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衰落抑或文明的挑戰？

文/陳彥

討論歐洲的衰落與否並非易事。一方面，我們沒有明確與公認的標準來判斷衰落與否；另一方面，歐洲本身也十分難以界定。如何定義歐洲？地理的歐洲，制度的歐洲還是文化的歐洲？如果我們所談的歐洲，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歐洲，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僅僅從某一時期歐洲各國經濟總量的相對增減來判斷歐洲的起落？如果拉開歷史的視野，我們就應該從政治、經濟、軍事及其賴以立足的制度層面全方位觀照歐洲的衰落。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的判斷就必須全面檢索歐洲的制度及其前景，以及目前歐洲聯盟演進的方向。從歷史長時段出發，社會制度與文化體系互相依賴，斷難分開。因此，制度的歐洲也不能脫離文化的歐洲。從制度與文化出發，我們又不得不重新審視地理意義上的歐洲。資本主義、民主政體、工具理性等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制度均起源於歐洲，其輻射範圍不僅遠遠超出歐洲本土——歐亞大陸西端的這一地域範圍，甚至從很大意義上還在北美結出了較其本土更為輝煌的果實，以致於我們在討論歐洲文明時不得不也將美國包攬進來，乾脆以西方文明稱之。就此，筆者也不能免俗，本文在涉及制度、文化等領域時也會將歐洲或西方並用。

同時，還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來，源於歐洲的文化觀念、制度模式已廣泛而深入地植根於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匯通交融，形成一種你中有我，你我難分的格局。這也即是從五百年前歐洲文藝復興發端的世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今天看來，在這一現代化潮流面前，不僅世界各種文化概莫能外，而且伴隨以網路通訊為代表的新的技術革命的普及，這一進程空前加快。從這一角度看，中國自身的歷史定位應該具有兩重身份：一方面是一個具有獨特歷史傳統的悠久文明古國，一方面也是世界現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員。這有助於提醒我們在討論歐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問題時，至少在部分意義上也是在討論中國本身的衰落或者興起的問題，因為我們當今賴以生存的無論是物質還是觀念環境，從政治、經濟、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經深深植入源於歐洲的現代潮流。從這一意義上，討論歐洲就是討論我們自己，反思歐洲就是反思中國本身。鑒於中國悠久的文明傳統，中國古代長期與歐洲迥異的文明演進道路，中國不乏創新文明的方式，引領文化潮流，超越歐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這種創新，這種超越只能是在對歐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積極融會與批判吸納之後才是可能的。

一、文化衰落還是實力衰落？

談到歐洲的衰落，人們會立即想到德國的斯賓格勒。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還未散盡，德國保守思想家斯賓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沒落》一書。斯氏當年對包括古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阿拉伯、歐洲等世界八大文化形態進行分梳比較，認為文化如生命有機體一樣，有著從童年、青年到壯年再到老年的演化過程。斷言20世紀的西方正處於其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衰落已無可逆轉。毫無疑問，斯氏當年西方衰亡的悲觀預言如今並未兌現。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歐洲起伏跌宕，無論是在經濟力還是在世界地緣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顯的變動，但是如斯賓格勒這種文明興衰意義上的西方衰落看來仍不是觸手可及。

比較弔詭的是儘管斯氏預言看來既無歷史依據又被實踐證偽，但斯氏的這一深沉的歐洲文化哀聲卻如洪鐘大呂，悠遠綿長，代代相傳。據研究者統計，此書出版後的十年間，被翻譯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種文字，銷量達十萬冊之多。此書之後，斯氏曾有多種著述問世，但無論是在銷量還是在影響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沒落》同日而語。然而，在當時的學術界，斯氏的觀點卻完全不被接受。文明興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榮類比？

