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書籍觀：論中西方書籍史的差異

　　Not the Same Concept of Books:The Dif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Book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郭平興，歷史學博士，惠州學院政法系講師，惠州 516007

　　原發信息：《出版科學》(武漢)2015年第20154期 第95-98頁

　　內容提要：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書籍史研究碩果累累，海外的中國書籍史研究也日漸興盛，國內的書籍史研究卻相對滯後。中西方書籍史的研究存在很大差異，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西方書籍史研究的社會背景和學術理論淵源不同，二是中西方對書籍史的研究對象「書籍」本身的認識存在差異，三是中西方書籍史書寫敘述模式各異。

　　關鍵詞：書籍史/出版史/差異/範式

　　標題注釋：本文系教育部2014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二十世紀西方書籍史學理論與研究範式研究」14YJC870006)成果之一。

　　「書籍」是中西方都有的印刷品。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學界興起了書籍史研究熱潮，經過數十年的探索，西方書籍史研究形成了全面的研究視角，嶄新的研究模式，其研究對象的範圍不斷擴大，既有英、法等歐洲國家的書籍，也有中、日等亞洲國家的書籍，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書史悠久的中國，擁有豐富的書史資源，中國學界一方面繼承先輩學人進行大量的文獻學研究，展開了諸如版本、目錄、校勘等問題的研究；一方面也圍繞「書籍實現」(mise en livre)這一系統過程，吸取其他學科的優點，進行了諸如編輯史、出版史、發行史、藏書史等方面的研究。從學術成果及其影響來看，中西方書籍史的研究存在很大差異。

　　1 中西方書籍史研究現狀

　　西方書籍史的研究，自法國學者費夫賀與馬爾坦出版《印刷書的誕生》以來，經近百年的探索後，研究視角經過了數次轉換，包括社會史視角、文化史視角、實物目錄學視角、多學科的外史視角等，再加上諸多研究路徑的運用，如計量分析方法、閱讀史研究路徑、深度描述理論等，形成了麥肯錫的「文本社會學」，以及「副文本理論」、「社會交流三分理論」、「文學場域」、「交流循環」「生命的—目錄學的維度」等研究範式，綜合了多學科的理論基礎，包括編輯史、印刷史、出版史、發行史、藏書史、閱讀史等，對書籍史進行了全面的研究。統計學、社會學的方法取代了目錄學、古文獻學的方法，視「書籍史」為總體史(histoire général)的一部分。歷史學學者、圖書館學者、目錄學學者等諸多學科的學者從事其中，成果非常豐富。「以書籍為中心，研究書籍創作、生產、流通、接受和流傳等書籍生命周期中的各個環節及其參與者，探討書籍生產和傳播形式的演變歷史和規律，以及與其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1]。

　　在西方書籍史的這輪研究熱潮中，歐美學界對中國書籍史的研究亦有相當展開，取得了不小的成績[2]。根據《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中的《中國、日本書籍史外文參考文獻》所載，研究中國書籍史相關的論文、論著近200篇[3]，除了近十篇論述宋代的書籍史外，論述時間範圍多集中於晚明、晚清及民國時期，達百餘篇之多。這些研究融匯了西方學者慣用的視角和方法，對中國書籍史提出了新的解釋，豐富和拓展了中國傳統文獻學的研究內容，如「圖書流通中下層環節、書價、圖書審查制度、印本數與抄本數的比較等」[4]。

　　中國學者的書籍史研究，依託於源遠流長的出版文化資源，在諸如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等傳統文獻學範疇的研究成果眾多[5]，出版史、發行史、編輯史等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6]。20世紀以來，中國書籍史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由單一、零散到綜合、系統，由材料考據到理論分析的漸進發展過程」，既有「從宏觀上對中國書史進行縱向研究，試圖探討中國圖書產生、發展的規律，從理論上總結、概括中國圖書的發展歷史的通史性研究著作；又有從圖書的編纂、印製、收藏、流通等方面進行多類型、多角度專題研究和深入分析的專門性研究成果」[7]。

　　最近幾年，中國學者亦試圖以西方書籍史研究範式進行相關問題的研究，突出代表是由出版博物館(後改為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先後聯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中心和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開展的相關研究，召開了三次出版史國際研討會議，先後出版了《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與交流》三部論文集，其中有數十篇論文是有關中國書籍史研究的，無論從研究範式還是敘述策略，都比較接近西方書籍史的相關理論。

　　此外，台灣學者的書籍史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如潘光哲「就如何探討與書寫十九世紀中國士人們的『閱讀史』，提供若干想法」[8]；塗豐恩「概論明清社會的出版文化及相關問題，包括書價、識字率與出版市場的分布」，「討論明清書籍史中幾個不同的主題」[9]；秦曼儀「分析法國書籍史學如何在史家的研究實踐中，形塑出『生產、發行和接受』三稜鏡式的架構，以檢視書籍的歷史，並且把研究對象擴及至歷史上所有物質形式的溝通媒介」[10]等。

　　2 中西方書籍史研究的差異

　　比較國內外的書籍史研究，在研究內容、研究範式、史料選擇、文本分析等方面，確實存在著明顯的文化差異。

　　從研究內容方面來看，中西方書籍史的研究對象各有側重。中國版本學家李致忠，將我國古代書籍史的研究內容歸納為「研究書籍的意識形態、物質形態，以及這兩者之間的互相作用和內在聯繫，揭示它們的內涵與外延，總結它們發展演變的規律」。研究對象為「書籍自身的歷史、影響書籍生產傾向、生產數量、流通傾向的圖書事業」[11]。這與西方書籍史所關注的「書籍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書籍與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周遭環境的關係，以及書籍所產生的社會文化影響」不同[12]。

　　從研究範式方面來看，國內書籍史研究大體都是「研究書籍的意識形態、物質形態，以及這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內在聯繫，揭示它們的內涵與外延，總結他們發展演變的規律」[13]，進而產生了諸如版本學、校勘學、編輯史、出版史、發行史等與書籍史相關聯而又獨立的學科範式；而西方書籍史研究「融匯了多學科的研究視角與方法」，「統合關於書籍的各種研究——編輯史、印刷史、出版史、發行史、藏書史、閱讀史——全面的歷史」[14]。

　　從史料選擇方面來看，國內書籍史研究長期「受制於古典文獻學、史料學、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訓詁學等傳統學科的訓練與慣性制約」，易「陷於古籍之『舊紙堆』中」[15]；西方書籍史研究者在史料運用上，除了檔案史料之外，還常運用出版商的文件、圖書館的借閱記錄、相關人物的口述史料等相對豐富的史料。

　　從文本分析方面來看，國內書籍史研究者常常從書籍的物質形態、意識形態切入相關研究，用專門史研究的文本分析路徑，進行較為機械的文本分析；而西方書籍史研究者卻認為「如果書史學家致力於探究有關書籍的非目錄學、非哲學意義，他同樣能夠在書史的研究中追求一種源於社會的、以人為基礎的研究路徑」[16]。不同的文本分析策略，再加以不同的敘述模式，可謂是中西方書籍史研究成果差異較大的外在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