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彥：中國歷史上各類朋黨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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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各類朋黨素描

文 | 朱子彥

節選自《中國朋黨史》（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9月版）

樊樹志先生指出的晚明史上的黨只是朋黨，而並非是政黨，這是正確的，但他認為朋黨僅是官僚結成的派系，把官僚集團視之為朋黨的全部，那就是以偏概全了。因為除此以外，歷史上不時出現的帝黨、後黨、太子黨、諸王黨、外戚集團、宦官集團、閹黨等等，無不屬於朋黨之列。

如果將黨爭只視作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那東漢的鉤黨同宦官的鬥爭，晚明東林黨人同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鬥爭算什麼？難道不算黨爭嗎？另外，不少學者提到中國歷史上的首次黨爭乃是東漢的黨錮之禍，這就容易令人產生一種誤解，似乎直到東漢末年朋黨才出現於政治舞台，這就將朋黨存在的歷史大大縮短了。

朋黨是封建專制政體的派生物。自人類劃分為階級、建立了國家機器以後，統治階級內部就出現了各個利益不同的政治派別，但在夏、商、西周時代，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在政治制度上實行世卿世祿制，在土地所有制上實行井田制，統治階級內部權力結構相對穩定，較少出現權力再分配的鬥爭。故上古時代，嚴格意義上的朋黨尚未出現。

隨著封建制度的確立，春秋以降，朋黨便應運而生。在封建王朝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朋黨集團，如閹黨、官僚士大夫朋黨、戚黨、後黨、帝黨、逆黨、偽學黨、新黨、舊黨等，下面我們就對各類朋黨作一概述。

（1）閹黨(亦稱宦黨)。

是由宦官和部分朝官兩股勢力勾結在一起而組成的。閹黨的核心力量是宦官。腐朽的宦官制度是中國君主專制主義政治肌體上孕育出來的，也是中國皇權制度的特有產物。封建帝王為了實施其專制統治，必然要「寄耳目於親近，付權柄於佞幸」，並由此產生宦寺大璫恃寵擅政，把弄朝綱的昏暗局面。

從秦漢迄明清，宦官干政之事層出不窮，他們「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為朝野之患。」其「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權閹不僅凌駕於朝廷將相之上，唐代中後期，甚至連皇帝的生死廢立也操於他們之手，所謂「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宦官專權，政治敗壞，就必然會引起為維護封建法統成憲和士大夫整體利益的官僚們的強烈不滿，他們「黜其權強，平理冤結」，依法懲治助紂為虐的宦官宗族、賓客，並組成反對宦官勢力的黨派集團。而宦官權貴亦必定要為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勾結起來對付反對派。

宦官怎樣組成閹黨呢？《禮記·月令》鄭注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開閉之屬也。」《周禮·正義》說：「寺人者，猶言近侍之人也。」由此可見，宦官雖能掌權，但畢竟是帝王的近侍，屬內廷宮，因此要包攬朝政，干預外朝之事，總不太方便。

為了進一步擴張權勢，打擊異己，獨霸政壇，宦官就必須拉攏一批官僚作為黨羽。而官僚集團中的一部分無行士人為了謀取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亦不惜拜倒在權閹的腳下，與其狼狽為奸。於是雙方為了各自的利益，就形成了一個宦官與部分官僚的結合體——閹黨。在閹黨內部，權閹大璫必然充當黨魁，如秦的趙高，東漢的五侯、十常侍，唐代的李輔國、魚朝恩、俱文珍、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宋代的童貫、梁師成、楊戩，明代的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魏忠賢都是臭名昭著的閹黨首領。而投靠權閹的朝官則須仰仗大璫鼻息，他們與權閹勾結在一起，朋比為奸，為虎作倀。

