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敬：上海灘的金融家們

　　自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就漸漸成為外資銀行和貿易洋行攻略中國的橋頭堡。1860年，隨著江南、浙北成為太平軍與滿清湘軍鏖戰的沙場，這些富庶之地的大商人紛紛帶著資金、物資和人才投奔上海，企圖在租界中尋求庇護和發展，於是90年中，上海無可非議地成為了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

　　「安徽民工」的故事：誠信

　　在滿清同治年間，有一名叫程謹軒的安徽歙縣青年來到了上海灘十里洋場。他既沒有學歷也沒有關係，只在四處打工的過程中學會了一口「洋涇浜」英語，倒也能夠和外國人溝通一番。至於他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現在有著不同的說法，有的甚至說他曾經是金陵路上的乞丐。不過一般說法只是認為他是黃浦江畔一個搬運工，每天拿著杠棒麻繩，在十六鋪碼頭靠著體力糊口。

　　有一天，程謹軒看到一個東張西望的外國人，就問：「你到底在找什麼東西？」洋人翻了翻白眼，不理他。他又問：「你是不是掉了個皮箱？」然後拿出個皮箱，正是這位洋人不慎失落的。洋人驚呆了，想不到這位看似小癟三的青年竟然如此品德高尚，非但路不拾遺，還守著失物等著失主回來認領。洋人激動地掏出一把銀元想答謝程謹軒，但竟然被程拒絕了。他說：「我現在固然缺錢，但更缺工作，你就收留我吧。」洋人看他誠實可靠，就讓他做了自己家的門房。

　　這位洋人是九江路上德國禮和洋行的大班，工作很忙，而禮和洋行其實是歐洲在中國最大的軍火商，身為大班也有人身危險。他對程謹軒說：「你要做我門房，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我回來得總是很晚，不到9點的敲門絕不要開，那肯定不是我。」想不到凡事總有例外，某天晚上大班回來早了，怎麼叫門都沒人開，直到9點，程謹軒才準時開門，大班當然大光其火，但程謹軒不緊不慢地答道：「你釐定的章程，我一定要不折不扣執行。何況，你不按時在外面叫門，我也要判斷一下你是否被人脅迫啊？」這下洋人對這個門房再次刮目相看，覺得他不僅人品優秀，而且做事可靠，又心思縝密。於是決定把他帶進洋行學生意，一步步把程謹軒培養成洋行高管。

　　1914年一次大戰爆發，洋行大班回國效力，整個洋行事務就全權交予程謹軒打理。他生意越做越順，本來在洋行就有了豐富的資金和人脈積累，後來又設立「程謹記」房產公司。程家當時赫赫有名，據說房產總值六千萬兩白銀，每月租金就有十萬兩。上海灘傳說的「金剛鑽老太太」指的就是程謹軒的妻子，因為她的旗袍上鑲滿了鑽石。

　　其實程謹軒發跡的故事有很多版本，更可靠的說法是他並非碼頭挑夫，而是從小木匠做到包工頭再到建築商，一步步就這麼發跡的。這種說法更加合乎邏輯，但民間還是固執地認為路不拾遺的挑夫、忠於職守的門房的故事更合理。其中，似乎也隱含著民間社會和上海財經界、金融界對於重信守諾之人的企盼和祝福吧。

　　但這個故事的結局並不完美。程謹軒有兩個兒子，因為大兒子先天聾啞，所以他臨終前把「程謹記」房產的生意交給了小兒子程霖生和大孫子程貽澤。他們做得風生水起，甚至出資規劃小區城建，建造了以公司字型大小命名的「謹記路」（即如今的宛平路）。1931年猶太富豪哈同逝世，程霖生被稱為上海灘新一代的「地皮大王」。

　　然而，程氏叔侄竟然卷進了投機風潮。上海金融界遊資豐富而機會眾多，經常會不時卷進非理性的炒買炒賣中，無論房產、黃金、期貨、股票，能夠使人一夜暴富，也能使人一朝破產。蘇州洞庭東山嚴家在上海開設的錢莊，就是在1910年的「橡皮股票風潮」中全軍覆沒的。這次使得程氏叔侄遭遇滅頂之災的，是黃金期貨投資。加之當時1932年「一·二八」戰爭陰雲籠罩，投資者對房產市場喪失信心，因此兩三年的工夫，程謹記破產，程霖生病故。程貽澤則支撐到1935年，最後以全部房產抵債而猝然退出上海財經界，那時他才31歲。

