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倫理學的實踐意義
作者: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徐鳳林
哲學倫理學的實踐意義
——古謝伊諾夫的「否定式倫理學」簡析
原發:《社會科學戰線》20161期
內容提要:在當今哲學倫理學面臨應用倫理學嚴峻挑戰的形勢下,俄國哲學家古謝伊諾夫認為應用倫理學不能容納全部道德問題,強調哲學的立場和方法對倫理學的必要性。他提出現代哲學倫理學的任務是試圖在人的活動里找到一個完全由人自己來創造和支配的自由空間,這就是道德行為領域;這個領域的核心問題是「我應該不做什麼」,這種「否定式倫理學」比肯定式倫理學具有更大的道德實踐意義。
關鍵詞:哲學倫理學/應用倫理學/道德行為/否定式倫理學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5BWW030)。
倫理學作為對道德問題的研究,自古希臘開始就屬於哲學家的思想領地。傳統意義上的倫理學又稱道德哲學或道德形而上學,它研究人性善惡問題、道德的本質問題、寬恕與正義問題、良知與義務問題等。①但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倫理學發展的主流朝向了具體的社會生活領域,作為一種應用知識,出現了商業倫理學、醫學倫理學、生態倫理學、工程倫理學等,統稱為應用倫理學。在當今世界,應用倫理學較之古典的理論倫理學受到更多關注,大學生們對這些應用倫理學的問題表現出更大的興趣,社會也向哲學家提出要求,希望他們研究和討論應用倫理學方面的問題。哲學倫理學面臨被應用倫理學排擠的危險。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應用倫理學是否可以取代古典哲學倫理學?道德哲學問題還是否具有社會生活的實踐意義?在當代俄羅斯哲學和倫理學界,也像在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廣泛爭論和意見分歧。老一輩哲學家多主張哲學方法對倫理學的必要性,探討哲學倫理學的現實意義,年輕一代哲學家則更多關注應用倫理學問題,贊同境遇倫理學的基本觀點。其中,持前一種觀點的主要代表是當今俄羅斯哲學和倫理學界的權威人物A.A.古謝伊諾夫院士(Гусейнов A.A.,1939— ),他是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現任所長,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倫理學教研室主任。古謝伊諾夫把從古希臘到康德的倫理學看作是哲學倫理學的古典形式,並分析了古典哲學倫理學與應用倫理學不同的主要特徵,這就是,在古典哲學倫理學體系中具有雙重結構。如在柏拉圖倫理學中就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是個體倫理學,它表明人通過什麼途徑可以上升到完善的狀態。他在《會飲篇》里發展了這種倫理學。第二層是社會倫理學,表述在其著名的《理想國》中。社會倫理學的使命是組織國家的公共生活。個體倫理學比社會倫理學更重要。社會倫理學的基礎是個體靈魂的結構。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雙重結構比在很多哲學家那裡表現得更加清楚。他認為美德存在兩個層次:倫理美德(包括勇敢、節制、慷慨等)和理性美德(智慧、直觀等),倫理美德引向低層次的幸福,理性美德導致高級幸福。斯多葛學派的倫理學也清晰地表現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相對價值,或者是如他們所說,是普通人擁有的價值體系。在這裡,財富比貧窮好,健康比疾病好,生命比死亡好。在這個層次的行為里,人總是選擇前者,而不是後者。另一個層次是絕對價值的層次。在這裡,善與惡是絕對對立的。善與惡取決於人如何對待自己的命運,如果人接受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接受命運給他安排的一切,而且很願意地接受,那麼他就是擁有美德者。康德倫理學的雙重結構不那麼明顯。他一方面制定了自律倫理學,強調普遍道德義務,絕對道德律令,另一方面也承認普遍道德義務的要求與人的愛好、對利益的追求是有矛盾和衝突的,正是在這種矛盾和衝突的情況下,我們才能看到我們行為的道德特徵的純粹形式。