閹黨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最腐朽的政治集團，他們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敗壞吏治，封建社會的許多有識之士對其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的行為極為憤慨。黃宗羲把閹宦干政稱之為「毒蛇猛獸」。在中國封建社會，守身清正的官僚士大夫經常與閹黨發生激烈的衝突，但黨爭的結果卻往往以官僚士大夫集團慘敗而告終。究其原因，一是由於閹宦與朝官相互勾結，璫閣表裡(指明代)、壟斷朝政，正如《明史》所言：「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其二，閹黨之所以能逞凶肆逆，是由於有皇帝和皇權作為靠山。就一般情況而言，在一切政治鬥爭中誰能得到皇帝的支持，誰就能置政敵於死地。誠如王桐齡所言：「愈接近宮闈者，其勢力愈不可侮。以清流與外戚較，則外戚與宮闈接近；以外戚與宦官較，則宦官與宮闈尤接近。是故外戚與清流衝突，常居優勝地位，與宦官衝突，反居劣敗地位。東漢初年，政在君主，中葉以後，政權移於外戚，末年復移於宦官。其勝敗所由來，非有特別原因，勢所然也。」 「宮闈」者是誰？皇帝也。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就在皇帝的左右近側，故最容易得到帝王的寵信，在清流、外戚、宦官三股政治勢力的較量中，他們最終獲得勝利也就不言而喻了。

（2）官僚士大夫朋黨。

朋黨中最具典型特徵的是官僚士大夫黨。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大小官員都享受著高低不等的特權。他們是有別於一般黎民百姓的特權階層。士子們十年寒窗苦讀為的都只是一朝蟾宮折枝，即可享受爵祿榮華。故而一旦位居廟堂，抑或擔任地方官員，都要極力維護既得利益並試圖謀取更高權力。不過由於宦海沉浮，官場兇險，禍福無常。因而夤緣攀附，結朋聚黨，以尋求庇護，就成為封建官僚政治不可缺少的政治手腕，否則就很難在官場中立足。

例如《紅樓夢》中的賈雨村初到金陵應天府做府尹，就從葫蘆僧那裡尋找到「護官符」，這就是金陵府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賈雨村問葫蘆僧何為「護官符」？其回答道：「如今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一部高度寫實的現實主義作品，形象地揭示了封建官場的特徵。事實上，封建社會的政治鬥爭從來都是殘酷無情的，官場之中「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交尋，牽連報復，或己所銜恨，而反矚人代糾，陰為主指，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術中。」

對於沉浮於宦海風波中的封建官僚來說，如在仕途上孤立無援，毫無政治背景，毫無關係依託，是難以在錯綜複雜的政爭中久保權位的。各級官吏為了自身的利益就必須凝聚成黨派集團，依靠群體力量來奪取和鞏固權力，正如清人所言：「其始官吏朋比，虐取瓜分，事敗，官嫁名於吏以覬燃灰，吏假資於官以成展脫，究之官吏優遊，兩獲無恙，糾劾雖行，竟成故事。」一個孤立無援的官僚的宦海生涯往往是短命的，甚至連性命也難保。所以樹朋結黨，互相徇庇，組成休戚相關的利益共同體，不僅是官吏們升官發財的政治前提，而且也是固權保命的基本策略。

官僚士大夫往往以座主、門生、府主、故吏、同年、同鄉、同宗、同族的關係為彼此聯結的紐帶，結成朋黨。他們「三五成群，互相交結，同年門生，相為援引傾陷。商謀私事,徇庇同黨,圖取貨賄。」於是有「攀援權勢、無端親昵」者，甚至平日全未謀面，一旦同朝或同地為官，有上下之分，「輒妄托師生之稱，或屬官借名獻媚，附勢趨炎，或上官恃權相迫，恐喝要挾，彼此圖利，相煽成風，恬不知恥，以致下吏職業罔修，精神悉用之於交結。上司弗問吏治,喜怒一任乎私心。」可見封建官僚之間，上下左右，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儘管素昧平生，但只要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就可結成朋黨。

當然，對於官僚士大夫結黨亦不能一概以「攀援權勢」，爭權奪利目之。在閹黨和外戚集團壟斷朝政的情況下，由於封建政治極端黑暗，朝政極端腐敗，一些守身清正的士大夫為了與邪惡勢力進行抗爭，他們就結成朋黨。

例如東漢「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東漢的鉤黨就是這樣形成的。他們的結黨成派雖然仍有和閹黨爭奪權力的一面，但也有反對宦官黑暗統治，力圖挽救東漢王朝危機的一面。

