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華 馮華琴：啟蒙運動與儒家思想

啟蒙運動與儒家思想 孟華 1987年11月李先念主席訪法，當時的法國總理希拉克在歡迎辭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啟蒙思想家「在中國看到了一個理性、和諧的世界，這個世界聽命於自然法則且又體現了宇宙之大秩序。他們從這種對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過啟蒙運動的宣傳，這些思想導致了法國大革命。」 希拉克的話是對一段歷史事實的概述，對此，國際學界早已形成定論。但每當我在課堂或講座上論及這一點時，卻總會遇到學生們充滿疑惑的目光：封建時代的中國文化會給法國啟蒙運動帶來啟迪？還會由此導致了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原則的法國大革命？ 其實回顧一下中國百餘年來的歷史，也就不難理解學生們的困惑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割地賠款，倍受凌辱，被西方的尖船利炮轟開了眼睛的中國人，從此踏上了探索西方強大秘訣的艱難歷程。久而久之，國人心態中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錯覺，誤以為中國在歷史上從來都只有向西方人學習的份，老祖宗們是不可能在相反方向上有什麼作為的。 然而相反方向的影響不僅存在，且早已傳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樁美談。當然，說到這一點，就不能不談及發生在天主教各教派之間的那場「中國禮儀之爭」。天主教能夠傳入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年～1610年)，是他首創了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傳教法：習漢語，著儒服，廣交天下名士，努力研習中華文化。在了解了中國文化特性的基礎上，他又有意淡化了基督教義的排他性，一方面以中國人熟悉的「天」的概念去比附基督教中的「上帝」；另一方面又以較為寬鬆、靈活的方式處理中國事物，允許入教的中國人繼續按古禮祭祖祭孔。這樣，他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基督教義的嚴格設限，在其絕對性中注入了中國文化特有的謙讓、忠恕、溫良的精神。 他的方法由於行之有效而為後繼者們所仿效，但從一開始也遭到了正統派們的強烈反對。他們不能容忍以中國含混、多義的「天」去比附他們神聖的上帝。這種概念之辯，後來又與更複雜的教派之爭混合起來。雙方各自都向羅馬教廷寫了無數的報告。這場筆戰持續了百餘年，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中國禮儀之爭」。「禮儀之爭」使天主教在華的早期傳教遭到了徹底的失敗，但出人意料的是，由於論戰雙方都在歐洲發表了無以計數的文章，竟然使得中華文化得以為歐洲人所知曉。 從耶穌會主流派方面來說，博學的神父們為了證明中華帝國是值得他們在禮儀方面做出讓步的，用西文譯介了大量的中國典籍。據統計，「四書」在18世紀已全部被譯成了西文；「五經」較難譯，但也分別有了全譯本、節譯本或詳介文章。除此以外，因為想把這個東方古國的一切價值都表述於筆端，神父們的作品還涉及到了中國的地理風貌、物產資源、風土人情、百工技藝、歷史人物、政體君主、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而一切在他們的筆下又都被按照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描繪得近乎神奇。相反，耶穌會主流派的敵人們則竭力強調儒學中的無神論傾向，熱衷於報道中國社會的落後面，如災年饑荒的食人現象、溺嬰、納妾、各種迷信、橫徵暴斂、梃仗制度等等。儘管雙方為了論戰需要都只談有利於自己一方的情況，並常常有意極而言之，但若將他們各自描繪的內容加以綜合，倒也能使人看到一幅較完整的畫面。應該說，它基本上反映了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帝國的全貌。當然，耶穌會主流派的作品由於材料翔實、文筆生動而產生了更大的社會效應，為18世紀歐洲的，特別是法國的知識階層所廣泛參閱和引用。正是這些來華傳教士們的作品，使法國人對當時已十分走紅的中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從較直觀的藝術層面進入了更加內在和深入的哲學思想層面。 17世紀、18世紀之交，法國產生了深刻的宗教、社會危機。在一種「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的轉型期，法國人確實感到了一種莫大的精神焦慮。正當他們從舊的神與人的關係向新的人與人的關係過渡的時候，他們急切需要尋找新的心理平衡，而恰在此時，中國文化被傳教士們介紹了過來，這就為法國接受遠東這種古老的文化創造了契機。 中國文化對法國人的衝擊首先在於她對《聖經》歷史的挑戰。中國人由孔子「刪詩書，修春秋」而開創了重視歷史的傳統，中國的史書以確鑿的史料證實了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已達悠悠數千年之久，單單是承認這個泱泱大國客觀存在的本身，就已經把人類歷史從《舊約》記載的「創世紀」向前推進了幾千年，因而也就打破了《聖經》歷史的權威。當然，這給歐洲人的思想也帶來了極大的恐慌。於是，許多人都企圖將兩部完全不同的歷史加以融合，一些頗有漢語造詣的來華傳教士更是利用漢字的象形與表意性大作文章。他們把「船」字拆為「舟」「八」「口」三部分，強說這正比附了諾亞方舟上逃難的八個人；把「婪」字拆為「林」和「女」，振振有詞地宣布中國人早就知道伊甸園夏娃偷吃禁果的事……更可笑的是對中國人膚色的解釋：就算是諾亞的子孫飄流到了東方，繁衍了中國人，白種人怎麼會傳下黃皮膚的後代？