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傅斯年是如何煉成的

08-03

今年是五四運動95周年。1919年5月4日早晨，幾千學生向北京使館區進發，準備向美國公使遞交抗議信。有一名學生領袖名叫傅斯年，是北大國文科的學生，也是《新潮》的主編。《新潮》是一本以倡導新文化[0.00% 資金研報]、介紹西方思潮為宗旨的學生刊物。而傅斯年這位主編卻一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狂熱粉絲，被同學稱為「孔子以後第一人」。

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是清代第一位狀元。傅斯年自小聰慧，被視為「黃河沿岸第一才子」，六歲開始學習傳統經典，接受的是以考取「狀元」為目標的古典教育，十三歲時，他已經記住了十三經的大部分內容。可惜還沒等考取功名，科舉制就廢除了，家人只好將他送入新式中學。在新式中學，傅斯年也很出色，數學、英文成績都很好。考北大時，以他的成績，完全可以選擇科學或法科，但他卻選擇了國文，足見對中國傳統文化之熱情。

在北大，傅斯年深得國學大師黃侃等人青睞，是校園裡的「國學小權威」。羅家倫回憶，北大當時教《文心雕龍》的朱蓬仙教授和黃侃一樣也是章太炎的弟子，是傅斯年師叔輩的人物，學問本也不錯，可惜《文心雕龍》非其所長，講課時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傅斯年同學找來師叔的講義，一夜讀完，毫不留情地指出錯誤30多條，結果全班給蔡元培校長簽名上書，最終學校對課程作了調整。

那麼，傅斯年又是如何改旗易幟，投身新文化，成了一個「五四青年」的呢？有一種說法是：某天，老師黃侃喊傅斯年去清理痰盂，傅斯年清理得不幹凈，被黃侃打了一個耳光，傅斯年感到再也難以忍受，決意離開舊文化陣營。筆者以為，這段軼事即便是真的，也只能是一個導火索，對傅斯年的轉變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潮流的變化，舊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已經無法回答新一代青年面臨的問題，新的思想浪潮卻在不斷推動著青年人向前走，身處新舊之間的青年，必然要作出人生抉擇。而推動傅斯年站隊的關鍵人物，是年輕的北大教授胡適。

胡適被聘到北大教書時才27歲，雖是「海歸」學者，但博士學位還未真正拿到。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在北大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革命。而傅斯年，就是最早被胡適在思想上革了命的人之一。

胡適到北大之前，《中國哲學史》由陳漢章講授。陳先生飽讀詩書，他的講法是從三皇五帝講起，旁徵博引，講了半年才剛講到周公。學生們不耐煩了，問他：照這樣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陳老先生的回答十分「哲學」：「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胡適一到，大刀闊斧，截斷眾流，把三皇五帝全都打入冷宮，劈頭就從諸子講起，一時間在校內引起轟動，哲學系學生顧頡剛說，「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

當時，有些同學對這種講法不滿，醞釀著把胡適趕走。但顧頡剛卻不這麼看，他覺得胡適讀書可能不如老先生們多，但「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為了讓胡適的反對派消停下來，他請傅斯年去聽胡適的課。一聽之下，傅斯年對胡適十分佩服。他對哲學系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傅斯年為胡適點贊，幫助年輕的胡適才在北大站穩了腳跟。胡適後來感慨道：「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傅斯年不但在學生中為胡適的學問「背書」，而且「背叛」師門，發表《文學革新申義》，與同學組織新潮社，提倡新文化，完成了從一個鑽故紙堆的學生國學權威到新文化學生領袖的華麗轉身。

傅斯年的轉變對新文化運動在青年學生中的推廣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此，傅斯年作為中國新文化的一員大將活躍在歷史舞台上。而他與胡適也保持了終身的友誼。1950年，傅斯年在台北病逝，胡適在唁電中說：「孟真待我太好了！他的學業根基比我深厚，讀的中國古書比我多得多，但他寫信給我總自稱『學生』，卅年如一日。」胡適雖然朋友遍天下，但獲得他如此高度評價的，似乎還沒有第二人。

又到紀念五四的時刻，重溫傅斯年與胡適的故事，或許能得到一點新的啟發：五四精神之重光，固在一時代之青年，亦在該時代是否有青年願意默默點贊的思想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