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漠里發現十噸黃金，對此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有不同考量

馬伯庸大家都知道，他以腦洞聞名。他在一檔節目里說自己有一個殺時間的構想，閑來沒事經常會拿出來推演一番。這個構想的運作過程可以用來解釋作家的寫作之艱辛。這個構想就是：如果他在沙漠里走，發現了一個大金塊，這個金塊有十噸重，他如何把它運出沙漠？首先，他要走出沙漠，然後去附近借一個切割機、一台卡車，還要租一個倉庫。他不會使用切割機，還得去學。學完之後他駕駛卡車回到沙漠，用切割機把金塊切割成能夠搬運的大小，然後用卡車運出去，把金塊藏在倉庫里。接下來他得考慮如何把這堆黃金運回自己的城市，如何把它變現。運輸走空運、陸運還是海運，怎麼才能掩人耳目。最後，變現是最困難的階段，把黃金切割成太大份拿出去賣，馬上就會被警察抓到，切割得太小，又很費時間??

以上是一名負責任的小說家對一部作品的構思過程。我們看小說看電視劇，經常能發現一些硬傷，這些硬傷的出現，是創作者不負責任或者缺乏相關知識導致的。腦洞不該隨便開，開了必須把它填上，這才能說服讀者，使讀者能夠將自己的意識短暫地沉浸在作品中。大部分網路小說之所以為主流文學所不齒，就是因為它們的創作者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把無知無畏誇耀成自己的想像力。

回到標題，在沙漠里發現十噸黃金，通俗小說家用邏輯推演，如何處理黃金；而嚴肅文學作者會怎麼做呢？可能，他從一開始就會放棄這類題材。

要談這個話題，還得先講一下文學（小說）的分類。常用的是二分法和三分法。二分：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三分：純文學、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純文學一般指那些純粹追求審美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紅樓夢，而嚴肅文學通常指那些反映現實，介入現實的作品，比如魯迅小說。可以看出，二分法把純文學和嚴肅文學並稱為嚴肅文學。二分法更為常用，也符合當下讀者的心理預期。畢竟，大部分讀者連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的區別都不甚清楚，再細分純文學和嚴肅文學更是雲山霧罩。當然，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二分，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這篇小文章無法勝任，只是作一個簡單區分。

好看與不好看

嚴肅文學作者一般不關心怎麼把沙漠里的十噸黃金變現，他們更關心如何走出沙漠，關心沙漠廣闊荒蕪和人類內心世界的某種一致性。但嚴肅文學作者有時候也會寫到沙漠里的十噸黃金。比如卡夫卡，他寫格里高爾早上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這個腦洞比在沙漠里發現十噸黃金大得多。

通俗文學如果拿到卡夫卡的開頭，應該大有可為。作者會不停找故事，沒有故事他會犧牲一些東西去成就故事。比如，格里高爾這樣的普通人，在通俗小說家筆下會忽然變成一個智勇雙全的人。格里高爾會想，自己為什麼會變成甲蟲，他一定要找出自己變成甲蟲的原因，他很可能會通過電視、廣播信息，家人的隻言片語，樓板的異響，食物的特徵以及窗外的天象等等推理出事件的真相。

當然，這很考驗作者的邏輯能力，一般的通俗作者寫不來推理。因此變形這樣的開頭最可能發展成冒險小說。待在房間里，故事難以展開，創作者首先會讓他逃離。他逃到野地，逃到林中。如果他在林中碰到另外一些被放逐的人類甲蟲，甲蟲們聚在一起商議，覺得活得太憋屈了我們要反抗，向人類進軍，這就是機器人革命、喪屍圍城一類的故事；如果他碰到森林之神顯靈，說你這是背負了一個重大使命，人類破壞自然將要遭到神罰，將你變成甲蟲作為溝通人與自然的橋樑，那麼這就是一個環保主題的玄幻小說；如果他在林中小屋碰到一個美女，並與她發生了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那麼就是一段童話故事；如果他來到野外之後發現，世界早已經毀滅，殘餘的人類因為生存需要突變為甲蟲，科學家利用某種視網膜成像技術，使得世界一直保持毀滅前的美好形態存在著，而他只是無意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實面貌，那麼這將是一個末日題材的科幻故事??

按上面這些方向寫（儘管我舉的例子並不高明），處理得當的話，出來的東西毫無疑問都要比卡夫卡"好看"。然而，好看歸好看，意義並不大。因為這類小說追求的不過是消遣，是爽快，並不觸及人類生存的真實困境。而反觀卡夫卡的小說，無疑是不"好看"的，他不塑造人物，非但不塑造，人物都只是一些符號，比如《城堡》和《訴訟》（審判）里的K，K沒有個性沒有名字也沒有天花亂墜的層層磨難，但他倒是有通俗小說里經常出現的奇遇。他在《城堡》里的奇遇就是永遠進入不了城堡，在《訴訟》里的奇遇就是莫名其妙被捕被告知有罪卻沒人告訴他究竟是什麼罪。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橋段，懸念十足，稍加推演都會變成噱頭十足的故事。但卡夫卡沒有那樣做，他不給出答案，他讓K就那麼掙扎在他所設定的荒誕世界裡，沒有答案，也沒有可救贖的方案。讀者閱讀期待一次次落空，找不到宣洩點：怎麼回事，都到結尾了，冤屈還沒有得到平反，天哪，就這麼死了？

