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地理名稱與晚清川藏邊務 ——以「川邊」「西康」為中心

鄒立波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藏族史。

3月學習雷鋒月

提 要：晚清是近代中國邊疆政治地理髮生巨大變動的轉折時期。隨著邊疆危機日趨深重，晚清時人逐步意識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稱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區域地理名稱的生成、運用，經歷了「爐邊」「川疆」「川邊」等名稱混用，以「川邊」為過渡性名稱，到棄用「川邊」、強調「西康」名稱的過程。地理名稱的變更與晚清川藏邊務密切相關，特別是對「邊」「藏」界域之爭的有力回應。探討邊疆地理名稱多歧性、競爭性，則是本文將歷史地理學研究與概念史方法相結合的一種嘗試。

關鍵詞：「川邊」；「西康」；地理名稱；川藏邊務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型藏區地方史《康藏史》編纂與研究」 （10&ZD110）

近代中國邊疆地理觀的建構同晚清以來邊疆政局的發展演變密切相關。研討邊疆地理名稱的生成是深入認識近代邊疆地理觀建構過程的重要面向。作為晚清邊務的主要組成部分，川藏邊務的推進往往涉及地理名稱問題。目前國內外學界頗為關注晚清川藏邊務，尤其是對「川邊新政」的探討。[1]「川邊」「西康」等地理名稱被理所當然的廣泛運用在近代川藏邊務問題的研究中。然而，這些地理名稱的生成過程實則充滿不確定性、歧義性和競爭性。各種地理名稱的運用隱含著國家權力、地方力量、社會輿論對晚清邊疆制度變革的態度及其互動關係。地理名稱的內涵也與跨文化的辭彙意義互通、誤識和發明等因素有關。本文試圖引入概念史的方法，[2]探尋晚清時人如何在因應邊疆政局的同時，糅合新舊地理信息，建構出新的邊疆地理知識。[3]

一、晚清川藏交界區域地理名稱的生成與運用

民國元年（1912年）十一月，應護理四川都督胡景尹之請，傅嵩炑編纂的《西康建省記》出版。該書成為首部專載西康情事的著述，被後世譽為「前此紀載康事書籍最美備者」。[4]開篇略記西康疆域，附按語稱：

西康，古康、藏、衛三區之一也……政府及川滇人士於藏固不可忽，於康尤當念念不忘，乃何以竟不知有康，一出爐關即謂之進藏……康地在川滇之邊，故名曰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而未以駐康名者，政府之誤也。然亦誤於光緒三十一年，川督錫良奏派趙爾豐往辦巴塘軍務，不曰西康軍務，而曰爐邊軍務，一誤再誤，無識者更稱康為藏……況今之番人凡居丹達山以東者，自稱為康壩娃，居丹達山以西者，自稱為藏壩娃……故凡爐關以西，只能謂之西康，丹達山以西乃可謂之西藏，以定名稱而正疆域。[5]

傅嵩炑是趙爾豐經營「川邊」的心腹幕僚，對川藏交界區域人文、地理極為熟識。在按語中，傅氏頗費筆墨的駁辯「康」「藏」「爐邊」「川邊」名稱、疆域之別，多次強調恰當運用地理名稱的重要性。傅氏顯然意識到晚清川藏交界區域地理名稱的隨意運用，對經營川藏邊務的負面影響。然而，傅氏主張取代「川邊」等地理名稱的「西康」之「康」，既源於內地傳統的輿地知識，又是借自藏區的地方性知識。那麼，晚清川藏交界區域地理名稱經歷怎樣的生成和運用過程？傅嵩炑為何捨棄常用的「川邊」名稱？一再突出「康」「藏」之別是否有深層次原因？

地理名稱的具體內涵往往因時而異。「川邊」最初並非專指名稱，而是對四川與毗鄰省區交界處的泛稱。同治年間西南各地戰事不斷，「川邊」名稱頻頻出現，曾以之概稱靠近藏區的川省地方。同治四年（1865年），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聯名奏稱，征討瞻對工布朗結的藏軍進抵道塢（今道孚），「深入土司地方，已近川邊，現飭防範」。[6]這應是「川邊」與川藏交界區域相關的較早記載。「川邊」最終從泛稱轉變為專指地理名稱，是晚清川藏邊務嬗變的結果。自雍正初年川、滇、藏劃界始，川藏交界區域分屬不同省區，在川藏政治依存關係中向來缺乏主體地位，被模糊的涵括在川藏邊務內。而且，各政教勢力（即土司、呼圖克圖）在川藏交界區域內分而治之、各自為政。邊緣化、碎片化的政治格局致使其長期在漢文語境中缺乏一個整體地理名稱。早期漢文史料中僅數次以「西爐口外」「川省關外」等名稱含糊概稱。至晚清籌辦川藏邊務，清政府與川藏疆臣起初均以川省與西藏為籌劃邊務的立足點。對川藏交界區域的有限經營，往往因顧及西藏邊情的變化而處處受制。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鹿傳霖收瞻改流之舉擱置中斷，即因清政府在「保川圖藏」問題上以「保藏」為重。清政府中樞和多數官員明顯對川藏交界區域的戰略價值重視不足。[7]

