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在危機中得更生

人類文明在危機中得更生（一） 耶酥被釘十字架的時候，有許多百姓跟隨著他，其中有些婦女痛哭不止，耶酥轉身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1]」人將上帝之子釘上十字架，他們得意地對耶酥戲弄且凌辱——你不是能在三日內建起被拆毀的聖殿嗎，呼喚你的神來救你吧。卻並不知道這昭示著自己的災禍。耶酥悲傷地看著人群，他對耶路撒冷女子的勸告並沒有多少人能夠領悟，為什麼「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呢？ 廿世紀是人類製造死亡的世紀。在三十三個國家十五億人捲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傷亡人數達三千餘萬人，其中死亡一千餘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蔓延六十一個國家，捲入戰爭人口十七億，參戰國軍民傷亡人數達九千萬，其中中國傷亡三千五百萬（其中死亡2100萬），蘇聯傷亡兩千七百萬（軍人死亡866.84萬），德軍傷亡一千一百七十萬（軍人死亡442.2萬），波蘭死亡六百萬（平民死亡540萬），日軍傷亡二百一十六萬（死亡180萬），英軍傷亡一百三十萬（死亡50萬人），美軍傷亡一百一十一萬（死亡40.73萬人），義大利人死亡57萬（軍人死亡38.9萬），法國死亡五十八萬（抵抗力量死亡21）萬；歐洲猶太人被害六百萬[2]。 誰是勝利者？美國人、蘇聯人、中國人？當人們走向街頭歡呼戰勝法西斯勝利的時候，靜夜裡母親們凝視著自己兒子的照片，他們永遠告別了世界，勝利能補償失去兒子的痛苦嗎！；誰是敵人？德國人，日本人，義大利人？他們在他們母親的眼裡永遠是兒子，不是敵人。「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婦女們悲傷地說，夫子，如果讓我看見我的兒子，我願意信你讓我信的一切。 死亡是人類最偉大的老師，它教誨力量的不可辯駁性使任何人的狂妄自大都顯得可憐，從而使人們發自內心地呼喚那最高的存在者。戰後聯邦德國（西德）的重建是從修復人們的信仰開始的，信仰是內心的，但需要通過物質做中介。首先從廢墟上修建教堂。當宏偉的教堂建立起來，看到尖頂上的十字架，淚水彙集成溪流流淌在德國的土地上：上帝，饒恕我們，我們錯了——，痛哭的德國人獲得了信心，不是狂妄的、蔑視上帝的信心，而是從上帝信仰中獲得的診視生命的信心。 我沒有忽視發生在廿世紀的另一場戰爭，就殘酷和野蠻程度、死亡的人數來看並不遜於兩次世界大戰，它就是階級戰爭，冷戰只是外觀，而沒有硝煙的戰爭發生在集權主義國家內部，以階級屬性和政治觀念剝奪他人生命的隨意性是人類有史以來對道德和天法的最惡毒的違犯。唯物論剝奪了生命作為靈魂居所的神聖性，也使殺人者泯滅了自己殺人有罪的良知，對「科學歷史規律」的盲目信仰使他們對任何「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罪惡階級」的死亡非但沒有任何憐憫，而且報有極大的幸運感，「階級敵人」被認為比病菌還有害，對作為人的他們的蔑視比法西斯對猶太人的蔑視有過之而無不及。 人類的行為都是思想支配的行為，相對而言，動物的行為大多出於本能，本能的惡由於動物沒有意識到所以是非惡，但人類的行為，大規模歷史性集體犯罪行為則是有意識的行為，當非理性以貌似理性的「科學真理」出現的時候，世界就出現了末日的徵兆。為什麼在人類自恃創造高度文明的時代卻出現人類歷史中空前的反人類行為呢？問題可能就出在文明本身之中，——這是斯賓格勒思考文明興衰的起因。他的觀點是，歐洲文明的危機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幾個世紀歐洲文明醞釀已久的歷史性事件[3]。羅蘭·斯特龍伯格教授（Roland N.Stromberg）在其頗具影響的著作《現代西方思想史》的導論中第一句就引用伏爾泰的話：「了解前人是如何思想的，比了解他們如何做的更重要」[4]，分析人類歷史中何以發生如此重大的罪行，就必須分析人類的近代思想史。近代歷史的主角是歐洲文明，廿世紀世界發生的兩種大規模歷史性集體犯罪——種族大屠殺與階級大屠殺——所淵源的是歐洲，而納粹法西斯主義和公產集權主義的產生並非是尼采與馬克思大腦里忽然產生的怪念頭，而是歐洲文明自身邏輯的演繹，事後諸葛亮地論是——在劫難逃。但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具有亡羊補牢的智力，從這個意義上，思想史的總結儘管枯燥，但由於其與鮮血生命相聯繫，因此是重要和迫切的。 （二） 在宇宙中人類是偉大的生物，也是渺小的生物。他們很偉大，因為他們的理性照亮了宇宙；他們很渺小，因為他們作為被造之物永遠不能到達上帝。作為一種有死的生物類，人不會長久地在宇宙中存在，他們要麼是某種更偉大生物來臨的前奏，要麼是凄涼的絕響，宇宙恐怕不是為我們地球人專門設計的。——人類需要自信，更需要謙卑。但尼採的哲學，把超人意志看作宇宙的主宰；和馬克思的哲學，把人類看作實現歷史必然規律的工具，二者都誤解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把近代歐洲唯意志論和歷史主義決定論兩種哲學放到整個西方思想史的背景考察，不難發現二者在表面的差別下掩蓋著非理性的同一性——破壞主義，歐洲文明在近代產生禍害歐洲文明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破壞主義思潮表明歐洲文明存在嚴重的歷史性缺陷。 分析唯意志論與歷史決定論思潮的緣起、尤其破壞主義造成的歷史性危害，在斯賓格勒的歷史觀看來，歐洲文明在世界文明歷史上的悲劇段落如同季節的輪迴一樣，是不可逆轉的。斯賓格勒的反省精神使他試圖從一個遠處的制高點觀照人類不同文化圈和文明史，通過諸文化圈的比較，他對歐洲數世紀以來文明的進程是悲觀的，兩種驚世駭俗的破壞主義來臨在悲觀主義哲學看來就不值得驚奇，而是具有宿命論的意義。比斯賓格勒更淵博的阿諾德·J·湯因比教授在二次世界大戰前也寫出了自己比較歷史學的鴻篇巨製，而他對歐洲文明在主導精神上失敗的預言與斯賓格勒不謀而合。歐洲文明的危機像一個即將出軌的列車，坐在車裡的斯賓格勒、湯因比，乃至稍晚的詩人龐德、T·S·艾略特等人都感覺到巨大的顛簸所預示著的不幸。龐德把歐洲文明比作衰暮之年的妓女，而艾略特看到的則是種植著屍體、生長著死亡的荒原。在世界近代歷史中，歐洲文明最強大，大戰前的歐洲是全世界羨慕的奇蹟，是日本、中國乃至印度的榜樣。但歷史的戲劇性如此突然，歐洲起源的世界大戰給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損害。種族屠殺論和階級屠殺論都是歐洲文明所孕育出的畸形兒，而人們曾一度把破壞主義哲學當作精神的興奮劑，把畸形兒看作是將給世界帶來無限光明的使者。 尼采是哲學家中的詩人，他的敏感使時代精神集中體現在他身上，他的「瘋話」顯露的就不僅是他個人的精神危機，而是歐洲文明的精神危機。尼采關於上帝死亡的寓言久久地回蕩在歷史的天空，人們並沒有反省一個暴躁的憤世者對文明的詛咒預報了時代危機的即將來臨，而以崇尚尼采哲學傲人，以為不如此便體現不出新時代人格的陽剛之氣和掙脫迂腐教條的叛逆性，人們毫不以自己背棄父輩言行的謹慎和上帝十字架前的謙卑為危險，自由的人應該敢於藐視天庭、卑睨上帝、頤指氣使地像對待群畜一樣對待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真理的表達必須如尼采哲學那樣滔滔不絕、氣勢洶洶，甚至離經叛道、蠻不講理。尼采崇尚希臘阿波羅（太陽神）和狄奧尼索斯（酒神）精神，但他變形了二者，希臘人理性的熱情被他扭曲為理性的狂熱。狂熱的理性即沒有荷馬豎琴中悲涼的沉雄，更缺乏泰勒斯追問世界本原的冷靜；他即不理解摩西律法的普世性意義，也不懂得耶酥關於愛人如己為最大誡命的世界意義。 人類是宇宙中理性的動物（起碼在地球上是最具理性的動物），正是在這種理性動物目光的觀照下宇宙歷史才獲得了秩序性的歷史描述。什麼是「理性主義」在理性主義者不是一種標榜，而是自我反思的開始。與古代希臘半島相呼應，近代德國是哲人的故鄉，哲學的德國是近代歐洲理性精神的發源地——判斷並不錯，但與此鮮明對照的是，哲學的德國是近代歐洲動亂的策源地。那麼「哲學」也就不是理性主義的代名詞，當憤怒讓詩和理性工具泛濫自己，憤怒的能量就容易使理性主義變態為它的否定形式。德國並不是弱肉強食的始作俑者，但他們一旦成為弱肉強食的受損者他們就會把弱肉強食的邏輯推演到極至。我注意到辜鴻銘先生對德國人的評價：對不義的極端仇恨使他們對不義者採取極端的不義。一個人打了你右臉，耶酥說，你就把左臉讓他打，尼采說，這是奴隸的道德，德國人認為尼采是，他們決心殺死那個打他們右臉的人。——但這顯然不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者不是無能的哭泣者，也不是暴虐的復仇者，他需要必要的忍耐，但他還有對天法的信心，並能把信心轉化為實現天法的力量。 歐洲為什麼喪失了對天法的信心呢？