那麼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最明顯的區別就出來了：嚴肅文學不"好看"，通俗文學"好看"。但這並不能說明二者的本質區別。我們不妨反過來想一想，通俗文學為什麼好看？因為它製造很多矛盾衝突，主人公有一個願望想要達成，但是在到達故事的高潮或結局之前，願望是絕對不會實現的。阻礙願望達成的因素五花八門：親人愛人死亡，主角消沉了；被信賴的人背叛，主角消沉了；能力不夠，要先完成ABCD，才能攢夠能力去完成E；在即將要達成願望的前一刻，突然發生了偷盜、車禍、火災、地震、隕石掉落；主角以為E才是自己要完成的願望，然而達成之後才發現並不是，其實C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之前已經得到過C了，卻丟棄了它，因此他要重新上路去尋找C，等等，不一而足。這麼多的因素，使得故事充滿了不確定性。閱讀那一條條不確定，就像玩魂斗羅遊戲一樣，不停地擊殺敵人，不停地向下一關進發，分數不斷上漲，閱讀一兩頁就能收穫快感，這種即時性的樂趣讓人難以自拔。

更棒的是，在這種不確定的終點會有一個確定存在：主人公在被虐了三百頁之後，終於完成了心愿，讀者便也跟著快樂起來；主人公在被虐了兩百頁之後，在第三百頁終於要達成心愿了，可是第三百一十頁，他迅速失去了它，或者他乾脆死掉了，讀者便慟哭起來。要麼是喜劇，要麼是悲劇，讀者對那個結局會有這樣兩種預設。閱讀需要安全感，儘管過程中不斷拋出的懸念和意外可以對讀者平庸的現實生活造成一種衝擊和補償，可讀者還是希望這個世界是自己能夠把握的。如果TA把握不了一部通俗小說的全部，又如何安心地棲居在這個更為動蕩的現實世界？普通的讀者通常不會給自己找罪受。

而嚴肅文學不"好看"，正是因為它的創作沒有模式。它不負責生產衝突，也不包辦讀者的閱讀興奮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開場直接是一個兇殺案，讀者看了激動不已，繼續閱讀之後發現被欺騙了，根本不是刑偵小說，通篇都在懺悔和救贖。加繆的《局外人》開頭是這樣的：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再沒有比這更懸疑的了，然後主人公接著就殺人了，優秀推理小說開局應有的一切元素都已具備。可是讀者再看下去，大呼上當。

嚴肅文學喚起人的恐懼，因而遭到讀者拒絕

當然，說嚴肅文學不生產衝突，不代表它沒有衝突。相反，它的衝突在邏輯上更嚴密，也更為讀者所信服。簡單來說，通俗文學強調外部衝突，嚴肅文學強調內在衝突。很多嚴肅文學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敘述也極其平淡，可是它內部卻有一種強烈的緊張感。比如安部公房的《砂女》，主人公在一片沙漠中行走，掉進一個地下建築。地下建築住著一些人，每天打掃從上面流下的沙子，以免建築被掩埋，砂女誘導主人公留下來幫她一起清理沙子。他開始的時候充滿抵觸，天天想著逃出去，年深日久，有一天他發現了出去的通道，可是他卻不想逃出去了。《砂女》也是關於沙漠的故事，但這裡面沒有黃金，沒有引人不斷閱讀的重重懸念。它只有一個衝突：他想出逃，她不願。最後這個衝突悄然變化：他可以出逃了，他自己不願。如果我們稍微反思一下人的生活，就會被這些嚴肅文學的精準震撼到。嚴肅文學的衝突，通常直指人類精神世界。關乎存在和命運的衝突，只要一個就足夠了。

如果說通俗小說是營造一個夢境，那嚴肅文學就是在現實以外開闢另一個真實世界。這種真實直抵心靈，將世界上你不曾關心的歡悅和苦難（通常是苦難）放到你面前，也將你生活中不曾觀察到的東西換個方式呈現出來。普通的讀者拿起一本書，是有期待的，要麼是收穫知識，要麼是收穫樂趣。學知識可以看工具書，那麼看小說的目的只剩下找樂子。讀者會想，我要找樂子，你給我看這些嚴肅的謎團，還得我去解讀，解讀出來還是一個真實世界，且是一些如此醜陋的真實，這算什麼？做過胃鏡的朋友都知道那種感覺，非常難受，而嚴肅文學就是"心鏡"，管子插到心裡去了，肯定不會好過。因此，讀者通常會拒絕嚴肅文學。