庚子拳變後，為挽頹局以自救，清政府宣布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政」。此時，藏印談判陷入僵局，英俄爭奪西藏又漸趨白熱化，英國決意以武力解決藏事。西藏形勢頓形危急。川藏交界區域的戰略屏障地位逐漸突顯出來，受到清政府的關注和承認。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清政府諭令尚未蒞任的川督錫良議覆「川邊」屯墾商礦事宜，稱「有人奏川藏危急，請簡員督辦川邊，因墾為屯，因商開礦等語」。[8]作為專指地理名稱，「川邊」自此頻繁出現在官方和輿論的表述中。

錫良上任伊始即對川省政務進行大刀闊斧的革新，對「川邊」的經營策略卻較為局部和溫和。錫良否決了全面開發「川邊」農商礦的計劃，建議先在巴塘有條不紊的推進墾務，並將打箭爐從散廳升為直隸廳，歸隸建昌道，與雅州府劃疆分理。關外土司及邊務諸事歸直隸廳管轄。[9]清政府大多予以採納。打箭爐行政級別的升格，將「川邊」事務納入相對獨立的地方管理體系內。政治制度的變革對地理名稱的生成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但是錫良並沒有以「川邊」名稱來固定的稱呼這一亟待經營的區域。這可能是因為「川邊」名稱固有的多義性和模糊性。光緒三十年（1904年）錫良的一份奏摺還將「川邊」用於指稱與滇黔交界的川省地方。[10]「爐邊」「爐邊關外」「台藏」等名稱是錫良奏文中的替代詞，與「川邊」「川疆」混用。清初以來，打箭爐（今康定）簡稱為「爐城」。打箭爐廳所轄地方統稱「西爐」。「爐邊」顧名思義泛指由川省管轄的打箭爐以西邊地。[11]該名既源於本土地名，辨識度又高。因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巴塘事變平息後，建昌道尹趙爾豐首先以「爐邊善後督辦」的名義統管「川邊」邊務。「爐邊」也是民間輿論較長時間內普遍認同的常用地理名稱。[12]直到宣統二年（1910年），軍機處致函川督趙爾巽等籌商「川邊」設治問題時，對「斥地建省」仍游移不決，擬裁撤邊務大臣，移設建昌道，由四川總督管轄，稱「僅就爐邊一帶設置十餘郡縣，而以邊務大臣統治其間，仍軍府則規制已非，立行省則迴旋不足……即使川爐一體，恐亦挹注無多」。[13]地理名稱的選用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清政府中樞對川藏邊務的決策態度。

正當清末經營「川邊」揭開帷幕之時，西藏政局驟然嚴峻。事態隨著英軍侵入拉薩而迅速惡化。面對藏事敗壞與國內輿論壓力，1904年八月，清政府頒布諭令，對藏事採取補救措施，將整個東部藏區分為兩大區域：北至青海一帶由新任西寧辦事大臣延祉經理，東南至四川、雲南界一帶則由新任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經營。[14]川藏交界區域委由川藏大員專理，被提升到「自固藩籬」的邊防戰略地位。但是這依然沒有改變地理名稱混亂的局面。無論是官方奏文，還是私家書信，鳳全傾向以「川疆」指稱其經略施政的區域，如稱「瞻對屬之藩部，何異屬之川疆……瞻地本屬川疆」。[15]「川疆」起初也屬泛稱，詞意模糊，因語境之異而不同。光緒年間，川督劉秉璋曾經以「川疆」指川屬藏地，稱「德爾格特系屬川疆」。[16]鹿傳霖則將「川疆」視為毗鄰「關外」的川省地方，明確指出德爾格忒「遠隔川疆」。[17]因此，晚清經略川藏邊務期間，時人運用地理名稱異常混亂，以具體人事而定，經常混用不同名稱，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川邊」名稱漸居主流，大抵是在川滇邊務大臣設立，即「川邊」行政機構實體化以後。巴塘事變的發生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傳統治邊基礎的缺陷和脆弱。要求將川藏交界區域分界劃治、建立行省的各種論調一時甚囂塵上。1905年五月，內閣中書尹克昌奏陳「划出四川雅州、寧遠、打箭爐府廳，雲南麗江一府、永北一廳、永寧一土府之地，附以巴塘、里塘、明正、瞻對各土司之地，設為建昌行省」。尹氏之所以倡議將「川邊」「滇邊」納於一體而設省，因「建昌為西藏之咽喉，而麗江尤為川滇緬藏之門戶，今此境分隸兩省，實隔閡邊情」。[18]川滇合作聯防「藏邊」的提議很早就已提出。但是受制於省務間的諸多隔膜和掣肘，合作聯防常流於形式。因而尹氏突破行省界限，單獨分治建省的主張，對清政府中樞和地方官員的經邊規劃有所影響。次年（1906年）六月，錫良等審度形勢，擯棄了清政府以川藏大員兼管的傳統主張，建議「照寧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邊務大臣」，使「川、滇、邊、藏聲氣相通，聯為一致」，「川邊將來建省，以為改土歸流之基」。[19]可以說，以軍府制創設的川滇邊務大臣是「劃界建省」與「川藏兼管」的折衷，或者是邁向行政獨立化的過渡方案。

