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 宏：歡迎不同的鄭永年！_錢宏心約堂

錢 宏：歡迎不同的鄭永年！鄭永年教授說，可惜新加坡太小，李光耀在新加坡不能實現的治國理想，可以在中國實現。誰相信這樣的臆想？老實說，新加坡是真正的彈丸之地，怎麼能和日本相比？隨便舉個例子，日本的東京、京都、大坂、名古屋……哪個不比新加坡大，比新加坡有歷史，有文化，有經驗，當然也有可借鑒的教訓？這不怪鄭永年教授啊，抱著「官本位」傳統不放的中國人，該醒醒了！從認定一種有問題的經驗模式出發，羅列足夠多的問題，再用歷史知識加、減、乘、除，精選（selection）一些關於歷史的觀點，再用這樣selection的觀點比附現實、解釋未來，是否就能形成強大的知識體系（普世價值與意識形態），且解決與之相應的經驗模式已然出現的當代問題？比如鄭永年教授，認定一個城市等於一個國家的新加坡模式，是最成功的經驗模式，然後對比中國模式中出現的諸般問題，將中國歷史分階段對應（他劃分為四個階段，與《國學大師叢書》總序《重寫近代諸子春秋》的「諸子百家三代說」類似）後與西方歷史對比加減乘除後，引出中國「是通過包容使自己強大」的觀點，得出中國文化的優勢是「文官制度」和「有教無類」（知識普及），進而提出建構一個要以這樣的「中學」「為體」，以「西學」（語焉不詳）「為用」（從舉例來看是西方的民主）的知識體系，以便看清「中國的未來到底往何處去？」我不否認鄭老兄在指出問題時，有其獨特的視角，比如他指出三個德國人基於「東方專制主義」對中國或亞洲的看法犯了致命的非真相錯誤，比如他把「黨或精英意識形態」與「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區分開來，並認為黨或精英要以國家意識形態為意識形態，而不能黨或精英的意識形態代替國家意識形態，有很現實的意義。但是，只要再進一步問，就不難發現鄭老兄的結論並不具有確定性。比如，他用大量的歷史知識引出中國通過包容使自己強大的結論，與大家對美國是「大熔爐文化」這一比較有共識的結論，如何顯現出其作為「體」的不同？如果如果中美只是selection和election區別，那麼，到底是中國的selection和西方的election更有包容性、更開放？再比如，現代政治制度中實施的中立的「文官體制」、「普及教育」，到底是中國的，還是西方自創的？中國的「官本

位」、「有教無類」，與西方的「文官體制」、「普及教育」可以劃等號嗎？就算可以劃等號，那麼是中國實施得充分，還是西方實施的充分？如果這些結論具有不確定性，那麼，接下來，他想解決的「下一階段怎麼通過共用價值和核心價值的結合，塑造成國家的核心價值觀？」這個決定鄭永年「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存在意義的關鍵問題，就不能不也是個問題。是的，鄭教授在這裡又看到了問題：「現在我們提倡的一些價值觀，老百姓很難理會，因為一些是在現實中找不到的東西。要把我們社會上已經有的東西找出來，這樣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還是找現在已經有的東西把它們作為核心價值，不要找沒有的東西；沒有的東西，沒人相信，只能製造一些困惑。」可是，共用價值和核心價值，或者說思想、知識體系、意識形態從哪裡來？「現實中」沒有的東西，就不能成為共用價值和核心價值嗎？就「只能製造一些困惑」嗎？那麼，「易傳」、「道德經」、「致中和」、「逍遙游」、「致良知」這些概念沒有出現之前……現實中有不有？出現了又製造了什麼樣的困惑？塑造中國價值，按照鄭教授的辦法，是將「幾千年的大傳統、近代以來的中傳統、改革以來的小傳統」三個傳統+全球化。是的，鄭教授又說對了：「現在搞外宣很困難，這個現象應當不難理解。西方的媒體很強大，但媒體只是一個技術和形式的東西。西方媒體強大是因為它背後有一套知識體系，媒體只是把這個體系傳播出來。西方媒體的強不是傳播技術的強，是它後面知識體系的強。我們現在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可是，「三個傳統+全球化」，就是鄭教授說的知識份子應該「有知識的擔當」——作為文明核心的知識體系嗎？能出得來作為當代中國與世界行為範式的思想嗎？只要「把這件大事情做起來，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崛起」嗎？我們不能不說，中國確實有自己獨特的傳統，這就是「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己人」的傳統，「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宗法傳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我所用」的「成王敗寇」傳統三個傳統。中國現在很多問題，都是自張之洞《勸學篇》（1895）以降，在這「三個傳統」作用下，學日本（現在官方語言中70%的雙音節詞），學美國（實用主義），學了半載子，改學蘇聯、學新加坡帶來的問題。這些年，鄭永年老兄，一直是「中國模式」鼓吹者之一，而中國模式（又叫「北京共識」），本質上就是以政府（官家）與中、外企業（商賈）合謀掠奪老百姓和自然、社會、家庭資源為前提。現在，這兩年鄭老兄似乎有些變化，和其他鼓吹中國模式者有些不同，即意識到：「不能讓老百姓有掠奪感」。但我們試問：沒有形形色色的「中國特色」掠奪，哪裡來的「掠奪感」？或者他的意思是：可以有掠奪，但要設法（比如繼續用意識形態謊言）不讓老百姓有掠奪感？當然，鄭兄還可以是良心發現，但又自感無力回天，於是乎，就來這麼一篇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還得說的雜文吧？！不過，我們應當歡迎鼓吹中國模式圈子裡出現這種不同的聲音！歡迎鄭大教授的這個轉變！只有不同，只有差異性多起來，有你、有我、有他，才能「和」，才能共襄生成新的人、事、物！正如第三屆全球共生論壇主題，張世英先生親筆題簽的八個字：「一視同仨，和恊共生」！西元前8世紀的伯陽父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乃「共生思維驅動創新」之基！陽子2016年記於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附件：鄭永年：中國的發展不能讓老百姓有被掠奪感2016-04-26 鄭永年 IPP評論IPP評論是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的官方微信平台，獨家授權發布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最新文章。點擊上方IPP評論 關注我們。