上述哲學倫理學的任務都是對道德的研究和解釋,為道德觀念、道德規範提供更適當的表述。古謝伊諾夫認為,倫理學對待道德的古典態度從來沒有對道德自身提出懷疑,一直認為道德是個人和社會生活中有價值的因素。但到19世紀中期以後,在哲學倫理學中出現了對道德自身的否定和批判,以尼采和馬克思為代表。尼采認為,道德是意識的奴性形式,是人類軟弱的表現,應當拒絕道德,超越善惡。馬克思認為,在階級社會裡道德是統治階級藉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勞動大眾的意識形態,是社會意識的異化形式,應當加以克服。這種批判的後果之一是使得哲學倫理學陷入危機之中,結束了古典哲學倫理學中的雙重結構特徵。
20世紀中期之後,隨著應用倫理學的出現和迅速發展,哲學倫理學面臨應用倫理學的嚴重挑戰。在應用倫理學中,道德不再被放在理想的前景中加以考察,不再關注善的理念、美德的本質及普遍道德義務問題,道德主要被理解為經驗現象,成為具體社會生活中人際關係的組織方式,針對不同領域和不同境遇有不同的道德標準。古謝伊諾夫的基本觀點是,(1)應用倫理學的存在和發展也是因為古典哲學倫理學自身變得無力的結果;(2)但應用倫理學不能容納全部道德問題,倫理學仍然需要哲學的立場和方法,哲學倫理學的實踐意義在於,它是哲學藉以進入生活實踐的主要途徑;(3)現代哲學倫理學的任務是試圖在人的活動里找到一個完全由人自己來創造和支配的自由空間,這就是道德行為領域;(4)這個領域的核心問題是「我應該不做什麼」,這種「否定式倫理學」比肯定式倫理學具有更大的道德實踐意義②。
在古謝伊諾夫看來,應用倫理學不能包括超越現實處境的最高道德理念問題。境遇倫理學研究人在現實生活處境中怎樣選擇符合道德的行為問題。麥金泰爾不同意康德關於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遵循「不可說謊」這一道德原則的觀點,認為在必要處境下可以說謊,這也符合另外的道德原則,比如社會正義的原則。因此,境遇倫理學的道德標準要求我們做出在給定處境里能夠允許的最好行為,也就是應該選擇最小的惡,即便這一行為以犧牲個人的道德純潔性為代價。這樣的具體道德原則和行為指導,無疑是非常具有實際意義的,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應當注意的是,這裡仍然把個人的道德純潔性看作被犧牲的代價,把合乎處境的最好行為看作惡,即便是最小的惡。也就是說,在境遇倫理學所關注的現實層面的道德原則之外,還有一種理想層面的道德原則,即人對道德純潔性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還有更高的善惡標準。這些道德現象的來源和基礎問題,正是哲學倫理學的研究對象。
針對境遇倫理學遇到的道德兩難問題,哲學倫理學有自己的立場。一輛有軌電車在岔路口剎車失靈,無論向左向右都會撞人,左邊1人,右邊5人,司機該怎樣操作?在這種境遇下,顯然,任何一個正常的司機都會選擇向左,即用較少人的死避免更多人的死。但怎樣對司機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則顯示出境遇倫理學與哲學倫理學的不同標準。境遇倫理學認為司機的這個選擇不但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正確的,也就是得到了道德的證明。雖然他的行為也造成了客觀上的殺人,但相對於他陷入其中的現實處境而言,「不可殺人」的最高道德要求就成為次要的了。哲學倫理學則認為,司機的這個行為雖然是不得已的,不負法律責任,但這個行為無論如何不能得到道德上的證明,最高道德律在此仍然發揮作用,表現為司機無法擺脫這樣一個意識,即他做了一件不應該做的事情。因為這個行為畢竟是他自己做出的,而道德律是不顧任何情境的理想標準。