與「爐邊」「川疆」不同，「川邊」名稱同「滇邊」對稱，體現了兩處區域在川滇兩省地緣政治中所處的「邊地」位置，更昭示出經營川藏邊務離不開川、滇兩省的支持。猶如趙爾豐就任川滇邊務大臣時所奏，「此時開辦之初，臣誠不敢遽議及此（指分設行省）」。但是為確定邊務許可權疆界，趙氏「擬請川邊、滇邊由兩省督臣，劃定地界，應自某處起，歸邊務大臣管轄。此後地方各事，及差缺各官升遷更調，均歸邊務大臣主政。其籍隸川、滇人員，但非在邊務大臣所管境內者，均准融通委用，以廣其途」。[20]「川邊」名稱的政治意義集中反映在「川滇邊務大臣」的行政稱謂上，或多或少迎合了川藏疆臣對建省過渡時期地理名稱的需求。

「川邊」名稱的知識化是其受到廣泛接納的重要途徑。由錫良於1906年十二月擬訂的四川藏文學堂章程中，輿地科目教學要旨特意列出「川邊」，內轄「爐、里、巴三台站」，與「滇邊」「衛藏」並舉，擬編入講義和教科書內。[21]不過，趙爾豐對「川邊」名稱的應用和推廣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在各類奏文、函折、電文中，「川邊」成為趙爾豐指稱其經略區域的通用地理名稱。由「川邊」衍生出的簡稱「邊」「邊地」或「邊藏」是趙爾豐運用的另一類地理名稱。只是簡稱的內涵較「川邊」寬泛和靈活，處於動態變化中，且逐步超出「川邊」的地域範圍。趙爾豐常將「邊」與「川」「藏」並稱對比，稱「四川之屏藩在藏，而藏衛之後路在邊……合四川邊腹統計，腹地面積僅十之四，邊、藏面積實十之六」，「保邊即以保川」，「至邊改流設官之後，須建行省，使名義早定，將邊、藏地界劃清」。[22]此類表述既分辨「川」與「邊」親疏關係，展現出「邊」戰略地位的不斷抬升，也有意在政治層面上區分「邊」與「藏」。

總之，晚清川藏交界區域地理名稱的生成與運用，伴隨著該區域從被忽視的「邊緣地帶」到名稱混用的「邊疆要地」的嬗變過程。儘管「川邊」名稱的運用頻率越來越高，卻並未成為當時唯一的常用概念。這與川滇邊務大臣在川藏交界區域制度變革中的過渡性質有很大關係。

二、界域之爭與以「康」定名

「川邊」並不是趙爾豐建省藍圖中的理想名稱。事實上，趙爾豐在著名的「平康三策」中已有「力主改康地為行省」的建言，頻繁談及「康」之名。[23]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趙爾豐在電文中正式提出「西康建省援藏」的主張。[24]自1910年五月以後，趙氏又在奏文中多次使用「康藏」或「西康」：「惟康藏與蒙古情形略有不同，因地處高原，橫梗萬里，內屏川滇，外扶藏衛，建瓴之勢，非僅輔車相依」。[25]所以對於趙爾豐而言，「川邊」僅是一個臨時的過渡性地理名稱。經邊後期，趙氏以「康」或「康藏」統稱川藏交界區域的意圖日益明確。傅嵩炑以「西康」「定名稱」的想法或應直接承襲自趙爾豐。

