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代的祀典看炎帝文化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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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與黃帝是中華民族公認的人文鼻祖，世世代代受到海內外華人子孫的普遍崇敬。在歷史的長河中，有關炎帝與黃帝的傳說，真實地記載了我國古代先民在與大自然搏鬥的過程中所走過的文明裡程，而炎黃精神、炎黃文化已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炎帝與黃帝已經作為一種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被歷史所認同。在弘揚中華文明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溫炎黃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及其所具有的歷史地位。而作為中國古代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清代是如何對炎帝文化進行構建與傳播的，也應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研究內容。本文擬就清朝對炎帝的祀典談一點粗淺的認識。

作為中華遠古文化的主要締造者之一，炎帝是傳說中的人物，而且他與傳說中的許多發明與創造都有關連，諸如教百姓耕種、發明耒耜、發明陶器、嘗百草等等，在《左傳·昭公十七年》又記載說：「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是說，炎帝曾經藉助火的力量，燒掉荒草和荊棘，驅趕猛獸，開闢農田，建立起農耕社會的生活環境與定居的生存方式，凡此等等。以故，炎帝又有「神農氏」之稱，如《世本·帝系》曰：「炎帝即神農氏。」《漢書·古今人表》亦云：「炎帝神農氏。」

而後，歷代的史籍都將有關炎帝的傳說記錄著、傳遞著。《史記·五帝本紀》有曰：「軒轅氏時，神農氏世衰。……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漢書·魏豹田儋韓王信傳·贊》曰：「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猶頗有存者。」北魏的《風土記》云：「神農城在羊頭山，其下有神農泉，山有古城遺址，北有谷關，即神農得嘉穀處。」《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唐代的《書斷》曰：「上黨羊頭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書，用分時令。」這些文字記載，在描繪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起源的歷史的同時，也成為一種永久的記憶在歷時幾千年後為中華子民回味和追思著。

清朝乃為滿族少數民族建立於中原的封建王朝，在對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傳統儒家文化全面承繼的同時，清朝統治者也將自身置於炎黃文化的文明體系之中，在對炎黃文化認同、繼承的同時，還以自己的方式對炎黃文化進行了解讀。

例如，在清人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炎帝為神農氏」已然定論，在由國家頒布的祭典中，「炎帝神農氏」[①] 代表著同一人。儘管在近年的研究中，一些學者據秦以前的資料認為，「炎帝和神農是兩個人」。對此，清人或許有認識錯誤的可能，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清代社會已對炎黃文化有了整體的認同，而且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如明清之際的學者談遷說：「澤州高平縣之東北羊頭山，舊傳炎帝種五穀於此，至今山下有黍二畔。其南蔭地黍白，其北陽地黍紅。」[②] 這是對炎帝創造「神農氏神話」的釋讀。而對炎帝的活動地區及其遷徙狀況，顧炎武在其對歷代都城進行考述的《歷代宅京記》中說：「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司馬貞《三皇本紀注》曰：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水經注》曰：陳城，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③] 還有，雍乾時期官居大學士的張廷玉則闡述了炎帝的「火德」，「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類。此非洞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賓師之禮。」[④] 這是用陰陽五行學說對五帝的詮釋。而雷學淇在《竹書紀年義證》中則對炎帝的世系進行了考訂。他說：「耆，姜姓國名，炎帝之先伊涉者，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堯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宗邑者也。國之所在，未詳。」[⑤] 而且，許多文人士子的遊記或題記也成為了記憶的符號。如清順治年間的知縣於公允曾遊歷百穀泉和神農廟，留有《百穀寒泉》和《佚題》的題記。又如清康熙年間的長治知縣姜愃游百穀山後，也感慨作《佚題》以悼之。

儘管這些記述都是傳說的複述，不能稱之為信史，但正是這些複述使得炎黃文化得以廣泛的流傳。這些由文人墨客記述下來的感懷之情，在表達時人對先人的愛戴與敬意的同時，也弘揚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展示了中華文明的傳承方式與歷程，還有炎帝的歷史地位。而清代的祀典，尤其可以對炎帝在清代的影響與地位作出說明。