英國的殖民主義如果是不公正的，那麼民族主義就是必要的，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有民族主義意義，尼採的哲學也就是合理的；如果資產階級以繁重的勞動虐殺童工是不合理的，那麼無產階級的起義就是必要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戰爭論就有歷史的合理性。問題是不道德的世界是否要用更不道德的世界代替。是否因為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中國的義和團就應該到倫敦和巴黎街頭強姦婦女殺戮孩子（所幸沒有）；是否因為資本家的工廠有非人道主義就該把所有工廠的資本家和他們的孩子消滅肉體。並且消滅後的世界是否比殺戮前更公正？用罪惡代替罪惡顯然並不就是善的世界。正義具有相對性，但正義還有絕對性，即使凡爾賽和約有不合理成分並不能證明德國人的侵略、集中營、大屠殺的正義；布爾什維克強行徵收「富農」的糧食使數十萬農民餓死比貧富差距的惡更惡。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的想法是，如果使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四千萬人免於餓死，換取袁世凱的子孫做皇帝，我也投票贊成。問題是歷史沒有供後悔的投票箱，歷史的章節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歷史理性只有在長的歷史段落才能被人類後驗地有所體察。 就像舞台上的演員不能同時作為觀眾觀看自己，歷史中的大眾不能站在遠處反思自己。由於時代意識不斷更新又不斷遺忘，人類似乎永遠在幼稚與成熟之間輪迴，人類今天反省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階級戰爭的瘋狂，就有一種成年人回顧自己狂熱幼稚時代的感覺。人類是一個總體的集合類，在這個集合類中，人類當然不能因非理性主義者的反人類行為而認為他們不屬於這個集合類，不僅馬克思、尼采（乃至列寧、斯大林、齊奧塞斯庫），而且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都是這個集合類的分子，並且納粹法西斯極權主義和公產極權主義也應該視為人類文明的產物，人類的任何思想都不是人類文明之外的天外來客，儘管它們之於人類文明的人道主義傳統具有異質性。 哲學家的判斷可以作為人類思想的先驅，也可以是人類思想或時代精神之氣候晴雨表，作為後者的尼采敏感地體察到了人類信仰的危機，他期待著神殿倒塌，道德傾覆，一切價值重估，他以查拉圖斯特拉的嘴向所有人宣布超人哲學；他期待著危機以一次大規模的爆炸釋放出來——尼采說「我不是人，我是炸藥[5]」。尼采直率地表達了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人類思想的無神論能量不斷積聚[6]，像將到的大洪水那樣傳來轟鳴的隆隆聲，欲衝決傳統信仰——否定上帝的意識從來沒有像彼時那樣洶洶奔涌。來自何處的力量會動搖人類對上帝的信心、狂妄自大到否定上帝呢？回答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尼采蔑視上帝的超人的自信正是得自數世紀以來科學發展的慫恿：既然思辨理性可以在自然中把上帝驅逐，那麼道德領域必定也可以驅逐上帝，我們何必要懸設一個上帝呢，我們的邏輯思維足可以取代道德上帝了。自然科學取得了在當時人看來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二十世紀以前，人類科學的發展主要可以簡略歸納為兩個：牛頓力學和達爾文進化論。 古希臘人儘管有探索宇宙奧秘的理性想像力，但他們的觀察和數學知識還不足以建立宇宙圖景的數學模型，儘管他們有自己的粗淺模型；到中世紀，人類的形而上學尤其以上帝為中心的形而上學唯理論儘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但宇宙論並沒有重大進展。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哥白尼動搖了以地球中心的中世紀宇宙論，歐洲人便開始了用精確的數學語言描述宇宙圖景的努力，從開普勒、伽利略，直到牛頓，完美的宇宙數學模型建立起來。這個模型出奇地優美、精確、完善，以至於人們有充足理由認為，上帝並沒有什麼玄妙的奧秘，他的奧秘都可以通過科學家的研究寫在紙上，物理學定律就是宇宙方程，就是上帝的全部奧秘。 可是人們這樣思想的時候並沒有把自己包括在宇宙模型中，人類的社會活動，他們的自由意志和自由意志支配的行為，在這個完美的牛頓力學的宇宙模型之外。在達爾文的進化論發表後，問題似乎有了進展，人類也不是什麼超自然的生物，他們的智力是地球生物從低級到高級一步步進化來的。 牛頓力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論使唯物主義無神論獲得了空前的勝利。當舊時代的問題已經解決，而新問題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人們就容易認為——我們的科學知識已經達到了全知的邊界，剩餘的問題只不過是些次要的修補工作，宇宙中任何現象不僅都可以得到物質運動的解釋而且解釋的精度可以達到完全決定論，宇宙中沒有什麼現象不可以通過數學精確地計算出來。這種時代意識的情境中，就營造了一種人類已經、或者起碼是即將獲得全部宇宙定律的信心，於是費爾巴哈、馬克思唯物主義成為大眾信仰的通俗哲學，「歷史規律」不假思索地濫用，因為人們相信古老神學的命定論已經變為「科學」；到了尼采，他已經可以輕鬆地說：「出於本能，無神論是不言自明的。[7]」他不能意識到無神論應該是動物的本能，動物們都是無神論者。 牛頓的宇宙學模型是機械的，但牛頓本人遠沒有科普作家們樂觀，他深知自己模型的局限，他坦言自己不知道萬有引力的原因，他的一句話也未被人們注意，他說：決定機械運動的東西絕對不是機械的，這個判斷的深刻性被牛頓時代忽視了，如果決定機械運動的東西也是機械的，那麼不僅「人是機器」，而且上帝也是機器，上帝的內容就是數學-形式邏輯；但這與精神的意志自由相矛盾的，如果數學-形式邏輯能進入自由，那麼自由就不存在了，但事實並非如此（證例是我們每個人的想法和行為時刻體現出意志的自由性）。所以歷史主義決定論的非理性並不比唯意志論者的非理性有更多理性，我將說明，是牛頓、達爾文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使時代逐漸產生了唯科學主義，但又是科學的進一步發展——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否定了科學主義的歷史決定論。 （三） 中學教師出身但很淵博的歷史學家的斯賓格勒開創了文化比較研究的先河，儘管他之前的萊布尼茲、伏爾泰、歌德、黑格爾對世界各種文明的興趣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從事了文化（或哲學、思想）的比較工作。文化和文明在斯賓格勒有概念含義的截然不同，我們忽略這種不同只對我們自己的行文是方便的，因為在我們一般理解中，文明肇始於文字形成的時代，而對於文字形成以前的時代，我們往往也稱那些具有充沛創造力的先民的生活遺迹為「文化」，如中國的「仰韶文化」[8]、「河姆渡文化」[9]，希臘文明所淵源的米諾斯文化[10]，等等。而在斯賓格勒的用語中文化的意義是指諸如中國先秦、古印度、古埃及、希伯萊、蘇美爾、古希臘、墨西哥的瑪雅時代、前印加帝國時代等文字形成後的創造性的文化群；而文明是指物質文明，是各文化圈在文化成熟後的衰敗階段。在西方文明是指文藝復興後的現代文明，這個文明喪失了文化的原創性。「西方的沒落」也就是「文明」這個詞——在斯賓格勒——本身的意義：文化的衰敗。與西方一般歷史學家的觀念相背，斯賓格勒認為中世紀是西方文化的高峰，文藝復興以後就開始了沒落，到現代已經達到幾近崩壞的程度。人類是一個逐漸進化的歷史（從黑鐵時代到黃金時代）還是逐漸墮落的歷史（從黃金時代到黑鐵時代）是在差不多各種文化圈都曾產生的問題，當然二者之外還有循環論，三者都有足夠多的證據表明自己的歷史觀是正確的，因此都有理由說其他二者是錯謬的。對於斯賓格勒來說，他眼裡的歷史——不僅是西方歷史——就是人類文明退化和衰敗的歷史，當然他關於文明發展春夏秋冬輪迴論表明他同時也是歷史循環論者。在斯賓格勒看來，沒落的意義不是文明不夠強大，恰相反，近現代文明的強大是其衰落的證據，因此其重要性和價值就遠不如遙遠的古代文化時代。可以對斯賓格勒做一點通俗的簡化，文藝復興運動復興的不是希臘的文藝，而是另一種東西的獨大的開始——科學理性發揚所帶動的物質文明的膨脹，所以文藝復興運動是西方文明沒落的肇始。 或者可以說，研究歷史學的思想家都是古代先知、智者的現代遺存，他們對歷史的詮釋包含著對歷史的預言，但就人類接受歷史學家的預言來說，預言本身所造成的影響可能並不與預言的內容一致，修希底德說——雅典人認為自己不可避免地與斯巴達會有一戰的看法成為雅典與斯巴達開戰的原因；但也有相反的情況——對文明沒落的預言成為刺激文明更新的力量。我的分析表明，科學理性所帶來的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在斯賓格勒等於文化的沒落——會反過來對文明以刺激，「沒落」也就意味著新生。 文明的危機最終還是要歸結為心靈的危機，人類精神-「心」可以劃分為三個構成：思辨理性、實踐理性和判斷力理性。