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自我」

　　2007年，我國當代心理學家、北京大學原心理學系系主任朱瀅教授出版了他的一本佳作《文化與自我》(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共分六個「專題」，他在《專題一》中並列了兩個標題：一個是「Searle論自我」，另一個是「張世英論自我」。他認為美國哲學家「Searle代表西方哲學對自我的看法，張世英代表中國哲學對自我的看法」。該書稱西方人的自我觀是「獨立型的自我」，強調自我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中國人的自我觀是「互倚型的自我」，強調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相互依賴;「中國人更依賴於別人的觀點，英美人依賴自己的觀點」。朱瀅做了大量心理實驗和社會調查，得出結論：當今的中國人，甚至年輕人的自我觀，還屬於「互倚型的自我」，缺乏個體自我的獨立性和創造性。

　　我個人主張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結合，我們應吸納西方人的自我觀而又超越之。所以我並不如朱瀅所說，代表中國傳統的自我觀。但他的著作還是引起了我的深刻反思：

　　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後，西方傳統文化就以「獨立型自我」佔優先地位，伸張了自我的主體性和人的自由本質

　　西方傳統的思維方式，自柏拉圖特別是自近代哲學創始人笛卡爾起至黑格爾逝世，其佔主導地位的，是「主體—客體」式或稱「主客二分」式。這種古典哲學思想的特點有二：一是以超感性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理念世界為哲學追求的最高目標;二是重自我(主體)的主體性和人的自由本質。我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主要研究領域是西方古典哲學。但在當時左的教條主義的統治下，我所崇奉的只是超感性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理念世界那一面，而完全忽視了自我的主體性和人的自由本質這一面。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先前套在哲學脖子上的政治枷鎖逐漸鬆綁，我也逐漸轉向西方現當代哲學(或稱「後現代哲學」)的研究，並由此而聯繫到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思想的研究。我有意擺脫西方古典形而上學的窠臼，由過去重「主客二分」轉而重「人與世界的融合」，由過去重抽象的理念世界，轉而重具體的生活世界。這一思想轉變的成果主要體現在我的《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人民出版社，1995年)、《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商務印書館，1999年)和《哲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三書中。儘管我在這幾本書中所倡導的「萬有相通的哲學」是結合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與西方傳統的「主客二分」為一體的一種「後主客式的哲學」或稱「後主體性的哲學」，它並不拋棄「主客式」或「主體性」，而是既包括、又超越「主客式」或「主體性」。但這幾本書的思想中畢竟沒有強調自我的主體性和人的自由本質在當今中華思想文化發展階段中的現實的迫切性和首要性。這一點，卻是由朱瀅指明了。他的《文化與自我》一書使我更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傳統的「更依賴於別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吸取西方那種「依賴自己」的「獨立型自我」觀，遠非一朝一夕之功。我過去總愛說：「我們不能亦步亦趨地先花幾百年時間補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之課，然後再來糾偏。」現在，由於更深切地認識到傳統之頑固(我看了朱瀅的實驗調查之後的結論，大受震動)，我覺得中華文化要想求得新的大發展，仍然需要先多花點時間，做點「補課」的功夫，當然還是不能亦步亦趨。我前些年講的「超越自我」之「超越」，未免有點言之過旱，強調得過多。在當前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們還是應當在會通中西的大原則和總趨勢下，更多地偏重學習、吸納西方人的「獨立型自我」觀。我們不要老是片面地自滿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優點，而應該多一點憂患意識，多想想自己的缺點。為此，我在最近四五年的時間裡，集中精力，著重從「自我」觀的角度研讀了一些相關的中西思想文化方面的典籍，寫了一本題為《中西文化與自我》的書(人民出版社，2011年)。

　　西方傳統文化，特別是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後，就以「獨立型自我」佔優先地位，伸張了自我的主體性和人的自由本質。

　　中國個體性自我為爭取獨立自主而奮力自拔的進程至今尚未結束，啟蒙維艱

　　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傳統，其重要特點是以個人所屬社會群體之「我們」佔優先地位，此中之「自我」是「互倚型自我」， 故每個個人所著重於其自身的，是其所處社會群體中的地位，亦即平常所說的社會「身份」：個人之所言、所行，就其主導方面來說，是其所屬群體的「我們」之所言、所行，也就是說，按「身份」言行。於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我」(「自我」)的觀念被湮沒無聞。僅以中國舊社會中代替「我」字的稱謂為例，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平民百姓在官大人面前只能自稱「民女」或「小民」、「賤民」;下官對上官只能自稱「卑職」、「下臣」、「小人」、「奴才」、「奴婢」;晚輩對長輩只能自稱「不肖」、「不才」。上級對下級則自稱「本官」、「爺們」、「乃公」;至於皇帝、君王，更自稱曰「朕」、曰「孤」、曰「寡人」，以示其「身份」之至尊至上。總之，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尊卑上下，各有所屬，人皆按「身份」自稱：在下者不敢言「我」，在上者不屑言「我」。可以說，中華傳統文化是一種缺乏獨立自我觀念的文化。此乃中華民族之所以缺乏自我主體性、缺乏自我覺醒的思想根源，也是被西方人稱為「東方睡獅」的原因。大家都在談論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中國難於出現傑出人才?其實，問題的回答很簡單，就在於缺乏西方「為學術而學術」的「自由精神」，其深層的思想根源在於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缺乏以至壓抑自我的主體性和人的自由本質的痼疾。

　　在中華思想文化史上，個體性自我為爭取獨立自主而奮力自拔的進程至今尚未結束，啟蒙維艱。我以為，「東方睡獅」之徹底覺醒，中華文化之光輝未來，還有待於個體性自我的大解放。西方文字，「我」字大寫，中國人則愛自稱「鄙人」。在世界文化發展的洪流中，我們中國人也該改變一下老傳統，在世界文化史上堂堂正正地寫上一個大寫的「我」字，做一個大寫的人。

　　(作者為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