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物語》平常敘事與家庭生活

08-03

　　早上得知原節子安然辭世，想到一篇以前的舊文。

　　影片上映於1953年，正值日本逐步從戰後的衰竭和破敗中走出。小津以其一貫的家庭生活與平常敘事，來營造一種最為接近現實的現實主義。在我看來，這位具有俄狄浦斯情結的導演，關於家庭、親情問題的探討，既回到生存與生活的本源，又同時給當下物慾和物化的現實以極好的反諷。

　　關於期待：

　　在芸芸眾生的視野里，並沒有對權力與慾望的追逐，有的只是對更好生活的期待。正如平山楊冪夫婦對於東京探親之行的期待，從臨行前街坊的對話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僅是一種對都市摩登生活的想像，也是一種對被物理空間所隔斷的親情延續的期待。來到繁華東京之後，這種期待轉化為老兩口對於眾多子女生活的一種期望。但現實卻是，無論開美容院的大女兒，社區醫生的兒子，還是守寡八年的二媳婦，無論地理空間上還是生存質量上，他們都只是生活在繁榮東京的邊緣。再到後來，老父親與兩老友把酒敘舊，無不表達一種對於子女的過高期待。期待，是對更好的等候，期待，也是對於平淡的堅持。

　　「這世上本來就有許多令人灰心的事情。所以，還請你不要太灰心。」

　　關於生活：

　　城市化的快速進程帶來是對於社會個體的衝擊與洗滌。這種個體既包括了家庭也包括個人。日本戰後由蕭條走向繁榮的大背景，使得城市的家庭開始因為各自的前途逐步離析。當下中國，「北漂」的體驗，「蝸居蟻族」的生存。這種類似的感受，實質上是時代對於個人生活的一種重新解釋。

　　回到影片，小女兒斥責兄弟姊妹對於家庭和父母的冷漠。小女兒說：「他們太自私!」二兒媳笑著解釋：「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子女們長大了，會離開自己的父母。當一個女人到你大姐這個年齡，她會有自己的生活。我相信她沒有惡意。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

　　事實亦然，每個人的生活只能以自我開始，自我結束。脫了娘胎，成為新的個體。面對機械生產、複製與情感的時代，我們所期望的，除了鎮守屬於自己的空間，就是希望彼此生活的交集能夠再大一點。

　　關於原節子：

　　原節子燦爛而典雅的笑容一直給人留下深刻的影響。她塑造的形象儼然已經成為六十年代亞洲女性賢良、淑慧、隱忍特質的代表。她是小津安二郎在後期的御用演員。兩人都以孑然一身的方式度過一生。原節子在小津逝世(1963年)的中年選擇息影，從此淡出公眾，歸隱於鎌倉地區，甚至連生卒都不為人所知。而反觀當下的演藝圈，明星都在不斷地製造著諸如示愛、離婚、二奶、打人的事件來提高曝光率，甚至不惜觸及道德底線。庸人自擾的作秀與表演匯於歷史，不過是其微不足道的註腳。

　　原節子在黑白銀幕所留下的倩影，沒有色彩卻勝過所有胭脂粉黛的塗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