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京城經濟學界活躍「西北軍團」，話說江南經濟學家

在大西北，人們經常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大西北出了那麼多經濟學家尤其是著名經濟學家，而其經濟卻遲遲發展不起來？

在北京，同樣的問題則被倒過來問，為什麼大西北的經濟那麼落後，卻出了那麼多出色的經濟學家？

在北京經濟學界，活躍著一批來自大西北或在那裡受過教育的經濟學家。先說說老一輩的學者吧———全國政協財經委主任委員、曾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和物資部部長的柳隨年先生，即是80年代在中國的經濟理論和改革實踐兩個方面都比較活躍的亦「學」亦「官」的學者型領導幹部。

曾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的趙海寬研究員，則是在金融理論和金融實踐兩個方面都極有造詣和影響的金融大家，其編著的《貨幣銀行學》教育了一代人，在中國的金融理論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信貸」向真正的包括貨幣銀行在內的全面金融理論的過渡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近年來他又為金融改革的理論研究與金融發展實踐而發揮餘熱，再立新功。

在一些人猜來屬於老一輩，而另外一些人則又臆斷為青年人的經濟學家張曙光教授，曾是西北大學經濟系的第一代學子，如今已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重要骨幹和中國宏觀經濟和制度經濟學界的學術帶頭人之一。

曾長期擔任中國經濟學巨匠和硬骨頭孫冶方學術助手的冒天啟，是位土生土長的甘肅省清水縣才子，1966年從蘭州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旋即進京從研。孫冶方去世之後，潛心整理孫冶方遺稿200多萬字，並長期進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數次摘取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桂冠。他與張曙光一樣，都在理論經濟學界發揮著承上啟下、承西啟東的中堅作用。

先後擔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新調任國務院體改辦主任的王岐山，70年代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自80年代初以來，成為京城研究改革開放活躍群體中的骨幹之一。

雖然一批來自大西北的經濟學家早已活躍在中國經濟學界，但作為一個群體為學界所承認，並在經濟學界颳起強勁的西北風，應該說始於80年代中期，始於以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二代學子為主力的「陝西軍團」在全國經濟學大舞台上的出色表現。那麼，再讓我們看看新一代學者———清華大學教授魏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世錦、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是西北大學經濟系77級同班同學中的三位佼佼者和西北大學經濟系第二代學子中的代表人物。魏傑與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的宋則等，都是西北大學何煉成教授的開門研究生弟子。

魏傑在讀碩士研究生時，以其研讀《資本論》的功底為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這位看起來既像大款商人又像藝術家就是不像學者，而自嘲為「口力勞動者」的大手筆和講演家，以其著作等身而在中國理論經濟學界的影響日益擴大，被譽為經濟學界「京城四少」之一。

在西北大學尚未完成碩士研究生學業就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的劉世錦，一經進入首都這個大舞台，便一發而不可收。很快就在宏觀經濟理論、國有企業改革、制度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研究領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領銜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近兩年來成為國內研究產業發展問題的一面旗幟。

1984年正在讀碩士研究生的張維迎，參加了在中國改革早期具有不凡意義的莫干山會議。隨後，張維迎經過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實踐磨礪和牛津大學的專業訓練，以企業理論和信息理論見長，現已成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著名的管理經濟學家。

出生並成長於陝南秦巴山區、被稱為「陝南才子」的鄒東濤，早年畢業於西北大學物理系，80年代中期二進西北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多年來一直跟蹤改革研究，善於敏銳捕捉並以散文筆調闡述前沿思想理論問題，以「解放思想，黃金萬兩；觀念更新，萬兩黃金」的警句而聞名。他進京最晚，但卻是中央國家機關首例「考官」進京者，被譽為「進京三傑」之一。

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並任市場研究所所長的張軍擴，是西北大學78級經濟系的高材生之一，從80年代中期開始，潛心研究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近年來主持的「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再次獲得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孫冶方獎。

本是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生的朱玲女士，出於對《資本論》的熱愛和對經濟學的濃厚興趣，順利考取了武漢大學經濟學碩士研究生。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她，已成為國內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特別是貧困問題成績顯著的女經濟學家。

江小涓是目前陝西財經學院畢業生中最有影響的青年經濟學家，也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界人氣最旺的女性專家。她在產業經濟學和國際投資領域的研究獲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更值得稱道的是，江小涓與劉世錦，是中國經濟學界少有而又堪稱楷模的雙雙從事產業經濟研究又同樣成績卓著的夫妻經濟學家。

我國改革開放之後培養的第一位經濟學博士曹遠征，在人們的視野中往往是「西北軍團」的圈外人，實際上他是「西北軍團」中的重要成員之一。他雖原籍河南西峽，西北卻是他的第二故鄉。1975年從西安外語學院畢業後赴青海工作，1981年取得武漢大學世界經濟學碩士後，再返青海工作。1986年獲取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後，在國家體改委供職十餘年，又轉戰中銀集團任副總經理。

