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中國本位」與「中國範式」？

　　陳季冰專欄

　　「中國範式」和「中國本位」是新世紀以來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界內部最時髦的話語之一，它的大意是:中國學術應該擺脫長期困擾我們的「歐洲中心論」，建構起一種立足中國文化的學術導向。或者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中國人應當以自己的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看待和思索世界。這種話語的興起當然是基於中國迅速提升的經濟、政治實力之上的，一位青年學者最近在一篇文章中開宗明義為它下了很好的定義:

　　在三十年來「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話語，具有一種豪邁的氣概，其志向不止於「尋求富強」，甚至不止於發展「特殊主義」版本的中國文化，而是致力於創建中國的「普世主義」論述，為塑造未來新的世界文化開拓道路。而其於學術界的主要關切，是要在「文化自主」或「文明自覺」的大視野中，重新探索和確立 「中國學術的主體性」，而對學術自主性的追求也將導向促進文化自主的大目標。（劉擎《尋找中國文化的自信》，2009年10月22日《社會科學報》第6 版）

　　眾所周知，中國在被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國門之前，甚至一直到大約一個世紀前的甲午海戰之前，從來就是有這種文化自主性的。我們的先輩甚至可能以一種比西方人的「歐洲中心主義」更強烈的「華夏中心主義」打量世間的一切，他們毫不懷疑地認為自己居於「中央之國」。即使在歷史上數度被異族征服的時代，對中華文化優越性的自信也絲毫未有任何損失和動搖。在迷惘和失落了短短100年後，中國人現在要重新找回這種文化上的自主性，這一切看起來相當順理成章。然而，阻撓我們重新確立這種「中國範式」和「中國本位」的最大障礙在哪裡呢？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我在復旦大學旁聽了一個有關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方面的「高級論壇」。主辦者自封論壇為「高級」並不算太過分，因為它幾乎囊括了當今國內最活躍的一批中青年人文社科學者。

　　如同所有類似的聚會一樣，論壇的主題自然而然地漸漸聚焦在了下面這個令人焦慮的問題上:為什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偉大思想文化傳統的規模如此龐大的社會，在經歷劇烈轉型和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無法誕生與時代相匹配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師和巨著？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都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一片豐饒的土壤，但後者非但沒有收穫預期中的豐碩果實，連一個正確的成長方向似乎都還沒有找到。

　　憂心忡忡的學者們討論了當前困擾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發展的許多障礙，撇除文人圈子裡少不了的極富智慧與幽默的牢騷和自嘲，我粗略地將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嘗試性回答梳理成以下表述，相信這基本上代表了眼下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共識——

　　（1）中國當代學術進步的外部制約因素主要在體制問題。需要指出的是，教授們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最容易撞到的意識形態板牆的批評反而很少，估計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早已經浪費了太多口水，並知道說再多也還是白費。他們對體制的批評主要是技術性的，如學院和研究機構內的各類職稱、資格審批與業績考核，固定的薪資與不固定的課題項目經費之間的關係等。這裡是不是隱含了一種「程序決定論」？

　　（2）但是，更為根本性的缺陷還在於整個學術圈內部的浮躁，很少有人能夠靜下心來認真做學問；人人都恨不得一夜之間成為大師，寫出傳世名著。這種浮躁心態來自於各種各樣的不同原因和方向。事實上，即使從鴉片戰爭算起，中國的現代轉型也才不足200年時間，中國學術的現代突破可能還只是剛剛開始，需要經歷漫長的孕育期。大師和巨著終有一天會破土而出，但我們現在需要有足夠的耐心。

　　（3）當代中國學術的最大困境在於「西方話語體系」的支配性地位，如果未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想要達到乃至超過西方同行已經達到的高度，我們面臨的最緊迫任務恰恰是確立中國學術的「中國本位」。當代中國學人應該向上承接中國古代學術的光輝傳統，向下立足於當代中國鮮活的社會實踐，做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學問。我們再也不能主動或被動地將中國的社會實踐扭曲和抽象化為西方人發明出來的各種「主義」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