哲學倫理學之必要性的另一方面表現在於,哲學也需要倫理學。古謝伊諾夫把倫理學看作哲學藉以進入生活實踐的主要途徑。他指出了哲學進入人類活動和社會生活領域的三條途徑。第一條途徑是哲學作為世界觀來發揮作用,因為哲學可以提供關於世界的一般觀念;第二,哲學是思維訓練,它可以通過認識的方法,通過分析思維規律等途徑發揮實際作用;第三條途徑就是倫理學,這更為重要。倫理學被稱作實踐哲學,因為它研究人的行為,人的實踐。在古謝伊諾夫看來,哲學應當以另外的視角研究道德問題,這一研究不同於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生理學對道德的研究。哲學倫理學研究的不是作為社會現象、心理現象、歷史現象或生理現象的道德,而是道德主體自我決定的道德行為。道德行為就是可以完全自我決定和應當完全自我負責的行為。「在倫理學裡,哲學總是回答兩大重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人的活動里,什麼東西完全和徹底地依賴於作為理性存在物的人。哲學嘗試在人的活動里找到自由的空間。在這裡,人是完全的主人,他的決定是終極的,他的行為不依賴於任何東西。第二個問題是,人通過什麼途徑,如何來支配自己的生命,使之依賴於人自己。換言之,人應當如何作用於自己的生活,以便使其具有這樣的意義,即它總是最好的生活。可以這樣說,對哲學而言,倫理學和道德總是個體的、負責任的行為的領域。在這些領域,其他人不可能對此人提出任何指示,做出任何妨礙。在這裡,一切都由他自己決定。」③
在當代俄羅斯倫理學界曾發生關於道德概念的爭論,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道德是社會性的,存在於社會關係領域,是保障良性社會空間的價值和規範。另一種觀點認為道德是個體性的,道德的主要領域不在社會關係中,也不是價值規範,而是活的道德主體的自由決定,「道德是個體—責任行為」(Мораль как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④。古謝伊諾夫持後一種觀點。他對道德作了如下定義:「道德就是人對自己決定和行為的觀點,其出發點是,如果一切都依賴於他的意志,那麼他希望這些決定和行為是什麼樣的,它們會是什麼樣的。」⑤
這樣,古謝伊諾夫所主張的哲學倫理學的方法,就是在人的行為中找出一個理想化的自由決定領域,僅僅把這個領域中的行為看作道德行為。然後進一步分析行為背後的動機,把行為動機劃分為外部經驗動機和內在道德動機。人的任何行為都有雙重動機,一類動機是經驗性的,必然追求利益、健康、榮譽等,這些動機是由人的自然需要和社會條件決定的,是不依賴於個人的;另一類動機是完全依賴於人自己的,這類動機才屬於道德動機。或者,按照古謝伊諾夫轉述康德的觀點,如果從外部看行為,把行為看作世界的一部分,那麼這個行為就被納入到因果聯繫的體系里,被納入到決定論體系里,和任何其他現象一樣,行為也是必然的。但如果從內部看行為,它就呈現為自由的。道德動機就是從內部看行為。這個行為完全由自己決定,因此也應完全由自己負責。道德動機見證的是人把自己看作是行為的原因,把行為看作他按照自己善良意志發出的,他發出這個行為不依賴於任何東西。道德動機是這樣一種東西,藉助於它,個體把自己與自己的行為等同起來,讓自己為這個行為徹底負責。
行為動機還只是某些意念、意圖,屬於心理活動,它們要轉化為外部行為,還需要主體的發動,即阻止或放行。古謝伊諾夫認為,在行為的全部動機系列中,道德動機處於特殊層次,它與所有其他動機並列,而且不依賴於它們。道德動機在採取行為決定的最後階段才發生作用,就是當意圖直接過渡到行為的時候,類似於整個動機過程的發射裝置,就是該決定:發還是不發。或者說,道德動機的作用在於,或者打開行為大門,或者關閉行為大門。或者允許行動發生,允許意圖從主觀領域過渡到客觀領域,從理想領域過渡到現實領域;或者不允許行為發生,將其扼殺在意圖的搖籃里。
根據古謝伊諾夫的分析,在打開行為的大門和關閉行為的大門這兩種不同情況下,道德動機的純粹性是不同的。當我們打開行為大門,行為發生時,道德動機就成為相對於所有其他實用動機而言補充性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道德動機可以補充所有其他實用的動機,它們混雜在一起,因此無法把一個與另外一個區分開。在任何活動里,都有實用動機和道德動機。這樣,針對任何行為而言,都無法判斷,它們是否是按照道德動機發生的。因此有的哲學家說,人的所有行為都是自私的。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是這個觀點的鮮明代表,他認為,甚至當人們做出某些自我犧牲的,違反自己利益的行為時,他們也遵循利益,不是為「利」,而是為「名」,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行為會受到很高的評價,他們希望自己作為無私的人和英雄而獲得承認。同時,任何行為都可以被人裝扮成道德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所有行為都解釋為善的,最十足的侵略者也聲稱為和平而戰。總之,當道德動機在行為準備發生的最後時刻決定打開大門的時候,它是與經驗動機、實用動機混雜在一起難以區分。