同樣，明代東林黨之形成也與明末黑暗政治有關，當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遭貶里居之後，他們就相約一些志同道合的學者，共同講學於東林書院。東林黨人名為講學，實際上仍然在關心國事，評議朝政，裁量人物。正如顧憲成所說：「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取也。」可見，顧、高等人以講學為掩護，將受排斥的士大夫凝聚起來。史載：「土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居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於是就形成一股與閹黨相抗衡的政治勢力——東林黨。

必須指出的是，儘管東林黨和閹黨之爭的是非曲直是徑渭分明的，但東林黨仍然具有爭權奪利、黨同伐異的特點。明末「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釁隙彌開，始而氣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斗，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黨派之間互相排擠，互相殘殺，這種局面的出現，東林黨人也是無法推卸責任的。

（3）戚黨。

以外戚為首的政治集團，被稱為戚黨。外戚通常是指封建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也包括帝王的姐妹和女兒的夫族。外威雖屬異姓，但卻通過婚姻關係與皇室緊密聯繫在一起，它依靠皇權的支持和后妃的庇護得以擴充實力，在一定政治條件下結成操縱朝綱的戚黨。

先秦時期，由於世卿世祿制度的長期存在，天子和大臣、諸侯各有權力層次和勢力範圍，在分封制的原則下，外戚只能是異姓諸侯。此時的外戚，主要是通過與王室的聯姻關係來鞏固封國政權，提高封國的等級和地位。由於權勢無法過份膨脹，還談不上干預王室朝政之類的事情。即使發生了「申侯助犬戎滅西周」，齊桓公稱霸，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局面，也只不過是由於王室與諸侯間的關係變化而造成的，不是什麼外戚干政。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通過變法改革來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往日的貴族逐漸失去了對土地和人口的壟斷，其權力和地位取決於君主對其是否信任。

反過來，這時外戚的權力進一步擴大，他們利用和王室聯姻的特權，干預朝政。例如，秦國宣太后同母弟穰侯魏冉「自惠王、武王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震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後來，魏冉集團權勢不斷擴張，甚至「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史書云：「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 「涇陽君 、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

可見，秦昭王時的魏冉外戚集團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朝政，開了後世戚黨干政的先河。自秦始皇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封建王朝後，皇帝制度便正式確立，但皇帝僅憑個人能量是無法操縱龐大的國家機器的，他還得要依靠外戚集團對皇權的支持。

戚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在漢代，史稱「兩漢以外戚輔政。」每當外藩繼統，或幼主登基、母后臨朝之時，太后無力控制朝廷元老重臣，只得重用外戚。趙翼指出：「東漢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於是權勢大盛。」《後漢書》亦云：「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指安、質、桓、靈四帝），臨朝者六後（指竇、鄧、閻、梁、竇、何六後）莫不定策帷簾，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這樣一來，許多無德無才、無功無望的外戚就靠后妃的裙帶關係而平步青雲，驟成顯貴。外戚干政的局面便出現了。

在戚黨中，作為黨魁的外戚必定是朝廷中執政的將相大臣。如漢武帝登基後，「以祖母竇太后弟子竇嬰為丞相，母王太后之同母弟田蚡亦為丞相……於是外戚又日以寵貴，其後（霍）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為外戚輔政之職。」戚黨中除了外戚子弟、宗族、姻親、賓客之外，還有一部分依附於外戚的官僚士大夫。如大將軍霍光秉政時，「霍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親，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王莽擅政時，為了奪取皇權，亡漢成新，他除了重用王氏親族外，還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可見外戚朋黨已完全成了封建政治舞台上一支實力雄厚的政治力量。

（4）後黨。

中國古代社會是以男子為中心的私有制社會，女子是無權參政的，所謂「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就是這一狀況的具體反映。帝王的后妃要干預朝政，就必須控制皇權，建立自己的幫派勢力——後黨。中國歷史上的後黨干政始於戰國時期的秦國。據《後漢書》載：「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唐代李賢在注《後漢書》這段史實時云：「昭王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冉為將軍，任政，封為穰侯，太后攝政，始於此也。」宣太后攝政宣告了母后干政的開始。

