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前的歷史——大國的鬧劇，大師外交的終結

普法戰爭結束後，法國失去了歐洲大陸霸權。由於德國軍方的強硬態度，一代外交大師俾斯麥未能在勝券在握的時候，保持其一貫的自製與平衡，不僅奪取了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而且還侮辱性地讓普魯士皇帝在法國凡爾賽宮的鏡廳里加冕為德意志皇帝，這導致法德之間的仇恨不共戴天。為收復失地和恢復國家榮耀，法國無時無刻不在指望如何向德國復仇，但如果是法德之間的一對一決鬥，法國難免會落得個更加悲慘的下場，因此一戰爆發前的法國外交始終在尋求對付德國的盟友，而德國也始終警惕法國的東山再起，盡量孤立它。俾斯麥有言，「必須勒死法蘭西，否則即便它化為灰燼還是會死灰復燃的」。在普法戰爭中使法國蒙受奇恥大辱的普軍參謀長老毛奇則警告說：「我們在半年之中用利劍贏得的東西，必須在今後半個世紀用它來捍衛。」針鋒相對的是，法國共和黨人的領袖甘必大則說，「永遠不要拋棄它們（阿爾薩斯—洛林）！永遠不要拋棄忘記它們！」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完全是法德兩國自覺不自覺配合種下的苦果。戰前法國和德國的外交對立與互動，如同上下兩個磨盤，把其他大小國家俄國、奧匈、英國、義大利、土耳其、塞爾維亞和美國等等都捲入到了裡面，共同遭受磨難。雖然大戰的爆發並非全部由法德兩國所決定，但是法德兩國的決策者推行互相仇視，互相拆台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歐洲對立的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格局不可緩和，最終因為發生在巴爾幹的一個偶然的政治暗殺事件導致了大戰的爆發。這場大戰的爆發，造成了兩千萬人死亡，參戰的歐洲各國社會精英喪失殆盡。法國和德國，這兩個近代歐洲文明的核心國家，齊心合力上演了一場外交鬧劇，這場外交鬧劇最終以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而結束，本是同根生的查理曼帝國的子孫們敲響了近代歐洲文明的喪鐘。　　　　德國外交：從玩八個球到只玩一個球　　　　雖然歐洲大陸各大國在1870年坐視法國被普魯士擊敗，德意志獲得統一。但是英國很快發現，統一的德國已經在歐洲大陸上佔據了支配地位，並且很快成為了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比之前拿破崙三世統治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更難以捉摸，更難以對付。至於俄國，雖然利用普法戰爭掙脫了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施加的外交枷鎖，但是對於今後再也無法插手德意志內部事務，失去普魯士、奧地利和南德意志諸邦之間糾紛的仲裁者的地位感到懊惱，更不用說卧榻之側崛起一個新巨人對俄國的衝擊了。總而言之，歐洲大陸的中心出現一個統一強大的德意志帝國，對所有的歐洲大國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在這種既遭受大國包圍，又對包圍的大國形成衝擊的態勢下，俾斯麥的歐陸政策是在孤立法國的同時，防止出現一個反對德國的大同盟。為此他殫精竭慮地編織他的大陸聯盟國家外交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德國維持著與俄國的傳統友好關係，與奧匈帝國則建立密切的聯盟關係，不僅是為了防止奧匈帝國跑到法國的陣營中，更是為了對奧匈帝國的外交政策享有否決權，因為奧匈帝國離開了德國的支持便一事無成。為防止俄奧擦槍走火，俾斯麥先後通過1873年「德俄奧三皇同盟」與1879年「德奧秘密軍事條約」和「俄德再保險條約」加以約束，防止俄國和奧匈兩國脫離德國的外交軌道而自行其是。如果讓俄奧兩國自行其事，這兩國馬上就會為了爭奪巴爾幹地區而大打出手，而德國勢必不能置身事外。為轉移法國對阿爾薩斯—洛林的注意力，俾斯麥刻意推動法國積極開展海外殖民活動，為的是讓法國和英國去爭個你死我活。果然，法國在東南亞與非洲與英國爭奪得不可開交，在突尼西亞又和義大利劍拔弩張。