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學民:如何認識和避免「學術問題政治化與政治問題學術化」_學術觀點
編者按: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講話站在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充分肯定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學闡述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使命,明確提出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指導思想、根本要求和主要任務,集中回答了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是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積極投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生動實踐,是我國思想理論建設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也是我校從事哲學社會科學教育與研究工作者的重要職責。為推進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學習領會、貫徹落實工作,推動我校哲學社會科學教學與研究工作邁上新台階,白楊網特約請有關專家學者撰寫學習體會,首期刊發的是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荊學民教授的《如何認識和避免「學術問題政治化與政治問題學術化」》文章。歡迎廣大師生積極賜稿,參與討論。
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是常青的。從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後,常青的實踐之樹從來也沒有離開過理論營養的滋潤。越是偉大的時代,越是偉大的民族,就越是渴望偉大的理論。正像恩格斯所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當下的中國,正在進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呈現、各類風險和挑戰不斷增多的新形勢,如何提高改革決策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面對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如何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總書記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稱《講話》),正是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渴望,順應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潮流。
《講話》從宏觀到微觀、從抽象到具體、從理論到問題,縱貫古今,橫通中外。略去宏大的政治意義不談,就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日常研究中親歷的學術研究的視野和方法也頗多亮點。比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指導理論」,首先要「真懂真信」。事實上,現實中一些人打著馬克思主義的大旗,但是自己是既不懂也不信的。總書記說得很具體:「有的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沒讀幾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發表意見。」置身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人,對現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的「哇啦哇啦」的浮誇空談之風頗為深刻感受,這裡不多論述。本篇體會文章,關注《講話》中關於「學術民主」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講話》指出:「要堅持和發揚學術民主,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不同風格學派相互切磋、平等討論。要正確區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要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既反對打著學術研究旗號從事違背學術道德、違反憲法法律的假學術行為,也反對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混淆起來、用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對待學術問題的簡單化做法。」
「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要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這個論斷在眼下的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但是,什麼問題是學術問題?什麼問題是政治問題?學術與政治的邊界和關係又該怎樣界定?這個問題,既是一個在學術上存在爭議的問題,也是一個在實踐上難以操作的問題。本著「學術民主」的原則,我想就這個問題從學術角度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判斷這個問題的最主要的理論支點,在於對「政治」與「政治學」以及二者關係的理解和把握。一般來說,我們把一個社會劃分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領域。其中,經濟是從事物質生產的活動,文化是從事精神生產的活動,政治是維護這個社會秩序的活動。馬克思認為,政治是從經濟中產生出來的,政治以經濟為基礎並為經濟服務,因此,馬克思的政治是「經濟政治」,馬克思的政治學是「政治經濟學」。與上述對應,最為一種「學」,關於物質生產活動原理和規律的研究就是經濟學,關於精神生產活動原理和規律的研究就是文化學,關於社會秩序的原理和規律的研究就是政治學。就此而言,政治總是具體的,是一個特定社會的關於秩序的種種剛性約束和規範,而政治學則是一種超越某種特定具體政治的理論探索和研究。觸及前者即是「政治」問題,觸及後者就是「學術」問題。
難點在於,在一個具體的社會中,怎樣就是一個「政治」問題,怎樣就是一個「學術」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個特定社會的「政治」是通過這個社會佔統治地位的集團的政治思想體現出來的,也是按這種政治思想運轉的。這樣一來,這個社會的「政治」往往就是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只限於政治領域,無論是經濟領域的研究,還是文化領域的研究,一旦觸及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在這個社會就可能是「政治」問題。進一步而言,所謂「政治」問題,才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分,符合特定社會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和基本屬性的謂之「正確」,相反,違背或反對特定社會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和基本屬性的謂之「不正確」。一般來說,意識形態以外的研究,以及符合特定社會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和基本屬性的研究,都是可以是「學術」範疇。所以,通俗一點講,「意識形態性」是判斷「政治」或「學術」的比較明顯並易於理解的標誌。
《講話》中所講的「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要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的精髓,當然不僅在於上述的筆者的解讀,而在於,他反對「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就是說,在學術研究中並無禁區,不要動不動把學術問題貼上「政治」的標籤扣帽子、抓辮子、打棍子;當然,也不要把重大嚴肅的政治問題當做一般的學術問題「去政治化」。在我看來,前者會禁錮學術研究,會使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喪失理論滋養而失去活力;後者會稀釋和化解應有的政治凝聚力,使整個社會發展和運行失去方向和重心。
現在,我們不能樂觀的是,長期以來我們沒有很好地區別政治和學術,比如,你是搞政治學研究的,但是在人們的眼中你就是搞政治的。社會上,除了別有用心的故意「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之外,更多還是搞不清楚什麼是政治問題,什麼是學術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仍然需要夯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理論,繼續提高全民族的理論素養。當年,鄧小平同志非常具體地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應該說,「補課」任務到現在「仍在進行中」。
現實中,在基礎理論的基本原理的研究中,「政治與學術混淆」的問題還不太大,而很多的時候,是發生在直面社會現實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問題的研究時。這次總書記的《講話》中也特彆強調:「理論思維的起點決定著理論創新的結果。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漢密爾頓等人著的《聯邦黨人文集》、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約瑟夫·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弗里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西蒙·庫茲涅茨的《各國的經濟增長》等著作,過去我都翻閱過,一個重要感受就是這些著作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是思考和研究當時當地社會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結果。」
仔細品讀《講話》中所列舉的人物和著作,還原到其歷史的情景之中,他們所研究的「問題」,無一不是所處時代的重大問題!有幾部就是直面所處社會的重大政治問題,至少也是具有政治性價值和意義的問題!也許,一部部的不朽之作,就是他們冒著重大「政治風險」的學術力作。所謂重大現實問題區別於一般的基礎理論研究,在於它沒有可供參考的現成答案,很多的時候首先需要一種政治自信和政治勇氣,而這種自信和勇氣更多來源於這個社會文明的政治治理、和諧的政治氛圍和寬容的政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習《講話》,我們要在一般性地把握「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要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基本要義和辯證關係的基礎上,應更加深刻領會和把握「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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