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波 | 北洋軍閥需要仲裁者而非獨裁者，所以張勳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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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軍閥需要仲裁者而非獨裁者，所以張勳失敗了

文｜張曉波

導言

本按照徐州會議的議題，復闢為最終結果，但各軍事集團並未遵循。丁巳復辟與反覆辟徹底摧毀了1916—1917年以臨時約法、國會為中心，勉強凝合南北政治—軍事衝突的最高妥協性文件與立法機構，之後也無法產生一個軍閥共同同意的最高政治機構。北與南戰，北與北戰，南與南戰。中華民國的政治軌跡，確定無疑地滑向了軍閥混爭與軍閥混戰。

本文原題為「最高的仲裁——論張勳復辟與軍閥政治」，發表於《中國國家歷史》雜誌，本次推送第三部分。感謝張曉波老師授權推送。

第一、二部分鏈接：

辮帥張勳，何以成為袁大總統死後的軍閥領袖？

「丁巳復辟」背後是張勳與北洋實力派的利益交換

共和國的敵人們

按照徐州會議的議題，復闢為最終結果。也就是說，1917年政潮、督軍團叛亂的終點，即是恢復「大清帝國」。但此後一系列事件表明，第四次徐州會議的協議，並沒有為各軍事集團所遵循。

段祺瑞於7月3日首先在馬廠誓師，宣布討伐張勳叛逆；其後，馮國璋、陸榮廷實力派人物，相繼通電斥責張勳叛國；甚至在徐州帶頭簽名贊成復辟之倪嗣沖、李厚基等督軍，也紛紛加入討逆隊伍。轟轟烈烈的復辟鬧劇，演成了一出軍人捍衛共和國的歷史正劇。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北京，辮子軍戰死一百餘人，復辟不過十二天，草草收場。

丁巳復辟，是有中堅力量（張勳集團）、有組織（宗社黨、復辟派、保皇黨）、有步驟（一解散國會，二迫黎退位，三複辟）、有同盟（省區聯合會、督軍團）的復辟行動，並且在理論上，復辟派也做了充分的推演，並不是張勳一介莽夫的蠻幹。但復辟僅僅維持了十二天，實際溥儀稱孤道寡，僅有八天而已。

曇花一現的復辟過程與精心策劃之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照。復辟脆敗，這個結局，不符徐州會議前後張勳集團以及復辟派的「精心準備」。問題出在哪裡？

從復辟的組織來看，參與復辟群體，至少有張勳集團、洪憲帝制的殘餘分子（雷震春、張鎮芳等）、宗社黨（升允等）、保皇黨（康有為）、復辟統一戰線成員（胡嗣瑗等），以及參與第四次徐州會議的督軍團成員。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復辟大合唱，其成員遍及北洋及親北洋系軍政、文化各界的領導人物。如果運作有序，組織嚴密，目標趨同，且利益一致，豈瞬間崩潰？

復辟之後，各地之反覆辟運動轟轟烈烈，軍事鬥爭的失敗，固然是復辟失敗的外在原因，但之前醞釀復辟的各路人馬組成的聯盟，就如此不堪一擊，瞬間煙消雲散？

除了南方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是真反覆辟之外，北方的督軍們，除段祺瑞之外，都是在黃綾子上籤了名的。翻雲覆雨，如此迅速？

更為詭異的是，段祺瑞討逆檄文，稱「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討逆文更清室辯護，稱是為張勳脅迫所致。事後，段祺瑞政府也承諾了討逆檄文中「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的說辭，既沒有大規模問責（問罪）參與復辟的各路督軍，也沒有對復辟派問罪，復辟之主人清廷仍在紫禁城中稱孤道寡，《清帝優待條件》依舊。並且，連復辟的主角張勳也不算徹底失敗。張於復辟失敗之後，避入荷蘭使館，一年之後即獲特赦，理由為「該前使坐鎮徐、淮，宣勞民國，論功差足抵罪」[1]。民國政府並返還了張勳所有產業。之後，徐世昌、張作霖一再邀張勳復起，張避匿天津，日以讀通鑒、習書法為事，終不出。

段祺瑞

一個弔詭的局面出現了。1917年復辟叛國，只有事實，沒有罪人；只有主謀，沒有從犯。甚至連陰謀顛覆共和國的主謀張勳，也很快以曾對共和國有功而被特赦。也就是說，除了張勳有復辟妄念之外，整個將參與復辟的外部聯盟，現在都很乾凈。

堡壘都是從內部被攻破的，要分析復辟之失敗，就需要對這個鬆散的「復辟聯盟」重新分析，明白了各路人馬的利益所在、政治動向，才能弄清楚復闢為什麼失敗，為什麼除了張勳之外，復辟沒有罪人。

一、段祺瑞與研究系之投機

復辟之舉，皖系是最終的大贏家。從事後邏輯來看，張勳復辟，反倒像是一場軍閥們已布置停當的陰謀。軍閥假張勳之手，剷除國會、罷黎元洪，然後再以共和名義撲滅復辟，重組北洋政權並分割地盤（包括張勳在徐州的地盤）。那麼，張勳魯莽的復辟之舉，是不是皖系幕後推動的陰謀？段祺瑞本人事先對復辟的態度究竟如何？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早在徐州會議之際，徐州鎮守使張文生就督軍團唆使張勳復辟，是一個陰謀，「就等著大帥往火坑裡跳」。交通系要人、段祺瑞幕僚葉恭綽事後在《我參加討伐張勳之回憶》一文中，也認同「陰謀」說：

倒黎既成必然之勢，遂進而思倒馮（以擁徐世昌為幟），破壞南京會議而改開徐州會議。陽似捧張勳，實則設一陷井以待其跳入。而若干謀復辟的書呆政客及熱衷無聊的失職文武等等，不知就裡，群趨徐州，釀成復辟的一幕。張勳亦復昂然自喜，以為功業有成，而不知螳螂捕蟬，黃雀方在其後也。段祺瑞既享有三造共和之譽，又去了眼中釘的黎元洪，而馮國璋雖已扶正，卻仍不安於位，於是又為徐世昌造成機會，此是後話，不必贅述。至於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解決了多少糾紛，掃除了多少荊棘，這一舉不能不說是明智的。張勳的不懂政治，乃至可說不懂軍事，亦適成其為一莽夫而已。[2]

以誰受益，誰指使的邏輯來看，段祺瑞有陰謀指使之嫌。張勳復辟之後，段祺瑞成為復辟的最大受益者：「三造共和」，聲望進一步提升；編造自有之議會系統（安福國會）、內閣，使其在國會與行政權兩端的權力，都進一步擴大；通過對德參戰案，編練國防軍，使皖系軍事力量進一步提升；分割徐、兗原屬張勳之地盤與軍隊，納入皖系倪嗣沖麾下，等等。

但從現有史料上來看，段祺瑞並沒有參與復辟陰謀。徐州會議之際，段祺瑞代表曾毓雋曾向張勳秘書長萬繩栻表明段對於復辟決不接受：如議及復辟，段必儘力撲滅，勿謂言之不預也。[3]