法國因此不能在對德復仇戰爭中獲得英意兩國的援助，這正中俾斯麥的下懷。　　　　俾斯麥的外交策略把最大的精力放在歐洲大陸，極力維護歐洲大陸的均衡，避免過多地參與世界事務而導致與英國的利益迎頭相撞。但是由於德國自統一後，其經濟迅猛發展，對原材料進口地和製成品出口市場的需要與日俱增，因此俾斯麥掌權的後期，不得不對國內新興的製造業利益集團有所讓步，也開始參與全球殖民競爭。而在俾斯麥去職之後，這一利益集團一直在鼓噪建立強大的海軍，重新瓜分殖民地。皇帝威廉二世登基以後，順應了這一利益集團的鼓噪，推行了爭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俾斯麥穩健自製的外交政策被拋棄。繼任的首相比洛承認缺乏俾斯麥那種「在空中同時玩八個球的能耐」，對德、奧、俄三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這三國與英國的微妙互動關係無法把握，因此只能推行一種相對簡單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將德奧同盟固定下來，放棄在俄奧之間協調和制約的高難度義務。　　　　俾斯麥之後的德國外交決策者嘗試與英國正式結盟以減少海外擴張的阻力，卻不管英國有無這樣的現實需要和符合英國的外交傳統。而且最要命的是，當英國恪守其「光榮孤立」傳統不願意和德國正式結盟的時候，德國外交決策者的想法竟然是通過武力恫嚇和施加外交壓力的方式來逼迫英國結盟。例如德國皇帝在英布戰爭期間通過支持布爾人來對英國施加壓力，卻適得其反。這種簡單粗暴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德國的複雜的地緣政治處境和外交態勢。因為英國本身一貫不願意在歐洲外交情勢明朗前就締結針對未來不確定因素的盟約，而且由於德國咄咄逼人的態度引起了英國的極度警惕——一個有能力絕對保護大英帝國的國家就是一個能絕對摧毀大英帝國的國家，因此德國的友好承諾不具備外交意義。如果德國沒有這個能力，那麼英國就不需要德國的承諾。如果德國有這個能力，那麼英國就必須摧毀德國的這個能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890年俾斯麥去職以後，歐洲外交的局勢就是德國稱霸歐洲和挑戰英國世界霸權的情勢越來越明朗。因此英國不得不與法國和俄國調整在殖民地上的衝突，而一致對付德國。而德國皇帝在屢次遭受英國拒絕之後，卻惱羞成怒。更加堅定了要把英國拉下馬來取而代之的決心。俾斯麥的外交才能能夠同時玩八個球，他的繼承者就只剩下玩大英帝國這一個球的本事了——當然最後還是玩砸了。　　　　法國外交：一心一意對德復仇　　　　1870年後的法國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國。執政的激進黨人秉承平民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雅各賓主義傳統和「自由、平等與博愛」的信念，堅決反對殖民活動。法國的殖民帝國的建立完全是由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冒險家、高級文官、軍人和傳教士們在或多或少脫離政府管制的情況下完成的。通過廣泛佔有殖民地，通過殖民地源源不斷的原料輸入和市場開發，並且通過巨額資本輸出爭取盟友和獲得大量利息收入，法國增強了綜合國力，得以繼續在歐洲大陸佔據大國地位。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法國三百年來一直夢想獲得自然邊疆，在歐洲大陸上建立霸權。在割讓阿爾薩斯—洛林這個法國當年歐洲大陸擴張政策的最後標誌性的成果後，法國反而通過建立世界殖民帝國牢牢地佔據了世界強國的地位。雖然法國的歐洲本土只有四千萬人口，遠遠少於德國的六千七百萬，但法蘭西殖民帝國卻擁有九千萬的總人口，而且由於其內部實行嚴格的中央集權統治和事實上沒有種族歧視（這是法國文化的傳統和優點），其內聚力遠遠大於實施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手腕，內部鬆散，各行其是的大英帝國，這也使法國在法德外交較量中重新獲得了某種均勢。　　　　