趙爾豐多次捨棄沿用已久的「川邊」，顯然與該名稱內涵的局限性有關，不似簡稱「邊」或「康」可超越地域限制。但是「川邊」的棄用也暗存現實考慮，即「邊地」疆域的盈縮問題。籌設川滇邊務大臣時，軍機處授意川、滇督臣會商邊務大臣的轄境。趙爾豐也曾數次向清政府奏詢此事，之後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再次奏稱，邊務亟待籌辦事宜之一即「劃清界限」，陳請「將打箭爐以外屬地，悉歸邊務大臣管轄」。[26]具體的疆域界址卻始終未定。川滇邊務大臣經理「滇邊」只徒具虛名，所轄「川邊」實局限於雅州府舊管口外各土司地方（以今四川甘孜州為主）。而在「邊地」改土歸流過程中，界域變動最大者當屬西界。

邊務大臣創設之初，「邊」「藏」界址仍擬沿用雍正年間劃定的寧靜山為界。1908年八月趙爾豐的奏文將「川邊」疆域界定在「打箭爐以西，寧靜山以東，縱一千六百餘里為邊地」。[27]雍正年間的川藏劃界依據各地方政教勢力轄境粗略劃定，在不少區域並沒有作嚴格的界線勘定。這造成「邊」「藏」雙方對交界區域歸屬的爭議。早在1906年臘翁寺事件後，邊軍控制了原本屬於巴塘土司管轄的鹽井，隨後進兵鹽井西北擦哇岡的扎玉、左貢一帶（今西藏左貢縣境），引起西藏噶廈政府的警覺和不滿。到1908年二月，駐藏幫辦大臣聯豫指責趙爾豐進據畢土（今西藏左貢縣碧土），企圖「展拓地土」。趙爾豐辯稱藏軍調兵欲襲擾三岩（今四川白玉、西藏貢覺等地）、鹽井，致巴塘民眾恐慌，故遣軍驅剿，何況畢土是否屬藏尚有疑問，電請聯豫飭藏員前往鹽井會勘界址。[28]勘界的爭議之處在於如何理解川、藏疆域以寧靜山為界。趙爾豐以為，「所謂寧靜山為界者，指大路交界處而言，非自寧靜山一線截齊，南北東西皆以此為界也」。倘若如藏員所稱「自寧靜界限起，恐鹽井尚須圈入藏地矣。內地州縣大路何嘗不有界碑，而延袤之地，犬牙相錯，互相出入，若盡指交界處為界線，則此線之地盡為彼縣所有矣」。[29]以此為重勘疆界的準則，趙爾豐指出，「擦哇岡與鹽井相近，亦為川邊屬地」。[30]勘界爭議預示著川藏原有政治版圖即將改變。邊務大臣統轄的「川邊」疆界開始向金沙江以西延伸。

界址會勘事宜尚在進展時，趙爾豐奉旨出任駐藏辦事大臣，兼理「川邊」事務。1908年九月，趙爾豐入藏遭到西藏各階層的強烈抵制。噶廈政府甚至派遣藏官在察木多（今昌都）、乍丫（今察雅）、江卡（今芒康）等地調集藏兵，阻攔趙爾豐進藏。時值德格土司兄弟爭襲，駐瞻藏官暗中干預，又威迫各土司投藏。趙爾豐意識到「川邊」局勢依然不穩，噶廈政府亦存覬覦「川邊」之意，於是力圖重新區劃「邊」「藏」界域。宣統元年（1909年）二月，清政府見藏中對趙爾豐入藏抵觸情緒極深，諭令趙爾豐暫時「駐紮巴塘，將察木多撥歸管轄，藉為藏援」，[31]以利川軍入藏事宜的籌辦。趙爾豐趁勢向清政府奏請，將「察台以內之乍丫、江卡兩台糧員、營汛文武，應並歸邊務節制，以資聯絡」。[32] 考慮到保障川軍入藏的道路通暢，藏臣對西藏東部已失控馭，駐藏大臣聯豫、溫宗堯也贊同將察木多、乍丫撥歸邊務大臣管轄。[33]這為重劃「邊」「藏」界域提供了契機，成為「川邊」疆域發生實質性變化的轉折。

1909年十月，川軍進藏受阻，改由趙爾豐的邊軍護送入藏，直接推動了邊務大臣實際控制區域的擴大。邊軍兵分兩路，南路由鹽井西進，深入西藏東南部的桑昂曲宗、雜貐（今察隅）一帶。北路轉經恩達、類烏齊，疏通三十九族之地，往碩般多（今洛隆碩督鎮）、邊壩進軍，直抵江達（今工布江達）。到次年（1910年）三月，趙爾豐以英人在桑昂曲宗插旗佔地為誡，聯名趙爾巽，籲請清政府早日議定「川邊」全面改流設官的主張，並允准「將邊兵所到之地，皆收歸邊務大臣管轄」，「以烏蘇江以東隸邊，以西屬藏」。[34]趙氏試圖通過制度變革和重劃界域，達到鞏固國土安全、對外宣示疆域主權的目的。為穩定藏中局勢，軍機處拒絕了趙爾豐的請求，宣稱「藏本中朝土地，藏番皆吾赤子，屬邊屬藏，原無此疆彼界之分」。[35]然至此時，歷經數年的苦心經營，邊務大臣統轄的政治版圖已初具規模：東起打箭爐，西至察木多所屬恩達，南自雲南維西廳阿墩子（今德欽），北至德格與卡熱交界處。[36]