張勳抵達天津之後，頻頻與徐世昌、段祺瑞、朱家寶等人會面，並徵求對復辟的意見。段祺瑞對復辟明確表示反對。張勳部將蘇錫麟曾參與張、段之間的會談。蘇錫麟回憶說：

記得段當時對張說：「大哥來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維持治安，這是要緊的事。別的事亦可以辦（不知所指何事），只是保清帝複位的事還不到時候，即使勉強辦了，就算北方答應，可南方亦不會答應，我看這件事，還是慢慢來辦。」當時我聽了這番話，心說老段這個人還真夠朋友。可張勳聽了這話之後並未回答，只是點了頭。[4]

段祺瑞談話，提到了維持北京治安問題，這顯然是對黎元洪求援電報的回應；同時，含糊地提及了「別的事亦可辦」，是否指取締國會、推倒黎元洪，不可知。段提及復辟帝制，「保清帝複位的事還不到時候」，這一說法比曾毓雋在徐州會議中對萬繩栻的說辭，要婉轉得多。張、段同出北洋，共事數年，有一定的私誼，面談措辭，話鋒婉轉，但態度仍是明確的。

第四次徐州會議中首先倡議復辟的，是徐樹錚。徐為段祺瑞心腹，但徐本人驕縱跋扈，與段意見未必全然統一，如在對德參戰一事上，徐反對參加協約國參戰，與段不協。在參加第四次徐州會議之前，徐並沒有面見段祺瑞，請示段之旨意，也非段祺瑞代表。段之正式代表，為曾毓雋。

段沒有參與復辟陰謀，也可以從張勳方面的言辭與舉動可以推斷。張勳在7月1日復辟當天接受某外國記者採訪，對形勢相當樂觀，張說：此事亦非一人所敢擅舉，京內外贊成頗居多數。如馮（國璋）、陸（榮廷）已互相聯絡，故兩廣及江蘇方面已不足憂；余若山東、直隸、山西、河南亦贊成。黎元洪總統雖不願辭職，然彼已得一等公爵，當無何等施為，僅段祺瑞反對此舉，然毫無兵力，不足懸念。[5]

儘管張勳對外界表示段祺瑞已離兵柄，不足為憂，但仍暗中對段祺瑞做了布置，「張勳知此舉（復辟）必為段所反對，為先發制人計，急電津警察廳派警監視之」，「段甫離寓（前往馬廠），而緹騎即到，段祺瑞躲過一劫」。[6]

那麼，段祺瑞在整個復辟過程中，所扮演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曾毓雋與徐樹錚，兩人同為段祺瑞心腹，且都參與了第四次徐州會議，對於該次會議主張取締國會與推倒黎元洪，段祺瑞不可能不知情。段祺瑞與張勳之間的分歧，不過在於是否復辟帝制而已。那麼，段祺瑞為什麼如此積極地反對復辟？

季宇在《段祺瑞傳》一書說，分析了段祺瑞之反覆辟的動機：

他對「共和」並無興趣，不過反對復辟倒是出於真心。當年，清室退位，他通電首倡，「一造共和」，為世人所矚目，如果今天反過來支持復辟，不僅是一件丟臉的事，而且也難討好於清室；再者，民國業已深入人心，帝制實難維持，洪憲失敗，前鑒不遠，豈有重蹈復轍之理？更為重要的是，宣統複位後，他的東山再起之路也就斷絕了，這是段祺瑞最為惱怒的。[7]

其一，段祺瑞此次如果襄助復辟，非但要造成其前後政治形象的斷裂，也不會討好清室，新朝復辟之後，對於段祺瑞這樣在辛亥年間通電共和，搞兵諫的軍人，必定要有所措置。丁巳復辟復辟期間，爵位廣施，唯獨沒有給段祺瑞，也能說明清廷（復辟派）對段祺瑞成見頗深；其二，洪憲帝制失敗，這個反面教材近在眼前；段祺瑞本人在洪憲帝制時期的表現及其所博得的聲望，不容其反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復辟一旦成功，段祺瑞就無望東山再起，再次取得政權。

《段祺瑞與皖系軍閥》一書也指出，張勳、段祺瑞之間，手段趨同，只不過目的不一而已：

段祺瑞既要利用張勳來達到出己倒黎、解散國會的目的，為什麼又不肯公開支持張勳的活動呢？這首先是因為段祺瑞與張勳有著原則上的分歧。張勳是把黎元洪大總統和國會看作是中華民國的標誌而要推翻的，他要走的是還政清室之路。而段棋瑞與皖系軍閥則是把總統和國會當作一己施政障礙而要推翻的，段祺瑞計劃的要點是：解散國會，迫使黎元洪退位，推舉徐世昌為大元帥，在「各省軍務總參謀處」的基礎上建立以段祺瑞為總理的臨時政府，還要成立臨時參議院，使中華民陶的國家機器按照段的旨意運轉。[8]

段祺瑞授意督軍團推動解散國會、推倒黎元洪，乃至在天津成立總參謀處的前提，都是為段氏復出做準備，而復辟之舉，則將其之前的措置，全部推翻。這在段祺瑞，是決不能接受的。

段祺瑞與張勳的矛盾，除了實際政治權力之爭之外，更有北洋領袖之爭。段祺瑞討逆檄文，將段張之矛盾，說得相當明白：

逆賊張勳，果何所為何所恃而出此？彼見其辮子軍橫行徐、兗，亦既數年，國人優容而隱忍之，自謂人莫敢誰何，乃起野心，挾天子以令諸侯，因以次剷除異己，廣布心腹爪牙於各省，掃蕩全國有教育、有紀律之軍隊，而使之受支配於彼之土匪軍之下，然後設文網以坑賢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於彼股掌之上，及其時則取而代之耳。罪浮於董卓，凶甚於朱溫，此而不討，則中國其為無男子矣！

段之檄文，主要是通告給各路督軍。在段祺瑞來看，常駐徐、兗張勳部，不過是「土匪軍」。在這裡，段祺瑞區分了正規軍與非正規軍，其實質是區分北洋正統和非北洋正統。張勳復辟成功，則「土匪軍」（辮子軍）將凌駕於「有教育、有紀律之軍隊」（北洋軍）之上。這是段祺瑞以北洋領袖身份，號召整個北洋軍界，重視張勳復辟顛覆北洋軍政集團統治的危險性。同時，檄文指出，張勳「挾天子以令諸侯」，玩弄清帝於股掌之上，等到時機成熟，張勳將取而代之。這是提醒各地督軍注意，此次復辟，最終的掌權者並不是「君主」（理想中的仲裁者），而是權臣張勳（獨裁者）。這對於督軍團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清帝最終的角色，並不是協調各方利益，而是由張勳來處置各方。