　　錢莊的故事：也是誠信

　　1949年迄今60餘年，前30年金融業的作用有如政府的財務科，後30年金融業的作用有如企業的典當行。但這絕非金融業的全部。金融業包括存款放貸、票據往來和銀錢交割，正像血液一樣，以銀行為核心，不斷給各行各業輸送氧氣和養分，以保持經濟運行的勃勃生機。

　　民國時期的銀行業務涵蓋面非常廣。比如魯迅在上海最後的居住地大陸新村，就是由當時上海私營銀行規模第三的大陸銀行開發建設。又比如著名的小吃商號冠生園請求中國銀行貸款，中行對老闆冼冠生的資金運營能力放心不過，派了一名銀行職員擔任冠生園上海總管理處的會計主任。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不勝枚舉，等會兒我們還會遇到，現在暫且按下不表。下面，我們來說說這個錢莊的故事，這也是我們上面觀點的一個註腳。

　　慶成錢莊的創辦人為蘇州洞庭東山的商人萬梅峰，但真正發揚光大的，是他兒子萬振聲。話說20世紀初的某年，一位錢莊的客戶，是一個經營棉紗棉布的老闆，想進貨但缺乏流動資金，於是就向萬振聲告貸。萬對這單生意根本不看好，因為他發現，這位紗布老闆想吃進的白坯布市場已經飽和，很容易就砸在手裡導致資金流轉不靈，甚至大虧其本。但紗布老闆還是一直糾纏，竟然一邊遊說一邊跟著萬振聲進了廁所。正說著呢，萬正好小便完畢一抖，生理反應導致他習慣性地腦袋點了幾點。紗布老闆還以為他同意了，急忙跑去進貨。萬振聲想叫住已經來不及了，既然有了這個陰差陽錯的承諾，那就一定要堅持到底。於是立即叫錢莊打錢給紗布老闆。

　　說來也巧，此時正好慈禧太后駕崩，一下子全國居喪，山河戴孝，本來銷量低迷的白布瞬間脫銷。因此萬振聲硬著頭皮做的投資竟然有了豐厚的回報，從此業務節節拔高，成為上海銀錢業的翹楚。

　　但是《上海金融志》卻還有另一種說法。據記載，專家們認為，這故事的主人其實是萬振聲的父親，也就是慶成錢莊的創立人萬梅峰。據說故事其實發生在咸豐年間，既然主角從兒子換成了老子，那麼駕崩者也理所當然由慈禧太后變成了咸豐皇帝。故事的主幹內容沒有變化，還是一批錯誤購進的白布因全國舉喪而價格飛漲，萬梅峰遂成巨富云云。

　　這兩個記載哪一個更接近歷史真相，我們如今已經不得而知，在今天這個「故事會」上，我們也沒必要去一探究竟。重要的是，其中傳達出的一些金融倫理令我們深思，那就是信用第一、責任第一，一旦做出承諾就一定要貫徹始終。我們從來對商人有種偏見，認為「無商不奸」，金融家即是銀錢通貨運營方面的商人，自然會比通常的商人更精明，但上面的故事讓我們知道，即使實踐中金融家們的道德未必達標，但終究保有著自我和社會對傳統倫理的期許，這就是一直激勵著他們向善的力量。

　　金融界譜系：蘇州人的上海

　　在太湖北端有一條半島伸入湖中，這個半島的最南端就叫做「洞庭東山」，即現在的蘇州市吳中區東山鎮。清末以來，東山共有席、翁、嚴、葉四大家族，都為上海金融界提供了充分的人才併產生極大的影響力。

　　這四大家族中，以席家最為著名。上海滙豐銀行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外資銀行，1865年正式開業。在其鼎盛時期，曾掌管著上海外匯市場成交量的三分之二，全國的外匯牌價都隨滙豐給出的標準而定。外資銀行都設有華人買辦，滙豐銀行自然也不例外。從1874年到1937年，洞庭東山的席家祖孫三代，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在這個位子上一共掌權64年。

　　所謂的「買辦」，就是外資銀行和中國企業之間的金融經紀人。外資銀行有自己的一套固定的組織架構、運營方式和管理模式，有時候未必能夠和中國的金融機構或工商企業兼容。為了避免摩擦和增進效益，外資銀行大多聘請華人買辦，比洋人大班直接出面要方便得多。就外商銀行的組織機構而言，買辦是它們的出納部門；就其承擔的責任而言，買辦是銀行對外業務的保人；就具體業務而言，買辦是中介人。