隨著邊軍向金沙江西岸的縱深推進，「邊」「藏」界域問題再起紛爭。因邊軍進佔桑昂曲宗、江卡，聯豫致電聲明兩地皆歸「藏屬」。趙爾豐對聯豫無力守地、又欲爭地的行為憤懣不已，致電軍機處應將兩地歸「川邊」經營。[37]五月，趙爾豐調駐江達邊軍回防，意欲收復「西藏不服之地」波密，杜絕英人覬覦之心。聯豫又以川軍進駐工布，聲言波密「原屬西藏」，可自行收復。波密歸屬爭議持續到宣統三年（1911年），演變為判定「邊」「藏」界址的關鍵。趙爾豐曾致函趙爾巽，「如將來西藏建省，波密歸邊，以烏蘇江為界，歸藏，以瓦合山為界」。[38]六月，趙爾豐最終決定將邊軍收復的波密歸「藏」。

對於「邊」「藏」界址西移，噶廈政府從開始就予以抵制，不斷通過成都將軍、理藩院等渠道向清政府施壓，聲稱「藏地直抵邛州」。[39]清政府促成的「察台歸邊」，亦遭「藏番」駁斥稱「察台經典出自彼族，系屬藏地」。[40]爭議疆域「系屬藏地」是聯豫或噶廈政府控訴趙爾豐窮兵黷武、拓土爭地的重要理由。而疆域西拓已使「川邊」名不符實。地理名稱無法與現實疆域對接，應是「川邊」名稱遭摒棄的主要原因。問題在於「康」是從藏文Khams音譯而來，川藏疆臣如何獲知「康」的地理信息，又為何要改用藏區本土地理名稱呢？

地理知識的欠缺是晚清川藏疆臣時常遇到的難題。儘管與實地考察所得諸多不合，各類「舊籍」記載依然是初步認識藏區人文地理的主要信息來源。在各類傳世「舊籍」中，《西藏圖考》是晚清川藏疆臣經邊奏文中多次提到的參閱圖籍之一，也是晚清有關西藏輿地知識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纂輯諸書為《西藏源流考》，內稱：「西藏古為西南徼外諸羌地……舜徙三苗於三危。三危者為『喀木』，為『危』，為『藏』。『喀木』亦曰康，即今打箭爐、理塘、巴塘、察木多之地」。[41]西藏為古三危之地，即前述傅嵩炑所言「古康、藏、衛三區」。這一傳統地理認知源於康熙帝的見解。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初定西藏後，康熙帝遣員考察江、河源頭，詳考圖籍，載入輿圖，頒諭稱：「三藏阿里之地，俱入頒圖……《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注以三危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拉里城東南為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42]「三藏」比附古「三危」的說法流傳甚廣，成為區劃藏區地理的權威觀點，對後世界定「康」的地理歸屬影響極深。

雍正《四川通志》最先接受康熙帝的聖諭觀點，含混地稱：「西藏在工布江達之西，為圖伯特國，又稱為康、衛、藏。康即今之叉木多，衛即今之西藏，藏即今之後藏扎什隆布」。[43]「康」的地域範圍被界定在察木多地方。這既是受「三藏」說的影響，也應與雍正初年川滇藏劃界後，寧靜山界址東西兩側分歸川、藏的行政歸屬有關。乾隆初以後，「康」屬「藏」的地理認知進一步刻板化。曾駐守察木多的肖騰麟明確以「三藏」等同「西藏」，將「康」列入「西藏」版圖：「我朝始分其地（指西藏）為三部，曰康，曰衛，曰藏，而人因其名之實繁，遂總其名，而稱之曰西藏（康為前藏察木多，衛乃中藏拉薩，藏即後藏扎什倫布）」。[44]此後舉凡描述「西藏」地理者，基本沿用此說，而略有變化。

直到道光年間，魏源援引年羹堯舊文，稱「康」「即四川打箭爐外巴塘、察木多之地，為前藏，亦曰喀木」。[45]之後晚清藏事著述大多效仿魏源，重新界定「康」的境域。這一變化開始改變早期「康」地理信息的主流看法，卻進一步強化了「康」屬「藏」的地理觀念。因而前引傅嵩炑所指「無識者」以「康為藏」的認識，事實上是清初以來傳統輿地知識積累和演變的結果。