從上述表現來看，段祺瑞既是徐州陰謀的知情者，同時也是推翻共和國（包括解散國會、推翻總統、重訂憲法）主角。正是段祺瑞致力於推翻共和國，才引發了張勳復辟的政治縫隙。段祺瑞在事後的討逆，在客觀上來說，「三造共和」，但實際上所得，是比1916—1917段祺瑞出任總理之時更為強權的軍政府。復辟平定不到一周，孫中山致電段祺瑞，亦認為段氏是誘導復辟的禍首：

去年洪憲禍首，隱忍未誅，佐命者既得從寬，則復辟者當然無忌。徐州，彰德二次會議，正在足下初任首揆之時，拱手處中，不能鉏治，而復獎以勛權，啟其驕悍，是以伏戎偏國以有今日。而民國清議，亦渭復辟之禍，叛督實為先驅。要求宣戰之不已，以至毆擊議員；毆擊議員之不已，以至解散國會；解散國會之不已，以至復建偽清。本為一人保固權位，以召滔天之災。足下獎成此患，豈得不為追咎？ [9]（1917年7月19日）

圍繞在段祺瑞身邊，不僅有武人，更有以研究系、交通系成員為主的政客官僚集團，在討逆戰爭中，居中策劃，起草檄文，號召四方，不可謂不儘力。研究系領袖梁啟超更是以筆為旗，痛斥張勳「醜類」。前國民黨議員、《臨時約法》起草人之一馬君武，對此十分不屑，通電痛批研究系「同為叛國逆賊」：

「復辟之事，張勳、康有為固為罪魁，倪嗣沖、梁啟超輩尤為禍首。……民國成立以來，君（指梁）日以破壞《約法》、破壞國會為事。始則附和袁氏，以司法總長資格為賊劃策，副署解散國會命令；及寵任既衰，乃叛而它去，託言護國，竊號名流。共和既復，君之行新《約法》、擁段為總統之策不能行，內閣總理、財政總長之夢不能達，乃教唆使黨員日在議會搗亂，後欲借宣戰問題，以行其攫權亂國之陰謀。及國民多數反對，君乃日往來徐州、蚌埠，教人作反，以破壞《約法》、解散國會為起兵口實。督軍叛國，君與湯化龍同為謀主。……叛國禍首，其罪維均。反對復辟，為國人心理所同。君等同為叛國逆賊，無發言資格。共和終當復活，國人不可屢欺，勿復多言，靜候法律裁判可也。」[10]

馬君武言辭激烈，但電報中所舉，皆為事實。段祺瑞與研究系，同為破壞《約法》，陰謀解散國會，迫使總統下台，非叛國逆賊乎？

二、馮國璋、徐世昌之態度

A 江蘇督軍馮國璋之反覆

馮國璋與段祺瑞同等資格，向被視為北洋深具實力的兩大支柱人物之一。在反對張勳復辟一事上，馮國璋的表現，相當堅決且積極。

7月1日，復辟王朝授馮國璋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7月2日，馮國璋接黎元洪要求馮代行大總統電後，召集軍警長官會議，決議反對復辟。7月3日，馮國璋與馮耿光談，稱「今天中國人已經不願意再有這種老一套的制度，因此我們既反對洪憲，也必然反對宣統復辟，這一點不必研究了」[11]，並表示與天津方面的段祺瑞已經取得聯絡，駐紮徐州的辮子軍不難收拾。同日，馮國璋通電討逆，並否認曾聯名上勸進奏。

7月8日，張勳因戰敗，北京復辟王朝江河日下，不得已辭去議政大臣一職，冀望事態有所轉圜。電文中有一句，謂「所幸氣求聲應，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與其謀，東海、河間，尤深讚許，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張勳明確指認徐世昌（東海）、馮國璋（河間）曾是贊成復辟的。

從公開的表現來看，馮國璋在丁巳復辟中，沒有附逆的舉動，無論公開電報、主持的軍政行動，收編辮子軍的動作，都顯示馮國璋是反覆辟的。那麼，張勳的說辭有沒有依據？

在決定復辟的第四次徐州會議中，所列北洋系統控制的各省督軍代表中，唯一缺的，恰恰是江蘇省。張文生對蘇錫麟談，參會的有「馮副總統的代表胡嗣璦」，這是張表述不確，熱衷復辟的胡嗣璦，此時已離開馮國璋幕府，不能代表馮本人意見。也就是說，即便馮國璋與聞徐州陰謀，但確實沒有主動參與復辟的動作。

從督軍團反對中央這一事件來看，馮國璋本人的態度，也是傾向於維護中央，並一再要求直系的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不參與督軍團獨立、反叛中央的活動。同時，馮國璋為避免與段祺瑞直接衝突，巧妙地推脫了黎元洪要求其北上調解的請求。直系、皖系兩大隱含勢力，在督軍團獨立事件中，已或明或暗地展開較量。解散國會、推倒黎元洪，並不符合馮國璋南北妥協、和平統一的基本策略，由此，也可以認為馮國璋並不是贊成復辟的中堅分子。

那麼，張勳通電中的明確指證的「信使往返」，就純屬莫須有的污衊之詞？

事實上，馮本人在入民國之後，與復辟派有著廣泛的聯繫。復辟要人、活躍分子胡嗣瑗長期擔任馮國璋的幕僚，不能不說是馮國璋聯繫復辟派的一種策略。並且，馮國璋與康有為也有交往，對康有為身為讚許。

張勳指認了「信使往返」一事，卻沒有公開電文內容。不過，據馮國璋秘書長惲寶恵回憶，馮國璋確實曾一度參與復辟。馮在袁世凱死後，在表面上通電支持黎元洪繼位，以穩定政局。而私下裡，與復辟派積極聯繫，策劃復辟。馮國璋曾讓惲寶恵草擬一信，託人帶給徐州的張勳，內容稱：

項城長逝，中原無主，義旗北指，此正其時。兄若鋒車先發，弟當部署所部以隨其後。事貴速斷，敢布胸臆。[12]

馮國璋此信，明確表示支持並慫恿張勳乘袁世凱病亡之際復辟，並將追隨張勳之後，大力襄助。由於種種原因，馮國璋的信，到達處時，時機已失。另馮國璋本人，也受到日本政府的警告，日本稱不希望看到因袁世凱去世而引中國內亂，已在中朝邊境增派軍隊，隨時監視北京政府的動向。

這一事件，足以說明，張勳所謂的馮國璋對復辟之舉，深為讚許，並非污衊之詞。此一時彼一時，前年一年贊同復辟的馮國璋，在後一年復辟中，為什麼又成了反覆辟的領頭人之一？態度變化如此之快，內在的原因是什麼？

馮本人出身低微，受清室器重而逐漸顯貴，可謂「皇恩浩蕩」。辛亥之役，馮國璋戰武漢，幾乎一舉擊潰民軍。清帝遜位後，馮是抱有深深的「故君之恩」並不難理解，並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還政於清」的，由此才有了袁世凱去世之後，馮國璋推動張勳復辟，以穩定大局的想法。