《禮記·祭法》云：「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就是說，古人制定祭禮的原則為，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或許正因如此，古代中國成為一個多元信仰的國家，其表現之一是祠廟神祗的眾多，而炎帝則為其一。

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記載看，有關炎帝文化的傳播，傳說中不乏祭祀的形式。例如，傳說對炎帝的祭祀，始於黃帝。故《路史·後記》有云：黃帝「崇炎帝之祀於陳」。《軒轅黃帝傳》亦云：黃帝「作下畤，以祭炎帝。」而黃帝以降，歷代崇祀有加。杜佑《通典》載：虞舜祀五帝於五府。周代凡行郊祀、享明堂、大雩、耕耤等禮，皆配祀五帝，而五帝中，炎帝配赤帝。除了傳說之外，《史記·封禪書》曰：秦靈公三年（公元前423年），在吳陽「作下畤，祭炎帝」。這應該是古人祭祀炎帝最早的記載，似可作為信史。而後，人們對炎帝的祭祀可謂綿延不絕，幾乎歷朝歷代都要立壇、立廟、立祠予以祭祀。如漢代，祠「五畤」，「南方帝炎帝」；「祀九天」，炎帝代表「南方炎天」。晉襲舊制，郊祀五帝，炎帝其一。唐宋以後，炎帝之祀範圍更廣、影響更大。這些祭祀，大都以帝王官僚主祭，直至明清形成了完備的祀典。

習慣上，人們常說「清承明制」，但在對炎帝的祀典上，清人在繼承的同時，也在不斷發展。清代對炎帝的祭祀大體為如下幾種情況。

首先，炎帝為先農壇祀神。經過了神話定型的炎帝，其神農的形象大為豐富，農業神的地位在漢及漢以後為歷代統治者予以肯定。加之，司馬遷的《史記》正式將炎帝神農氏的神話搬入了史書，西漢中前期又正逢黃老無為思想盛行，於是，休養生息發展農業成為立國之策，對炎帝神農氏這一農業神的崇拜便得到統治者的大力提倡。皇帝不僅舉行親耕典禮，還設立祭祀神農的壇廟，委任官員加以管理，炎帝神農氏的祭祀從而成為定製。而且，炎帝不僅就是神農氏，還被賦予了「先農」的尊號。

據稱，遠古時，人們稱神農為田祖、先嗇。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最新發現稱，他們從龍山裡耶二十餘枚秦簡中，釋讀出秦人祭祀「先農」的史實。而文字記載稱：自漢代始，人們稱神農為「先農」。例如，《舊漢儀》云：「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通典》亦云：「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作祠壇於陌南阡西……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而後，歷朝皆在京城設壇祭祀先農，形成了規制。唐宋時將祭祀及設施規模予以擴大，元統一中國後，在大都城東耤田建先農、先蠶二壇，隆重祭祀。直到明清，先農一直成為國家的祭祀之神，被列入國家祀典的中祀。而清代在認定「炎帝神農氏」為一體的同時，也將象徵人類農業鼻祖的「先農」尊號給予了炎帝。雍正十三年（1735年），河東總督王士俊在奏請奉祠先蠶的摺子中明確提到：「前明釐正祀典，山川百神，各依本號。如農始炎帝，止稱先農之神。則蠶始黃帝，亦應止稱先蠶之神。」 [⑥]

可見，先農之祀雖源於古制，清代的祀典卻是承襲了明制。位於北京外城南端中軸線西側（北京永定門內）的先農壇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至清代，統治者在不斷完善先農壇耕祭禮儀的同時，對先農壇的建築也進行了全面的修葺和改建，乾隆時更是在壇內廣植松柏榆槐，鋪設了紅磚琉璃瓦。據《清史稿》記載：「先農壇位西南，周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東南為觀耕台，耕耤時設之。前耤田，後具服殿，東北神倉，中廩制圓。前收谷亭，後祭器庫。內垣南門外，有神祗壇在焉。」[⑦] 而清代對先農的祭祀在清人入關之初就開始了。