　　由於買辦平時負責鈔票的出納保管、金銀外匯的買入賣出、票據清算、放款保證和存款介紹，都是銀行業務中最重要的環節，因此既需要法律上的抵押品（如房產、存款、股票），也需要人脈上的左右逢源，更需要外資銀行高層對此人的長久信任。因此，買辦往往是終身制、家族制和世襲制，就是這個原因。

　　當時外資銀行最大的客戶並非中國的工商企業，也不是貿易商行，而是政府存款和海關關稅。其次就是向上海各大私人錢莊進行的信用貸款。由於外資銀行信用較好、後台穩固、準備金充分，因此雖然利息偏低，也能夠吸納大量的公家和私人的存款。但他們不熟悉中國地面，不敢貿然放款，於是直接撥付給各大錢莊，讓錢莊用這些款項進行短期高息的放款。在清末華資私營銀行還不成熟的時候，錢莊就是外資銀行與中國工商企業之間的中介，而外資銀行的華人買辦就是銀行和錢莊之間的中介。經過華人買辦的精心運作，外資銀行還陸續向中國的地方實力派進行放款，甚至協同地方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基建設施投資。

　　華人買辦敏銳地發現，只要能夠得到外資銀行有效的信任和足夠的資金，那麼開設錢莊簡直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於是背靠外資銀行的錢莊紛紛在上海設立，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擔任滙豐銀行買辦三十年的席正甫和同鄉嚴國馨在1887年開設的協昇錢莊。嚴國馨屬於洞庭東山安仁里嚴氏三房世系第十六世。他早年跟隨父親嚴徵祥來上海經商，後自己獨立門戶，成為上海敦裕洋行的買辦。經商過程中他結識了東山同鄉席正甫，兩人一拍即合，於是聯合成立錢莊，這就是東山幫商人開拓上海金融界的開始。他們兩家和剛才我們提到萬梅峰、萬振聲父子一起，作為洞庭東山在上海金融界的象徵，長期掌管著上海灘的私營銀錢業。據統計，整個包括清末和民國的近代中國，洞庭東山的金融家一共在上海設立錢莊多達85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自席家、嚴家和萬家的門牆。

　　嚴國馨發跡以後，就舉家從東山搬遷至如今的吳中區木瀆鎮，先後購進西街108號和114號，並重新營建修繕。如果諸位有興趣前去遊覽的話，這些晚清古迹至今尚存。1902年，嚴國馨買下了乾隆年間大詩人沈德潛的宅子，請香山匠人從頭重造，並尊其母之命改名為「羨園」，這就是木瀆古鎮旅遊的珍珠級產品，位於山塘街的嚴家花園。

　　又一個小故事：上海銀行

　　陳光甫（1880-1976） 江蘇鎮江人。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

　　歷史陳述往往是枯燥乏味的，我不引用繁瑣的數據和專業術語，而專門講幾個雖然無法考證但也言之有據的故事。比如民國時期中國最大的私營銀行之一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般簡稱「上海銀行」，當時金融家陳光甫為何要創辦這個銀行呢？

　　陳光甫之前是官辦江蘇銀行的總經理，他是被清末的江蘇巡撫程德全提攜到這個位子上的。辛亥革命以後，程德全還是主管江蘇軍政事務的都督，但1913年國民黨反對袁世凱政權的「二次革命」爆發後，程德全被迫辭職，陳光甫也就跟著他辭去江蘇銀行的職務，轉而自我創業。這是正史中的說法。實際上呢，野史記載，這其中還有個曲折的小故事。

　　據說陳光甫一直和同盟會（也就是日後的國民黨）中的幾個重要人物保持著良好的私人友誼。在「二次革命」中，陳其美、蔣介石等孫中山先生的部屬在上海起義，佔領肇和軍艦，攻擊江南製造局，後來還刺殺袁世凱政權的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上將。袁世凱的密探查到，革命黨人的起義經費都由陳光甫主管的江蘇銀行進出，於是當局密令就地處決陳光甫。當時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麐是蘇州人，也是陳光甫的朋友，他看到袁世凱的手令後，就對袁說，陳光甫是本分生意人，對政治不感興趣，江蘇銀行這些經費的進出，不過是陳被革命黨人用手槍炸彈威脅的結果，陳本人是無辜的。因此陳光甫幸免於難。這消息很快傳到了陳的耳中，他聽罷大驚失色，覺得這種官辦銀行其實就是官場，風波險惡，前途難以預測，於是就毅然辭去總經理職務，寧可白手起家，從頭創業。

