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我國群體性事件研究報告

2015是深化轉型過程中的關鍵一年，國際與國內形勢空前複雜，再加上互聯網等新技術形塑社會的變革愈益深入，使得本年度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又出現諸多值得關注的新特點。

一、從事發領域來看，民間金融、勞資糾紛、互聯網專車是本年度群體性事件的高發領域。

2015年，群體性事件雖然仍然廣泛分布在土地徵用、勞資糾紛、環境污染、事故維權、房產糾紛、醫患衝突等多個領域，但民間金融、勞資糾紛和互聯網專車所誘發的群體性事件尤其值得關注。民間金融方面，本年度，泛亞、MMM、卓達等借貸機構利用准入門檻低、缺乏監管等條件，推出名目繁雜的理財產品，依託互聯網平台，頻頻打出「金融創新」的旗號，以遠遠高於存儲利率的利息來吸引投資者，成為詐騙、洗錢、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的溫床。

此類借貸活動涉及人數眾多、地域廣泛、金額異常龐，再加上具有一定隱秘性，導致危機潛伏期時間長、影響波及面廣。例如，據證券時報網，泛亞事件「牽涉全國20個省份、22萬名投資者、總金額達400億元」。一旦事發，各地投資者因利益訴求的一致性，一般通過網路平台進行締結，組織形成維權團隊，通過線上、線下的活動尋求輿論關注，並通過信訪等方式，給相關政府部門製造輿論壓力。期間，投資者還常和負責處置的政府部門發生衝突，一旦處理不當，會令事件演化、升級，引發群體性維權事件。其中泛亞事件、MMM、卓達等事件，就是典型樣本。如果不積極防範此類金融風險，其後果危害之大，波及範圍之廣，遠遠超過其他行業風險。

除了民間金融領域問題多發外，因企業轉型升級、用人單位搬遷、社保補繳等問題，勞資糾紛也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多發領域。如，2015年3月，東莞裕元鞋廠3000人再次罷工，要求提取公積金；2015年10月，中興、華為的一級供應商，深圳福昌電子公司宣布倒閉，3800位工人進行維權。

此外，互聯網對傳統行業的改造也引發了相關利益群體的對抗行為，表現最為突出的當屬互聯網專車引發的爭端。2015年4月以來，全國多地都發生了交通管理部門、計程車公司及司機和基於「互聯網+」技術與平台整合城市內部各種交通資源、用以出租服務的打車移動出行平台的衝突，隨著矛盾的複雜化，至6月中旬，武漢和廣州的衝突甚至升級釀成了群體性事件。一方面，交通部及各地政府交通運輸管理部門均認為優步專車將私家車納入公共交通運營範圍屬非法經營行為；另一方面，網路輿論卻認為，優步的專車服務打破計程車牌照壟斷的局面，緩解了「打車難」、司機拒載等問題。

二、群體性事件鏈式傳導效應突出，參與者製造影響與壓力的手段方式升級。

由於傳統群體性事件處置的路徑依賴，群體性事件處置陷入「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怪圈，導致群體性事件參與者往往以「鬧大」為主要行動目標。從本年度來看，這種邏輯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但事件參與者為了擴大事件影響，採用的方式與手段進一步升級，造成的社會影響更加惡劣。

首先，某些群體性事件除了在政府門口聚集、堵塞城市主幹道等方式外，甚至採取攔截高鐵等極端方式。例如，2015年4月2日晚，廣東普寧某村村民因國土、財務、水利、安居樓等問題，從高鐵站後山扒開鐵絲網進入高鐵站站台，造成高鐵半小時短暫停運。

其次，某些群體性事件通過攻擊媒體與公眾人物，達到「鬧大」目的。例如，據中華網報道，在泛亞事件中，有維權者將矛頭指向中央電視台，稱其財經頻道曾經多次為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製作專題報道，令不少觀眾對這間名不見經傳的公司信心大增。一些曾支持泛亞模式的公眾人物，如宋鴻兵、茅於軾、郎咸平和吳法天等頻遭輿論指責，宋鴻兵甚至遭到不明人士攻擊。

此外，某些群體性事件參與者會與境外媒體合作，通過「抗議表演」、行為藝術等方式製造國際影響力，抹黑我國形象。例如，經公安機關查明，在黑龍江慶安、江西南昌、山東濰坊、河南鄭州、湖南長沙、湖北武漢等一系列熱點事件中，眾多偽「訪民」在政府部門門口或者公共場所舉牌抗議過程中，都有專人負責拍攝現場情況，第一時間發到微信里，同時整理髮到境外網站。隨後，一些網路大V進行評論、轉發，從而給當地政府造成強大的輿論壓力。

三、線上線下聯動，群體性事件組織化呈現互聯網＋特點。

本年度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均呈現組織嚴密的特點，重特大群體性事件基本上都有人策動、準備充分，有為首者或骨幹從中進行串聯、指揮和操縱。有相當數量的群體性事件醞釀之初就成立了自發的組織。在信息聯絡與社會動員上，社交媒體的運用越來越，伴隨著新媒體與群體性事件的互動性愈加緊密，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通過線上組織形成了策劃、招募、安排、總結甚至發放報酬的一整套流程，線上安排與線下實施的同步推進，重大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已經呈現出典型的互聯網＋特點。例如，根據媒體披露的黑龍江慶安槍擊案調查，在該事件中，「維權」律師率先發難、網路推手製造話題引爆輿論、偽「訪民」線下圍觀擴大影響、部分媒體不明真相跟風炒作，已經成為眾多維權類群體性事件的一般模式。

在這些事件中，社交媒體成為參與者擴大影響、募集資金、進行個人品牌塑造與推廣的平台。不僅如此，參與者不僅線下定期組織聚會、聚餐，交流「經驗心得」，商討行動計劃，而且還通過微信、QQ群和「電報」等即時通訊工具溝通聯絡，進行煽動策劃、開展業務培訓。類似的群仍有很多，有的以熱點事件命名，有的以行動目標命名，有的以共同利益命名。在海南美蘭事件中，為了阻止海口市某花園的建設，部分人士也是通過微信組織煽動海口市美蘭區某鎮萬餘名群眾在菜市場集會示威、罷市，導致該地發生了大規模打砸搶的群體性事件，造成了及其嚴重的損失和惡劣的社會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互聯網對我國群體性事件的結構性影響日益深入，部分組織機構對於互聯網的不適當運用，為群體性事件的滋生提供了土壤，部分參與者利用互聯網上的各類新媒體應用提升了社會動員的廣度、深度和力度，進而加大了群體性事件的負面影響。鑒於上述挑戰，建議加強對互聯網與社會抗爭的學術研究，掌握其中規律。此外，可以學習歐美髮達國家經驗，建立警察、消防、醫療、軍隊等部門或體系間的共通的、一元化的指揮框架，重視發揮所有部門的協力，而不僅僅是強調警察部門的作用和功能。特別是探索群體性事件指揮管理框架設置的標準化和模塊化；探索現場指揮職權劃分、管理程序、形象標識等管理流程的法制化和規範化；探索前方指揮與後方指揮、多部門協調、信息管理等整個管理體系的一體化和科學化。

附：2015年度主要群體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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