盟友佔盡美國便宜，而美國從中一無所獲。其次是對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不滿。他聲稱不反對貿易，但他一直是堅定的重商主義者，對所有美國簽署的貿易協定都持反對意見，認為美國在戰後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中吃虧。他擁護貿易保護主義，對保護主義可能引起的貿易戰不屑一顧。再次，他對自由民主價值幾乎沒有任何好感，相反，他崇尚強人政治，對普京的強權政治極為推崇，對普京打壓媒體、入侵克里米亞等各種行為視若無睹。而所有這些觀點的基礎是對國家間共同利益的否定和對美國維護戰後全球秩序的國際責任的拒絕。

　　很多批評認為特朗普的就職演說是在重複他的競選言論，了無新意，也缺乏政策細節。這些批評卻沒有意識到，他的演講辭與他過去三十多年間的觀點一脈相承，是他長期以來的世界觀的一次重要總結，是他的政治宣言和未來行動綱領。換句話說，決策者們最值得重視的是指導他們決策的世界觀而非政策本身。

　　如果特朗普的這些觀點只是代表他的怪異個性和淺薄無知，我們也許可以把他的上台視為一個歷史偶然而祈禱一切能終究過去。即便如此，他的個性和他的世界觀的相互影響完全有可能將他推到一種危險的位置。在9·11事件發生前，沒有人會相信毫無外交經驗和興趣的小布希會成為戰爭總統。權力本身足可以改變人的認知和行為，何況是發生在特朗普這個對權力有著強烈嗜好的人身上。除此以外，真正令人擔心的是，特朗普的這些世界觀並非是美國外交傳統中的異類。相反，這些觀點長久以來被深藏在美國人的潛意識中而沒有機會得到展現。

　　回顧歷史，特朗普的各種政治口號幾乎沒有一個是原創，大部分可以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美國政治討論中找到原型，而那時候正是特朗普的政治觀點開始形成的時期。「讓美國重新偉大」是里根在1980年代初的競選口號。在美墨邊境築牆的想法來自於1990年代初的共和黨候選人布坎南，當時被稱為「布坎南之牆」。而「美國優先」也是布坎南的競選口號。再往前推，早在1940年代初，遊說集團「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一度左右美國政府對介入二戰的態度。而在共和黨內部，保守派領袖羅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強烈反對美國對英國的戰時援助，並在戰後反對杜魯門的貿易開放政策。儘管他自己是反共人士，塔夫特卻反對針對前蘇聯的遏制政策，認為美國在西歐並不存在國家利益。同時他也反對北約的建立。儘管塔夫特之後很少有重量級的美國政治家對美國的盟國政策給出詳盡而全面的抨擊，特朗普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世界觀在塔夫特之後卻從未斷絕。布坎南在1990年代初競選中的極端排外主義觀念顯然對特朗普有深刻影響。

　　換句話說，特朗普是自戰後以來被逐漸邊緣化但從未消失的「另一個美國」的繼承人，在今天這樣一個獨特的歷史時期重新回歸到美國主流政治中並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是當代的「保守主義」或者是冷戰時期的「法西斯主義」等標籤都不能準確地描述他的世界觀，因為他的 「美國優先」主張的最核心部分是在19世紀大行其道的國家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原始重商主義。

　　由此而言，希望特朗普上台後重新擁抱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讓美國繼續承擔全球秩序的責任，這種想法顯然無視歷史，而1月20日之後的現實已經將這種幻想徹底打碎。人們當然有理由寄希望於美國的制衡機制和國際社會的壓力能夠將特朗普的行為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但是美國民眾願意把權力交給一個明確宣稱要破除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人，僅僅這一事實就足以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巨大的不安和隨之而來的各種躁動已經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不論是美國盟友還是對手都在緊張地準備著各自的應對。

　　簡單地說，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意味著長達70年的戰後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終結，意味著美國人自杜魯門以來堅信的一個世界觀正在被摒棄——和平繁榮的世界是美國繁榮強盛的基礎。這個歷史性轉折對任何一個對國際秩序有著善意期盼的政府都不會是一個好消息。

　　孤立主義將美國退回到「正常國家」

　　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曾在競選期間認為，回歸孤立的美國無意再干涉國際事務，因此會更為熱愛和平。這是極為天真而又危險的一種思維。19世紀的美國遠比二戰後的美國更熱衷於戰爭，也更熱衷於為本國的經濟利益而訴諸於戰爭。相比之下，二戰以來的美國從未因為自己的本土受到威脅或因為貿易摩擦而參與到任何一場戰爭當中。用美國學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話來說，美國在戰後參與的幾乎所有戰爭都是「非必選的戰爭」，都是為了防衛別的國家或維護全球秩序的一些原則。美國在歐洲和亞洲駐軍長達70年，不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直接攻擊，而是為了保護盟友。卡根認為，這是有違傳統國際關係常理的一種現象——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為了如此微薄的顯性回報，承擔起種種看起來和自己極為遙遠的責任。這當然也是特朗普無法理解和容忍的行為。