　　陳光甫是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金融家，他生於1881年，比蔣介石大6歲，比毛澤東大12歲。他是鎮江人，名叫「輝德」，「光甫」是他的表字。在近代史上我們發現，被人們稱字而不稱名的人叫「以字行」，都是大人物，比如蔣中正表字「介石」，張人傑表字「靜江」，戴傳賢表字「季陶」，一般後人不稱他們的名，反而以蔣介石、張靜江和戴季陶傳世，進入了歷史。也有人以代號或筆名傳世的，比如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中山」是化名，「漢民」和「精衛」是筆名，和主題無關，我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陳光甫出身很苦，12歲就輟學，進了漢口的一家報關行當學徒，其實也就和一個搬運工差不多地位。由於當時報關行無論口語還是填海關單據都需要通曉英文，因此他刻苦自學，終於在22歲那年以流利的英語考取了漢陽兵工廠的英文翻譯職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日本正金銀行的漢口地區買辦，此人後來成為他的岳父。

　　人的成功，除了本人的天分和勤奮外，總需要一些外界助力。1903年，美國在聖路易斯舉辦國際博覽會，清政府決定參加。於是陳光甫的岳父就把這位精通英文的女婿推薦給湖廣總督端方，受到了端方的認可，成為湖北省派出在美國博覽會的英文翻譯。在美國工作了八個月後，為了酬謝他圓滿完成任務，湖北省政府撥出官費讓陳光甫在美國深造。就這樣，從1904年開始，陳在美國先後進入好幾個大學，一直到1910年取得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學士學位，光榮回國。

　　這時陳光甫的貴人，也就是當時的湖廣總督端方已經調任兩江總督，於是陳也就隨之來到南京，擔任總督府師爺，具體負責洋務文案。端方離職後，他又成為江蘇巡撫程德全的幕僚，負責衙門中的涉外事務。辛亥革命後，程德全任中華民國江蘇都督，遂委派陳光甫擔任省政府的財政司司長，並命陳於1911年底正式創辦官辦的江蘇銀行，任命他為總經理。

　　農學家和銀行家：先驅者

　　鄒秉文（1893—1985） 原籍江蘇省蘇州市，是中國植物病理學教育的先驅。　　鄒秉文的「秉文」是表字，名「應菘」，也是個「以字行」的著名人物。他出生於1893年，是毛澤東的同齡人，籍貫蘇州，但出生在其父的工作地廣州。他很有語言天賦，5歲時候他祖父去世，他隨著父母奔喪回到了原籍蘇州，沒幾天就學會了一口吳儂軟語。這個語言天賦對他幫助很大。鄒秉文的伯父當時是滿清的外務部尚書，有特權能夠安排自己的一名子弟公費留洋。就這樣，他18歲那年遠赴美國，從中學念起，很快就順利地掌握了英語，並在兩年後考取了康奈爾大學。大家知道，這個大學以農業學著稱，是胡適留美的落腳地，也是後來台灣地區時任領導人李登輝的母校。李登輝當年正是以農學專家的身份被蔣經國一眼看中，而成為國民黨接班人的。

　　1916年，也就是留學六年以後，鄒秉文以康奈爾大學農業學學士的身份回到了祖國。他其後專門從事農業教育工作，是金陵大學、東南大學的教授，並親自編撰教材，還創辦良種場，對中國的棉花種植推廣和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有著卓越的貢獻，是當時中國最傑出的農學家。有鑒於此，國民政府於1929年11月創立上海商品檢驗局並任命鄒秉文為局長，他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商檢局局長，從此開始從事農產品出口的檢驗檢疫工作。

　　但兩年以後他卻辭職了，於1932年初被陳光甫請到上海銀行，擔任總行襄理。當時民國銀行界的高管，有經理、副理、襄理三個級別。總行襄理便是如今的總經理助理，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職務，但是精明能幹的陳光甫又怎麼會讓一個完全沒有金融履歷和財經經驗的人，在自己銀行擔任這麼重要的職務呢？