實際上，斯氏一書問世僅僅兩年之後，法國地理人口學家德曼融（Albert Demangeon）即有《歐洲的衰落》一書問世。相比之下，德氏這本書卻頗得學界好評。這是一本邏輯嚴謹，論證精密的「科學」著述，作者依據人口學、經濟學等數據，以實證比較等學術方法，系統論證了歐洲一戰之後在世界上實力的衰落及其發展前景。不僅如此，當年的德曼融慧眼獨具，在他看來，儘管歐洲衰落值得憂慮，但歐洲的衰落乃屬相對衰落。這一相對衰落乃是由於美國與日本的崛起所致。在他看來，此後歐洲也並非命定走向衰落，歐洲通過奮鬥，也可能煥發青春；世界其他地緣板塊，也可能隨著時光流逝走向頹勢。現在看來，地理學家德曼融的判斷應該更加合乎今天的現實。一戰之後的歐洲雖然並沒有能夠扭轉逆勢，並在經歷了19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之後走向一場更加慘烈的世界大戰。然而，二戰之後的歐洲痛定思痛，決心告別戰爭，以歐洲聯合締造和平並從此尋找人類組織的新的替代方案。當年德曼融的思路和判斷，不僅更加符合歐洲正統的理性精神，也為歐洲的前景提供了樂觀的前瞻。不過，在今天，不用說這一樂觀的理性的歐洲預言沒有能夠超越邊界，被業已接受了「人定勝天」的唯意志論的中國人聽到，而且早已被歐洲人以及自己的同胞所淡忘。

命運何以如此不公平地對待這兩位預言家？對於「理性」的德曼融來說，他的被淡忘應該歸咎於理性的勝利。德曼融的《歐洲的衰落》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衰落，那只是對歐洲當年危機的警示，是對一戰災難過後歐洲現況的清醒分析，是對歐洲人樂觀進取面對未來的呼喚。換言之，這種警示，這種呼喚，歐洲代不絕人，早已注入歐洲的文化血液，匯入歐洲批判創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從這一意義上說，德曼融的聲音被淡忘，正是由於歐洲無論是學界還是大眾輿論，均不缺乏這種聲音的緣故。

斯賓格勒則不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論並非要喚起世人的自覺，從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改變歷史的進程。在他看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漸漸成長為具有壓倒之勢的對於進步觀念的信仰，對於科學的盲從，對於歷史發展遵循既定軌道的線性思維的認同均是近代淺薄的物質主義的產物。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文明的發展並非按照線性規律直線向前。在此之前，世界眾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環、如草木枯榮，興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歐洲，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均已經完成其生死周期。斯賓格勒表達的是一種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慟，是深藏若虛的西方文明中的終結性憂慮。斯賓格勒當年受到學界的抵制，不僅僅是因其命定論與理性主義的衝突，也因為其預言生不逢時。一戰之後的歐洲，雖然金甌玉碎，瘡痍遍地，但歐洲人遠沒有從科學萬能與工業霸權的夢囈中蘇醒。戰爭之後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圖東山再起，重決雌雄。斯氏的預言攪亂了學界的氛圍，衝擊了仍在上升時期的唯物與進步歷史觀。而在大眾心理層面，斯賓格勒卻迎合了歐洲戰後人們尋找對戰爭原因的解釋的需求，具有撫慰德國民族在戰爭失敗後沮喪頹廢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觀將歐洲參戰各方匯入西方文明的整體命運，也從某種程度上為受戰爭蹂躪的心靈提供了些許慰藉。

不過，戰後特殊的時代心態自然不是其聲音長久回蕩的原因，在筆者看來，他至今仍未兌現的預言的持久魅力在於其源於歐洲精神的另一種傳統，懷疑的傳統，悲劇的傳統。這種傳統，也許比理性本身更為根本，更能夠代表歐洲的精神氣質。這一懷疑傳統，既源於理性主義內部，又源於對理性主義本身的懷疑和批判。懷疑是批判的前提。質疑一切，否定一切，否定之後再被否定，法國思想家莫蘭正是將這種「否定性」稱作歐洲文化的最為根本的特點和歐洲文明演進的基本動力 。我們今天無法知曉斯賓格勒本人是否意識到他的衰落論能否彌久而不衰，但我們卻可以看到他對歐洲文明的悲觀論斷的睿智之處。在今日歐洲，歷史線性論已經失去了市場，社會進步觀也廣受質疑，科學萬能論也已成為過去的神話。歐洲文明當然沒有如斯氏所言已經死亡，但是再不會有人以歷史規律來批判斯賓格勒衰落論的荒誕。