雖然戰敗了的法國還是歐洲頭等強國和世界強國，但是高盧人輕浮傲慢，富於幻想和衝動的民族性格決定了，法國不可能安心於優越的現狀，不可能忘記對德復仇，洗刷恥辱和收復失地，而不管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雖然阿爾薩斯—洛林的居民絕大多數講德語，其併入法國版圖是波旁王朝對德擴張政策的產物，但高盧人一貫清楚地記得三十年前的故事，卻不記得三百年的歷史教訓。「阿爾薩斯—洛林」之繩索，同時捆綁住了法德兩國，使這兩國在外交上失去了彈性和選擇餘地。法國為了對德復仇，與宿敵英國協調了殖民地衝突，與君主專制的俄國成為了盟友，花大價錢爭取到了義大利的中立，與傳統盟國土耳其和奧地利反目成仇又賠本，卻根本不願也不能與德國達成和解。　　　　「德不勝，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作為一個地處四戰之地，地緣政治處境惡劣的國家，法國歷史上不是被周邊國家侵犯，就是對周邊國家進行侵犯。法國外交決策者從來沒有奉行過一種穩健、平衡與開放的外交戰略，因此法國總是在勝利與失敗之間搖擺，而且它獲得的勝利轉瞬即逝，失敗卻無法挽回。從拿破崙第一帝國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法國實際上是從歐洲霸權的頂峰螺旋狀的向下滑落，這種滑落絕大部分的原因是法國一貫的挑戰外交、冒險外交和復仇外交政策造成的。一戰以前，法國外交「成功」地將俄國和英國拉到了對付德國的陣營中，並如願以償地跟德國打了一場復仇戰爭，但最終發現，勝利了的法國變成了一個次等強國，還比不上在普法戰爭後失敗的法國。　　 　　奧匈帝國：冢中枯骨，盛裝死屍　　　　法國要尋找對付德國的盟友，在歐洲大陸只有兩個，第一是奧匈帝國、第二是俄國。在傳統上，自從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五決定與特蕾莎女皇統治下的奧地利通過聯姻建立友好關係以來，奧地利帝國從來沒有對法國產生過地緣政治上的威脅，兩個拿破崙帝國與奧地利發生戰爭，更多的是因為兩個拿破崙都認為奧地利妨礙了他們的擴張意願，雖然這個判斷並不是正確的。在德國統一後，奧匈帝國繼續有可能成為法國反對德國的盟友，因為俾斯麥的德國是通過損害奧地利和法國的利益才獲得統一的，兩者都有聯合起來向德國報復的必要。法奧聯合雖然有很多優越性，但是兩國都要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義大利統一後，歐洲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法國在海外殖民競爭中又多了一個對手，奧匈與義大利之間還有領土爭端。法奧聯盟反對德國的時候，不得不考慮背後還有一個平衡因素，義大利到底會不會在德國的支持下對法奧兩國造成威脅？從德意兩國長期友好的歷史來看，這完全是可能的。其次，奧地利同時面對德國、俄國甚至還有義大利威脅的時候，法國的援助是否還那麼有效及時也是值得懷疑的。　　　　失去了均勢外交大師梅特涅之後的奧地利外交，總是在關鍵時刻出錯誤。奧地利最終選擇了一個最簡單的方案，那就是徹底投靠德國，把奧匈的利益和德國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依靠德國的保護在巴爾幹尋求勢力擴張。梅特涅以後的繼任者，都缺乏他那種自治、冷靜與平衡的作風，缺乏大局觀和平衡感，忘記了他的箴言，「化解他人的利益比亟於追求自身的利益更為重要」，「一無所求，收益反大。」奧地利在失去德意志的優勢地位和義大利的領地後，一意孤行的要往巴爾幹方向擴張，希望從「西亞病夫」土耳其帝國那裡獲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奧匈帝國追隨時代潮流，追求赤裸裸的權力政治和實力外交，卻看不到自身的權力基礎和國家實力是最弱的，經不起一點波折。奧匈帝國境內，兩個少數統治民族奧地利和匈牙利統治著捷克、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羅馬尼亞、波蘭和義大利等眾多少數民族，這是一個非常陳舊，同時又非常脆弱的政治結構。　　　　由於統治基礎是少數民族，哈布斯堡皇朝需要不斷的征服和榮耀來維持其統治下各民族臣民的效忠，因此它不放過任何一個增加皇朝威望和帝國榮耀的機會。