傳統輿地知識不可避免的影響晚清時人的地理觀念。作為關外學堂鄉土教材，清末關外學務總局編纂的《西陲三字韻語》稱：「川藏間，有甌脫，爐里巴，地廖闊，土三危，此一隅，名喀木，亦曰康……區域廣，萬山峙，天然界，二千里，西藏衛，東四川，北青海，南界滇」。[46]韻語字裡行間透露出建構「康」地域認同的意圖。但是文獻記載與現實需求的巨大反差，迫使經邊者亟需分辨和強調「康」、「藏」之別。擺脫傳統輿地知識造成的話語劣勢，才可證明「邊地」界域劃分的合理性。時人亦疾呼，「今日之所最急者，其惟正名也矣。謂宜舉寧靜山以東迄於爐關諸地，明正其惟我蜀西邊境，使不與三藏相淆」，[47]足見「定名稱」之緊迫。川藏疆臣遂轉向從實地所得的地方性知識中尋求依據。據《康藏衛問題》載，傅嵩炑對「康」「藏」「衛」地理的「新知」主要來自與一位「藏人」喇嘛的交談。這位喇嘛告訴傅氏：「康、藏人情不同」，「前人相傳言漢人以丹達山以東為康，丹達山以西為藏，故相傳如此……蕃人知舊書者皆謂印度為衛，不知者不但不知衛，並不知藏與康」。傅氏由此得出結論：「余聞此言，始知康、藏、衛之區域。而華人以康、藏、衛名蕃地，迄今文獻不足，無所考證，遂以捕風掠影之談而強斷之，謂前藏為危，即曰衛，其誤已甚」。[48]「藏人言藏」，喇嘛的地理知識應較「捕風掠影」的漢文記載更為可信。「康」「藏」人文、地理的差異性有力的回擊了傳統輿地知識以「康」屬「藏」的嚴重訛誤。不過，早在12世紀，「康」已經出現在「蕃人舊書」中，成為藏族傳統的人文地理區域之一。[49]所以喇嘛的解釋令人質疑，或是因翻譯之誤，或是喇嘛信口雌黃，抑或原本就是由傅氏虛構出來的。傅氏獲取的地方性知識令人匪夷所思，並不比漢文記載準確多少，其用意卻是相當重要的。

雖然清政府中樞對川藏交界區域設省之事猶豫不決，地方官員、社會輿論卻力主分治設省，建議以「川西」「建昌」等名稱命名待建的行省。[50]但是趙爾豐、傅嵩炑執意選擇了具有爭議性的「康」。這主要是由於「康」被賦予的多重內涵及其潛在優勢。傅嵩炑在西康建省折中曾稱，「邊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擬名曰西康」，「邊地即系康地，康、藏原有攸分，應將疆界照舊劃定，以康建省」。[51]以「康」命名新行省是採取「名從古稱」的原則，既名正言順，又契合共識。更為重要的是，對「康」內涵的再闡釋，成為駁斥「康」屬「藏」誤識，突顯「康」特殊政治地位的重要言論武器。

內地傳統輿地知識無論以察木多為「康」的核心區域，還是稱打箭爐以西為「康」境，均在藏人傳統地理觀念中「康」的境域之內。因而以「康」命名行省，將境域模糊的藏區人文地理名稱，轉化為界域分明的政區地理名稱，可論證拓展後「邊地」界域的合理性，迎合川藏邊務的現實需求，能夠在界域之爭中獲得有利的話語權。「康」「藏」之別的地方性知識恰又回應和反駁了駐藏大臣、噶廈政府以「康」屬「藏」的政治訴求。究其根本緣由，誠如民初查騫所言：「非收還邊藏舊地不能援藏，非清畫邊藏界址不足杜外人覬覦，勢所必然」。[52]

在此基礎上，傅嵩炑有意突出「康」的主體性，在《西康建省記》行文中常用「康地」「康人」「康語」「康文」等辭彙表述，以示與「藏」之別。通過釐清與「藏」「川」的關係，「康」在藏區區域地理格局中「與衛藏並列，形勢實自成一區」，[53]又在詞意內涵上與四川嚴格區隔開來。為進一步擺脫「川邊」名稱造成「康」依附於「川」的慣性思維，傅氏還申明制度變革後的「康」已從「邊緣」轉化為「中心」，以往「康為川之邊，既建省之後，華夏也，則康亦自有邊」。[54]因而以「康」定名，意在強調與人文地理層面「自成一區」的「康」的對應關係，突出政治層面的獨立性、疆域的完整性與分治建省的緊迫性。