二、經濟衰落還是競爭轉移？

從公眾輿論層面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目前歐洲關於歐洲衰落的議論甚囂塵上。2008年夏季，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人羅伯特?伏吉爾（Robert Fogel）在法國南部一個關於經濟問題的討論會上表示：「歐洲經濟已經死亡」。這一宣告是這一波較受注目的關於歐洲衰落論的起始。此後，從經濟上宣判歐洲衰落的聲音此伏彼起，不絕於耳。剛剛推出《中國傲慢》 一書的法國著名經濟評論人伊茨拉勒維奇（Eric Izraelewicz）在2010年寫道：歐洲的衰落在經濟危機之前已經顯而易見，但危機大大加速了歐洲衰落的進程。伊茨拉勒維奇認為，2008年經濟危機源於美國或美中經濟的不平衡，但危機對於亞洲幾乎沒有影響，對於美國影響次之，卻對歐洲傷害最大。這一事實表明歐洲經濟的脆弱，無力承受打擊。伊茨拉勒維奇認為，歐洲衰落的原因可用三個D來概括。他所說的三個D分別是Demography 人口，Division分裂，和 deficits赤字。目前，歐洲聯盟27國總人口為5億，2009年增長率僅為千分之一強（中國同年人口增長率略低於千分之七）。所謂分裂，是歐洲在經濟上雖有統一市場，但經濟缺乏整合，各國在經濟戰略上各自為政。至於財政赤字則正是目前歐盟債務危機的主因。伊茨拉勒維奇的觀點自成一體，有一定的說服力，但他僅僅從經濟論經濟，並不觸及社會甚至地緣政治實力的變化。

今年三月，曾經因提出中美同體（Chimerica）而名噪一時的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推出新作《文明：西方與非西方》 一書。作者指出，如果1411年你有可能在全球旅行的話，你可以發現中華文明帝國正在興建紫禁城，而此時的英格蘭正受到瘟疫、饑荒、戰爭的多重蹂躪。然而，在這一世紀其後的五百年間，西方卻一直強勢統治世界。歐洲何以能夠超越當時看似強盛的東方帝國呢？佛格森認為，箇中原因是西方掌握了六樣秘密武器：競爭、科學、民主、醫學、消費主義以及工作倫理。按照這一論斷，今天的歐洲是否衰落的問題也就轉化為西方是否還能壟斷這六大武器的問題。同斯賓格勒不同，佛格森並不認為文明會遵循誕生、上升、衰落的周期，用斯賓格勒的話說是從童年、青年到壯年再到老年的演化過程。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依據，佛格森認為，西方的衰落也許不是一般人們所想像的是漸進而慢速的，很可能是突發性的。佛格森更以歷史上16世紀西班牙霸權的衰落，18世紀法國王權的被推翻，19世紀奧斯曼帝國的覆滅以及蘇聯的崩潰為例，指出這些歷史強權均是由於沉重的債務危機所導致。

佛格森的論斷也許過於武斷，但他的論斷卻很及時。放眼今天的世界，他所謂西方曾經擁有專利的六大武器顯然已經普及於全世界。不過，分析當今有可能取西方而代之的各新興經濟體，並非各個國家都全數掌握了這六樣武器。佛格森憂慮西方強勢的迅速崩潰，但他卻拒絕任何命定的前景。實際上，即使假設今天非西方世界各國均全部掌握了西方近代創立的全套制度文明，是否就意味著西方敗局已定呢？筆者目前還無足夠的論據作出這一結論。相反，如果假設歐洲仍有可能戰勝危機、扭轉逆勢，倒不難找到依據。最簡單的辦法是從佛格森本身的論述中尋找論據。佛格森舉出了世界史上帝國崩潰的例證來論證西方的衰落。但只要換一個角度，歐洲的歷史波瀾也可以同樣論證歐洲文明內部衰落與新生的起伏交替。希臘文明衰落了，羅馬文明代之而起。西班牙帝國衰落之後，代之而起的是荷蘭低地國家資本主義手工業與商業的興盛。法國王權的被推翻，為現代共和體制在歐陸的紮根掃除了障礙。

值得一提的是，佛格森將競爭放在六大武器之首，可謂別具匠心。五百年前的歐洲得以崛起，歐洲各國之間的競爭是基本動力之一。當今世界，競爭的場域發生了轉移。如果將已經全球化了的今天的世界看作是一個放大的歐洲，西方與非西方之間或者歐洲、美國、中國、印度等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應該正是決定今後各大經濟體在世界上誰執牛耳的關鍵性因素。15世紀開始的競爭，由於西方找到了新式武器，將其他文明遠遠拋在後面。而今天的競爭，應該是旗鼓相當的競爭。不過既然是競爭，當然勝負待決。實力消漲潮起潮落，危機與興盛循環往複。今天的歐洲陷入危機，不等於明日不會東山再起。歐洲的歷史本身峰迴路轉、大起大落，中世紀的宗教愚昧孕育了輝煌的文藝復興，凱歌行進的近代科學也會結出摧毀人類的核子武器。歐洲曾沉浸於殖民擴張的霸權之夢，又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自我毀滅。但是，戰後的歐洲，鳳凰涅，依然邁向了政治統合之路。相對於歐洲，中國文明史也充滿著夷夏交融，王朝更迭，天下分合的大起大落。但是近代以來，自華夏文明遇到西洋文明之後，卻歷盡艱辛，無法突圍。在歐洲面對危機，詰問衰落之時，中國是否也在反省叩問呢？歷史真地到了轉折時刻嗎？