　　著名的左翼文學家茅盾曾經寫過「農村三部曲」，也就是《春蠶》、《秋收》和《殘冬》，我記得第一篇似乎還是我們的中學語文教材。同樣作為教材的還有葉聖陶的小說《多收了三五斗》，故事就發生在離我們這裡不遠處的吳中區甪直鎮。這些文章都生動而深刻地描繪出上世紀30年代初中國尤其是江南地區農民的生產困境——如果歉收，那麼一年的辛苦都將白費，農民還會負債纍纍；而如果豐收，由於運輸條件的落後導致銷售不暢，惡性競爭下穀賤傷農，農民還是吃虧。的確，當時中國的農業，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制約了旺盛的生產力，這就需要金融界來注入新鮮血液，以槓桿作用挑動農業的發展。而這就是陳光甫聘請鄒秉文加盟的目的。鄒除了擔任上海銀行的總行襄理外，還兼任農業合作貸款部經理。後來他又升任上海銀行副總經理，專心負責農業貸款事宜。

　　記得北京三聯書店在2006年出版過一本叫《窮人的銀行家》的傳記，說的是孟加拉國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事迹。尤努斯和他創辦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以「自下層為建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努力」為理由，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其實，尤努斯所做的，無非是向農民發放無抵押小額農業貸款，以金融合作的方式使得農民擺脫貧困。而這一切，陳光甫、鄒秉文及其上海銀行在上世紀30年代前期就已經成功推行。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金融界的一大驕傲。

　　陳光甫做事，一向眼光長遠，精耕細作。一方面，他和鄒秉文聘請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的教授擔任銀行的農村合作事業的總顧問，安排相關事宜；另一方面他還出資6萬元贊助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要求他們延聘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農業合作專家和農產品運銷專家來校講課。為了激發學生的興趣，上海銀行還在金陵大學設立專項基金，凡農業經濟系學生選讀農業合作課程的，考試前20名的每名學生均享受100元（也就是相當於現如今近2萬元人民幣）的獎學金。這兩項舉措為當年的中國培養了大量的農村金融人才。

　　陳光甫又是勤奮專註的。農村貸款部門正式設立於1933年，僅兩年以後，也就是1935年，上海銀行就在全國10個省的73個縣設立了近千個農貸分支機構，受惠農民近20萬戶。陳光甫曾說，他經營上海銀行的方法是「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繁瑣」。從舉辦農業合作貸款事宜上，可以看出，陳是切切實實地履行了自己的方針和承諾。

　　結語

　　剛才通過幾個小故事溫習了一下近代上海的金融史，從洋行到買辦，從錢莊到銀行，中國人在內憂外患中堅韌不拔地建設著自己的家園。程謹軒、席正甫、嚴國馨等人還僅僅具有自利的立場，本能地想從洋人口中掙回一點自我利益。但他們依靠著天賦、勤奮和重信守諾的品格而成功，且成功以後不忘惠及同胞家族，以及由內而外逐漸惠及桑梓父老，既提攜同鄉後輩一同進步，也慷慨捐助家鄉建設。程霖生雖後來事業失敗，但對家鄉公益事業貢獻尤多。

　　中國傳統文化教導君子要「親親尊賢」，意思是善待親人，尊重賢者。如果說上述幾位前輩是「親親」的話，那麼陳光甫無疑就是「尊賢」；如果說上述幾位前輩僅僅具有家族、家鄉觀念，那麼陳光甫無疑已經將家族、家鄉觀念放大至民族、國族觀念。創業伊始，陳光甫就明確了上海銀行的成立宗旨：「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抵制國際經濟侵略。」終其一生，他完美地踐履了這一宗旨。

　　如果沒有1927-1937年「黃金十年」的卧薪嘗膽、莊敬自強的默默積累，如果沒有這些勇敢、睿智而堅忍的前輩，中國絕不可能和亞洲軍事力量第一的日本血戰八年，最後完勝，從二流弱國一躍成為聯合國五大創始國之一，並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中國也絕不可能在如此積弱的軍政環境下，取得經濟、科技、教育、文化、藝術的偉大成就，開創了令人炫目和驕傲的「白銀時代」。

　　孫中山先生曾經鄭重地說過，「我們祖宗很對得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此言誠然，我們的前輩先賢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因此無論現實如何、格局如何、體制如何，我們都沒有理由自暴自棄。如果你還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抱有希望，那麼，歷史就在你手中。

　　（作者系中國基金博物館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