據記載：「順治十一年（1654年）定，歲仲春亥日，凡恭遇皇帝躬行耕耤禮，先期，戶部、禮部堂官偕順天府尹進耕耤耒耜及穜稑種。屆期，以太牢享先農之神，行三獻禮，飲福受胙。禮成，乃躬耕耤田。」[⑧] 而且，自康熙帝始，雍正帝、乾隆帝皆親至先農壇享先農，行躬耕耤田。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還下令，以「天子耤千畝，諸侯百畝」之禮，將先農之祀典推行到地方。定製：「順天府尹，直省督撫及所屬府、州、縣、衛，各立農壇耤田。自五年始，歲仲春亥日，率屬祭先農。」[⑨] 於是，凡地方府、州、縣城池之周邊，皆建有先農壇。先農壇由此成為地方城市建築中的一個固定景觀。

其次，炎帝享有歷代帝王之祀。順治二年（1645年），清朝定製，歷代帝王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少昊金天氏、帝顓頊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及增入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共二十一帝。」[⑩] 神農炎帝居第二位。清代除了在京城建有歷代帝王廟，於三月三日進行例祭之外。炎帝以歷代帝王之尊，其祭祀更直接地表現在他的陵寢祀典上。

眾所周知，對炎帝的陵寢之祀始於宋代。但是，正如炎帝的出生地存在著疑問一樣，炎帝的陵寢同樣是一宗無法解開的迷案。據稱，宋朝初年太祖趙匡胤下令遍訪天下古陵，以尋找炎帝陵寢。而後終於在乾德五年（967年）於湖南茶陵縣找到了炎帝墓，修建了陵寢，並「立廟陵前，肖像而祀。」對此，清代的地方志中有這樣的記載：湖南「衡州府酃縣（原茶陵縣）炎帝廟在縣西炎帝陵旁，廟在陵側，宋乾德五年建，六年以祝融配食，九年詔移廟就縣，去縣五里，淳熙十三年仍移陵側，淳熙十四年詔衡州葺炎帝陵廟。宋乾德中遣官致祭，舟覆。奏立殿縣南，以承大祀。明嘉靖中改卜於其右址拓而新之。中為殿，殿外建高閣，碑碣錯峙，其間閣下陛道丹墀如制，東西建兩廡，周遭垣牆，前列三門。」[11]

毋庸置疑，宋太祖找到的炎帝陵仍是得之於傳說，傳說炎帝神農氏誤食草藥而亡，被安葬於此。但是，炎帝陵的意義絕不僅僅是一座墓葬而已，它已成為炎黃文化和中華文明的一種象徵，是以農業為本的封建國家的精神寄託，其本身的真實與否已變得無足輕重了。清代對炎帝陵祭祀的高度重視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據記載，清代在明代的基礎上對炎帝陵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葺，以故，乾隆元年（1736年），在清朝的典志中有「湖廣地方神農氏陵廟殿宇牆垣，丹雘合度」[12] 的記載，與「規模狹隘，丹青剝落」的「帝舜有虞氏陵」形成鮮明的對比。

而對炎帝的陵寢之祭，自宋代成為國家祀典後，元代雖為游牧的蒙古民族所建，但炎帝陵的祭祀卻未嘗中輟，明清兩代更趨頻繁。

清代自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帝親政伊始，即遣各部院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致祭帝王陵寢，其中包括「炎帝神農氏」之祀。[13] 對此，炎帝陵的所在地，湖南地方志中也有較詳細的記載。即所謂「遇國家大慶典，以二品至四品京堂官充使，以禮部太常寺筆帖式齋御祭文、香帛，導以繖仗龍旗，諏日發京師。……祭炎帝神農氏之陵于衡州府酃縣，……使至，各官朝服出郭跪迎，地方官恭奉御祭文、香帛，安置龍亭內，迎至公所中堂，各官行三跪九扣首禮，迎龍亭至祭所，各官具吉服，行一跪三叩首禮。至期黎明，各官齊集行禮。每歲春秋仲月，所在有司諏吉致祭，以正印官將事牲用羊一豕一，余儀與遣官致祭同。」[14] 奉旨祭祀的官員及祭祀的狀況《清實錄》中多有記載，而以皇帝即位祭告為多。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登上皇位，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應璧祭炎帝神農氏等陵；[15]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帝即位，十月遣太常寺少卿雅爾呼達致祭炎帝神農氏等陵。[16]