三、結語

晚清是近代中國邊疆政治地理分合與重塑的關鍵時期。為應對日趨嚴峻的邊疆危機，清政府通過制度性變革，將間接管轄的邊疆地區納入統一的行政管理體系內。內地化的政區空間逐步取代邊疆原有的政治版圖。新的邊疆地理名稱的生成、運用是邊疆制度變革曲折進程的縮影。川藏交界區域地理名稱運用極為混亂，可視為當時各方對川藏邊務不同態度的直觀反映，也是晚清經營川藏邊務長期處於搖擺、不穩定狀態的表現。

從「川邊」設治，到籌議「西康」建省，清政府中央與地方完成新的縱向分權的同時，地方與地方之間也潛藏著橫向分權的矛盾關係。以「西康」取代過渡性的「川邊」名稱，正是川藏疆臣推動清政府中樞實施分治建省，應對「邊」「藏」界域之爭，以及證明川藏交界區域制度變革合法性的綜合考慮。直到民國時期西康建省之議再起，四川省府曾提請更易省名為「建康」。時人駁斥道，建省需「正其地名」，「昔趙、傅二氏所以正西康之名稱，定康藏之界址，老成謀國，悉皆深有用心」，「今西藏問題尚未解決，藏康界線尚未劃定，而輕易更改西康省名，影響所及，貽誤甚多」。[55]今人以「清末川邊新政」概稱這一歷史事件，嚴格來說，恐怕也是不夠準確的。

「川邊」「西康」地理名稱的衍生、運用又是晚清各種觀念競爭、調和的產物。正如美國學者Lawrence Epstein的評述，「康區既可被看作是一個接觸、碰撞的地理和歷史區域，也是一個觀念的接觸地帶，大量的新思維在此生成、檢驗和協商」。[56]近代的「康」幾乎是內地邊疆地理觀中一片陌生的「處女地」。因應不同的政治意圖，地理觀念被不斷擇取、賦予和強調，從而建構出新的邊疆地理觀。為區分「康」「藏」關係，地方性知識受到重視，用於糾正內地傳統輿地知識的謬誤。邊疆政區地理的變動伴隨著地理名稱的變化。因而從概念史的視角出發，相關地理名稱競爭性、歧義性的解讀分析，可以同邊疆政區地理研究進行結合。

[1] 有關學界對晚清川藏邊務問題研究，參見石碩、鄒立波：《康藏史研究綜述》，《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67-72。國內外代表性著作包括馬菁林：《清末川邊藏區改土歸流考》，（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馮明珠：《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774-1925》，（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Xiuyu Wang. China』s Last Imperial Frontier: Late Qing Expansion in Sichuan』s Tibetan Borderlands,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1.

[2] 地理名稱的概念史研究是近年來歷史地理學融合觀念史、社會史等其他研究領域的一種新趨向。相關研究案例參見劉復生：《由虛到實：關於「四川」的概念史》，《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2期，第128-135頁；趙世瑜：《「嶺南」的建構及其意義》，《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54-61頁。

[3] 本文所言「邊疆」是指晚清時人地理觀念中的邊疆區域。「川邊」也包括在這一區域內。1908年清政府頒給趙爾豐的諭令即稱，「四川、雲南兩省毗連西藏，邊務至為緊要。若於該兩省邊疆開辦屯墾……足固川、滇之門戶」。參見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63頁。

[4]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3年，第51頁。

[5] 傅嵩炑：《西康建省記》，（成都）公記印刷公司，1912年，第1-3頁。「衛」是藏文dbus音譯，元明時期譯為「烏思」，指以拉薩為中心的地區，或稱為前藏；「藏」是藏文gtsang音譯，指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地區，或稱為後藏。清代以來習稱「衛藏」。

[6]《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134，同治四年三月辛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65頁。

[7] 盧梅：《國家權力擴張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構——晚清康區改流中的制度性選擇》，《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第100-101頁。

[8] 《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519，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丙申，第855頁。

[9]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5頁。

[10]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冊，第440頁。

[11] 任乃強指出，寧靜山以東之四川省所轄地方，稱為「爐邊」。參見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雅安）健康日報社，1942年，第2頁。陳志明的說法大致相同：「自察木多以東，巴塘、里塘、甘孜、德格至打箭爐一帶，則系屬雅州府之地而呼曰『爐邊』者」。參見陳志明：《西康沿革考》，（南京）提拔書店，1933年，第68頁。

[12] 《爐邊夷務》，《四川官報》1905年第9期，第35頁；《蜀西分省芻言（續）》，《廣益叢報》1909年第194期，第3頁；張其勤：《爐藏道里最新考》，吳豐培輯，《川藏遊蹤彙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90-411頁。「爐藏」即「爐邊」與「西藏」的合稱。