當下觀眾、讀者講究正能量正三觀，看電影讀小說，期待裡面的人物給自己打氣，甚至可以指導自己的生活。因此他們不允許作品裡的人物有道德瑕疵，小調皮小可愛可以有，但是必須陽光向上百折不撓。而嚴肅文學恰好與之背道而馳。嚴肅文學的主人公可以是罪犯，可以是猥瑣的小人，可以是平庸到極致的無名之輩。嚴肅文學的作者尊重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剖析這些人物的內心，使讀者可以貼近這些人的精神世界，並發現：原來他們跟我們差別不大。這無疑會再一次打破讀者的安全感。

那麼，嚴肅文學為什麼拒絕正三觀正能量？

事實上，嚴肅文學並沒有刻意排斥偉大、光明、正義。在二十世紀以前的大部分作品，也是有很高的道德標準，充滿強烈"正能量"的。像雨果筆下，就有盲女和笑面人真摯無畏美好的愛情故事，有底層人民犯了罪受到神父的感化變成正直的人救助窮苦人民還當上市長這樣的故事，更不必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這類直接將道德作為寫作對象的大師。

在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盛行之前，作家對社會是有強烈責任的，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幾乎就等同於是一個社會學家、教育家、道德家，至少在作品裡表現出來的作者人格是這樣的，儘管他們私生活里也有很多八卦可講。那時的作家在作品裡就是上帝，他能把握自己筆下的一切，批判不公不義，嘲笑權貴和惡人。可是漸漸的，世界的發展超出了作家所能把握的範圍，尤其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人們的信仰。人們連上帝都不相信了，還能相信一個作家筆下描繪的世界？後來的作家放下了教化世人的宏圖偉願，開始向內寫作，在小說里書寫不解，書寫世界反饋給他的荒謬感，他們不再作道德批判，並對每一個人物賦予價值，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因為現實的上帝已死，就不必在小說里充當上帝了。他們開始對最普通的人發生興趣，試圖描繪自己所理解的真實世界。他們已經無法像雨果那樣描繪巴黎的全貌了，也不敢像巴爾扎克那樣書寫人間喜劇。

他們變回普通人。

也許還未完全等同，他們與普通人唯一的一點區別就是，他們還未放棄對真實世界的探討，也未放棄對醜陋的挖掘和自省。在一個科技越來越發達的時代，每一個人都掌握了偽裝的技巧和能力，現實世界變得雲波詭譎。時間長了，人給自身設下的謊言變成了咒語，人難逃自己的圈套。以前的人們被貧窮和飢餓所困，後來人們逃離了貧窮，卻在自我矯飾中失去了自由。

文學為了追求自由和真實，它將曾經至關重要的道德律放在第二位，文學書寫一切，一切都可入文。既然現實已經被政客、炫耀癖患者、道德愛好者虛飾得十分美好，那麼作家筆下的真實，便顯得猙獰和醜陋了。

而這，令多數讀者恐懼。

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沒有絕對界限

這是一個更為複雜的話題，因為涉及到很多標準，以及對文學的價值判斷。

我們知道，至少在中國，小說產生之初的主要功用就是消遣。在明末金聖嘆給小說作出極高評價之前，小說在文人看來幾乎都是不入流的。古代文人的追求是經世濟民，小說是街談巷語，君子弗為也。可以說，中國古代大部分小說都是通俗文學。而西方的小說雖然也被稱為"小說"，實際上和中國小說在源起和內涵上都是不同的。西方小說起源於史詩和戲劇，它們描述先民們在這個世界裡如何生存，描述人抗爭不可抗爭的命運，從一開始就顯示出極大的嚴肅性。儘管如此，西方小說被大量創作，也要等到通俗小說流行的年代。

通俗小說流行，嚴肅文學也跟著繁榮起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它包含了兩種意味：一，作家在反抗通俗小說之媚俗的過程中，創作了嚴肅文學；二，那些卓越的通俗小說往往在後世被歸類為嚴肅文學。前者的例子，比如塞萬提斯反騎士小說，創作了《唐吉柯德》，比如曹雪芹反才子佳人小說，創作了《紅樓夢》。後者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比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比如巴爾扎克大仲馬夏洛蒂·勃朗特狄更斯等等。

文學發展到今天，通俗和嚴肅文學的分界是越來越明朗了，甚至分出了陣營產生了鄙視鏈。然而，當代也有很多小說是可以兼顧可讀性和文學性的，比如一部分人想拉進嚴肅文學大門另一部分人表示拒絕導致被迫騎在文學門檻上的金庸（金庸本人可能是不屑嚴不嚴肅文學的）還比如正在被熱烈討論的劉慈欣。而嚴肅文學的陣容方面，王小波、余華、蘇童等等，它們的作品在保證嚴肅表達的同時也有很強的可讀性。也有一些人，比如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中國當代作家寫的全部是通俗小說。

關於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分類簡單說到這，如果有人讀到這並表示略有收穫，那這篇文章就有了價值。如果有人讀完，仍然表示不理解，那麼最好的方法，還是去閱讀。尤其是閱讀嚴肅文學作品。大量閱讀之後，便有了自己的一套審美價值取向，才開始明白什麼作品好，什麼作品不好。人從如今這個異化的世界重返真實世界的第一步，就是不再被低價值的電視劇和小說輕易感動到。惟其如此，人才會被解放出來，用全新的眼光審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