在後黨中，外戚是后妃重用的主要對象，司馬遷在《史記·外戚世家》中云：「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後，欲連固根本牢甚。」由此可見，呂后重用外戚的目的就在於鞏固其統治地位，建立一個以她為首的呂氏後黨。不過，司馬遷卻並未說明呂后為何不重用一些皇室子弟與非呂姓大臣來為她效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呂后王諸呂，就如同劉邦所制定「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政策一樣。

在君主世襲家天下的制度下，後黨的骨幹力量，只能以同姓血緣親屬來組成，后妃們雖然與自己的子孫有十分密切的血緣關係，但由於中國曆來的傳統習俗，子女不僅是隨父姓，而且屬於父系的宗族。后妃和其子雖有母子骨肉關係，但並非同一宗族，一旦涉及到核心利益，即由誰來執掌最高統治權時，並非同姓同族的母后與太子就很難同心協力，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歷代王朝，太子對母后掌權一般都不以為然，甚至極力反對，其中尤以武則天之子李弘、李賢最為突出。以李弘、李賢為核心的李唐宗室及朝廷大臣聯合起來反對武則天，威脅到武則天的根本利益。故武則天在重用武氏宗族子弟，組成後黨的同時，竟不惜拿親生兒子開刀，將李弘、李賢誅殺。

既然後黨與戚黨都是以外戚為主要力量，那麼這兩類朋黨又有何不同呢？我們認為後黨的黨魁是后妃，如西漢呂雉、西晉賈南風、唐代武則天、清代慈禧都掌握了皇權，是封建王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外戚在後黨中雖也起到重要作用，但畢竟要聽命於後妃，是后妃的黨羽。戚黨的黨魁則是外戚。他們雖憑藉后妃的裙帶關係而致富貴，但卻大權獨攬，甚至陰謀篡奪皇位，如霍光、王莽、竇憲、梁冀、楊堅都是不可一世的戚黨首領。後黨中除了以外戚為其骨幹力量之外，還包括一部分投靠后妃的朝臣與宦官，如慈禧掌權時，直隸總督榮祿、總管太監安得海、李蓮英就充當了慈禧的心腹，他們是慈禧後黨中的重要成員。

（5）帝黨。

是指以皇帝為首的政治集團。在通常的情況下，中國封建社會是不存在帝黨的。《詩》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見天下所有的土地、臣民都在帝王的絕對統治之下。皇帝視天下為私有，掌握生殺予奪之權，故無需結成朋黨。

秦漢以降，隨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確立，在統治階級內部拉幫結派便尤為君主專制獨裁所不容。但是在皇權統治發生危機，即皇帝大權旁落，皇帝寶座搖搖欲墜的情況下，皇帝也不得不拉幫組派，網羅一切能為皇帝效忠的臣下，與其結成帝黨，以對付威脅皇權的朋黨集團，藉以維護自己的最高統治地位。

然而史籍中「帝黨」一詞較為少見，人們熟悉的僅是近代戊戌變法時，出現的以光緒皇帝為首，包括翁同龢、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人士組成的帝黨，似乎帝黨至清末才出現。其實不然，我認為中國歷史上帝黨早已存在了。只不過史籍中很少以「帝黨」而名之。

例如，三國後期，曹魏政權內部就分成兩大政治集團，即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曹氏集團的組成人員不僅包括一批擁戴皇帝的官僚士大夫，而且還包括皇帝本人，因此就可稱為帝黨。當時司馬氏集團權勢日增，公元254年，魏主曹芳決定與其手下心腹大臣採取行動，「帝與中書令李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以取代司馬師。但帝黨的行動很快就被司馬氏集團察覺，司馬師來個先發制人，將參預謀劃此事的帝黨中人一網打盡，「於是，（李）豐、（夏侯）玄、（張）緝、（樂）敦、（李）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但司馬師仍不甘心，便脅迫皇太后，讓她下詔廢黜曹芳。「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丑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可見，司馬師深知皇帝曹芳是帝黨的核心，不將其除去，司馬氏集團是不能取曹魏而代之的。