不求太嚴格地表述可以用比喻來代替，所謂思辨理性就是我們大腦用來做數學題的思維力，或曰邏輯思維與理性想像力；所謂實踐理性，就是個人行為即為人處世的方式，或曰道德；所謂判斷力理性，是我們欣賞美好事物的思維力，或曰審美[11]。思辨理性、實踐理性和判斷力理性三者還可以翻譯為大眾語彙，就是人類追求真、善、美的本欲和能力。危機正在於前者的獨大，而後二者被前者僭越。 邏輯-思辨理性-求真——這一人類理性層面的發達是西方文明昂然崛起於世界各種文明的標誌，也是近代歐洲人以自我為中心（歐洲為中心）看待世界的驕傲心理之所原，歐洲人求真精神使他們的思辨理性-科學理性在認識論中開闢了其他文化圈所沒有的深度，因此而使自己的物質文明獲得超越地位，於是才有力量像世界的主人翁一樣去征服和教化物質文明不發達的地區，他們以自己的文明為中心的驕傲心理似乎理直氣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重強力而慢道德的心理會反過來傷害自己。 我們不能否認道德與審美也蘊涵著思辨理性，正像思辨理性也不是完全與實踐理性與判斷力理性無關一樣，因為人類理性總是綜合運用的，但以前者代替後二者無論如何是思維的誤區。當人們不假思索地說「科學的道德觀」、「科學的藝術理論」名詞時，是在很大程度上對人類理性自身三種層次區分的誤解。人們相信：科學認識論可以科學地制訂出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科學的人生觀」——沒有比這個詞再明顯地表徵出人類對自身理性的科學主義認識傾向，科學主義把人類生存和宇宙存在都作為自己的領地來開發，認為人類形而上學的領域總可以被科學代替。拿破崙曾問物理學家拉普拉斯，你的理論為什麼沒有上帝，得到的回答是——因為不需要，這種看起來顯示科學家自信的戲劇性場景影響了更多的觀眾，謙卑地在自然力面前、謙卑地在造物主面前默默禱告被年輕的學子們嘲笑迂腐；自信，要像第歐根尼命令亞歷山大一樣命令上帝——走開，不要擋住理性的陽光。——這種狂妄在顯示人類理性勝利的同時也蘊涵了人類文明即將到來的悲劇，人類以及人類自恃驕傲的理性是從哪裡來的，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嗎？當然不是，父母親生育了我們，但不是他們創造了我們，我們是誰創造的？我們只是宇宙理性使宇宙歷史展開的時空序列中在偏僻的一個叫地球的小星體上的果實，宇宙理性-上帝先於人類理性，儘管宇宙理性的被感知以「我」存在為前提。人類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宇宙中，也不知道出現在宇宙中的意義，「科學的世界觀」——就思辨理性可以推理人是什麼「what」、人的原因「why」、人的歸宿「where」意義而言——是不可能的，或者說「科學的世界觀」如果存在的話那就是認為不存在「科學的世界觀」才是科學的世界觀。把物理學運用於物理學之外而認為上帝觀念是愚昧的淵藪從而取消作為道德根基的上帝，否定傳統價值觀，聽從「超人」重新規劃世界的新的「科學的」倫理觀和價值觀會怎樣？種族戰爭和階級戰爭在廿世紀的規模和損害生命的程度當然可以使理性人類傲視大自然中野獸的狩獵行為：你們的牙齒太原始了，我們有先進的方法，如果「文明」使道德重新回歸為弱肉強食邏輯，並且「先進」是征服工具的高效率，那麼斯賓格勒對歐洲文明賦予沒落的意義是再精闢不過了。 由此我們看到了認識論對存在論的影響的重大：火車汽笛的咆哮把遠古先知的枯骨震的粉碎，對世界中一切存在物的格致（格物致知）的物理學使任何不死的「靈魂」喪失了避難所，牛頓力學的「靈魂」是數學-邏輯，而不是造物主；微妙的善惡因果報應（耶酥說在塵世的善行將使其享天堂的宴席）被大炮的震耳欲聾之聲消解，大炮射程可以通過幾何學和物理學的簡單原理計算出來，所炸死的人並不區分善惡······，——世界並不神秘，一切都可以換算為數學、物理學的完美解釋，上帝，我們已經不需要你了，「我」的智慧和雙手足以認識和改變世界，我等人類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已代替你成為宇宙的主宰者，吾人的意志力只要充分結合自己的智慧就可以征服世界。這是書齋里走出的浮士德的想法，這個想法作為近代歐洲意識也傳播到東方，這種把「我」看作宇宙中心向外擴張的意識可以稱作浮士德精神。 人類不是宇宙的主宰者，正像地球和太陽都不是宇宙的中心，但當人類把自己當作宇宙的主宰者，他們就容易把自己的意志等同於世界理性，這種人類（尤其近代歐洲人）的浮士德精神使他們自大狂般地認為：人類徹底改變道德律。把道德理解為超越上帝律條而可以人為制訂——這種狂妄是浮士德精神的進一步的非理性膨脹：浮士德已經成為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的查拉圖斯特拉了。超人概念的尼采意義可以理解為那個具有人類群體中充沛意志力的梟雄，也可以理解為經過數百萬年進化已經很自信的現代文明人群體。這種「超人」把自己的意志等同於天理（歷史決定論者讀作：社會科學家發現了歷史必然規律）——重新制訂道德律令的危險性直到現代的我們才看清楚了：那種標誌駛向人間天堂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實際上是一輛通向地獄的死亡列車。 由此不難看出，唯意志論和歷史主義決定論可以如何被輕而易舉地互相轉換，超人意志認定破壞的必要性和「歷史必然規律」決定的破壞的必要性，只是在用詞上略有差別。尼采與馬克思的思想像風向標一樣反映了歐洲文明的危機：狂暴的時代就要來臨，歐洲需要鐵鎚、需要炸藥，砸攔腐朽的舊世界、炸毀墮落的舊文明，涅槃後才能重生，一切價值必須重估，人作為宇宙主宰的新世界將完全不同於唯心主義時代上帝主宰的舊世界。新世界的道德就是對舊世界道德的顛覆：殺人是合理的，如果他們是不配與人類同類的卑賤種族或落後的資產階級；搶劫是合法的，如果財產屬於墮落的猶太人或不勞而獲的寄生階層；甚至強姦也能以美好的形式出現——在新的、純潔的、沒有不平等剝奪行為的公產世界，人類要實現普遍的共妻制[12]；做假見證有什麼了不起，如果為了建立大同社會的崇高目標而掃清前進的障礙。《共產黨宣言》的號召使全世界無產階級熱血沸騰，他們的人數巨大，懷著改造世界、重新規劃宇宙和創造嶄新的科學價值觀的神聖的目的。歷史的瘋話只有在後輩反思歷史的人才會感覺到，而對於當時經歷的人來說，是再理性不過了——還有什麼比聽信偉大真理更理性的行為嗎！他們聽從了重新改造世界的「科學理論」：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帶來了人類的不平等，而一個徹底平等的來臨必然是家庭與私有制的消失，這個美好的新世界是建立在地上而不是天上的公產主義理想國。 我們注意到德國人民對希特勒講演所呼喚起來的高尚情感和拯救世界的精神並非虛假，德國人認為他們的選擇是「歷史的選擇」，是歷史的大勢所趨，他們實在厭倦了一個徒具民主形式但軟弱無力的政府，它除了製造失業和聽從外界強力承諾戰爭賠款還能做什麼，按海德格爾的話是人民順應了歷史的「天命」。而「天」的意義正是上帝，那麼，在某種暗喻的語境中，尼採的超人就有了上帝之子的意義，上帝之子是耶酥，但「天兄」也可以是另外的人，救世主與上帝和聖靈三位一體，德國人看見了異象——希臘的酒神變形為上帝又變形為希特勒。那個祖輩信仰的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人類中的超人坐在他的高位上。 如果我們把善惡的評價拋棄，只把行為看作一種完全無道德審美的對象，在尼採的超人形象被希特勒演繹為歷史的活劇中，希特勒身上有一種迷人的魅力——其意志中有使德國人如痴如狂的吸引力，語言斬釘截鐵、表情剛毅頑強，揮手間挾持風雷、決定他國的生滅，由於講演中誇張的表現力過於充沛，我們甚至看出他有某種詩人般的天真。當希特勒還沒有表現出他滅絕人性的魔王身份時，德國人有理由認為希特勒是德國的超人。尼采哲學的特點是文學性的詩化，與希特勒作為一個在政治舞台上超人表演的文學性詩化相對照，可以看出二者在語言藝術和表演藝術的相通，二者都營造了一種使人迷醉的癲狂氣氛。在這種氣氛中，一種自以為超人的想像力可以將自己激發出巨大的勇氣來，這可以解釋希特勒的軍隊一時間為何所向披靡。 但藝術想像力的濫用是危險的，因為世界不會在一切方面聽命於人類的藝術性詩化幻想，人的髑髏不像牛頭的顱骨可以裝飾藝術家的房間，道德的力量在人類理性的幽深處，疲乏的士兵會在戰爭中的間歇想念母親、厭惡死亡、反思侵略。所以如果詩化的主體不與善和正義並行，就將導致自我毀滅。什麼是善和正義呢？你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善和正義的標準，是的，正像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法律條文，善和正義觀在不同的人群肯定有所差別；但我不認為人類的傳統道德與法律出現這樣截然相反的情況：在一個民族的嚴重刑事犯罪行為而在另一個民族是高尚行為（馬克思、尼采與此認識截然相反——美好新世界與罪惡舊世界的道德和法律是完全對立的）。就是說人類有一個共同的道德基礎，這個基礎彷彿是天生的，一個孩子生來就有渴望正義、厭惡邪惡的本能，這種「天生」的意義的「天」就是「上帝」，天生的正義觀意思是——上帝賦予人性的觀念。