奧匈帝國趁俄國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失敗國勢衰弱之機，直接接管了原屬土耳其帝國的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納地區，結果把巴爾幹地區的泛斯拉夫主義怒火引火上身。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潮流激蕩的世紀，奧匈二元多民族帝國這個古老的前民族主義時代的政治架構實際上是經不起任何風浪了，它在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下還能長期存在，完全是因為梅特涅政治上的足智多謀和外交上的長袖善舞，梅特涅之後的奧地利外交決策者沒有他的審慎平衡的作風，只知道耀武揚威，窮兵黷武，因此最終導致了大戰的爆發和帝國的徹底解體。　　　　俄國：不求局部戰爭，只求全面戰爭　　　　1890年，德國拒絕延長「俄德再保險條約」，這等於是把德國對外關係的一根支軸給抽走了，德俄奧三國間之所以能長時期保持和平，靠的就是德國既和奧匈有軍事同盟，又和俄國有秘密協約的曖昧關係所導致的外交制衡。俄德兩國在兩百年來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雖然俄國對普魯士從一個受俄國庇護的弱國成長為歐洲大陸首屈一指的強國抱有一絲嫉妒和不快，但總的來說，俄德兩國並無根本的利害衝突。相反，俄國與奧匈帝國倒是不共戴天，奧匈帝國對巴爾幹斯拉夫地區的擴張，挑戰了俄國泛斯拉夫主義旗手和斯拉夫人保護者的虛榮心，而俄國鼓動的泛斯拉夫主義浪潮則使得奧匈帝國境內的斯拉夫民族人心思變，危及奧匈帝國的生存。因此，俄奧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俾斯麥之後的德國外交決策者，輕率地採取了對奧一邊倒政策，迫使俄國與法國接近，而德法之間的矛盾又是不可調和的。這樣，雖然俄德兩國並無重大的地緣政治、經濟和殖民地衝突，卻均受制於本國的盟國而互相對立。　　　　俄國和法國作為歐洲大陸兩端的強國，一般是很少能夠發生地緣政治上的直接衝突。除了在兩個拿破崙時期，由於第一個拿破崙的野心和第二個拿破崙的記仇，才導致了兩國之間爆發戰爭。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法俄兩國既然在歐洲已經不再發生直接衝突，殖民地競爭方面也沒有矛盾，那麼面對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咄咄逼人之勢，法俄接近是不可阻擋的。在1879年以後俄德之間爆發經濟戰，導致俄國的農產品出口受阻，財政狀況惡化。這時來自法國的巨額資本源源不斷的投入，給了俄國經濟以復甦的機會，這樣法俄接近已經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1891年法俄之間締結了外交協定，1893年，法俄軍事協定正式生效。這意味著大國間結盟與敵對的對象已經固定，歐洲大國協調外交走入了死胡同。　　　　和奧匈帝國一樣，俄國也屬於那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東方專制君主國家，而且在這方面比奧匈帝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俄國在巴爾幹勢力擴張上屢屢在外交上遭受德奧的遏制，在所謂的斯拉夫兄弟面前大丟面子，而法國對俄國在巴爾幹的野心也不積極支持，俄國最終喪失了一切耐心，外交界和軍方根本不打算在小規模的、可控的外交衝突中耗費精力，只打算準備進行全面戰爭，把所有的大小盟國和對手全部拖進來，進行「最後的審判」。這一轉變最終導致了一個奇特的外交格局，奧地利的外交被塞爾維亞牽制，德國的外交被奧地利牽制，俄國的外交被德國牽制，法國的外交被俄國牽制，英國的外交被法國牽制，最終歐洲的各大國統統被巴爾幹局勢所左右，印證了俾斯麥的預言，歐洲大國「總有一天會為了幾個巴爾幹的蠢貨打一場歐洲大戰的。」　　　　英國：收縮戰線，全力對德　　　　英法本是世仇，其世仇的歷史遠遠大於法德之間的世仇。英法之間的矛盾在1882年英國佔領埃及後便開始升級，英法之間率先爆發了海軍競賽。英法殖民競爭在1898年的法紹達危機中達到了頂點。至於英俄之間更是矛盾重重，在中亞、在遠東、在近東，幾乎無處不起衝突。