就在督軍團事件期間，馮國璋的想法，仍然搖擺不定。康有為在復辟失敗後《致馮國璋電》明確指出馮國璋曾同情復辟，並慫恿上海復辟派北上：

及督軍團事發生，日張紹軒粗人，豈能辦此，促吾速出山，謂吾及上海造老出山，公即相從雲。叉告洗瑜慶日：「吾清室之男爵，亦遺老也。吾出身秀才，猶勝於張紹軒之粗，而不解治體也。若南海與遺老出山，吾自從之。」人言略同，必非沈瑜慶之誣公者也。[13]

那麼，丁巳年，馮國璋為何又反對復辟呢？惲寶恵回憶錄中，就此一問題，做了解答：

那麼，復辟既然真的實現了，也就是他（馮國璋）的理想真的達到了，為什麼他又陡然地來了個突變呢？這就不得不從他的人生觀說起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一般人是有著向上爬的思想的，馮當然也不例外。他以前之所以希望清室復辟，除了感恩圖報這一點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藉此而爬上了更高的爵位。但是，後來的情況完全不同了，這時他已經當選為中華民國的副總統，只要遇上個適當的機會，他就可以很順利地爬上了那大總統的高位，更何況當時作為大總統的黎元洪已經處在了那樣的風雨飄搖的境地了呢！很顯然，他是願意做那即將到來的「中南海」的主人，而不願意在「議政大臣」張勳的手下做那「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的。因此，馮的這種態度上的突變，應該說，是由他當選為副總統以後開始的。[14]

馮國璋在1916—1917年的地位突變，也導致了心態變化。1916年，馮國璋即便在北洋系統中擁有潛在的實力，仍不過是江蘇督軍。而在1917年，馮國璋已被選為副總統，「位極人臣」，只有順利再走一步，就是中華民國大總統。復辟王朝授以馮國璋的，不過是「兩江總督」，位在張勳的「議政大臣」之下。而此時，黎元洪已經通電，請馮國璋代理大總統。對馮國璋來說，在「兩江總督」與「代理大總統」、進而總統之間，這是一個不難的選擇。按照惲寶恵的說法，在馮國璋，共和與帝制，不是一種基於個人權位的利益計算之後的權衡。何種體制，對於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更為有效，則取哪一種。

B 同路人徐太傅之觀望成敗

河間（馮國璋）反覆，那麼東海（徐世昌）呢？

徐世昌是清廷寄予厚望的人物，紫禁城中的人們，「一提起徐太傅，總要流露出很有希望的神情」[15]，也是復辟事件中，最為隱晦的人物。徐世昌其人，沉默寡言、謹言慎行，常做騎牆之政治姿態。在此次復辟事件中，徐世昌到底扮演的是一個什麼的角色，耐人尋味。

徐世昌在北洋集團中的聲望，僅次於袁世凱一人而已。北洋集團，自1895年小站練兵創立以來，武則項城（袁世凱），文則東海（徐世昌）；袁為軍主，徐為「參謀」。入民國後，因徐世昌曾任前清軍機大臣，北洋人皆呼徐為「老相國」。明清故事，點翰林即入「儲相之所」。明以內閣大學生為「相」，清以軍機大學士為「相」，無翰林之位，極難入軍機。

1879年，靠給幕府當書記謀生的徐世昌結識任俠好施的袁世凱，袁仰慕徐世昌之才，遂資助其北上應試。徐世昌中舉人，得袁世凱之力頗多。1886年，徐世昌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入翰林，算是在科舉之途上修成正果，其實未必。清朝翰林，分「黑紅」兩種。「紅翰林」可「上天入地」：「上天」者，陪侍皇帝，侍讀侍講，前途無量；「入地」者，外放學官，或主考或學政，門生遍布，束脩豐厚，他日還可以相互援引。而「黑翰林」，則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唯有苦熬。不幸的是，徐世昌當時便是這樣一個「黑翰林」。因軍機大臣、清流領袖李鴻藻對他評價不佳，一句「虛矯過人」，便使徐世昌沒有任何外放機會。九年里，徐世昌始終官階七品，年俸45兩銀子，沒有額外收入，生活困頓不堪。此時，「盟弟」袁世凱由伸出了援手。袁世凱小站練兵，即聘徐世昌為營務處總辦，年俸2000兩銀子。

袁世凱小站練兵的特色，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軍事上以德國陸軍為樣板，政治上，則講授「忠孝」之道。

軍人在傳統文官體系中，地位頗低，徐世昌以翰林入幕，為軍士講解儒家忠孝之道，北洋軍皆以出自「翰林門生」為榮。民國前十七年叱吒風雲的北洋系軍事首領，包括張勳、曹錕等，皆出自徐世昌門下，故而徐氏在民國北洋系分裂之後，常作解人，折衝樽俎。

徐世昌的政治地位，隨袁世凱步步高升而亦步亦趨，先後任尚書、欽差大臣、軍機大學士，位極人臣。從七品至一品，不過十年，升遷之快，為有清以來第一人。

清帝遜位之後，遜清太傅太保徐世昌「憂憤國是」，息隱青島。1914年，徐世昌復出為袁世凱政府之「國務卿」，袁徐之組合再現。1916年，洪憲帝制將敗之際，徐世昌曾有「還政於清」，以化解政治危機的構想。洪憲帝制的要人孫毓筠在《陰謀復辟記》一文中，點出了這段頗為隱晦的歷史：

當去歲袁氏帝制失敗之日，西南諸省份，不肯罷兵，迫促退位之電，一日數至，袁系要人，勢窮力竭，仍百計欲圖挽回，徐世昌方任總理（按應為國務卿，此誤），秘與張勳、倪嗣沖輩電商實行復辟，謂民黨煎迫至此，不如以大政歸還清室，項城雖退位，仍得居總理大臣之職，領握政權。議定後，由梁士詒、張鎮芳等，向清室再三商懇，卒被拒絕，外交方面，亦迭次遣人刺探，未能遽得同意。袁氏既歿，南京、徐州迭次開會，均將復辟一事列入議案，。及袁氏櫬輿回彰德時，北洋軍人首領咸往致祭，又曾秘密會議，由徐世昌主席，提議復辟，在場諸人，一致簽名贊成。[16]

洪憲帝制的復辟派，希望抬出清帝來，其用意，未必真是要將權力還給清廷，給是袁世凱四面楚歌中保住權位的不得已手段而已。其後徐世昌主導的彰德會議，將復辟列入議程，並獲眾人一致簽名，其意圖，當為重新分配共和國權力。

丁巳復辟的親歷者張霽人，在回憶錄《丁巳復辟見聞錄》中，將彰德會議的內容，說得更為詳細：

此會本旨，原以排斥民黨鞏固北洋派勢力為鵠的。擬推徐為總統，推某為揆席，冀將政權全歸該派掌握。張勳力主復辟，倪嗣沖等贊為上策、群議推徐為清首相徐亦首肯、而與會諸人亦一致簽名認可。[17]