如果你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你要尋找善和正義的根據，你就總有一天認識到，除了上帝（或天、道）理念再也找不到其他根據。 尼采死於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1900年），尼采預言了世界大戰，他言中了。他說「一切舊社會的權力產物會被炸的粉碎——因為它們是靠謊言起家的。一定會有戰爭，有一場地球上從未有過的大戰。從我開始，世界將會有偉大的政治出現。[13]」「是我首先發現了真理。」尼採的真理是可怕的，因為他的真理就是破壞，他通過查拉圖斯特拉說：「想在善和惡中做造物主的人，必須首先是個破壞者，並砸爛一切價值。[14]」十九世紀歐洲兩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馬克思和尼采，他們的性格不同，研究方向各異，但在這一點完全一致：破壞、砸爛、鬥爭，他們二人分別推崇階級戰爭和民族戰爭；更大的相同表現在：他們都是無神論者。馬克思與尼採的確當得起爆破人類文明炸藥的稱號，他們的志向是炸毀神殿，衝決道德，淹沒秩序。作為無神論的馬克思和尼采，二人語言直率、通俗易懂，不拐彎抹角；他們沒有康德、黑格爾的學究氣，馬克思把自己的哲學看作是思想武器，尼采把自己的哲學看作是破壞舊道德的鎚子。他們是思想家中的羅馬決鬥士，嗜血如命，喜歡紅色，希望天下大亂；他們的哲學的確如凶神惡剎，彷彿是斯大林與希特勒形象的先在的觀念形式；希特勒和斯大林分別對應了尼采和馬克思，是思想的形式演變為政治形式的兩個平行軌道。 沒有人有能力偷看未來一眼，形式邏輯的科學並不能使任何人偷看到未來，相信人的強力意志是世界歷史的主宰的尼采哲學認為超人的強力意志決定歷史的未來；而馬克思則似乎是用比尼采更理性的語言表達非理性的破壞之必不可少的「科學」意義，通過砸爛舊世界而獲得美好的新世界如牛頓發現的宇宙規律一樣是顛覆不破的科學真理。尼采對專制甚至進行了驚世駭俗的讚美：「專制，這是偉人的特性：因為偉人要愚化庸眾。[15]」在對「庸眾」的作用上馬克思與尼采截然不同，但關於專制的歷史作用卻與尼采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好新世界必定以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砸爛舊世界然後專政，讓舊時代的道德家去哭泣去吧，鐵的歷史規律是無情的，註定要把卑賤的人種和罪惡的階級成員消滅乾淨，只有如此，偉大的政治、光明的新世界、無限美好的大同社會才能降臨。 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講演或報告中對人類偉大前程的許諾是激動人心的，他們的超人形象在某種情境中也的確可以做無道德的審美對象。但拋棄善惡、無道德地審美對人類來說是不道德的，除非希特勒和斯大林只作為舞台上的演員，而不在歷史中；但不幸的是他們的確曾在歷史中出現，無道德的審美就必須終止，因為道德地觀看歷史，人類就必須譴責歷史中的不道德。冬天，一個母親帶著她高矮不一的三個孩子走進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孩子稚嫩的聲音在問他的母親——媽媽，我們現在要去什麼地方？聽天由命吧，孩子們。他們走進了那個有著詩意名字的叫做「白樺林」中的毒氣室，孩子們的童年終結了，他們幼稚的骨骼增加了焚屍爐火苗的旺盛，因為他們是猶太人。在東方，陳布雷先生的女兒在廿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從高樓縱身跳下，砰然之聲年輕母親的鮮血飛濺，因為她不能為自己的清白辯誣——她已經與罪惡的父親劃清了界限，悲劇的悲劇性表現在悲劇本身的荒誕性：沒有猶太人對法西斯的明確詛咒，而是對「科學意識形態真理」之忠心的以死申辯。尼采並不能偷看到未來，如果他能看到的話，他是否認為人類兒女情長是庸俗的？對一切價值的重估是否意味著母子四人的生活因其庸俗，沒有任何價值，應該被消滅！尼采說：「最普通人則無權生存，在較高級的人看來（普通人的生存）乃是一種不幸。[16]」而馬克思則說，要在每個資產者家庭的門窗上貼上中世紀恐怖主義集團「菲默法庭」（Vehmgericht）暗殺者所帖的滅絕本戶人口的標記[17]，他是否想到資產階級分子可以同時作為母親和女兒！如果尼采和馬克思的「偉大真理」被孔子、耶酥、釋迦牟尼這些懷著悲憫心靈注視人類的偉大覺者聽到，該作何感想呢？——「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 （四） 在一般思想史中，與斯賓格勒相反，歷史家認為歐洲人從文藝復興後從上帝信仰轉入崇尚科學理性是歐洲文明的覺醒，這種歷史線索的總結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總結地看，歷史的辯證法的確存在；但覺醒的理性的過分自信已經包含了自身否定性的增長，否則無法詮釋近代歐洲文明的歷史現實：以崇尚理性為標誌的科學時代為什麼是非理性、反理性最猖獗的時代？ 上帝信仰的危機來自於科學對於宇宙的認識論，而在尼采之前最先否定上帝存在證明完備性的卻發源於康德，他認為思辨理性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以本體論、宇宙論、自然神論三種方式證明上帝都是不可能的[18]，而上帝存在的證明儘管被中世紀神學家和哲學家笛卡兒一再挖掘但都沒有超出這三種方式之外；康德認為，上帝只能作為實踐理性的道德假設。這樣的論述似乎是挖了上帝神殿的牆角，習慣於接受現成思想的人們不願意去直接面對康德哲學艱深的文字，他們並不區分「上帝存在證明的不可能」和「上帝不存在」之間的關係，後世的唯物主義似乎就從康德哲學得了法寶——瞧，連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都認為上帝不存在。這樣，那種唯物主義闡釋康德哲學的傾向就使人們心目中的康德哲學變形為唯物主義神滅論。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一種現象，一種原初的觀念具有向多種觀念發展的可能性，以回溯的目光看，一種觀念可以向善變形，也可以向惡變形，而我們以變態的善惡來判斷原態的善惡往往就不夠全面。舉個例子，我的一個朋友有著威武英俊的容貌，他的臉部特徵給人以很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兄弟突然來訪，卻嚇了大家一跳，這位兄弟有著與他兄長相似的體貌特徵，但卻把這種特徵極端為出奇的醜陋，以致當這位兄弟走後，我再看他兄長的體貌竟然也尋出有醜惡狀態的傾向。在這個比喻中，英俊的兄長就好比是康德哲學，而醜陋的兄弟好比是馬克思和尼採的無神論哲學，在這之間，還有不甚醜陋但已經向醜陋變形的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哲學。而另一支發展的線索在比喻之外，這就是羅素、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數理邏輯哲學和語言分析哲學，他們發展了康德美好的一極，但與康德哲學的英俊比起來略顯文弱。 或者說否定上帝存在的近代無神論正是在試圖證明上帝存在卻力所不能的過程中緣起的，沒有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安瑟倫（Anselmus，1033-1109）、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約1225-1274）乃至笛卡兒的上帝證明，也就涉及不到對上帝證明的反駁，證明本身似乎說明上帝存在是可以通過思辨理性解決的問題，而康德看出上帝存在不能通過思辨理性來證明，這一點康德並沒有錯。這樣就給思想界乃至基督教世界提出了問題，康德的論述似乎為無神論找到了根據：人類理性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證明上帝存在，上帝只不過是實踐理性的懸設；上帝不在時空中。但是，人們沒有深思康德說上帝這個理念沒有自己對象的意義。如果認為我們不能在時空中找到對應上帝的存在者，那麼物自體不是也不在時空中嗎，康德為什麼認為物自體（或自在之物、物自身）存在呢？康德如何用某種方式證明自在之物存在呢！如果他能證明自在之物存在，我們也可以以康德的哲學反駁康德，他的證明肯定也不會超出本體論、宇宙論和自然神論的三種方式。實際上在人類的語言中，並非只有在時空中的存在才被認為是「存在」概念的唯一含義，比如我們每個人都有「自我」，可誰見過自己的自我呢，自我並不是我的長相，也不是我的軀體，它是指我的精神、我的靈魂，但「我的精神、我的靈魂」並不在時空中，我們意識到自我存在，但我們沒有辦法「證明」自我存在，而只能採取笛卡兒的方式：「我懷疑，我思維，因此我存在[19]」。存在並不一定是時空中的存在，不在時空中的存在者也並不需要思辨理性的證明，上帝存在、自我存在、世界本體存在的判斷與幾何學問題如三角形內角和等於180度的判斷不是一種類型的判斷，後者的確可以證明（但證明依然是在公設的前提下的證明，至於公設本身依然來自信念而不可以證明，此不多論），而前者不可以證明。就像康德用物自體意指現象的原始根據一樣，人類用上帝意指整體世界和自我的根據。