在這樣棘手的問題前，幸虧有人突發靈感，想起了因犯弒兄罪而被上帝罰為黑人的該隱，該隱的後代再與白人結合，不就會產生黑白相間的效果嗎。誰能保證黑白相間後不會產下黃色的種？不過，就在那些虔誠的信徒們使出渾身解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勉強把兩部毫無相干的歷史扯在一起時，他們卻在無意中認可了異國文化、歷史的客觀存在。而承認這些事實本身，不是已使他們與基督教教義背道而馳，且已走出去很遠了嗎？ 而這個古老國度悠久的文明，也使一切有識之士認識到歐洲以外文化的價值，非基督教文化的價值，從而給「歐洲文化中心論」帶來了衝擊。在法國文化史上，自貝爾(1647年～1706年)以降的「自由思想家」，幾乎都從中國的歷史存在中，在理論和事實兩個方面，找到了支持文化普遍性的依據。伏爾泰(1694年～1778年)是最重視中國歷史文化價值的啟蒙思想家。他在撰寫世界上第一部人類文明史《論風俗》時，有意以中國開篇，把中國古代史安排在第一二章的重要地位，以此來反駁《聖經》歷史是人類唯一歷史的謬論。他還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提出啟蒙時代的歐洲應該尊稱中國人為「先生」，從而為有著悠久歷史、燦爛文化的中華民族正名。孟德斯鳩(1689年～1755年)、盧梭(1712年～1778年)雖然對中國文化持不同程度的批評態度，但他們立論的出發點，恰恰在於承認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承認中國歷史的悠久。總之，發現中國，對啟蒙時代的有識之士具有普遍的啟迪意義。更何況中國文化重現實、重現世的優秀傳統，從宗教、政治等各方面都誘惑著處於精神危機中的法國人。 在宗教問題上，大多數啟蒙思想家相信耶穌會士們的觀點，認為儒學在中國享有國教之尊，儒教的原則在於「敬天秉公」。所謂「秉公」，即是「講道德、守法律」。如此注重理性的儒教與自17世紀末便在法國悄然興起的自然宗教十分契合。自然神論者反對神啟說，強調理性對判斷信仰正確與否的作用，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之後，就不再干預人間的事務，而聽任萬物按自然法則行事，而儒教完全符合這些原則。在自然神論者的眼中，儒教不僅雄辯地證明了自然神論的古老性、普遍性，而且還以其簡樸、崇高的祭天禮儀，注重道德、講寬容、講公正的理性教義，為18世紀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榜樣。法國的無神論者們也從中國哲學思想中獲得了啟示。早在17世紀，一些「不信神者」就藉助著傳教士們介紹的宋明理學，宣傳無神論的觀點。他們以中國為例，證明道德與宗教的可分離性，提出一個由無神論者組成的好社會完全可以存在。到了18世紀，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啟蒙作家諸如狄德羅(1713年～1784年)、愛爾維修(1715年～1771年)、霍爾巴赫(1723年～1789年)，更加讚賞儒家學說的理性特徵，他們都從中國文化的非宗教傳統中獲益匪淺。 在政治體制方面，中國重血緣宗親、講孝道的禮俗，以及「仁政德治」、科舉取士、以農為本等諸多思想、舉措，都啟發了以伏爾泰為代表的一批啟蒙思想家。他們對此推崇倍至。法國當時的重農主義者魁泰(1694年～1774年)甚至還向法王路易十五進諫，建議他仿效中國皇帝的「親耕」，以鼓勵法國農業的發展，魁奈因此獲得了「歐洲孔夫子」的美稱。 事實上，當人們討論中國文化對歐洲啟蒙時代的影響時，歸根結蒂是在討論儒家思想的影響。孔子重現世、重人道的思想體系，特別是他的以「仁」為主體的哲學思想和建立在「仁政德治」基礎上的政治理想，給了啟蒙思想家如此大的啟迪，以致本世紀以來的法國文史界，一致公認18世紀法國哲學精神的形成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將這個時代的歐洲稱為「中國之歐洲」。 二三百年前發生在法國和歐洲的這場「中國熱」，曾經引起了許多西方學者的興趣。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僅僅了解這段歷史或許是不夠的，我們是否也可藉助他者的眼光，重新反視我們民族的傳統，並從中得到些啟迪呢？ 轉載於《神州學人》1998年第1期，第28—29頁。 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國儒家思想的態度 浙江上虞市東關中學/馮華琴 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名家輩出，成就巨大。這一運動是在法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封建統治陷入全面危機，近代自然科學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其思想淵源可追溯到英、法兩國歷史上的進步思想。然而中國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孔子與儒家思想對歐洲啟蒙思想家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百科全書派與孔子 百科全書派是法國啟蒙運動期間較有影響的一個政治派別，因其主要成員負責編纂《百科全書》工作而得名。成員主要有：主編狄德羅，副主編達爾貝蘭，撰稿人伏爾泰、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盧梭等。他們中的多數成員都是耶穌會士，大都認真閱讀過《耶穌會士書簡集》（來華傳教士的譯著及介紹中國的思想文化的材料）及翻譯的中國經籍，對中國思想文化有較廣泛的接觸。他們從中國孔子和儒家的政治思想與倫理道德中，分離出了唯物論和無神成分並加以接受，經過與其他西方思想混合融會之後，逐漸形成了反對封建主義和宗教神學的理性觀，成為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中的哲學思想基礎。