孫毓筠儘管是洪憲帝制的復辟派要人，但未與會彰德會議。張霽人是丁巳復辟的親歷者，彼時也根本無資格與會該次會議。二人所述會議內容，第一消息源出自何處，不得而知，真實性是存在一定疑問的。但在最低限度，我們可以了解徐世昌「熱衷」復辟，並非空穴來風。袁世凱去世之後，徐世昌復辟帝制的活動，相當有力的證據，是徐世昌派陸宗輿前往日本刺探日本對於復辟的意見。

刺探日本對於復辟帝制的態度任務，先交由曹汝霖。計劃由曹汝霖赴日向日皇「贈勛」之際，了解日本高層的動向。後因曹汝霖在洪憲帝制時期，曾襄贊帝制，為國會所不容，遂改由王大燮。王大燮一行，遂不再帶有刺探日本復辟態度的任務。據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回憶，曹汝霖此次刺探復辟態度的任務，授意於徐世昌與張勳。[18]

根據張霽人記述，1916年，陸宗輿銜徐世昌之命赴日本，陽為收領交通銀行借款，陰實運動日政府贊助復辟。徐世昌提出的復辟條件，其中一條，為「設輔政王一員，代皇帝執掌政權，以曾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資格最高之漢人充之」。按這一標準，符合復辟後出任輔政王條件的，只徐世昌一人而已。徐世昌對日的條件，是「日本政府如肯為後援贊助復辟，功成，願以兵工廠合辦及軍警教練權為報酬」等。陸宗輿在赴日之前，假道徐州，將徐世昌所擬復辟條件面呈張勳，請其核定。張閱畢，怒形於色，對陸宗輿說：「似此條件，只可謂成全徐某一人之功名富貴耳，於清室也何益？若論地位資格，輔政王一席，我亦有分，詎獨徐某耶？陸悚然而默退。及陸宗輿抵達日本東京，謁首相不得晤，見內相某，略探意旨。某漫以「他國不便干涉中國內政」之外交詞令答之。陸不得要領而返。律滬間遺老聞之，以陸此行，外交未能辦妥，咎徐用人之失當。而張徐各爭首功因而暗相勾心鬥角者已基於此矣。[19]

張霽人這段回憶，繪聲繪色，未必全屬實際情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見出張勳一派與徐世昌一派之間的矛盾。丁巳復辟要人陳曾壽之弟陳曾植在回憶中，也確認了徐世昌自袁世凱死後，「謀復辟，欲自居輔政王，總攬大權，並立其女為後。其黨有陸宗輿、汪大燮、錢能訓輩與於密議。曾商之張，為張所拒。使汪、陸至日本，冀借日本之力以成其事，亦不得要領而歸。」[20]陳曾植文簡而事詳，僅概述徐世昌謀復辟之大旨。

1917年6月張勳抵達天津，拜訪徐世昌，詢問徐對於復辟的態度，徐仍不表態。張勳復辟之後，清廷授徐世昌弼德院院長，徐世昌上折謝恩，卻滯留天津，逡巡不進。徐世昌的真實態度，隱晦難知，或以弼德院院長之位，位尊而實虛，非其所甘心，或對此次復辟，持觀望態度。總的來說，徐世昌在復辟事件中，實際做了兩手準備，一，復辟如成功，以其為輔政大臣，二，復辟失敗，居共和國總統之位。

在君主與共和之間，徐世昌做的選擇，其背後邏輯，與馮國璋有一致性，哪一方能成果，並將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就選擇站在那一邊。只不過，在復辟之初，馮國璋已經看清了形勢，而徐世昌尚在搖擺之中。

三各省督軍之表態

復辟即將失敗之時，康有為曾向徐世昌求助：十四省督軍會議徐州，決行復辟，署名畫諾，信誓旦旦。[21]那麼，這些北洋系統各省督軍、復辟的軍事支柱，在復辟過程中的表現，究竟如何？如前文所述，督軍團本是張勳復辟所依仗的武力基礎。但在復辟過程中，各省督軍，態度不一。有預謀復辟，並受清廷官爵者，終成失敗者；有先受或受清廷封賞，及段祺瑞、馮國璋聯名通電討逆，則態度逆轉；有不表態度，觀望成敗，及大勢朝向討逆一方，則幡然通電，擁護共和；有做騎牆之態，或暗中支持復辟，表面上則通電贊成共和。復辟短短十餘天，其中張勳正式掌權，不過七八天，這幾天中，各省督軍翻雲覆雨之態，頗堪玩味。

直隸省：直隸省包舉京津，其軍政要員對於復辟的態度，至為重要。從戰略角度來看，直隸如果同意復辟，則京津一帶的主要駐軍，都將倒向復辟。

在前述張勳《質問原同謀及與聞諸人電》中，「保定曹仲帥（曹錕）」列名第一。曹錕本人沒有與會第四次徐州會議，但是有代表出席。第四次徐州會議，第三師有代表參與。由此，可以推論，最低限度，曹錕是復辟陰謀的知情者。

曹錕，字仲珊，出生於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市塘沽），為北洋小站舊人。由幫帶而管帶，進而協統治、統制，至民初袁世凱當國期間，為直隸督軍。並且，曹錕所轄第三師，是北洋軍精銳部隊。曹錕的態度，對於復辟之成敗，至關重要。

七月一日，復辟消息傳到保定，曹錕即召集軍政要人，商議對策，決議反對復辟。當即發表反覆辟之公告，並派軍北上討逆。隨後，曹錕被段祺瑞授予討逆軍西路軍司令。討逆一役，曹錕甚為出力。從曹錕在討逆戰爭中的表現來看，似乎無可指摘。

但也有不同的說法。親與討逆戰爭、在後勤組織上出力甚多的葉恭綽就認為曹錕此舉，不過是政治投機，「曹錕其時名位不甚顯，復辟時意尚未決從違。張勳自任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而以曹為直隸巡撫。曹大怒，遂擔任西路總司令，率所部入長辛店、丰台、此亦關鍵事。」[22]也就是說，曹錕之反對復辟，最大的原因，是之前徐州會議及其後一些列復辟密謀中，張勳沒有兌現曹錕在復辟之後的直隸總督之位。

長期追隨曹錕的軍需官章青對葉恭綽的說法進行了確認。章青指出曹錕平日常言，「一個國家沒有皇上還行？自打沒有皇上，南也亂，北也亂」，曹錕並不反對復辟，但曹錕設想復辟之後是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曹認為，「巡撫是個文職，咱們這麼大勁整頓隊伍，這不是白費勁么？」氣候段祺瑞委派靳雲鵬為說客，以直隸省長和增擴軍隊為條件，說服曹錕參與討逆。[23]從事後的角度來說，討逆一役，曹錕是一大受益者，這也是毫無疑問的。