時空中並沒有善，也沒有正義，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說：善存在、正義存在。當我們說善存在、正義存在的時候，就是在說上帝存在，因上帝是善和正義的根據。善和正義的存在無須證明，上帝的存在當然也無須證明。就像我們用「原因」表達事情發生的先在條件一樣，我們用上帝理念表達「最終原因」，這種最終原因只不過是一個形而上學理念，我們說「上帝」這個詞並不表示我們知道了最終原因的具體內容，如果上帝是具體內容，那麼也就不應被稱作上帝了。因此，「世界」並不僅於意指時空的現象世界，還意指觀念世界，上帝高居於人類理念論的觀念世界中。 可是自從牛頓力學唱響科學的凱旋，人們由對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威權的怨懟而遷怒於形而上學的上帝觀念，時代意識中一個普遍性的詰問是：即使可以認為上帝存在於第二重純粹理性構造的觀念世界，但這觀念世界與時空世界相比畢竟空洞虛無，遵循簡單化原則，將其從思維中刪除又有何妨？而康德哲學晦澀中的曖昧又對人們的誤解推波助瀾，詩人海涅在其詩歌中就以詼諧的口吻說，康德懸設上帝存在只不過是為了慰藉自己的老僕人安度餘生。由於哲學史還沒有到達廿世紀理性主義對否定形而上學哲學（如維特根斯坦、石里克等人把「形而上學」與「胡說」劃等號）的否定，科學家與教士的訴訟的火刑判決的歷史悲劇也還沒有被大屠殺的歷史悲劇取代，嚴肅的回答也就沒有早於今日降臨：刪除觀念世界則人類只能回歸禽獸。道理並不複雜，動物沒有關於上帝、靈魂、世界本體的形而上學，因此沒有善惡、正義非正義的區分，它們作為最徹底的唯物論者的唯物論是：對食慾、性慾渴望的悲鳴和滿足後的叫號。如果認為這種徹底的唯物論值得人類效法，那就應該認為動物的條件反射才是最高級的哲學（如患淋病的日軍看見中國農民就生出生吃其溫熱腦髓的唾液便值得讚揚[20]）。若與禽獸道相反，則人類為維護其形而上學之人道就必須斬釘截鐵：擁有形而上學上帝觀念世界乃是人類與動物（乃至機器人）區別的標誌！動物有微弱的自我意識，機器人「有」嚴格的形式邏輯，但它們「內心」都沒有上帝。理性哲學的二元論不僅同時承認物的世界與心的世界，而且明確物的世界是在心的世界中獲得規定性的，觀念世界的純粹理性概念（上帝、自我、世界本體）不是比現象世界的經驗概念（時間、空間、物體）更少真實，而是現象世界之經驗概念的根基：形而上學是科學之母。 而接下來的問題是，是否反過來說也成立：脫胎於形而上學的科學可以把其母改造成科學？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顯示出康德哲學的內在矛盾——同時影射了思想史的矛盾。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區分了經驗概念和理性概念，即時空中有對象的概念和時空中沒有對象的理念的區分，這個區分是後來的卡·波普爾關於科學與形而上學分界標準的雛形；但康德又模糊了這種區分，他在為《純粹理性批判》所寫的通俗本的題目竟然是《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21]，「科學的形而上學」是一個多麼鮮明地違背他的理性批判哲學的概念！他似乎忘記了自己哲學的最偉大成就——在理念世界的判斷中永遠存在著不可克服的二律背反；而按照康德「科學的形而上學」設想，「在未來」的「科學」——等於形式邏輯系統——一旦進入形而上學，使形而上學變成科學，不就等於說科學完全佔領了形而上學的領地了嗎？二律背反消除了，理念世界被知性概念世界佔領，世界完全變成了數學-形式邏輯的世界，哪裡還有上帝的地盤呢！偉大的哲學家也可能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而康德歷史理性論文似乎完全背棄了自己的純粹理性批判哲學，天真地說，自然科學已經產生了自己的牛頓，而歷史學至今還沒有產生自己的牛頓[22]。康德希望，像牛頓發現天體運動規律一樣，有一天人類歷史中出現發現人類歷史必然規律的人。這是時代的意識（牛頓力學）給予康德的影響，當他認真思考問題時他深知人類理性的局限，當他不假思索地泛泛而論時便濫觴了科學主義，泛濫了後來的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歷史主義決定論」。如果不在乎什麼是科學的檢驗標準，而把自吹自擂看作「科學」之為科學的依據，那麼後來歷史的歷史學中的確產生了自己的牛頓——一個自稱發現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江湖家。 當一個自信自己是理性主義者的人把自己的知性應用於理念世界，他自信的所謂「科學研究」就是非理性的反科學，因為他把自己的知性用錯了地方，比如數學家如果自信可以用方程描述愛情就是如此，但現實世界很少有數學家這樣妄想；但其他的「科學妄想」——非理性的想像力——往往被大眾誤認為是理性的想像力，比如如果有人說，在未來的理想社會，自由和必然的矛盾將完全解決，人們就可能相信這個判斷是科學判斷，而不能想到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意志自由都可以作為必然出現，那麼一種取消自由與必然矛盾完全解決的意志自由能否成為必然？無論肯定或否定回答都與自由與必然的矛盾消除的判斷相矛盾，也即悖論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二律背反不存在被消除的可能。不僅在理念世界，就是在經驗世界，邏輯自洽也具有相對性，哥德爾不完備定理表明，任何數學的公理系統都存在即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的問題。 非理性、反理性只是我們今人看歷史對破壞主義的命名，而對於當時的人來說，他們認同的破壞主義非但不認為是非理性，而是代表了最偉大的理性。在科學時代，尤其科學剛剛出現飛躍性發展的時代，人們對科學的神奇作用的驚奇遠勝過他們對科學內涵的了解，科學主義是不知不覺中進入人們意識中的。人們不假思索地認為，科學既然可以使工業生產產生飛躍性發展，科學地規劃人類社會也必然是可能的；既然「社會科學家」宣稱只要進行對傳統價值觀的破壞就能夠徹底改變人類社會一切不合理現實，為什麼不可以試一試呢。人們不能意識到，自然科學的檢驗標準是實驗，但「社會科學」的檢驗標準則闕如，如果模仿自然科學的實驗，一旦讓人類社會去實驗檢驗超人宣稱的歷史科學，實驗本身就構成了歷史，落後種族與反動階級的人頭落地，不管千年帝國-理想國是否能到來——也就是實驗的結果成功與否，都已經是歷史，不可重來了。「人類社會」太巨大，不是狹小的物理實驗室；猶太人和資產階級也都不是實驗室里的白鼠。——這是廿世紀初被「歷史科學」搞的亢奮的人群所不能認識到的。 這當然絕不是說人類社會不允許有任何制度性改進，卡·波普爾的意見是：人類社會的制度性建設與改進都是「社會零碎工程學」施工的結果，人類理性不具有整體性大規模改進自己社會結構的能力，或者把大規模破壞誤作為大規模改進，只能使破壞之後的社會結構的重新秩序化的過程因經歷波折而浪費更多的時間。 隨著科學在大眾中聲譽的劃時代增長，一切非科學和反科學都願意叫囂自己顛覆不破的「科學性」，而把非科學和反科學當作科學正是科學主義的特徵，在科學主義的語彙中，科學就是真理的同義詞，所謂在四個海洋檢測都絕對正確；而真正的科學——自然科學——反倒沒有那種找到絕對真理的自信（後來卡·波譜爾對科學命題的總結是——科學命題具有被證偽的可能性）。破壞主義對自己破壞的合乎歷史理性的辯護是——我們已經洞悉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全部奧秘，而開闢這個歷史必然道路就需要聖戰——偉大的種族戰爭和階級戰爭，難道還猶豫嗎！馬克思比喻說，只有用骷髏做酒器才能暢飲人類文明的玉液瓊漿。歷史中存在天命、必然規律的信念是十分古老的，人們認為偉大的規劃早在人類產生前就存在，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而時間到廿世紀，修辭發生了轉換，命定論被「科學規律」取代了，既然「科學規律」命定了猶太人和寄生階級的命運，難道及早結束他們滅亡的命運不是加速推動歷史車輪的運轉嗎！ 代表歐洲哲學最高成就的康德哲學受了兩個人的激發，一個是英國懷疑主義者休謨，另一個法國社會契約論者盧梭。盧梭對於大眾的影響要多於對哲學家的影響，盧梭思想的啟蒙意義當然不能完全否定，但其啟蒙思想乃至他影響的啟蒙運動中卻有著太多蒙昧主義元素——這並不矛盾，一如他本人殘酷地放棄自己做父親的責任卻津津樂道兒童教育，而他思想的實踐者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1758~1794）以實現人民主權的名義屠殺人民。在論不平等起源中，盧梭認為是文明的發展妨礙了平等，他認為自然狀態的人因為少文明的污染所以純潔和高尚、人與人之間也是平等的，而文明使人類骯髒墮落了，文明是不平等的根源。盧梭這種平等觀在啟蒙運動中有矯枉過正的意義，但「過正」之後便導致了蒙昧主義的群氓崇拜，下層社會中固然有許多質樸高尚的品質，但人與人之間的殘酷程度並不亞於甚至有過於上流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盧梭不能認識到，人的無知的愚昧狀態的平等和自由程度遠不及一個道德法律束縛的文明社會。