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五四散文運動

【摘要】

五四文學革命初創期10年的散文倡導和創作，是一場有承傳關係、有領袖人物、有外來影響、有理論主張、有創作實績且影響深遠的散文運動。其源頭是清末「文界革命」，領袖人物為魯迅、周作人。它掙脫舊散文「文以載道」的傳統束縛，主張「言志」和張揚個性，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它重視白話散文的文學性，強調既要學習生動口語，更要研究語言的邏輯次序、結構關係、美感意味。五四散文運動作者多、報刊上散文欄目多、散文作品集多，各種散文流派已然形成。

【關鍵詞】

議論縱橫

汪洋恣肆

犀利潑辣

銳氣逼人

雄壯氣勢

革新之舉

五四文學革命是我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次前空千古、下開百代的文學大變革。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之初的中西文化大撞擊、大交流、大融和的背景上，這次文學革命使中國文學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使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的寫作均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而在新文學的輝煌成果中，散文（包括以議論為主的散文和以記敘為主的散文）的收穫是極其令人鼓舞的。巡視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的散文創作，其成就之大，水平之高，實不讓於其他三類體裁的作品。對此，胡適、朱自清、魯迅、曾樸諸先生在二三十年代都作出過相當明確而肯定的評價，像魯迅所說，五四時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機》），就是人們很熟悉也很有代表性的見解。特別是1931年，曹聚仁先生在復旦大學的一次講演中，更明確而肯定地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由五四運動帶來文學革命的大潮流，……彌天滿地，都是新的旗幟，白話文代替古文站在散文的壁壘中了。就當時的情形看，與其說是文學革命，還不如說散文運動較為妥切。代表文學的，只有幼稚的新詩，幼稚的翻譯，說不上什麼創作；其他盈篇累牘的都是議論文字。[①]

他認為五四文學革命簡直就是一場「散文運動」。雖然我們還不能認同曹先生這段話中對新詩、翻譯以及其他文學品類成就的某種輕視意味，但他提出的五四「散文運動」的觀點還是相當犀利而富於啟發性的。順著這一指點，沿著散文歷史發展的路徑尋覓，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五四文學革命初創期10年間的散文倡導與寫作，在實際上確實可以看作是一場有承傳關係、有領袖人物、有外來影響、有理論主張、有創作實績且影響深遠的真正意義上的散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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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散文運動的源頭是清末的「文界革命」。約一個世紀前，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面對衰頹的國運奮起圖存，開展了變法維新運動。為了配合政治上的革新活動並宣傳擴大其影響，他們在文學界也發動了全面的改良運動，而「文界革命」就是散文領域的革新之舉。

梁啟超是清末文學革新運動的中堅，「文界革命」就是他提出來的。面對當時僵死的八股文、凝固的桐城文和奢糜的駢體文在散文界的泛濫，他大聲喊出了「夫文界宜革命久矣」的宏壯聲音，給人們以極大震動。他聲言「文界革命」的終極功利性目的就是要「覺世，覺天下」[②]，表現出磊落的襟懷與氣魄。作為一位遍讀了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文壇精英，他不是像很多腐儒那樣將自己禁錮其中，而是以相當開放的心態看待外國文學的長處。他說：「余……讀德富蘇峰所著《將來之日本》及《國民叢談》數種。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之，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③]梁氏立足於中國的散文界，又借來「歐西文思」的武器，便開始了他的「文界革命」。

梁啟超和他的同道者極力提倡的是一種區別於八股文、桐城文和駢文的「新文體」散文，它要具備「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和「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④]的特點。這些主張正是吸收了白話口語與外國文學營養的結果，影響既深且遠。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過渡時代論》等就是一批「新文體」的示範性文章。這些文章以其「魔力」征服了知識界文化界，對舊思想舊文學形成了巨大衝擊，在散文領域內造成了文體大解放的趨勢，為10多年後的五四散文運動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因此，錢玄同充滿感佩之情地由衷讚歎道：「梁任公實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梁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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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曾經說過：「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於對於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於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⑥]這段話是符合文化發展的實際的。伴隨五四文學革命而來的散文運動，便是清末「文界革命」遺產的直接承繼者。這是這場散文運動的倡導者們所承認的。但五四散文運動又不是「文界革命」的簡單重複，實際上後者只是對舊散文的「改良」，所以同是錢玄同，他在讚揚梁啟超時也坦率地指出了其不足：「梁任公的文章，頗為一班篤舊者所不喜；據我看來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舊氣未盡滌除，八股調太多，理想欠清晰耳。」[⑦]而五四散文運動則是從一開始便帶著徹底衝破封建時代舊散文的樊籬，使自己迅速現代化的決心和力量登上20世紀文壇的。