[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宣統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冊，第185頁。

[14] 《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534，光緒三十年八月戊辰，第117頁。

[15] 吳豐培輯：《清代藏事奏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278-1279頁；楊長虹編著：《鳳全家書箋證》，（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05、173頁。

[16] 吳豐培輯：《清代藏事輯要續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8頁。但是在另一份奏文中，劉秉璋稱，「瞻對密邇川疆」。「川疆」似又不包括瞻對。參見吳豐培輯：《清代藏事奏牘》，第725頁。

[17] [清]鹿傳霖：《籌瞻奏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第68頁。

[18] 《內閣中書尹克昌奏請添設建昌行省摺》，《東方雜誌》1905年第2卷第8期，第140頁。

[19]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90頁。

[20] 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0頁。

[21]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93-95頁。

[22]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228、424、718頁。

[23] 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趙爾豐傳》，第1頁。目前學界對「平康三策」內容的探討基本依據吳豐培先生的引文。惜筆者拙陋，未能在吳先生列出的參考書及有關清末川藏邊務的常見文獻中找到原文。有趣的是，1908年康敷容《上趙次帥籌西藏涼山書》稱，「今之籌議川藏者，皆曰西藏宜亟經營也，不知經營西藏，必先經營巴、里，經營巴、里，必先經營寧遠之大小涼山」。參見[清]康敷容：《籌西藏涼山書》，《西南邊疆》，（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11年，第1輯，第239頁。康氏的建言幾乎是「平康三策」的翻版。因而，在未查實原文出處前，「平康三策」尚存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24]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227頁。

[25]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920頁。

[26] 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第54頁。

[27]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211頁。

[28]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165頁。川滇邊務大臣設立之初，聯豫已有意借籌辦西藏新政，強調「邊」、「藏」劃疆分治之權，奏請仍由駐藏大臣統籌辦理寧靜山以西軍政事務。參見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15頁。

[29]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288頁。

[30]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245-246頁。

[31] 《宣統政紀》卷9，宣統元年閏二月乙未，第179頁。

[32]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327頁。

[33] 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第79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349、425頁。

[34] 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第163-164頁。

[3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宣統朝上諭檔》，第2冊，第127頁。

[36] 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第326頁。

[37]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600-602頁。

[38]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981頁。

[39] 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第505頁。

[40]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410頁。

[41]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頁。

[42] 《清實錄》卷829，第6冊，第820-821頁。

[43] [清]黃廷桂等監修、張晉生等編纂：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0冊《史部三一八·地理類》，（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85頁。

[44] [清]肖騰麟：《西藏見聞錄》，張羽新主編，《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誌彙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2冊，第73頁。

[45] [清]魏源撰，韓錫鐸、孫文良點校：《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99頁。

[46] [清]趙爾豐：《西陲三字韻語》，《戍聲周報》1937年第1-30期，第19-20頁。

[47] 《論衛藏與蜀邊之不可混》，《廣益叢報》1909年第197期，第2頁。

[48] 傅嵩炑：《西康建省記》，第80頁。

[49] 藏文文獻常將「康」與「安多」合稱為「多康」。參見土登彭措：《「康巴區域」概念辨析》，《西藏大學學報》（藏文版）2015年第3期，第14頁。

[50]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第925頁；[清]姚錫光：《籌藏芻議》，張羽新主編，《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誌彙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4冊，第5頁；《籌藏論》，《東方雜誌》1905年第2卷第10期，第209頁；[清]單毓年：《西藏小識》，張羽新主編，《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誌彙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4冊，第397頁；《內閣中書尹克昌奏請添設建昌行省摺》，《東方雜誌》1905年第2卷第8期，第140頁。

[51] 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第504-505頁。後世甚至附會「康」為「樂府中之西域文康」。參見[清]曹樹翹：《烏斯藏考》，《西南邊疆》，（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11年，第1輯，第53頁。

[52] [清]查騫撰，林超校點：《邊藏風土記》卷1，（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7年，第2頁。

[53] [清]董言昌：《察木多宜劃入川疆以固邊大圉保衛藏論》，《蜀報》1910年第1卷第5期，第23頁。

[54] 傅嵩炑：《西康建省記》，第34頁。值得玩味的是，藏文Khams的本意是「邊地」。參見東噶·洛桑赤列編纂：《東噶藏學大辭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第301頁。

[55] 李亦人：《西康綜覽》，（南京）正中書局，1946年，第7-8頁。

[56] Introduction,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 Leidon·Boston·Koln: Brill, 2002.p.2.

來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