但是,如果道德動機關閉大門,阻止行為發生,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裡,道德、道德動機就是行為沒有發生的唯一基礎和原因。如果在打開大門的情況下,在做出肯定的決定(允許行為發生)時,我們不能確切地說某行為是由於道德規範而發生的,還是由於功利的動機而發生的,那麼,在決定關閉大門(禁止行為發生)的情況下,我們則可以說,行為沒有發生正是道德禁令的結果。古謝伊諾夫把道德主體禁止行為發生的決定稱為「否定的行為」(негативный поступок)。否定行為不是指一切沒有去實施的行為,而是那些不顧實現它的願望而沒有去實施的行為。否定行為有兩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並非一切我們不做的行為都屬於否定行為領域,而只有那些我們很想做卻不做的行為才屬於否定行為領域。當我們的情慾、願望、利益誘惑等強烈驅使我們做某些行為,我們卻加以禁止的時候,就是否定行為。例如,當人們不說謊、不殺人的時候,他們沒有違背相應的禁令。但這不意味著他們做了否定行為。只有當一個人產生了真正的說謊必要和殺人動機卻沒有做出這一行為時,道德禁令才獲得有效意義。這是否定行為的第一個重要特徵:人不做他很想做的行為。第二個要素,只有當一個人不做某行為不是由於外部條件不允許,而僅僅是由於沒有得到道德許可、僅僅是由於道德禁令的時候,他不做的行為才是否定行為。一個人不做希望做的行為可能是由於條件不容許,可能由於害怕各種後果等。但這不是否定行為,只有僅由於道德義務、由於不應做的道德原則而不做的行為,才是否定行為。⑥
古謝伊諾夫認為,正是這種否定行為,最完整、最適當地體現了道德作為實踐哲學之對象的若干特點。也就是說,正是哲學的視覺在倫理學中發現了完全自主的道德領域,其中的否定行為更具有實踐意義。體現在:第一,否定行為完全處在行為個體、道德主體的許可權範圍內。否定行為是完全依賴於行為者個體的,道德主體對它有絕對的權力。為了實現這些否定,除了善的意志、道德決心之外不要求任何其他東西。否定行為僅僅依賴於道德動機。因此,否定行為具有更大的可行性。這裡涉及的不是內心意圖和意念,而是意圖和意念向行為的過渡。壞的念頭是難以阻止的,惡的行為卻可以不去做。如果一個人決定不去做什麼,那麼他就可以不去做。第二,否定行為更具有普遍意義。人們在道德禁令方面更容易達成一致。肯定行為要從規範過渡到行為,需要各種不同的特定中間環節,因此難以轉化為共同行為,否定行為則略去了這些中間環節,從規範(即禁令)直接轉變成行為(即決定)。因此否定行為更具有普遍性。古謝伊諾夫認為,在當今人類共同體中有兩個禁令是得到合理證明的,也是各大文化共同的倫理規範——這就是禁止暴力和禁止說謊。第三,否定行為是簡單的,容易被認同的。肯定行為、善行往往被懷疑動機不純,否定行為則不會。肯定行為往往難以獲得自我認同。至於說否定的行為,則這裡很難自我欺騙。因為一個做出否定行為的人,他總是知道,自己沒有欺騙,沒有殺人,沒有傷害某人,因為他克服了自己,知道自己沒有做這個行為。總之,概括否定行為的特點可以說,人的道德品質與其說表現在他做什麼,不如說表現在他不做什麼。我們的真正道德表現在我們對惡行的剋制,在內心鎖住誘惑。
古謝伊諾夫把這種揭示出否定行為的道德實踐意義的哲學倫理學稱為「否定式的倫理學」,這是在與「否定式的神學」概念的類比意義上說的。否定式的神學通過否定的方式來描述或界定上帝。它說的是,上帝不是什麼。它認為,對上帝存在的任何肯定的規定都不能正確描述上帝。我們不能說上帝是什麼,但我們可以說上帝不是什麼。根據這個類比,古謝伊諾夫提出否定式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我應該不做什麼」。這是對康德最初的道德定義「我應該做什麼」的一個補充。「我應該不做什麼」的問題意味著,道德與否定行為是一致的。或者至少可以說,當道德被看作絕對的量時,道德就與否定行為是同一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否定式倫理學」的有效性,古謝伊諾夫還試圖運用這一學說來解釋一系列倫理學悖論。⑦其中之一是,越是道德完善的人,越是感到自己的不完善和缺陷。或者說,合乎道德的人不認為自己是合乎道德的。這裡的悖論就在於,不完善,或者對自己的不完善的意識被認為是完善的標準。這看上去很荒謬,似乎是廢話,因為不完善不可能成為完善的標準。