英國一向善於評估具體的威脅，因此為了防備法俄在殖民地糾紛中聯手對付自己，便在1882年與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締結了「地中海協定」，從而間接地與以德國為首的三國同盟拉上了關係。但是隨著德國力量的大幅度擴張，尤其是其「公海艦隊」的建立和在土耳其帝國範圍內的勢力膨脹，迫使英國認真考慮德國擴張的意圖何在。　　　　由於德國的崛起，歐洲大陸已經無可挽回地分裂為兩大政治軍事集團。歐洲均勢的平衡之輪英國，第一次感到無法再置身事外來保持平衡。英國已經感到，德國太強大了，不僅有衝擊英國霸權的意圖，最主要的是德國已經有這樣的實力。英國已經無法保持「光榮孤立」來捍衛本國的世界霸權，畢竟大英帝國的統治中心在不列顛，歸根結底是歐洲一部分，英國的世界霸權是建立在英國優越的地緣政治處境和歐洲大國聯合統治世界的基礎上，不可能在歐洲大國內部的均勢失去平衡之後還能長久維持。尤其是當德國過於強盛，其擁有的實力能夠同時打敗法俄兩國，並進而終結大英帝國世界霸權的時候，大英帝國的掌權者不可能對此局勢泰然處之。　　　　當時英國外交部的政策分析專家克勞爵士曾經對德國針對英國霸權的各種挑戰性的態度進行了一番戰略分析。他指出，德國外交決策層所抱有的動機是不值一提的，即便他們沒有明確的、有計劃的統治全世界的計劃，其持續增長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實力也將會自然而然的導致現實性的後果即德國稱霸全歐甚至全世界。因此，對於英國決策層來說，合理的結論就是——不管德國統治集團抱有什麼意圖，如果德國不願意自我約束，自損實力，那麼，英國將會建立反德聯盟以求徹底地消除這種威脅，就像當年建立反法聯盟以消除法國的威脅一樣。提到反法戰爭這一歷史經驗，這就意味著英國打算通過聯盟戰爭來消滅本國霸權的挑戰者，而且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基於這種認識，英國實質上已經決定要與德國進行殊死一戰來維護大英帝國的存在了。至於其扭扭捏捏，言不由衷的作風，完全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虛偽做作和推卸責任的民族性格所決定的。英國外交的歷史記錄和行為模式向來就是做決定之前仔細評估權力結構和斟酌利害關係，做好了決定就會堅持到底。英國外交決策者在維護比利時中立地位上的做作表演，無非是顧左右而言他的一貫作風。　　　　1902年英日同盟締結後，英國找到了一個在遠東地區遏制俄國的競爭，而又不給英國造成額外戰略負擔的盟友。當1905年 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後，其擴張勢頭受挫，英國便不再考慮俄國為全世界的頭號敵人。在1904年英法協約完成以後，英俄接近與諒解便勢在必行了，於是在1907年英國與俄國達成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劃分勢力範圍的協議。至此，英國已經與法國和俄國解決了全部殖民衝突，而把國家力量全部聚焦在對德關係上來了。　　　　大戰爆發，是偶然還是必然？　　　　十九世紀後半葉，拜拿破崙三世和俾斯麥這兩位歐洲領袖的一系列外交活動所賜，權力政治和現實主義外交原則成為各國挖角決策者所普遍接受的觀念。基於保守傳統、自我節制與內外均衡的正統主義原則變得很不重要，而這種原則正是保衛歐洲和平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維也納體系維持下去的最根本原因。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的發達和市場的擴張，國家的管理深度和鎮壓力量進一步加強，一旦那些保守國家不再需要彼此支持來對付國內外的形形色色的革命運動，那麼它們在外交上就可以自行其事，互相拆台。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是法德矛盾，但決定性因素確是俄國、德國和奧匈三個君主專制國家的分裂，而英國的態度轉變，則成了壓垮歐洲均勢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十九世紀也是民族主義潮流激蕩的世紀。