生長於陝西省大荔縣、現為國家計委產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馬小河研究員，是在農村發展、糧食生產等問題的理論研究和決策實踐兩個方面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的學者。

在國務院研究室主持宏觀司工作的李曉西，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從小就同與「玩」汽車為生的父親「轉戰」於蘭州、酒泉、敦煌以及四川成都等地，從小就受到西部文化的深厚熏陶。他先後在成都、敦煌、蘭州等地讀完小學、中學和大學，1991年從蘭州大學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待他獲取博士學位一走上社會，就顯示出其宏觀經濟和政策研究的強勁實力。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孫祁祥，以其在保險學方面的研究，在美國的影響大於國內。這位一口流利美式英語的女學者，1986年畢業於蘭州大學經濟系，1992年在北京大學獲取經濟學博士學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朱玲、江小涓一樣，都堪稱京城經濟學「西北軍團」中的「巾幗英雄」。

中共中央黨校的周天勇，人們大多認為他是東北人。其實，他是地地道道的西北人。他生長於青藏高原的青海省民和縣，就讀於大連的東北財經大學。他經蘇星老教授「伯樂相馬」進京後，成為京城經濟學界活躍人物，被稱為中青年經濟學界的一匹黑馬。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袁剛明，從小在大西北飽經風霜。他生長於陝西武功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因受其父「右派」問題的牽連而隨同發配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經過十年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他一朝躍「農」門，進入吉林大學學習，再到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成為首都經濟學界宏觀經濟問題研究的後起之秀。

讀罷本文，也許你已明了問題本身就是答案———窮則思變，經濟不發達的地方，最容易成長的也許恰恰是經濟學家。

改革年代裡的

兄弟經濟學家

孫冶方與薛暮橋是老一代經濟學家中的"雙子座",他們是兄弟倆.然而,兩個人的人生軌跡都有些非同尋常.一個先知先覺,受盡磨難;一個後知後覺,晚年求變.這兄弟二人所走過的道路,在老一代經濟學家中頗具代表性.

經濟學家的搖籃

孫冶方原名薛萼果,孫冶方是他的筆名.無錫北郊的薛家是一戶大家族,孫冶方1908年出生在玉祁鎮,薛暮橋出生在稍南一點的禮社鎮,比孫冶方大4歲.按輩分,兩人是叔伯兄弟.江南出狀元,出文人,在新中國,更是出了不少經濟學家.除了這兄弟二人外,有馬寅初,費孝通,于光遠,顧准,劉國光,高尚全,吳敬璉,厲以寧,茅於軾,董輔扔,陸學藝,陳錫文,等等.還有長期領導黨的經濟工作,最早主張引入市場調節機制的陳雲同志,也是江南人.什麼原因呢?吳敬璉在評價薛老時說過一句話:對二三十年代我國江浙一帶發達的市場經濟有切身體驗.此話當真.譬如費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經濟》,薛暮橋的第一篇經濟論文《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都是在對自己生活過的家鄉做調查後寫出的.根據《薛暮橋回憶錄》和《孫冶方傳》記載,兩人當初都沒有想過日後要成為經濟學家.薛暮橋的父親是樂善好施的鄉間士紳,但就在薛暮橋15歲時,父親因生意衰落債務纏身而懸樑自盡.只在江蘇第三師範學校上了一年級的薛暮橋不得不輟學,經親戚引薦到杭州一個火車站當了小工,之後成為一名鐵路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四一二事變之後,已是滬杭甬鐵路工會領導人的薛暮橋在杭州坐了三年牢.

孫冶方的父親一輩子在無錫榮氏家族的企業里做職員.孫冶方上的無錫公益工商學校是無錫一所有名的專科中學,1925年中學還沒畢業就被黨組織派到前蘇聯中山大學留學.受黨內宗派主義和肅反擴大化的影響,孫冶方因為一個"江浙同鄉會"的莫須有罪名被給予"最後警告處分",1930年9月他幾乎是被遣送回國.正在落魄之際,兩個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薛暮橋坐監獄時讀了不少西方現代理論書籍,在陳翰笙博士指導下,他也很快掌握了做經濟研究和調查的基本方法.而孫冶方則在《中國農村》雜誌真正找到了理論家的感覺.他喜歡思辨,長於論戰的才能,在這裡得到了盡情發揮.據薛暮橋回憶:"由於冶方同志讀馬列主義著作最多,在我們所寫出的幾十篇論戰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論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淺出,最有說服力."