三、唱衰西方還是叩問制度？

不過，佛格森所列舉的六大武器也許過於強調製度，強調硬體，而忽視了精神與思想層面的武器。包括上述斯賓格勒、德曼融以及佛格森本人在內的對歐洲地位的憂思，對西方文明的反省本身即構成西方文明中一件極其強大的秘密武器。有法國學者將歐洲精神歸納為批判精神，一部歐洲思想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懷疑、批判、創新，再懷疑的思想批判史。文藝復興之後，人文從上帝束縛中解脫，歐洲高揚批判大旗，社會標新立異。思想創新成為歐洲超越其他文明的基本推進劑之一。直至今日，從精神自由、思想開新的角度，歐洲仍然充滿了活力。僅僅從衰落這一主題切入，歐洲文明史給我們展開的是代代不絕的這種「唱衰」的詠嘆。不必追溯至歐洲對羅馬帝國崩潰難以磨滅的文化記憶，僅從當代歐洲對社會制度反思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歐洲的這一強大文化脈動。

粗略說來，跨過1990年代東西冷戰後的短暫歡欣之後，歐洲社會意義的危機凸顯。對立的共產主義陣營驟然消失，以憲政民主、經濟自由為框架的西方社會突然失重。先有「歷史終結論」不脛而走，繼有「文明衝突論」後來居上。2001年的「9?11」事件更如晴天霹靂，給予贏得冷戰後自信的西方一記猛掌。2008年以來，受美國信貸危機的衝擊，歐洲經濟一蹶不振。危機使歐洲悲觀論者如虎添翼，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質疑和批判歐洲政治經濟制度乃至文化體系的行列。一時間，關於歐洲衰落，西方陷入深重危機的聲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義環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音樂會。這種所謂「唱衰」的音樂會在歐洲深陷經濟困境的時候尤其引人注目，但卻既非曇花一現的絢麗煙花，也非隨波逐流的應時之作。所謂「唱衰」，更多的是叩問，是批判，是質疑，尤其是對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叩問。

法國哲學家達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總結說：「9?11」事件可以被解讀為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政治基準——民主制度的全盤反抗；美國信貸危機不僅象徵著美國霸權衰落的開始，也意味著起源於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敗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於海嘯引起的日本核電危機則預示著整個現代物質文明的根本發生動搖，人類不僅最終難以駕馭自然，甚至也無法控制自身的科學發明。換句話說，起源於西方的現代文明體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受到全方位挑戰。筆者並不贊同將「9?11」事件看成是對民主的嚴峻挑戰的論點。不過，這一事件的確強化了西方思想界對民主制度本身的質疑和叩問。

從現象上看，在政治層面，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民族國家的主導地位減弱，傳統左右政黨之間的張力縮小，政黨輪替缺乏活力，選民看不到選舉的作用，社會動員乏力，政治冷感滋生，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仇外排外情緒蔓延。伴隨這種結構性問題的則是利己主義的膨脹，私域對公域的蠶食，個體對公權力的不信任。

在社會層面，由於長期的繁榮與和平，民主國家的社會保障體制漸漸難以支撐越來越大的福利開支，貧富差距出現積重難返之勢。對環境破壞與能源枯竭的憂慮加上經濟危機的持續，使得民眾對無論是英美式的佔有大量資源的市場主義和德法式的福利國家模式的信心均發生動搖。同時，網路的迅速普及，不僅打破了社會原有的表達和參政格局，使得原有的民主機制無法滿足民眾對參政的新需求。