《哲學家們的晚餐》——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們 霍爾巴赫論「德治」 霍爾巴赫是百科全書派的主要成員，他在1770年發表《自然之體系，物理世界及精神世界之法則》一書，轟動全國。就政治觀點而言，霍不反對君主制，幻想由開明的哲學家國王來治國；極力讚美中國的道德原則、政治體系；提出「以德治國」主張，並撰寫了《德治或以道德為基礎的政府》一書。霍爾巴赫心目中以德治國的典範就是中國。他說：「在中國，法律充滿智慧。理性對於君主的權力產生了不可思議的效果。」又說：「中國可算是世界上惟一把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歷史悠久的帝國無疑告訴人們，國家的繁榮須依靠道德。」這些主張直接影響到法國大革命，在雅各賓派領導人羅伯斯庇爾起草的1793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第六條中說：「自由是屬於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之事的權利；其原則為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限則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法國憲法集》，巴黎，1970年版，第80頁） 孟德斯鳩批判接受中國文化 孟德斯鳩以《論法的精神》而名垂史冊，是資產階級國家和法學理論的奠基者。他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情況作過比較充分的研究，認真吸取了中國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和社會風俗中一切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並將此作為宣傳自己政治主張的思想材料。特別是他接受和借用了中國哲學的理性觀，將其作為整個國家和立法的哲學基礎。不過，孟與其他學者不同，在注意吸收中國文化精華的同時，還揭露了中國社會的弊病。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優點是：重農政策，遇災害有蠲免，崇尚節儉，以及中國的禮制、孝道、倫理道德等。缺點則有：專制政治，奢侈腐化，朝代更替頻繁，風俗之弊等。 伏爾泰崇拜孔子 伏爾泰是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他對中國文化極端讚揚，不論是中國的哲學、道德、政治還是科學，他都視為盡善盡美。伏爾泰極端崇拜孔子，認為孔子比基督還偉大，因為孔子從不以神或預言者自命。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基督從未說過類似的話；基督不過禁人行惡，孔子則更勸人行善；孔子要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伏爾泰認為西方民族的任何格言、教理都不能與純粹的道德相比。（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79頁）伏爾泰佩服中國歷史的悠久，文化的發達，尤其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感興趣，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惟一由哲學家國王治理的國家。認為中國不是專制政治，中國行政組織分工完備，官吏考試選拔，設有諫諍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國家組織。伏爾泰撰寫了兩本專論中國思想的文化著作，一本是《禮俗論》，一本是《中國孤兒》劇本，書中對中國作了理想化的讚美。

伏爾泰以反教會神學著稱，崇尚自然神論，幻想建立一種「理性宗教」。在他心目中，這種理性宗教的楷模則是中國儒教。正是在伏爾泰等學者的影響下，中國成為啟蒙運動中歐洲人心目中的理想國家。 這裡似乎存在一個悖論：18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水平已落後於歐洲，孔子思想又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何以得到歐洲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如此推崇？其實答案也很簡單：因為從意識形態的歷史發展方面看，新的社會總是要從舊的社會批判繼承和發展改造許多屬於人類文明的精神財富的東西，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也不例外。更重要的一面是歐洲啟蒙思想家所推崇的是高度理想化了的孔子思想，是根據資產階級反封建需要而加工改造了的孔子思想。他們把孔子作為天國和聖人來稱頌，目的在於利用這一思想來針砭時弊，寄託理想，抨擊封建制度。 主要參考書目： ①《世界近現代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 ②《〈世界近現代史〉（上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5ee2620102vzms.html）教學參考》，人民教育出版社。 ③張維華主編，《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轉載於《中學歷史教學參考》2003年第11期，第24—25頁，插圖為原刊所配。原文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5ee2620102vz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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