一戰爆發前，俄國在東歐和巴爾幹大肆宣揚泛斯拉夫主義，而德國則針鋒相對地推行泛德意志主義。奧匈帝國這個多民族帝國一方面在泛斯拉夫主義的浪潮中搖搖欲墜，一方面則指望德國能夠站在泛德意志主義的立場上拉自己一把。法國出於國家榮耀和民族統一，念念不忘奪回 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德國出於同樣的原因，決不肯放棄。俄國嫉妒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德國則害怕俄國巨大的潛力。德國覬覦英國的世界霸權，羨慕英國的公海艦隊，英國則視德國模仿英國建立公海艦隊為推翻大英帝國的明白無誤的證據。每一個國家都患上了自戀症，對本國的天然權利喋喋不休，對他國的意圖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　　　　十九世紀還是所謂的民意至上的民主時代，公眾的情緒和報紙的社論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圭臬。法國的民意便是要求收復失地和對德復仇，英國的民意便是「誰要避免內戰，誰就要去當帝國主義分子」。英法兩國皆為所謂的民主代議制國家，視回應民意為理所當然。德國、俄國和奧匈帝國雖然不是民主國家，但是這種專制國家卻對民意更加敏感。因為這幾個專制國家中，君主的威望和王朝的延續完全靠對外強勢擴張來維持，由於缺乏合適的制度性的宣洩渠道，民意便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到外交政策上來，而且根本不會從戰略高度來看待國際關係，總是把外交鬥爭看作是體育比賽，視正常的外交妥協為奇恥大辱，對危險的軍事衝突歡呼雀躍，總以為國際危機達到頂點就是金光閃閃的獎盃和數不清的榮耀。這種情緒感染了各大國的決策者，他們認為偶爾爆發戰爭，流點血「會使民族的體質更為強健」。他們唯一的錯誤就是根本沒有預料過在工業化的條件下，國家間的戰爭不再是規模可控的，要麼是徹底的勝利，要麼是徹底的滅亡。　　　　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走向反面　　　　歐洲政治家們一開始對於大戰的爆發還是具有一定的警惕，對立的兩個聯盟，三國協約與三國同盟雖然都已經進入了軍事協調階段，但各國都還在進行自我剋制和剋制盟友。奧匈帝國不願意幫助德國進攻法國，德國約束奧匈帝國不要與俄國攤牌，英國警告俄國在為以塞爾維亞為首的巴爾幹聯盟出頭的時候要適可而止，俄國告訴法國俄國不打算為阿爾薩斯—洛林而戰，法國則告訴俄國法國不打算捲入巴爾幹衝突，至於義大利則早就打算保持中立，兩邊觀望。　　　　但是大戰還是爆發了，這是權力政治和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悲劇。自從1912年倫敦會議解決摩納哥危機之後，突然間，每一個國家都害怕失去盟友，而不管盟友的任性胡為是否會給自身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德國給奧匈帝國開出了空白支票——若再有危機，如有必要，德國會追隨奧匈走上戰場。法國總統普恩加來則對俄國大使表示，「奧地利掠奪領土影響全歐均勢，因而也波及法國的利益……若俄國走上戰場法國也會如此，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德國是奧匈的後盾。」英國外交界人士則表示，「不知道目前這種小心翼翼的平衡政策還能持續多久，不知道哪一天會被迫表明明確態度。但願俄國不會厭倦英國而與德國達成協議。」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因為那種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麥式的貴族秘密外交已經成為過去。隨著新聞媒介的普及，任何一個外交事件都會迅速地被公眾知曉，公眾的態度又通過媒體迅速反饋到外交決策者，大眾參與外交決策這種持續不斷的壓力，造成了各國外交決策者的短視和盲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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