但是,如果我們按照否定倫理學的標準來看,那麼,這個荒謬或廢話將獲得非常合理的意義。這時,我們可以說,道德上完善的人是這樣的人,他比所有其他人更多地實施了否定行為。他實施的否定行為越多,就越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糟糕,多麼不完善,因為每個否定行為都是與道德所譴責的動機和願望的鬥爭。人越是以否定行為的形式達到完善,他就同時越多地感覺到自己對不道德行為的潛在喜好。因為否定行為正在於我們在自身中鎖住慾望,阻斷那些不符合道德規範的行為的出路。另一個悖論是暗中行善的悖論,即做好事不留名,人不應炫耀自己的道德高尚。但如果是善事,就應該光明正大,為什麼不願讓人知道呢?如果訴諸否定式倫理學,把善行理解為否定行為,就容易說通了。否定行為是沒有做出的行為,假如做出了,就不是善行,而是惡行了。雖然克制了這一誘惑,這本身是道德的表現,但其背後的一個事實是他曾經有不道德的願望,這個事實使他不願張揚自己的善,而是保持謙虛和剋制。在這種情況下他心中所充滿的,與其說是他戰勝慾望沒有作惡的自豪,不如說是他對險些去作惡的恐懼。
通觀「否定式倫理學」的基本觀點,我們可以看到,這是與亞里士多德的理性倫理學與康德義務倫理學一脈相承的。「我應該不做什麼」的問題已經包含在康德的「我應該做什麼」的問題之中。我應該不做什麼,也就是我應該做出否定行為,即阻止和拒絕那些不道德意念的實施。不過,古謝伊諾夫對理性倫理學和義務倫理學的重要概念做了進一步闡釋,使其更加明晰,更加具有現實性。主要是道德主體概念和自由概念。做出否定決定、阻止行為發生的道德主體是誰?或者,純粹道德意識的承載者是什麼?道德主體不是某個現實的人或他的全部心理,而是人的理性意識。這個主體為什麼能夠做出否定自己意願的決定?這是理性反思的決定,這一理性促使他去做符合他生命意義和價值的事,即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道德主體具有自律性。確立自律的道德主體,是塑造現代社會公民意識的重要環節。道德主體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自我」的個體人格。這裡從道德哲學角度提出了自由問題,即對自由的倫理學解釋。道德主體完全是自我決定的,不依賴於主體之外的任何條件,完全是自己的創造和決定,也就是完全自由的。但正因為如此,這裡的自由也意味著完全由自己負責。道德行為是可以完全自我決定和應當完全自我負責的行為。「否定式倫理學」作為哲學倫理學的一種表達形式,其現實意義在於,力圖使人通過自我詢問否定式倫理學的問題「我應該不做什麼」,拒絕做出不符合道德的行為,成為有責任意識的道德主體。
注釋:
①Зтика:учебник для бакалавров,под общ.ред.A.A.Гусейнов,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айт,2013,C.97.(本科生教科書古謝伊諾夫主編:《倫理學》,莫斯科:尤賴特出版社,2013年,第97頁)。
②本文主要參考古謝伊諾夫院士2013年6月3日至7日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進行的系列講座內容。
③古謝伊諾夫:《作為實踐哲學的倫理學》,講座稿,張百春譯。
④Этика:учебник для бакалавров,под общ .ред.А.А.Гусейнов,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майт,2013,C.53.
⑤祖別茨:《俄國倫理學的當代爭論和古謝伊諾夫院士的理論立場》,2013年6月7日在北京師範大學講座稿,張百春譯。
⑥Гусейнов А.А.Что я должен не делать?//Философский журнал,2013 №2,C.60.
⑦Этика:учебник для бакалавров,под общ.Ред.А.А.Гусейнов,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айт,2013,C.40~52.
來源: 《社會科學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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