面對來自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挑戰，歐洲應該如何應對？對此，法蘭西學院教授羅奘瓦龍提出民主的雙重性的命題。所謂民主的雙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對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莊嚴承諾，一方面又具有一種總是不能完全達到目的的不可兌現性。換句話說，民主機制從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著一種內在緊張。羅奘瓦龍認為，今天的民主，已不再是古典的強調製度化的民主形式可以概括。民主的各種制度安排，如三權分立、定期選舉、多黨執政等等雖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硬體，但民主對公民的參與、議政，對社會層面的民主要求日益苛刻。民主制度下的社會必須找到更多的方式和制度安排去加強民主與公民的聯繫，動員公民的認同，將討論、議政、質疑、批判納入民主框架。如果聯繫到今天歐盟架構下民主合法性欠缺的情況，如何為民主尋求新的活力源是對當今歐洲社會的嚴峻挑戰。

四、歐洲的衰落還是文明的共同挑戰？

承認歐洲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傳統和思想開新的活力，並非為了遮掩歐洲存在走向衰落的前景。相反，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歐洲衰落的內涵和衰落的緊迫性。如果說，由於經濟增長乏力與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後來居上，使歐洲處於一種相對衰落的態勢的話，那麼歐洲還必須應對更為根本的制度衰落。政治動員力不足，民主代表性減弱，對於未來的信心危機等問題，即是難以以數字來計量的根本問題。上述法國哲學家達瓦洛所指的民主、資本主義與科學技術三個方面與英國歷史學家佛格森的六樣秘密武器的說法雖不同，但均提醒我們必須重新檢討源於歐洲的整套現代文明制度。而這一整套制度在今天已不再是局限於歐洲或者西方的狹隘的區域性制度。競爭、科學、民主武器曾經使西方在世界獨佔鰲頭，但現在已為非西方世界程度不同地移植、接受甚至光大。換句話說，西方失去了制度文明的壟斷權，也成功地將制度困境轉嫁給了非西方國家。從現代文明制度角度，歐洲的危機也是普世的危機，歐洲的衰落也意味著人類文明的衰落。

誠然，世界各文明區域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都有進行制度創新的獨特文化資源。但是，創新只能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創新，只能是在既定的物質條件下的創新。從比較眼光出發，對西方制度文明的創新，關鍵在於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曾經被津津樂道的「中國模式」是不是西方模式的一種替代方案？19世紀的歐洲曾經提出以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但在其本土並沒有結出令人滿意的果實。這一方案在歐洲的邊緣地區如蘇聯東歐雖曾有過貌似輝煌的表現，但終於不能經受時間的檢驗。

按照今天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人類必須面對共同的環境約束。這一約束，即使並非斯賓格勒式的人類文明生死有命的衰落，也意味著人類必須徹底轉換生活方式。養育我們人類的地球的空間和乳汁是有限的，由於人類的肆意榨取，從氣候到空氣，從海洋到冰川，從河流到森林，地球均已超載運行。僅僅從這個角度，以利益最大化為動力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顯然已經走到盡頭，此次日本核電災難也以悲劇形式宣告了人類以科學控制自然的近代神話的終結。從這一意義上說，人類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對近代以來的生產方式與制度文明進行反思，以經濟增長為指標的現代人類社會是註定要衰落的，區別只是時間遲早而已。因此，在我們討論歐洲衰落的時候，我們應該明確意識到這一討論對中國的意義。筆者在此不惜篇幅回顧西方對其本身衰落與否的反思，也是希望我們將西方的反思化為我們自身反思的養料，納入我們自己的反思之中。

筆者最後希望指出的是，歐洲關於自身衰落的反思不僅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也深刻地影響著今天歐洲追尋的目標。戰後的歐洲，吸取戰爭教訓，為了締造永久和平，走上歐洲聯合之路。伴隨著歐盟的擴大與深化，歐洲社會在政治、經濟、生態、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一種新的世界觀，新的生命觀正在清晰呈現。這即是美國作家裡夫金（Jeremy Rifkin）所講的「歐洲夢」的躍然升起和「美國夢」的沒落。何為歐洲夢？追求持續發展，維護生態平衡，重視生活質量，探求規範認同，背對霸權歷史，放棄大國夢想。這一夢想當然還不是現實，但已為不少歐洲人所清醒意識並努力追求。這是歐洲正在醞釀的文明價值的轉換，是一場後現代、後霸權的觀念革命。而這一觀念革命不僅會顛覆我們今天的興盛和衰落尺度，也可能將歐洲和人類引向新生。

（作者單位：法國政治與思想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