　　從卡根的角度來講，原因很簡單：美國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孤立主義，將自我隔絕於世界之外。長期以來，美國像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奉行的是國家唯我主義——以狹隘的方式定義美國利益（例如貿易赤字），同時避免承擔國際責任，但當這種狹隘的國家利益受到侵犯時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於戰爭。換句話說，孤立主義時代的美國是一個「正常國家」，曾像所有傳統國家在過去漫長的人類發展史當中那樣思維和行事。

　　但20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體系的崩潰和二戰後的重建改變了美國對自身利益與國際秩序之間關係的認知，促使美國放棄了19世紀的重商主義，選擇了卡根所說的「非正常外交政策」，通過保護盟友來維護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而在19世紀，這個盟主角色曾由大英帝國扮演，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則是當時一個並不特別友善的重商主義者（儘管與當時的德國相比要溫和得多）。

　　20世紀初期，當周圍的世界崩塌時，美國拒絕承擔全球責任，獨享自己的繁榮。今天，特朗普和他代表的美國人希望把美國拉回到的那個世界，拉回到「正常」的外交政策模式中，相信美國可以在一個岌岌可危的世界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會付出代價。

　　無論歷史證明這種認識多麼荒唐，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不可避免地將會把其他國家推回到「正常」的傳統國際關係範式當中，刺激國家主義和地緣政治的回歸，讓國際法、國際組織和各類國際制約機制被棄之一旁。貿易保護主義、資本的「再國有化」（renationalization）、民族主義、軍備競賽等等已經開始在激化某些區域衝突。不論與美國是敵是有友，很少國家能在這個逆流中獲利而不付出代價。對中國來說，除了日漸脆弱的全球經濟體系和各種激進主義帶來的威脅外，另一個明顯後果是特朗普上台後帶來的中美俄三角關係和東亞各國關係的變化對中國未來的國際地位和戰略安全格局產生的直接影響，將改變中國過去幾十年來的發展路徑。更明確地說，中國過去多年來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即將消失。

　　衰落的美國將是一個危險的美國

　　最危險的因素最終來自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原則雖然讓美國明確放棄國際責任，但並未讓美國放棄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叢林後，孤立的美國會對自己的利益更為看重，對他國的利益也更為敏感。雖然已經沒有力量統領全球，今天的美國仍有足夠能力造成破壞，實施打擊報復。如一個受傷的野獸，一個失去自信而放棄責任的帝國會越來越促狹乖戾，越傾向於用蠻力來解決爭端，甚至只是為了發泄不滿，或挽回顏面。

　　特朗普在任何一個角度和層面都是這種狹隘個性的經典寫照，這在他的過去幾十年的行為言語和他最近的就職演說和決策中表露無疑。特朗普也許是這個衰落帝國的產物，也許是這個帝國衰落的催化劑，或者二者兼具。無論如何，他的上台只會讓這種危險傾向更為突出。用英國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的話說，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正在將美國變成一個流氓國家，用經濟戰欺凌令他不滿的任何國家。其結果是摧毀掉美國一手締造的國際體系，讓世界崩塌為一種各方都不講規則的貿易政策。

　　長久以來，人們習慣於討論「修昔底德陷阱」或者「金德伯格陷阱」，把目光聚焦在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矛盾，卻很少意識到，終究，決定國際秩序的最重要主體在於守成大國，在於這個大國在相對衰落的時期能否用坦誠平和的態度去面對日益多元化的國際權力分配格局和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不造成破壞的前提下積極承擔能夠承擔的責任，引導其他國家共同維護二戰以來人類社會用巨大代價換來的國際秩序和各種制度安排。沒有人會反對美國把自己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她事實上一直如此。但特朗普的零和思維顯然遠遠超出過去很長時期以來美國所遵循的底線。

　　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世界需要的不是一個強大而「孤立」的美國，而是一個強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美國。這是二戰以來國際社會實現和平繁榮的關鍵，也是美國迥異於以往帝國，能以規則而非僅靠武力來維護國際秩序的關鍵。不幸的是，特朗普先生似乎缺乏理解這個道理的大智慧，而世界也只能準備好應對他將帶來的破壞。

　　（註：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