盧梭厭惡文明社會，回歸原始狀態的平等的呼喚也就自然地激發出把破壞文明做手段的各種蒙昧主義。 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國家主義早在盧梭和盧梭對應的羅伯斯比爾時代就已經在醞釀自己的誕生了[23]，這些不同名目的主義都有一套重新規劃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偉大的理想，但它們的共同特徵是——破壞，或曰破壞是重新規劃世界的前提。用破壞實現偉大歷史天命，建立嶄新的新世界！浮士德情結之徵服世界的雄心在破壞主義維度的日陷日深已經到了非產生超人不可的程度。希特勒和斯大林之產生在廿世紀是因為廿世紀的人類需要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人類的普遍意識造就了他們，呼喚他們以超人的形式現身。時代的意識似乎水到渠成地使非理性主義的號召——破壞和砸爛為其宗旨——的哲學以理性科學的名義出現。 破壞是否毫無意義呢？當然不是。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尼采精神，因為我們人類不是從溫室里培植出來的，是在宇宙這個大熔爐里鍛鍊出來的。宇宙的歷史是什麼？創造，破壞，再創造，再破壞，以至無窮。我們地球的物質沒有哪一個原子不是原始古老星體屍體的骨灰，組成我們每個人身體的物質當然也都是破壞主義的遺產，如果人類的品格沒有破壞性那倒是令人奇怪的。但通觀人類文明史，破壞主義所破壞的畢竟是人類文明本身，你可以在辯證法的意義上說正是希特勒的種族屠殺主義給人類帶來了種族平等理念，也可以說正是馬克思的階級屠殺主義給人類帶來了各階層人民的和諧相處，但作為過著倫常生活的人類集合體的人民來說，他們還是不希望有人鼓動新的破壞主義，畢竟種族優劣論和階級優劣論給人類文明造成的空前巨大破壞不應該受到鼓勵。比方說，罪犯總是激發人類的法律建設，假如社會沒有了罪犯，也就沒有了法律建設的進步，但我們卻不能因此鼓勵大家去犯罪以激發法律建設的進步，辯證法的形式邏輯運用總是帶來極端背謬，這裡也容易看出黑格爾-馬克思把自己辯證法當科學運用的巨大危害所在，你不能因為惡對歷史的激勵作用的確存在，就把鼓動惡的破壞主義作為真理。 所以僅有破壞是不夠的，比如炸彈爆炸不會「碰巧」使爆炸物結合為一台機器，生物更不可能在爆炸中產生。寒武紀的「生物大爆炸[24]」只是一種形象的比喻說法，而在實際歷史中，生物進化需要相對穩定的環境下平靜歲月的持續，寒武紀動物門類從3~5個猛增到30多個，但畢竟是在七千萬年內發生的緩慢過程；人類歷史中的暴力革命儘管總不可避免，但人類文明大多是在和平時代人類理性想像力的創造成果。對人類的平靜生活報以仇恨的態度，厭惡市民社會的安定和諧，把崇尚人類普遍之愛的思想看作庸俗哲學，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常規行為，——必須認識到：這種破壞主義是人類文明的敵人！ （五） 在廿世紀，與種族戰爭和階級戰爭以及它們背後的意識形態種族屠殺論和階級屠殺論的哲學相對照，還並存著另一種值得人類驕傲的理性勝利，這種理性勝利表徵了人類是宇宙中偉大的精神性的物質集合，這種理性勝利的成果就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在兩次世界大戰的轟隆炮聲中，科學家的劃時代發現被廣為傳播，1919年關於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報道甚至壓過了人們對凡爾賽和約了解的興趣，廿世紀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科學發現足以使人類不喪失自信，它們是人類沿著古希臘人時空思辨的思維方式所結出的在近代最偉大的理性成果，只此發現，廿世紀的人類就不會覺得與希臘、先秦燦爛文化時代相比自慚形穢。 科學的發現當然屬於認識論，認識論不是與人類生存的存在論無關的，認識論對人類的存在論的影響是巨大的，現代科學——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對完全決定論的超越改變了人類既有的成見——對時空無限連續性的認定，時空非無限連續性表明歷史主義決定論的「歷史運動的普遍科學規律」是虛妄的觀念。時空的非完全連續性表明因果律喪失了絕對必然性，現象世界不存在康德所謂的一勞永逸的「先天綜合判斷」，休謨的懷疑主義的勝利就不是否定上帝，而是重新確定了上帝作為宇宙和人類根據的地位，因為這足以說明人類科學永遠不可能完全佔領上帝的統治地盤。何以言此呢？ 如果時間和空間都是無限連續的，人類的思辨理性就可以決定論地解釋一切，那的確就不需要上帝了，人類就是宇宙的上帝。因為如果時空是無限連續的，那麼歷史就是無限接續的，那就一定存在「科學的歷史學」，這是歷史主義決定論相信歷史中存在牛頓定律的依據。歷史主義決定論一般都是波普爾所謂擁自然主義者，擁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決定論相信可以用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的方法來研究人類歷史，認為「科學的歷史學」——發現「人類歷史運動規律」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他們相信「人類歷史運動的普遍且必然的客觀規律」存在。 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使康托爾時空無限連續統假設破毀了。在微觀的物理世界，上帝沒有安排完全決定論方程供人類發現，量子的運動是隨機的。也就是說，在純粹的微觀物理世界不存在機械運動，這表明，那種認為自然界的運動是必然，只有人類具有自由，自然的必然與人類的自由截然對立的世界觀被揚棄了，量子力學的世界觀意義是：自然界以隨機性蘊涵著自由。當然這種隨機性的自由不是物活論或斯賓諾莎主義把世界與上帝等同的泛神論意義，隨機的自由不是人類意志的自由，更不是上帝的絕對自由，儘管前二者是被後者賦予的。因此牛頓式的嚴格的完全決定論非但不是科學的標準，相反牛頓系統是狹隘的不完備的科學範式，而非完全決定論才是更高級的科學範式——「科學」是什麼也存在人類認識的不斷深化而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範式。時間是不對稱的、不可逆的、不完全連續的，因此歷史是一次性的和不可重複的、非完全必然的，量子力學表明上帝不是嚴格決定論者，他可能並不知道自己下一時刻的想法，或者即使他知道，而我們的思維也不能達到，這對應著宇宙歷史的創造性是不能被人類預知的。 以狹義相對論（不考慮物質對時空的扭曲）而論，我們不能像切開西瓜一樣，在「一剎那」把宇宙切開，然後如同觀察西瓜的瓜子一樣說宇宙的星辰都在自己各自的位置上，因為沒有那種想像中不花費時間切開宇宙的「飛快」的刀片，所有的物質運動都不能超過光速，即以光速之刀為宇宙做切片也要花費150億年，不幸的是當150億年過去後宇宙又膨脹了150億年，這樣光速之刀永遠也不能做出一個完整的宇宙切片；你自然可以想像，宇宙在某一時刻每個物質集團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但這只是你的想像，沒有任何探測器可以超距地探測到「某時刻宇宙中物質形態」，或者說「某時刻宇宙中物質形態」根本就是一個違反狹義相對論的詞。既然沒有「某時刻宇宙中物質形態」又何談「下一時刻的宇宙中物質形態」，也就是說，那種表徵「宇宙規律」的嚴格決定論的宇宙方程是不可能的。時空的相對性意味著不僅整個宇宙不存在想像中的同時性，而且大到太陽系小到地球也不存在同時性，甚至一個橘子內部的物質當然也不存在一種在每個原子里均勻流過的時間，同時性只有對宇宙物質的最小單位時空量子才有意義，也就是說，時間都是空間量子個體的「私人」時間，牛頓時代的「某時刻宇宙中物質形態」包含著的絕對的錯誤只是由於人類生活的地球比較小顯得不明顯罷了。也就是說，宇宙的形態和我們看它的方式有關，因此沒有純粹的客觀，宇宙本身是什麼樣子是我們的思維不能達到的，只能假設上帝知道。 時空的非無限連續性使嚴格決定論的破毀使歷史主義決定論失去了自然科學類比性的根據。即你不能再說，自然科學中存在物質運動的運動軌跡，類似的軌跡（所謂社會發展規律）也必定存在於人類社會中。儘管現實的宏觀世界連續性是顯而易見的，一條河流不會突變為刺蝟，一匹馬也不會突變為一陣風，但關於歷史事件的一系列不確定的隨機因素的複雜性比量子的不確定性更複雜，從大處說，比如我們並不知道假如使恐龍滅絕的因素不發生，人類是否還能從地球上產生；從小處說，比如數學家肯定不能以數學計算出詩人明天的靈感內容。即使不考慮廣義相對論效應，牛頓三體運動已經是複雜性結構，而多體運動就更為複雜，宇宙存在秩序儘管是沒有疑問的，但渾沌更為普遍。類比地說，人類個體精神之間互相聯繫比多體的渾沌結構更複雜，數學要進入人類精神領域的計算沒有能行性。科學地預言未來人社會狀況的設想之可能性的前提是：你知道未來人怎麼想，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你連自己下一時刻怎麼想都不知道，你可以決定明天去爬山，但你現在不能知道你明天爬山時產生的想法、不知道你明天理性想像力的靈感。