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日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時強調，要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改革既要往有利於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也要往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這個表述直接指向了近年來中國改革進程中所存在的一個致命現象或者改革軟肋，那就是，改革越多，老百姓越沒有獲得感，對改革越不滿。可以說，這個現象存在於改革的各個領域，但在經濟社會領域表現得尤其突出。這些年來，中國經濟政策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千方百計地要老百姓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放到市場上去，「搞活經濟」。僅舉幾個例子來說。去年政府大力刺激股票市場，希望把股市活躍起來，好讓老百姓獲得一些利益，但結果走向了反面，股市遭受重創，不僅老百姓沒有獲得利益，更是犧牲了一大批中產階層。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的房地產市場也有這個趨勢，在一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又開始瘋漲。無論是政府降低首付的比重，還是各種各樣的毫無節制的籌資方式，都在推動著房地產市場；同時，儘管房地產產能已經大量過剩，但政府又開始加大對房地產的投資。可以預見，如果這個趨勢不能得到有效遏止，最後犧牲的還仍然是老百姓，尤其是中產階層。連發展農村互聯網的目標也是為了開拓錢的市場。類似P2P那樣的互聯網金融開始進入農村，說是幫助農民提高消費，但就是沒有人會去仔細考慮這樣做的後果：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搞不清楚的這種金融方式，如何叫農民來搞清楚。如果說這種金融具有有效性，只是因為它能夠充分利用普通老百姓的「發財」本能，而不是幫助老百姓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或者致富。一句話，無論是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是受到政府鼓勵的民營企業行為，都具有同樣的目標，那就是讓老百姓掏錢。沒有脫離GDP主義邏輯中共十八大以來，在國家政策層面，已經拋棄了以往的單純的GDP主義，因為人們已經意識到原來的方式不可持續。在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人們希望真正能夠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通過供給側體制改革，來尋找和激發新的增長點，在繼續把大餅做大的同時分好大餅，也就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但是，現實並非這樣。這些年的政策所為實際上是不是變相的GDP主義呢？真正的改革在哪裡呢？為什麼改革越多，老百姓越是不滿呢？為什麼很多改革的實際效果，和最終的預期是相反的呢？儘管GDP主義不提了，但各級政府搞的仍然是GDP主義那一套，經濟政策仍然沒有脫離GDP主義的邏輯。對各級政府來說，GDP主義的經濟發展衝動依然強勁。這實際上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經濟發展的確還是硬道理。今天的中國社會面臨很多問題，如果經濟在發展，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可一旦經濟發展出了問題或者停頓下來，很多問題就變成真的問題，政府難以應付。對國家的經濟政策來說，在各種問題中，國家的稅收收入和地方政府高昂的債務表現得尤其顯著，沒有經濟交易活動，這兩個問題會是致命性的。第二，中國要在下一階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經過數十年的努力，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中等收入社會。如果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就不僅可以在接下來的一個階段（十三五期間）建成全面小康社會，而且可以為在下一個階段把國家提升為高收入社會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第三，這些年經濟結構轉型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從出口經濟轉型成為內部消費社會。在實際層面，國內老百姓的存款率很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之發達國家仍然很低。因此，對政府來說，消費社會就是要老百姓把錢掏出來。也就是說，經濟政策更多地體現為實現政府目標的工具手段。政府經濟政策目標和社會目標不見得總是矛盾的，但無論是十八大之前的GDP主義還是近年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目標往往是背道而馳的。理想地說，國家的經濟政策應當是為全社會創造財富，社會財富的擴張導致國家（政府）財富的增加，從而實現民富和國富的雙贏局面。不過，很長時間以來，經濟政策的趨勢是要保證國富，而這個過程往往犧牲了民富。這也就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一個核心問題，社會對政府不信任，沒有信心。在民間財富不僅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而且有可能被政府通過各種方式而攫取的情況下，中國社會財富在加緊流出。中國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或者說已經誤入歧途。1994年中國開始進行分稅制改革，以提高國家（也就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作為一個大的國家，中央政府理應提高其財政能力，否則很難統籌國家的全面發展，更不用說來進行國防建設和維持國家統一了。但是，這裡出現了很多問題，有兩個問題尤為顯著。其一，提高「（中央）國家能力」似乎成為了唯一的目標。