直隸省長朱家寶，是復辟積极參与者。復辟後，授朱家寶民政部尚書，朱家寶隨後發賀電，內雲「天道無往而不復，民心經亂而思平」。7月6日，馮國璋在南京通電代理中華民國大總統，解除朱家寶直隸省長一職，由曹錕兼署。

安徽省：安徽省省長、安武軍首領倪嗣沖，為袁世凱之親信。辛亥之後，倪嗣沖通過招撫地方土匪武裝而組建成安武軍，並獲袁世凱與陸軍部的支持。安武軍遂成為一支強勁的地方武裝力量。袁世凱死後，倪嗣沖開始向段祺瑞靠攏，在督軍團事件中，倪嗣沖及安武軍，是發難者。

倪嗣沖與張勳的關係，也相當特殊。倪張兩人，表面上分任安徽省長與督軍，而實際上張勳駐節徐州，雖名義為安徽督軍，對安徽省實際軍政務，沒有控制權。掌控安徽一省軍政大權，是駐節蚌埠的倪嗣沖。而安徽省內，定武軍只駐有少部分，與安武軍相處融洽。

四次徐州會議，倪嗣沖全部預聞，從倪嗣沖的表現來看，倪嗣沖所熱衷的，無非兩點，一，維持並鞏固其在安徽的統治；二，在府院之爭中，支持段祺瑞，解散國會，推倒黎元洪。此兩點，都關涉倪嗣沖與北洋團體的利益。並且，在第四次徐州會議中，倪嗣沖是復辟的積極推動者。

從思想上來看，倪嗣沖也是贊成復辟的，倪嗣沖認為，「國家要安寧就得有皇上」，「皇上沒福民遭難，皇上福小了都不行，沒有皇上更不行」。倪嗣沖在洪憲帝制時期，積極贊成帝制，及張勳圖謀復辟，倪對其隨員表示：「袁宮保（袁世凱）的天下是從大清朝手裡得來的，現在宮保死了，該把天下還給大清了」。[24]

1917年七月一日，復辟消息傳到安慶，因為安徽省長倪嗣沖長期住在蚌埠，所以政務廳長秋豫要發電報向蚌埠請示。倪頗為積極，當即穿上大清朝朝服，並回電即日張貼黃榜，宣布上諭，懸掛龍旗，改稱「大清帝國」，改用「宣統正朔」，並且說本人就到安慶來「接旨謝恩」。7月2日，安慶、蕪湖、蚌埠、大通一帶龍旗招展，蚌埠出現了「安徽巡撫部院倪」的布告。

儘管倪嗣沖是復辟的積極支持者，但在復辟的表態上，小心謹慎。7月3日，倪嗣沖致電閻錫山，稱「此事（復辟）發生以前，毫無商榷，猝然揭幕，殊屬孟浪。暫惟沉機觀變，俟各省與副座（馮國璋）籌商辦法，再行表示」[25]。此電足以說明倪嗣沖騎牆之態。在未獲知馮國璋態度之前，倪嗣沖不敢輕易表態。同日，倪嗣沖赴南京，與馮國璋密談，徵求馮國璋對復辟的意見，決意對復辟取反對之態[26]。7月4日，馮國璋、段祺瑞聯電聲討張勳。7月5日，倪嗣沖跟進通電擁護共和，痛斥張勳「強迫復辟，獨行獨斷，一手遮天，清室供其犧牲，國體視同兒戲。事前既未與聞，事後誓不承認」[27]。「事前既未與聞，事後誓不承認」，顯然是倪嗣沖看風使舵，撇清自身便是復辟的主謀之一。

公開電報，倪嗣沖抨擊張勳之魯莽滅裂一如其他督軍，而倪嗣沖暗中則給張勳電報，稱其反對復辟，是出於其處境困難，「若不發反對之電，必受四面之攻擊，有孤立無援之虞。不得已遂出此策，實非出自本心」，倪並表示，「今日為擁護清朝計，正可藉北伐之名，整備軍旅，以為公之後援」。[28]

7月6日，馮國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總統，並命倪嗣沖為討逆軍南路總司令。自然，南路討逆軍尚未及北上，隨後，曇花一現的丁巳復辟，就已告失敗。隨後，倪嗣沖收編張勳所部之定武軍，大大擴充了安武軍之軍力，並就任安徽督軍與長江巡閱使。儼然皖系第一號地方實力派人物。

從1916年袁世凱去世開始，倪嗣沖從北洋系籍籍無名的邊緣人物，一躍而成為民初政壇的活躍分子。在督軍團獨立事件中，倪充當段祺瑞急先鋒，並策動天津臨時參謀處，企圖製造全北洋的政治—軍事中心。而在張勳復辟事件中，倪嗣沖先支持，後公開反對、暗中同情，實際態度始終在騎牆觀望之中。

一個充滿悖論意味的結論出現了：丁巳復辟失敗，復辟的主使者之一倪嗣沖，反而是北洋地方派軍閥中的最大受益者。

其餘省份：皖系人物、福建督軍李厚基是徐州陰謀的參與者。復辟消息傳到福州，福建督軍李厚基打電報向溥儀「謝恩」，自稱「福建巡撫臣李厚基百拜上言」，隨即撥款5000元修建久已闢為市場的「萬壽宮」，重刊青石萬壽碑，並在東街義昌公司城外雲章公司定製大批龍旗。7月3日，福州日本領事到軍署來請李表示對復辟問題的態度，李興緻勃勃地說：「中國有採取君主制度的必要，從此老百姓可以過太平日子了。關於這個問題，徐州會議早經決定，各省督軍一致贊成，大事決無不成之理。」就在第二天，馮國璋段祺瑞聯名反對復辟，日本領事在另一宴會上遇見李厚基，李大罵張勳不識時務，本人誓死擁護共和。

福建地處偏遠，李厚基之投靠段祺瑞，不過是守土自保而已。丁巳復辟之後，對李厚基一度從逆的舉動，段祺瑞政府也沒有任何懲戒。

在天津養病的吉林督軍孟恩遠接到偽諭後，除專折「謝恩」外，還派副官長初連甲趕回長春代他宣布接受「吉林巡撫」；同時，解除了吉林省長郭宗熙的兼攝督軍，改派鎮守使高鳳池代理「吉林巡撫」。但是到7月7日，孟又電請郭宗熙繼續兼攝督軍，並且痛斥初連甲假竊名義，招搖撞騙。

綏遠旅長王丕煥在拒絕蔣雁行回任而自立為綏遠都統後，曾通電反對共和，請「張大帥即日召集會議，解決國體問題」。他接到偽諭，就「率同綏遠道尹申葆亨，綏西鎮守使褚思榮暨文武各員望闕叩頭，仰答鴻庥，伏乞皇上聖鑒。」後來因復辟失敗得太快，他附逆有據，乃予以撤職處分，並派蔡成勛繼任綏遠都統。