順治初年，還「定直省守土官祭歷代帝王陵寢」之制，由「湖南酃縣（原茶陵縣）祭炎帝神農氏陵。」[17] 也就是說，清代對炎帝陵寢的祭祀，不但有代表皇帝的遣官致祭，還有地方直省的奉命祭祀。而且，凡國有大事，皆詣帝王陵寢告祭。在現存的近四十餘篇「御祭文」中，除了告即位外，還有親政、復儲、靖邊、軍功以及告災祈福等項內容。

再次，炎帝享有「皇師」之祀，其神位奉於宮中的傳心殿。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議准：「文華殿之東建傳心殿，奉皇師伏羲氏、皇師神農氏、皇師軒轅氏，帝師陶唐氏、帝師有虞氏，王師夏禹王、王師商湯王、王師周文王、王師周武王，均正位南向。先師孔子西位東向。……每歲御經筵前期，太常寺奏遣大學士一人行祗告禮。皇帝御經筵、皇太子出閣講書，均祭告奉先殿、傳心殿。」次年又議准，「如皇帝親詣傳心殿祗告，祝文由翰林院撰擬，前期太常寺官奉祝版送至傳心殿祝版房安設。祭日，……皇帝御袞服行禮。」[18] 可見，清代不僅將其炎帝尊為「皇師」，且與伏羲氏、軒轅氏（黃帝）並稱三皇。

此外，還有地方祠廟中的炎帝之祀。進入清代，山西、陝西，以及湖南、湖北等地，仍保留下來一些為數不多的炎帝祠廟。如湖南境內，長沙府長沙縣，有炎帝廟在府城內；茶陵州有炎帝廟在州北太和山前，祀神農；湘潭縣神農廟在先農壇。[19] 又如，山西省內，應州神農廟在東龍首山；高平縣「神農廟有三，一在羊頭山，曰上廟，為神農嘗五穀處。一在換馬鎮東南，曰中廟，有神遺塚，有司春秋致祭。一在東關，曰下廟，近改祭於此。」[20] 千百年來，就是在這些祠廟的修葺與不斷重修的過程中，時人以祠廟與碑記的形式傳播著炎黃文化的精神，表達著對先人的崇敬和文化的記憶。所謂「帝之開物成務，在有造於萬世也。」而「帝之為民祀也，……所以報以功德不忘本也。故春祈秋報，享祀不忒。」[21]

時至今日，作為炎黃的子孫，繼承和弘揚炎帝的創新與開拓的精神，努力振興中華文化，重構中華文化作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地位，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也是每一個炎黃子孫責無旁貸的義務。

[①] 《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三月。又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與地方志等書。

[②] 談遷《北游錄》紀聞上·炎帝黍 317頁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

[③] 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卷1，總序上。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④] 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55 ，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⑤] 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參見高平市炎帝故里開發管理處編：《炎帝史料掇拾》第189頁，2002年出版。

[⑥] 《清世宗實錄》卷155，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⑦] 《清史稿》卷82，禮志一。

[⑧]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439，第1頁。清光緒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⑨] 《清史稿》卷83，禮二。

[⑩] 《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三月。

[11] 光緒《湖南通志》卷75，典禮志·祠廟。清光緒十一年重刊本。

[12]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435，第11頁。清光緒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13]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434，第14頁。清光緒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14] 光緒《湖南通志》卷73，典禮志·遣官致祀禮。清光緒十一年重刊本。

[15] 《清世宗實錄》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16] 《清高宗實錄》卷5，雍正十三年十月。

[17]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434，第15頁；卷435，第1頁。清光緒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18]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438，第1～2頁。清光緒二十五年原刻本，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19] 光緒《湖南通志》卷74，典禮志·祠廟。清光緒十一年重刊本。

[20] 光緒《山西通志》卷165，卷166，祠廟。清光緒十八年刊本。

[21] 清劉士彥《補修炎帝廟碑記》，引自高平市炎帝故里開發管理處編《炎帝史料掇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