從那個時候開始，財政「大中央」一直是經濟改革（就中央地方關係而言）的大思路。財政「大中央」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能力，但一直在弱化各級地方政府的能力。迄今為止，地方政府並沒有被賦予制度和法律化的能力來治理地方，而是採用各種政策來解決問題，例如早些時候的不同類型的收費政策、2008年之後的房地產政策、各種籌資平台等等。不過，一旦當地方政府「用足」這些中央給予的政策的時候，必然發生經濟危機。經濟政策誤入歧途其次，經濟政策並沒有帶來民富和社會公平。以提高「國家能力」為導向的經濟改革，意在強化國家推動經濟發展能力的同時，也有能力進行公平財富分配。但現實不是這樣，可能剛好相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通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但社會也變得越來越不公平。實際上，財政上的「大中央」並沒有導致責任上的「大中央」。財力和責任之間的不匹配，不僅是中央地方關係矛盾之所在，也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矛盾所在。在很大程度上，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沒有理解「國家能力」的意思。在西方，「國家能力」是福利社會發展的結果，福利社會要求政府具有更大的能力來保障社會公平。在中國，國家能力是提高了，但社會公平還是很遙遠。到現在為止，經濟學還仍然是GDP數據經濟學，重點仍然是GDP的增長或者增長的來源，沒有多少人會去問老百姓的實際生活如何了。高層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不僅要問經濟增長，更要問什麼樣的增長。不過，經濟學還是聚焦在簡單的國富經濟學，而不是民富經濟學。經濟學誤入歧途了，經濟政策也是誤入歧途的。更為嚴峻的是，因為經濟學老是緊盯著老百姓的錢袋子，這麼多年來伴隨著高速經濟增長的就是社會遭受嚴重的破壞。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不分，輕易地把以GDP增長為導向的經濟政策擴展到社會領域。1990年代後期醫療領域市場化、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教育領域市場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房地產領域的市場化，每一次經濟危機來臨，無論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總是以犧牲社會（叫老百姓掏錢）來拯救危機。不僅如此，今天各種經濟增長工具（例如金融衍生工具和互聯網）層出不窮，無論是資本和政府都在拚命用著這些工具為自己籌錢，而普通老百姓的財富則越來越得不到保障。實際上，如果不能在這些社會領域建立起有效的社會政策，消費社會很難建設起來。另一方面，隨著社會越來越不公平，社會越來越分化，老百姓的民粹主義也越來越強盛，官民之間、資本和老百姓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一旦找到機會，民粹主義就會高漲起來，對社會政治穩定構成巨大的壓力。當然，這也是今天西方的社會現象。今天的世界各國民粹主義都很高漲，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民粹主義，所不同的只是一些國家有能力控制民粹主義，而另一些國家則沒有能力，影響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亞當斯密著「The Wealth ofNations」，中國把它翻譯成《國富論》。這裡是有深刻誤解的，這裡的「nations」更多指的是人民和民族，而非「states」即政府，也就是中國所理解的「國家」。斯密的時代，經濟更多的是市場問題，而和政府不相關，他所討論的政府的經濟作用寥寥無幾，包括提供基礎設施、維持法律和秩序等幾項。但現在，即使在西方，政府的作用已經今非昔比，政府要負責龐大的社會責任。近代以來，中國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打敗，無論是精英還是老百姓都深知一個強大的國家的重要性，而這個強大的國家首先就要求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因此，政府本身承擔起了經濟發展的責任。久而久之，中國的經濟學就成為了國家經濟學，而非關切老百姓的社會經濟學。再者，這和中國的傳統也有關係。中國從漢代就開始爭論國富和民富的問題，儒家強調民富，而法家強調國富。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不過，國富和民富之間必須保持一個均衡狀態。如果以犧牲民富為代價，國富也很難持續。國家的強大必然要建立在民強的基礎之上，國富民窮最終會走向民窮國窮。這更是今天中國改革的第一難題。任何改革需要成功，不僅需要科學的頂層設計，更需要老百姓的支持；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改革就缺少合法性；沒有來自老百姓的合法性，改革必然會變得艱難，甚至失敗。這也是這些年來中國改革經驗的一部分。如何讓老百姓支持和擁護改革呢？答案很簡單，改革和發展要讓老百姓具有獲得感，而不是失去感，更不是被掠奪感。如何讓老百姓具有獲得感，是中國的改革者所應當思考的第一問題。＊本文轉載自2016年4月26日《聯合早報》，原題目為《鄭永年：盯著老百姓錢袋子的中國經濟政策》。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文章發布已經作者授權。關於IPP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盈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華南理工大學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資創建。IPP擁有一支以鄭永年教授為領軍的研究團隊，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係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諮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願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