其餘如山東張懷芝、湖北王占元等人，在觀望之後，即導向討逆一邊。

自然，在丁巳復辟之中，南方諸省，是毫無疑問的反對，此點無須申論。

仲裁者，獨裁者？

丁巳復辟，已然在一片反對聲中以失敗告終。但這個事件所揭示的真實內容，究竟是什麼？

張勳受邀北上，按照黎元洪的說法，是希望請張勳去充當「調人」，調節共和國的政治危機。 1917年年初的政治危機，簡而言之，是內閣與總統、行政權與立法權的衝突，這兩種矛盾關係，實際又緊密捆綁在一起。一個強有力並獲得大多數地方實力派支持的政府，卻與名譽上的總統和享有立法權的國會發生了激烈衝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黎元洪本身就是弱勢總統，黎要與段祺瑞對抗，就勢必要求助於國會的力量。

對德參戰案，是這一衝突重要的引爆點。段祺瑞政府力主要通過此案，但由於國會操縱在民黨手中，參戰案能否通過，段祺瑞及其集團的意志，不能決定。依據1916年恢復的《臨時約法》，對發動戰爭的同意權，在國會手裡。早在1916年，段祺瑞和北洋督軍，就已經和國會矛盾重重，對國會十分之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之下，段式採用了非常規的辦法，以威脅和人身攻擊，希望迫使國會通過。國會反戈一擊，段祺瑞力主的參戰案只能懸置。段氏再出下策，召督軍團，以武人干政的極端方式，對抗國會，要求通過參戰案，但總統黎元洪不同意，乾脆將段祺瑞解職。由此，府院之爭，再無辦法妥協。

在1917年年初府院之爭的政治鬥爭中，充分表明了內閣與總統之間權力的不明確，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高度緊張。而這種緊張，乃至於鬥爭，其政治根源，又肇端於《臨時約法》。

1912年高度緊張與急迫的「立憲時刻」，南京以同盟會為主的臨時參議院為袁世凱量身定製的《臨時約法》中，規定了政體實行責任內閣制，實際要為同盟會系組閣以掌握政權留有空間。但由於制定約法的倉促，與及對於法國式內閣制要義理解有限，《臨時約法》中關於總統與內閣總理權力之間的規定，模糊不清：

關於「總統」，約法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統帥全國海陸軍」，「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官員」等權力。接下去關於內閣的條文，稱「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 負其責任」、「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

從這些條文來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還不是一個榮譽性的國家元首，而是要「總攬政務」和「任免文武官員」的。國務員對於總統只是起「輔佐」作用。但問題就出在了《臨時約法》關於「副署權」的規定上，如果國務員對於總統的政令，不予副署，那麼所謂總統政令，就全然無效。由《臨時約法》措辭上的模糊性，日後引發一系列政爭和操作上的困難。從總統一方來看，如總統是實權在握（袁世凱）的人物，必然要求總理成為其執政的忠順僚屬；而強勢之總理，亦以副署權為言，要求總統（黎元洪）只做蓋印機器。至民國七年，臨時約法時斷時續，在實際政治中發揮作用，不過三年時間，卻已經引發了多次府院之間的糾紛。

1912年，袁世凱上任之初，期以大總統總覽大政，卻受制於國務總理唐紹儀，最後袁世凱迫使唐下台；府院之爭，段祺瑞下台，尤以黎元洪命令未經段氏副署為言；張勳通電黎元洪，要挾解散國會，代國務總理伍廷芳不肯副署，解散之令即無由下，最後由江朝宗代國務總理，才解決了黎元洪的副署權危機。

《臨時約法》的另一特徵，立法權的擴張。《臨時約法》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規定，「臨時大總統任免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臨時大總統經參議院之同意，得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這兩條規定，直接賦予了立法機構以最高人事大權與戰爭權。在重大的人事任命與及參戰與否這樣的問題上，參議院（國會）同意與否，成了關鍵。1912年唐紹儀去職之後，袁世凱提議無黨派之陸政祥組閣，因參議院不同意，最終無疾而終；1917年，段祺瑞力主的參戰案，同樣擱淺在了代表立法機構的國會手中。

有學者認為，「《臨時約法》最顯著的特徵在於賦予立法機構——參議院以廣泛的權力，在利用立法權來束縛行政權的時候, 卻沒有想到立法部門的權力也應當有所制約」[29]。「沒有規定行政機關抗衡立法機關的權力和程序（如解散議會的權力和程序），這種偏向於大大立法機關的做法不合乎西方民主政治中三權分立制度所蘊古的制衡原則，不利於政治列抗的合法化。」[30]

這樣的政治設計，實際上給共和國奠了一塊隨時可以撤除的地基，「只看到眼前上任的可能是一位暴君，卻想不到以後登台的則可能是一位賢人；只意識到行政的權力應當受到制約，卻不知道應當把握制約的度，更不知道立法機構的權力也不能過於膨脹」[31]。

正因受《臨時約法》的處處掣肘，1914年，袁世凱挾贛寧之役戰勝餘威，解散國會，以制憲會議制定憲法，是為袁世凱憲法。1916年袁世凱病逝，南北之間的矛盾，並未因此消弭。1914年憲法，因與袁氏帝制運動捆綁，大受詬病。南方軍政府要求恢復《臨時約法》。憲法爭端，一度引發海軍獨立。段祺瑞不得已，乃恢復《臨時約法》。由此，1916年《臨時約法》的恢復，是南北妥協一個必不可少的要件。

但在1916年，《臨時約法》體系中行政與立法的衝突也隨之而來。行政端，是手握強力的實權人物（集團）；立法端，是被恢復的舊國會。行政端的實權人物（集團），依照《臨時約法》，必須要受制於無權無勢的國會。於此，這種政治架構，必然導向政治上的不穩定與高度危險。

1917年上半年的態勢，是行政與立法的衝突升級。雙方之間無可調和，於是，行政權實權人物另立天津臨時參謀處，指示各省督軍獨立並圍攻中央。

在府院之爭這個過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惡劣政治軌跡產生了，並且幾乎貫穿之後整個北洋統治時期：派系政爭高於政治本身。一切政府的政治目標，就國內而言，是治理（稅收、教育、官員選撥等等）與統治（提供公共安全服務、鎮壓妄圖顛覆政府的反對派、極端組織），對外而言，是主權（強化與擴大國家利益，包括通過戰爭、談判等手段維護領土、經濟與信息安全）與發展（通過對外貿易，增強國家能力，增加國民收入等）。在這兩種意義上，1916—1917年的北洋政府，都不是一個稱職的政府。在國內，軍事派系林立，政治派系互相傾軋，既無法實現對地方的有效治理，更談不上統治，督軍團甚至一度要推翻名義上的中央政府，黎元洪對此也無可奈何。就對外而言，參與與否這樣關涉國家利益的重大議題，完全成為政治鬥爭的題目，府、院、國會之間，各有用心，互不相讓。北洋政治的高度集團利益化，導致國家層面的政治去政治化，實際只不過是派系鬥爭而已。