求異存同

孫冶方認為,搞學術不應該求同存異,而應求異存同.按這個意見,薛與孫"同"的部分我們按下不表,專來比較二人有什麼"異"的地方.兩個人做學問,一個著眼於批判,而另一個更多的時候是著眼於建設.孫冶方曾經自比牛虻,他能及時發現現實世界的錯謬之處.理論界中他第一個站出來不遺餘力地批判蘇聯體制,第一個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提出系統的質疑.孫冶方以他的理論勇氣和人格魅力,在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方面,所起作用巨大.老經濟學家趙人偉說,對傳統體制弊端的分析和解剖,孫冶方的貢獻甚至超過了顧准.薛暮橋熟悉並領導實際經濟工作,他做學問更著力於建設.1970年代末他就提出准許待業青年自找就業門路,支持鄉鎮企業,鼓勵長途販運;1980年代,他深刻論述了我國必須實行商品經濟,並系統地提出了財稅,金融,價格,外貿以及國有企業等體制改革方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回憶說,1980年代之後,在極力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陣營中,薛老的聲音一經出現,就像是開出了一輛重型坦克.孫冶方在經濟研究中多採用抽象法,他是學馬克思《資本論》出身的,運用抽象法得心應手.但有些經濟現象實在無法抽象.張卓元批評孫冶方在說明經濟學研究對象時,不僅抽象掉了產品的自然屬性,也抽象掉了具有實質意義的不同所有制和人們的經濟利益差別.孫冶方認為社會主義價值與價格是一致的,他也是在論述中抽象掉了社會必要勞動量的統計過程,他認為這只是技術細節問題.薛暮橋很難理解這種抽象法.薛暮橋搞田野調查出身,他更加信奉歸納法,而且以他當過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的經驗,被孫冶方抽象掉的價值計算的技術細節正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難題."許多巨大產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常常由幾十,幾百個企業來提供,甚至來自幾個國家."這樣的產品價值如何計算?而且,統計數據的真假又如何鑒定?

改革中見真情

兄弟倆晚年最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是1979午無錫會議,兩人分別代表計委經濟研究所和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在自己的家鄉共同主持了這次盛況空前的經濟學界的解凍大會.這對兄弟以前曾有過兩次親密的合作,一次在1930年代合辦《中國農村》雜誌,兩人既是編輯,又是寫手.那是一次民主革命時期的合作;另一次是1950年代在國家統計局,一個局長,一個副局長.那次算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合作.而這次,歷史又讓他們走到了一起,作為理論家,他們要為改革時代的到來吹響號角.1950年代,中宣部曾給薛和孫都布置過編寫中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任務,兩個人各有自己的體系和寫作班子,甚至形成了某種相互競爭的態勢.薛暮橋最終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孫冶方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論大綱》,除了學術觀點的不同外,雙方都非常尊重對方的勞動.據薛小和回憶,孫冶方去世的時候薛悲泣不已.薛老這種悲痛之狀有過三次,另兩次是周總理和鄧小平去世.孫冶方去世前,由薛老,徐雪寒等55位著名經濟學家發起成立了孫冶方經濟學基金會.薛老提議:孫冶方搞了這個基金會,以後我們其他人就再別搞了,我自己表態,以後絕不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經濟學獎.一位經濟學家感慨地說:如今的經濟學門派很多,有些會你出席了,他就不出席,也只有在紀念孫冶方的旗幟下,才能把這麼多不同門派的經濟學家聚到一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薛暮橋和孫冶方是不是經濟學家?如果是的話,他們有沒有完整的邏輯體系?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去,他們有沒有獨到的理論或發明?這是一個尺子的問題."戰爭年代,兩人當過共產黨部隊的高級教官,都講授過《政治經濟學》,說他們不想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是假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薛暮橋就曾有過要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的企圖.但他頑強的思考並未為他創造出一個思想體系,當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實現這個創造以後,他就轉而總結經驗,自我批判.為他博得廣泛影響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就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副產品.孫冶方也一樣.他想寫《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教科書."文革"中他在監獄裡以腹稿的形式過了85遍.晚年動過手術之後,經濟研究所又給他配備了強大的助手班子,搶寫已有了7年腹稿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然而,直到去世,這部書始終沒有寫出來.什麼原因呢?或許還有太多的問題沒有想透,一些範疇還沒有研究明白,或者自己也對一些觀點乃至整個理論體系產生懷疑了.今天看,體系沒建起來,這也並不是什麼值得遺憾的事情.

按現代經濟學的標準來看,薛暮橋和孫冶方都談不上什麼理論創新.但他們的一些理論觀點在實踐中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他們這一代經濟學家,不是純經濟學家,他們在理論上無法一以貫之.作為經濟學者,他們甚至要在後半生改變自己最初的經濟信仰.但他們是偉大的改革經濟學家.中國的經濟巨變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認,他們參與其中了,這已經足夠.這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獨有的幸運.他們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經濟學家,他們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應該說,他們都出色地完成了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

來源：經濟觀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