以此而論，也就說明人類的優秀人物的發明創造不可能在他們發明創造前被數學家先行計算出來，比如愛因斯坦的發現和他的發現對人類文明與社會狀況的影響不能在愛因斯坦出生前計算出來；同樣我們今天也不能計算出未來人的科學發現以及他們的科學發現給社會狀況帶來什麼重大影響。如果你計算不出人類未來的創造性靈感和該靈感的社會影響，而你卻說知道人類命運，就是不誠實的、荒誕的；對未來人的社會狀況的分析也就只能停留在短時間不會太大變化的常識方面——比如未來人肯定喝水、吃飯、性愛等，這些人性的基本方面的穩定性不是不重要的，相反，它們是抑制那種把自己的空想當科學之妄念的原始力量。歷史更不會被「歷史規律」局限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因為一個生存在物質條件匱乏的時代的人可能把所有制形式看作最重要，但它可能並不是未來人最重要的；或者即使很重要，未來人的所有制形式肯定超越我們今天的想像力範圍，就像現代人的股票是超越山頂洞人的想像力一樣。歷史有穩定性和連續性，更有隨機性和創造性，創造性意味著歷史不斷產生新的內容，新內容的「新」意味著不存在那種把一切創造性都包括在自身中的千古不變的邏輯「規律」，因「規律」也在不斷更新，如果宇宙的更新和人類的創新可以以形式邏輯計算出來，那就應該存在一種邏輯機，不僅可以像生產產品一樣自動地批量生產詩歌、戲劇、小說，而且可以自動地批量發現科學定律，還可以計算出人類歷史未來任意年的編年史，甚至以電視劇的形式讓我們提前觀看到萬年以後子孫的歷史場景。但這是不可能的，這種不可能性可以用「殺嬰悖論」來證明：某人根據「歷史邏輯機」計算出某嬰兒將成為希特勒第二，於是將該嬰殺死，接受殺嬰訴訟案的法官發現自己處在判案的兩難中：既然該嬰必然犯罪理應提前殺死他，故殺嬰無罪；可是他已被提前殺死，他沒有能力犯罪了，說明他的犯罪並非必然，故殺嬰有罪。可見歷史預言總是擾動歷史，被擾動的歷史反過來說明預言的非必然性，結論是精確計算歷史的邏輯-計算機不可能存在。對「不可能存在計算歷史的計算機」還可以用反證法證明：假如有這樣的計算機，它一定能預言它的程序何時被刪除，而我在知道了它的預言後，就提前或滯後刪除，而能確保它的預言破產。由此可見，那種一勞永逸地以「客觀規律」預言歷史未來的「歷史科學」總是虛妄的，把「規律」這個理念當成知性概念在歷史學中運用的誤會是原於人們對歷史運動與物理運動的混淆，而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把歷史性事件和物理性事件統一起來的公式，比喻地說，上帝用來創造世界歷史的「規律」是無限高次函數，無論你求導多少次也不會得到一個常數。 正像人有死，宇宙也可能有自己的終結，但我們所謂人的歷史或宇宙的歷史是指「我」活著或宇宙存在著的時間區間的情況。「我」是宇宙歷史的產物，我-心的意識活動肯定表徵了宇宙的歷史性性徵，「我」的意識流會因意識的反思改變意識流本身，也就是說，在嚴格意義上，「我」不能「客觀」自我。如果人類個體作為小宇宙是我們生存的大宇宙的縮影的比喻不錯的話，宇宙也並不知道它自己下一刻的發展的路數，即創造或選擇什麼樣的歷史，宇宙歷史的「過去」肯定對「未來」有所影響，但「未來」絕對不是被「過去」完全決定的，世界的未來包含多重可能的世界，可能的世界之成為現實的世界具有隨機-自由性。我們人類對自身生存並非沒有作為，預言家也並非不允許預言將來，但預言家的預言對社會或大或小的影響足以說明預言本身不是如預言家所言是什麼客觀必然的，一般說來「客觀必然」是指不受預言影響的運動——如行星的運動。而某些預言家把自己的文學性敘述說成是「科學」並宣稱「人類歷史的普遍的科學規律」被發現云云，如果不是嚴肅學者的泛泛而論，就一定是江湖騙子的花言巧語；而以「人類歷史的普遍的科學規律」號召人們通過消滅某些種族和階級的人群去實現歷史天命云云，則是赤裸裸地鼓動犯罪。 （六） 歷史非理性之惡與理性成果之善一樣，當其成為「過去時」都已成為「現在時」的歷史資源。廿世紀的戰爭教訓了人類；廿世紀的科學新範式使人類認識到了科學主義的危害。只有在這兩種歷史資源之上，人類恢復傳統的價值觀才獲得了起點，文明在危機後獲得了拯救。人們認識到，由於地球不是外星人的殖民地，如果「人類」這個詞的確代表了一種類型的地球生物整體類的話，把其中一些種族和階級命名為敵人來損害他們的生命，並因他們的生命被損害而深感慶幸，就是自虐心理作祟，洶湧的破壞主義潮流除了傷害人類自己還能傷害誰呢！ 「我們在天上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2005年10月30日，德國易北河畔德累斯頓聖母大教堂在被炸毀後60年重新被建立起來，歐洲人在這一天把目光投向德累斯頓，內心中迴響著耶酥的主禱文。耶酥曾說，「你們拆毀這聖殿，我三日內要再建起來。[25]」歷史事件具有驚人的暗喻性，德累斯頓聖母大教堂在人類戰勝法西斯三個20年後重新屹立在歐洲大地是一個歷史性象徵：歐洲人已經重建-恢復了父輩的上帝信仰。當年誰破壞了德累斯頓，使易北河畔佛羅倫薩之稱的德累斯頓和她引為自豪的聖母教堂化為一片廢墟，是英國皇家空軍？應該說是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而今重建教堂的是誰？德國人。有意味的是，教堂尖頂上巨大的鍍金十字架是出自英國金匠施密特之手，而施密特的父親是當年轟炸德累斯頓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 隨著戰爭的創傷逐漸平復，歐洲文明逐漸恢復了自信。不僅上帝的磐石教堂和教會得到重建，而且上帝的法律——摩西十戒[26]又回到了人類心靈： 1、不許殺人。人類中沒有天生的敵人，以種族屬性來判決該人種個體的死亡，以階級屬性判決該階級個體應該被肉體消滅，都是罪惡的世界觀，而不是「科學的」世界觀。人種優劣論和階級優劣論的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被人類傳統價值觀徹底否定了。 2、不許搶劫。上帝的物歸上帝，愷撒的物歸愷撒[27]。人的道德向善，就像他們渴慕上帝，人類道德應該鼓勵同情心、憐憫心，人應該幫助弱者和貧窮者；但在人世間，人的物不能被任意地剝奪，人的私人財產所有物具有神聖不可侵犯性，以權力任意剝奪私有財產違背上帝的法律，集權主義的法律違背天法！人權的遭踐踏必定是社會秩序的紊亂，沒有私人財產所有物的法律保護，人類社會將喪失自我激勵機制，結果必將是普遍的貧窮和道德的淪喪。蘇聯的集權主義瓦解，東德歸併到西德，東歐納入到歐洲自由主義秩序，經過兩千年，雅典終於戰勝了斯巴達。 3、不許姦淫。從柏拉圖到近代烏托邦主義者，無論以何等美妙的言辭描述理想國，建立在公產制上的共妻制都是違背人性的，甚至連動物都不是普遍的共妻制，愛欲的「自由與必然矛盾的完全解決」的「科學烏托邦」的實現大概只能在有性繁殖的細菌中實現，只有它們接近「普遍的共妻制」。 4、不許作假見證誣陷人。任何「科學的」意識形態都不能作為人類背棄良知誣陷他人的理由，人類經歷大規模歷史性集體犯罪終於認識到，廿世紀集權主義國家洶洶奔涌的意識形態使人們之間互相誣陷成為日常行為，違背了天理；無論何種為理想國理想奮鬥的目的都不應該去栽贓、陷害、無限上綱地試圖消滅他人生命，斯大林主義是集權主義國家冤獄遍地的罪魁禍首，必須徹底否定。 讓我們對上述做必要的解釋。人類為什麼可以屠殺非法律保護的動物（牲畜）卻不可以濫殺同類？——這不是科學問題，因為我們沒有「科學根據」為摩西的律法辯護，不許殺人——是上帝頒布的律條，我們只能相信，卻不能獲得思辨理性的「科學根據」。不許搶劫、不許姦淫，不許作假見證誣陷人，也是如此。這樣，尼采與馬克思所宣稱砸爛舊世界的叫囂聲逐漸消歇了，人類文明在經歷危機和動蕩後，舊世界沒有被砸爛，「超人」對價值的重估最終沒能動搖人類的傳統價值觀。尼采和馬克思作為有限的人類個體死了，但上帝又回到了人類心靈，我們的山河大地並沒有被「超人」改變顏色，人類文明從狂暴時代恢復到寧靜，可以想像，人類在第三個千年將創造出更加輝煌燦爛的文明。 注釋： [1]《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23章，「耶酥被釘十字架」節。 [2] 數字來自1、胡德坤、羅志剛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綱》，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2、朱貴生、王振德、張椿年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李巨廉《血碑——震撼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在諸資料中，數據不盡一致。如一些統計數據將戰爭造成的饑荒統計在內，則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為7000萬人；蘇聯軍人一說死亡866.84萬，另一說死亡1360萬，差距大的原因是軍人與平民的界定不盡一致。此外由於篇幅，沒有將所有國家的戰爭死亡人數記錄在本文之內，如南斯拉夫軍人死亡30萬，平民死亡120萬。 [3] 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4] 羅蘭·斯特龍伯格（Roland N.Stromberg）《西方現代思想史》（劉北成、趙國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3頁。 [5]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張念東、凌素心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99頁。 [6] 一般認為歐洲思想的現代歷史是從十七世紀開始的，羅蘭·斯特龍伯格教授也這麼認為，見《西方現代思想史》第一章。 [7]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張念東、凌素心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22頁。 [8] 我國黃河中上游流域新石器時代重要文化，1921年首次發現於河南繩池仰韶村，其彩陶上彩繪的符號（幾何圖案與動物形花紋）有向文字過渡的傾向，但還沒有形成文字，整個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約為公元前5000~3000年。 [9] 河姆渡文化遺址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村東北，是長江中下游新石器時代的早期文化，與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類型不同；河姆渡一、二層與嘉興馬家浜、吳興邱城下層和青浦菘澤等處相似；河姆渡文化以三、四層為主，約在公元前4800年左右。 [10] 米諾斯文化遺址集中反映了愛琴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克里特島北部的諾薩斯古城。20世紀為伊文思發現。 [11]這樣的劃分只是突出我們理性的三種不同運用方式，而實際上我們的理性總是綜合運用的，比如一件古希臘雕塑給予我們直觀的美感當中，我們已經在審美中加入了邏輯思維，如頭與身體的比例，身體重量在視覺上的均衡，以及曲線變化的量度等；而我們的實踐理性的道德判斷中也有審美和思辨的綜合運用，我們權衡一個事件行為是否符合道德，主要根據我們自己內心的道德律，但同時運用形式邏輯分析事件的起因後果，乃至當事人為自己辯護運用語言的美好與否；一個物理學理論在數學表達方式上的優美簡約也使我們能直覺到理論很可能經得住實驗的檢驗，這說明思辨理性運用時也可能綜合審美的判斷力理性。 [12]《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主義不僅共產而且共妻：「人們至多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偽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其實，不言而喻，隨著現在的生產關係的消滅，從這種關係中產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賣淫，也就消失了。」見《共產黨宣言》中譯本。 [13]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張念東、凌素心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100頁。 [14] 同上。 [15]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張念東、凌素心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115頁。 [16]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張念東、凌素心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121頁。 [17] 馬克思1856年《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為了報復統治階級的罪行，在中世紀德國曾有過一種叫做菲默法庭的秘密組織。如果某一房子畫上一個紅十字，這所房子的主人就受到了『Vehm』的判決。現在，歐洲所有的房子都畫上了神秘的紅十字。歷史本身就是法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見《世界經典講演詞》，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9頁。 [18] 見[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 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第二部分，第二編，第二卷，第三章，第四、五、六、七節：「上帝的存在之本體論證明的不可能」、「對上帝存在的宇宙論證明的不可能」、「自然神學證明的不可能」。 [19] 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錄》，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7頁，「我究竟是什麼呢？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什麼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那就是說，一個在懷疑，在領會，在肯定、在否定，在願意，在不願意，在感覺的東西。」黑格爾在其哲學史講演錄中認為笛卡兒在哲學中發現了大陸，這個大陸就是一個懷疑和思維著的自我，他的存在是不能被懷疑的。人們一般用「我懷疑，我思維，因此我存在」——我思故我在——來概括笛卡兒「我在」哲學。 [20] 見《史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版。日人下坂清的供述，日軍曹長條川曾多次指使士兵殺中國人以食其腦髓，來治療他的淋病。 [21] [德]康德《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龐景仁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22] 見[德]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觀念》：「根據這種自然的目標被創造出來的人雖則其行程並沒有自己的計劃，但卻可能有一部服從某種確定的自然計劃的歷史。這就要看，我們是否可以成功地找出一條這樣一部歷史的線索，而留待大自然本身去產生出一位有條件根據它來撰寫這部歷史的人物。大自然就產生過一位開普勒，開普勒以一種出人意表的方式使得行星的偏心軌跡服從於確切的定律；大自然又曾產生過一位牛頓，牛頓便以一條普遍的自然原因闡明了這些定律。」載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1~3頁。 [23] 社會主義，在歐洲一般指19世紀30年代的空想社會主義，但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關於「公產制」的設想中可以說已經有社會主義思想，而斯巴達的軍事共產主義則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靈感源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就把「大眾民主」作為狂暴的意識形態，有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傾向；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否定「舊世界」上一致；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頗蕪雜，有歐洲傳統的反猶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也參合了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 [24] 寒武紀距今5.1~5.7億年，三葉蟲繁盛，動物門類從3~5個猛增到30多個，被稱為生命大爆炸。 [25] 見《聖經·新約·約翰福音》：「潔凈聖殿」。 [26] 見《聖經·舊約·出埃及記》：十戒。13.不可殺人；14.不可姦淫；15.不可偷盜；16.不可作假見證誣害人。 [27] 這是耶酥的話。關於這句話的有不同的詮釋，一般解釋為上帝的法律和人間的法律可以並行不悖，本文的解釋是說人們向善（上帝的物）去幫助窮人，但人間的財產權（愷撒的物）必須是明確清晰的。 （該文曾發表在《書屋》2006年第四期，發表時編輯作了必要的修改，作者授權天益網全文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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