儘管《臨時約法》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陷，但總體來說，民初政爭背後的鬥爭，仍是權力派系之間的角逐，其表現形式，往往是有實力者希望甩開「約法」的束縛，而無實力者以「約法」為鬥爭武器。雙方之間的鬥爭，亦隨實力背景的變幻而變幻。今日無實力、以約法為憑藉一方，一旦獲得了實力支持，即試圖甩開《臨時約法》這個政治包袱，反之亦然。

軍閥割據、派系林立的現實狀態與《臨時約法》內在的衝突，其實已經給1917年黎元洪當政時期的政治健康判了「死刑」：它不可能甩開實力派，就只能將自身改造成實力派所滿意的形態。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張勳這個「調人」出現了。他負擔是使命，是將黎元洪政府與不聽話的國會，改造成一個令北洋實力派滿意的政治工具。同時，「調人」在表面上看，是一個仲裁者的角色，要平衡實權人物與立法者、總統之間的矛盾。而滿足實權人物（段祺瑞與督軍團）的最好方法，是解散國會，再造憲法。而黎元洪來說，他所接受的仲裁條件，實際是最低要求，保留形式上的共和國體制。在上文的敘述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獲知，張勳與黎元洪在6月中下旬，已經滿足了實權派人物的仲裁要求。各省取消獨立，天津臨時參謀總部，也告終止。

如果故事就此結束，新造國會與約法，那麼可以預期，新國會與約法將向行政權傾斜。一如1914年強權人物袁世凱踢開《臨時約法》的束縛，重新造法一般。也就是說，遲至1917年6月下旬，張勳實際已經完成了其北上的政治使命。對於皖係為主的軍政實權派人物來說，張勳的實際使命，亦已完成。

但歷史不容假設，張勳並未滿足於充當一個仲裁者，一無所求，功成身退，甘當李經羲的陪襯與新內閣的護航人。在1917年這出大戲中，張勳索要的報酬，是復辟。張勳及其辮子軍的崛起，儘管卵翼在北洋集團之中，但有其特殊性，張勳並非在政治上搖擺不定、唯利是從的軍閥，而是從始至終即忠於清廷的軍人。正是因為張勳不同於北洋軍閥，以復闢為報酬，就不難理解了。而在第四次徐州會議，仲裁的報酬——復辟，也是督軍團所同意的。

那麼，丁巳復辟之所以失敗，可以作兩種結論的分析。

一：督軍團和北洋系中的重要成員背叛了承諾。

二：督軍團所同意（想像）的君主制與復辟之後的實際結果不符。

這兩點，互為因果，難以有效區分。大部分督軍團成員，以及北洋系的重要人物馮國璋、徐世昌，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對復辟不贊成，不支持，混合了這兩種因素。北洋集團及其成員，以高度利益化為行事準則。背叛與否，僅關於名譽，無足輕重，更為重要的是與自身利益攸關的問題：復辟之結果，與期望值不符。復辟之後，張勳擔任議政大臣、直隸總督。這個新設計的政體中，原各省督軍並沒有獲得好處，只不過在官銜名稱做了變化。而最大的受益者，毫無疑問是張勳本人。軍閥利益需要仲裁者，而非僭主型的獨裁者。而正是這一點，也是張勳大受督軍詬病之處。段祺瑞馬廠誓師、馮國璋討逆電文，以及各路督軍的電文中，都或明或暗地斥責張勳為曹操、王莽之流。這是相當詭異的表述，共和國對於叛賊的討伐理由，需要比附的卻是君主國之篡位。曹錕之於復辟的不滿，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第四次徐州會議是倉促召開的會議，除了議定復辟程序之外，其餘一無所及，契約雙方既沒有關於義務權責的規定——事實也不可能，更遑論在理論層面有所討論。儘管復辟是被同意的，但是到底要什麼樣的「君主制」，不得而知。從另一方面來說，即便各督軍對於君主制，存有幻想，在張勳復辟失敗之後，也絕不會再公開討論，以避「附逆」之嫌。

1917年丁巳復辟失敗之後，孫中山致書廣西督軍陸榮廷，稱「張勳強求復逆，亦屬愚忠，叛國之罪當誅，戀主之情可憫。文對於真復辟者，雖以為敵，未嘗不敬也」，孫書並痛批在丁巳復辟中起兵討逆的段祺瑞為「以偽共和易真復辟」。國會除，法統廢，「民國之號雖復，而禍亂之機方始」[32]。

1916—1917年，以臨時約法、國會為中心，勉強凝合南北政治—軍事衝突的最高妥協性文件與立法機構，終於為丁巳復辟與反覆辟徹底摧毀。1917年，丁巳復辟，也無法產生一個軍閥共同同意最高政治機構。

沒有了最高的獨裁者，也沒有了最高的仲裁者。北與南戰，北與北戰，南與南戰。中華民國的政治軌跡，確定無疑地滑向了軍閥混爭與軍閥混戰。

[1]（《近代史資料》35種，146）

[2]張勳史料，葉恭綽 《我參加討伐張勳之回憶》114

[3]曾毓雋憶語隨筆，近代史料選輯 269

[4]蘇錫麟《我在復辟之役中的親身經歷》，北洋軍閥史料選輯 294—296

[5]（1142許指嚴.復辟半月記1C2M榮孟源,章伯鋒. 近代稗海(4).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99.）

[6]（劉以芬. 民國政史拾遺1M2.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7]（季宇《段祺瑞傳》頁290）

[8]（黃征等：《段祺瑞與皖系軍閥》,78）

[9]《致段祺瑞電》，孫中山全集，卷四，頁116—117

[10]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2冊，頁260。南海出版社2006

[11]馮國璋年譜，95

[12]《我所知道的「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文斐 編頁266

[13]《康有為政論集》，109

[14]《我所知道的「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273—274

[15]溥儀，《我的前半生》，民國七年，

[16]（孫毓筠《陰謀復辟記》、左瞬生 中國近百年史料續編）

[17]《丁巳復辟見聞錄》667

[18]（《近代史資料》35種，112—113）

[19]（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上頁668）

[20] 冷汰，《丁巳復辟記》，見《北洋軍閥》卷3，頁236

[21]（康有為致徐世昌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上頁668）

[22]（張勳史料，葉恭綽 《我參加討伐張勳之回憶》117）

[23](《曹錕的一生》，文史資料選編，晚清北洋下，739—740，章青：曹錕軍需，自清末至直系垮台，長期追隨曹錕)

[24]（[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吳學顯，《封建軍閥倪嗣沖》，作者時任倪嗣沖勤務兵和中校副官 441）

[25]《為張勳復辟事致閻錫山電》倪嗣沖函電集，328

[26]倪嗣沖年譜，166

[27]《為反對復辟致馮國璋段祺瑞電》倪嗣沖函電集，328

[28]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290—291

[29]楊天宏：《論臨時約法>對民國政體的設計規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0]徐宗勉、張亦工《近代中國對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頁102

[31]楊天宏：《論臨時約法>對民國政體的設計規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2] 《復陸榮廷電》，《孫中山全集》第四卷，頁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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