曹芳被廢后，司馬氏又立曹髦為帝。曹髦憤司馬昭專權，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親自「帥僮僕數百，鼓噪而出」，討伐司馬昭。結果，孤注一擲的曹髦被司馬昭心腹賈充所弒，至此，曹魏的帝黨被徹底消滅，其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魏晉以降，帝黨仍時有出現，如武周末年，朝中有武則天的後黨及擁戴中宗復辟的帝黨。元順帝時，統治階級內部亦分為帝黨、太子黨與皇后黨。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建文帝與燕王朱棣之間的鬥爭極其激烈，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攻入南京之後，就大肆殺戮所謂的「建文(帝)黨。」大批忠於建文帝的朝臣被「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裡為墟。」

（6）逆黨（亦稱奸黨）、偽學黨。

逆黨是指糾合在一起反叛朝廷的集團，因其行為大逆不道而得名，在封建社會屬於「十惡」重罪之一。「十惡」之罪是北齊律中規定的，《唐律疏議》將其規範化並加重了懲處條例。逆黨所犯之罪是「十惡」中的前三惡（指謀反、大逆、謀叛），直接侵犯威脅到皇權。封建帝王最怕地就是失去最高統治權力，因此對心懷異志，圖謀篡位，犯有「十惡」的逆黨防範最嚴，懲處治罪也最重。凡是被定為逆黨的，不論首犯或從犯都要處以極刑，而且還要株連三族，斬盡殺絕，以此警誡後人。如明初的「胡（惟庸）藍（玉）黨案」即是一例。

史載，胡黨案發後，「帝（指朱元璋）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為《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洪武二十六年（1393），藍黨案發，朱元璋除對藍玉族誅外，「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手詔布告天下，條列爰書，為《逆黨錄》，乃下詔曰：『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凡列名《逆臣錄》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此外，還有「偽學黨」，後又被打成「逆黨，這就是南宋的「慶元黨禁」。慶元黨禁的直接起因是韓侂胄與趙汝愚之間的黨爭。紹熙五年（1194），太上皇宋孝宗去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禮，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主謀，發動了一起宮廷政變，擁立光宗之子趙擴（即寧宗）為皇帝，尊光宗為太上皇，史稱「紹熙內禪」。當時韓侂胄是宮廷內臣，也參與其事。

事成後，韓侂胄希望論功行賞，封他為節度使，但遭到了趙汝愚的反對，韓侂胄因此與趙汝愚結下怨仇。趙汝愚尊崇道學，把朱熹從湖南召到臨安，任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做寧宗的老師。因朱熹是趙汝愚引薦入朝的，因此，韓侂胄打擊趙汝愚是從排斥朱熹開始。紹熙五年閏十月，韓侂胄以內臣的有利條件，出內批罷黜朱熹。慶元元年（1195）二月，罷黜趙汝愚的右丞相之職，翌年正月，趙汝愚死於衡陽。在罷黜朱熹和趙汝愚時，有一批官員出來為他們辯護，都被罷官遠斥。御史中丞何澹、貢舉劉德秀上書請禁道學，寧宗遂將道學正式定為「偽學」。

趙汝愚死後，朱熹就成為韓党進一步搏擊邀功的對象。監察御史沈繼祖列舉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恭、不謙六大罪狀，還捏造了朱熹「誘引尼姑，以為寵妾」的桃色謠言，要求寧宗學孔子誅少正卯。於是，朱熹落職罷祠。慶元三年，偽學之禁不斷升級，並將信奉道學者打成「偽學黨」。韓黨規定自今偽學之徒不得擔任在京差遣，並清查各科進士和太學優等生是否是「偽學之黨」。

是年閏六月，朝散大夫劉三傑奏稱：「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劉三傑集以往譴責道學言論之大成，將「偽學黨」之罪名升級為「逆黨」，從而把道學之禁推向了高潮。寧宗於是仿元祐黨禁的做法，置《偽學逆黨籍》，入籍者有59人。除趙汝愚已死外，朱熹等或被罷職，或遭貶斥，或被流放，偽學逆黨案是宋代知識分子遭受的一場浩劫。關於新黨與舊黨，我們將在北宋中後期的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及「元祐更化」中詳加論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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