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阻礙了教育變革？

國家一直在忙於教育改革，並非因為要為解決問題負責，而是因為它從沒有真正解決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存在，並導致了更多的改革需求。換言之，保持「教育改革時代」生動而振奮人心的不是民主，不是責任，而是失敗。

自從1983年的《國家風險》警告說美國學校正出現一種平庸化的趨勢後，國家就開始努力在公共教育法律、項目、架構和課程方面做出改變，並為此花費了數億美元。這些活動看起來是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的標誌。然而，透過表面我們看到的並不那麼完美。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雖然在不斷誇下海口，但實際上行動環節卻很薄弱。國家一直在忙於教育改革，並非因為要為解決問題負責，而是因為它從沒有真正解決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存在，並導致了更多的改革需求。換言之，保持「教育改革時代」生動而振奮人心的不是民主，不是責任，而是失敗。失敗的原因很複雜，很多基礎性的研究一直在試圖解釋主要機構改革的阻力。斯坦福大學政治科學教授Terry M. Moe也是其中一位。他在2014年發表的文章『Facing the union challenge』中強調了既得利益者在阻礙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情況。

作者認為，美國公共學校系統中的主要既得利益者是教師工會，包括全國教育協會，美國教師聯合會，以及它們的州和當地附屬機構。這些人代表了系統的核心僱員以及教育政治中最有權力的團體。當前，改革正在威脅現存系統中他們的既得利益，為此他們動用強大的權力去反抗和減弱改革者的努力，防止真正改變的發生。

在作者看來，教師工會是地域性的。它們在當地吸引成員、金錢和行動者，這三者是政治工會權力的要素。它們主要是通過集體談判吸引這些資源，並將成員牢牢地吸納進工會。集體談判非常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是通過它，工會可以使學校變成沒有效率的機構。它運用合同來保證學校教師的利益，防止他們因個人表現、調職、退休或評估遭受利益損害。此外，教師工會的強大政治權力使得他們可以通過否決票來防止改革的實施。在這方面，他們主要阻止了兩項教育改革，一是學校選擇，二是學校審計。兩者都來源於奧巴馬總統的「力爭上遊(Race to the Top)」計劃。學校選擇計劃流於形式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州和地區只為美國家庭提供很少的選擇，並且這些學校與普通學校相比並沒有很強的競爭力；學校審計計劃的本意是根據評估表現來推進教育系統的效率。然而，這個評估系統從沒有被認真實施。99%的教師依然獲得令人滿意的評估。

既然教師工會如此強大，那麼美國學校就不太可能組織成為孩子提供最優利益的形式。然而，作者認為，這個問題正在被解決。美國教育正站在一個關鍵節點上，由於各種不同事件的匯聚，改革正在悄然醞釀中。改變主要發生在兩方面，內在改變和外在改變。內在改變主要是由於教師工會不再有堅實的政治基礎，茶黨（Tea Party）的興起以及民主黨的不滿使得工會政治不再是鐵板一塊。這削弱了教師工會的政治權力；外在改變則是全球範圍的信息科技革命。由於技術的不斷發展，技術替代勞動力的現象不斷出現，未來需要的教師人數在不斷下降；此外，教師勞動力的地理分散程度變大和在線教育機構和選擇的增加都在不斷搶奪學生、金錢和工作。這使得工會的內部基礎不再牢靠。這些會有助於削弱教師工會，增強改革的可能性。

作者認為，如果政策制定者想要了解美國學校體制，更進一步說，想真正設計有效改革，他們需要真正關注教師工會。

參考文獻：Moe, T. M. (2014). Facing the Union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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