五四文學革命的前驅者們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⑧]的文學進化觀念出發，以舊文學語言形式上最嚴重的缺憾——文言為突破口，力主以白話代之，進而徹底否定整個封建文學。胡適提出了「八事」、陳獨秀提出了「三大主義」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驚世駭俗的變革主張，高揚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蔡元培、魯迅、周作人、傅斯年、羅家倫、高一涵等紛紛起而應和胡、陳的振臂一呼，聲勢洶湧，經過與守舊派的激烈論戰，在當時中國文化大變動的背景下，文學革命終於成功了。

五四文學革命從它發軔那一刻起，其重要任務之一，便是推動和實行散文界的變革。這變革的發動者就是上述一班人。他們的很多變革主張，儘是針對舊散文而發的。他們尖銳地指斥長期居於文界正統地位的「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為「十八妖魔」，這些「妖魔」及其文章「尊古蔑今，咬文嚼字」，「或希榮慕譽，或無病而呻，滿紙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長篇大作，搖頭擺尾，說來說去，不知道說些什麼。此等文字，……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⑨]「吾輩欲建造新文學之基礎，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舊時文體之迷信，使文學的形式上速放一異彩也。」[⑩]在近乎摧枯拉朽般猛烈的攻戰中，舊散文的聖殿迅速地坍塌了。

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五四散文運動的濫觴者們一面做著舊營壘的破壞工作，同時也就構建著自己的新殿堂。周作人說：「新文學的散文可以說是始於文學革命。」[(11)]前驅者們那些提倡文學革命的文字，很多便是議論散文，只不過有些還暫時穿著「文言」那套過了時的服裝。

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新散文出現在1918年。這年4卷4號《新青年》上刊登了7則「隨感錄」，它們都是短小尖銳的議論時政的文字，6則是白話文。它標誌著現代議論散文中「雜文」的誕生，這是五四散文運動的重大成果之一。隨後，各類報刊競相開闢專欄登載雜文，漸使雜文寫作蔚成風氣，1924年《語絲》的問世，更推動雜文發育成熟，成為文壇不可小視的景觀。而魯迅則對此做出了特殊貢獻：他用畢生精力寫作和提倡雜文，他的雜文數量最多，質量最高，影響最大，在他的推動下，雜文成為了一種獨立的文體。魯迅是中國現代雜文之父，是五四散文運動中逐漸形成的無可爭議的領袖之一。

以記敘為主的白話藝術散文最早大約可以追溯到1919年李大釗寫的《五峰遊記》，此後到1921年初尚有包括冰心的《笑》在內的少數篇什出現，但影響都不大。使這類散文獲得迅速發展的動力，應歸功於周作人的倡導。1921年5月，周作人在《美文》中號召同道者們都來「試試」寫一寫那種真實簡明的、以敘事與抒情為主的「美文」，「給新文學開闢出一塊新的土地來」。周作人的一聲召喚，似乎提醒了朋友們，使他們紛紛拿起了筆；而他自己則很快寫出《山中雜信》等作品，彷彿兼有垂範之意。這樣，白話藝術散文很快「熱」了起來，作者與作品相繼湧現，且佳作迭出，與議論散文特別是雜文成輝映之勢。到20年代中期，其收穫便斐然可觀。周作人從此時起，便逐漸將主要精力轉移到對現代藝術散文的提倡與寫作方面來，他的理論觀點和創作實績都頗有建樹，身後也熙熙然跟著一批追隨者。應當說，周作人是五四散文運動的另一位領袖人物。

1922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1928年，朱自清在《論現代中國的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