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閩南人
和平統一台灣是不可能的,源自閩南的台灣本省人天然具有反政治的傳統。
閩南文化所內含的反政治缺陷導致了台海政治場上一個個流星般桀驁的叛逆標本。
只有直面真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閩南人,並為破解台海困局帶來一絲微弱的希望。
——筆者
亞細亞的孤兒 羅大佑 - 未來的主人翁
儘管內部分化成諸多的亞文化,閩南文化在整體上依然可以說是一種個性鮮明、影響巨大、起因多元、內涵豐富、流播深遠的地域文化類型。由於其與台灣所謂本省人的河佬文化具有極為密切的親緣關係,所以一直都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的熱點。那麼,作為閩南文化的傳承者,閩南人的身上又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想,要認識閩南人,首先要擺脫中原中心論的干擾,這種中原中心論的干擾自古而今,已經根深蒂固,主要體現為強調閩南人是自中原地帶衣冠南遷或者披甲南征的河洛後裔,閩南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支流,是正宗的漢族文化。這種陳腔老調反覆說,彷彿說一萬遍就會成為真理。顯然,不排除這個干擾,我們很難真正讀懂閩南人。即使閩南人的父系可能確實有很多來自北方的血緣,即使閩南文化中確實有不少中原文化的元素,但作為一種地域文化,閩南文化和中原文化顯然具有質的不同,甚至是根本上的對立。
台灣的本省人,由於種種原因,還保留著閩南人較為地道的特質。這裡,我們可以拿陳水扁做一個例子,有人說,陳水扁不是客家人嗎?非也,陳水扁其實是閩南人,說他是客家人是一種誤會,他本人在入獄前已經澄清過。作為閩南人從政的一個典型個案,陳水扁跌宕起伏的政治經歷像是一段被顯微鏡放大的閩南人秘史。如果忽略外在因素,從內在探討,陳水扁濃郁的閩南文化背景(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一種身不由已的集體無意識)所隱藏的反政治特質,無疑對其命運起到最為核心的作用。由於具有致命的反政治特質,閩南文化在賦予陳水扁與眾不同的反抗英雄魅力的同時,也給其帶來了難以脫身的原罪。有一些文化是天生缺陷的,閩南文化便是其中典型的一種,閩南文化所內含的反政治缺陷導致了台海政治場上一個個流星般桀驁的叛逆標本。我們在陳水扁長達八年的總統任期上,充分地觀察到了這種閩南式人格的超常發揮與無限放大,正是這種與生俱來的原罪,自然而然地促成他的傳奇人生與悲劇命運。
大家知道,台灣的文化土壤主要有四層,最表層的近代西方文化,中層是儒家文化(包括異化的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底層是河佬文化(百越文化與漢唐殖民文化結合而成的閩南文化,也有人稱為福佬文化、河洛文化、鶴佬文化),深層是原住民文化。由於原住民文化已經式微,所以對台灣社會比較有影響的主要是前三種。其中,浮在台灣文化表層的甜美可口的「奶油」是近代西方文化,這種文化一直是數百年來全球最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態,其對台灣的影響,主要從葡萄牙人發現台灣開始,並以蔣家深耕台灣為高峰,其文化的輻射主要體現在政治體制和物質生活上。對於審慎的觀察者而言,台灣人引以為榮的民選被視為漂亮的政治外衣,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學說尚沒有真正在台灣人心中潛移默化,台灣人學到了民主選舉文化的「形」,卻沒有學到「神」,或者乾脆可以這樣說,台灣人只是在表演民主,而不是在實施民主,表演和實施的區別在於其規範性,我們在台灣的民主中,看不到嚴格規範的存在,到處是亂象,到處是喧鬧,立法院動不動演出全武行,政治人物儼如小丑——也許台灣的政治人物早就意識到台灣政治的窗口效應,這也是為何台灣政壇會如此富有戲劇性,因為他們知道,關注他們的,不是二千三百萬人,而是十三億人,這是「億萬寵愛在一身」。
真正在台灣人內心起到精神支柱作用的,不是浮在表面的西方文化,而是固著在台灣精英人士思維深處「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文化與「愛拼才會贏」的河佬文化,或者說,在西方民選的政治體制下,真正對決的是儒家文化與河佬文化,這就是一種文明的衝突。作為大陸漢民族精神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顯然在台灣的政治生活中也算是姍姍來遲的,一直到鄭成功光復台灣後,才開始介入台灣政治生活;到清朝征服鄭氏政權後,才開始全面進入台灣社會;日據期間則有所中斷。抗戰成功後,以國民黨收復台灣為標誌,儒家文化再次統治台灣,並一度與西式的自由主義發生了衝突,如雷震的入獄,《自由中國》的被封。極為推崇王陽明學說的蔣介石顯然無法容忍自由主義這種產自非儒教社會的思想在自己眼皮底下發揚滋長。即使是今天國民黨的中興功臣連戰、馬英九,他們的頭腦中也一直有著濃濃的儒家思維,連戰一家當然就不必說了,馬英九高調的祭孔儀式,恰恰可以證明這一點。而反之,與佔據了政治場主流的儒家文化的高高在上相比,台灣草根的閩南文化就顯得有點下里巴人了,他們一邊臣服於儒家文化,甚至吸收儒家文化的元素,一邊卻又表現出非常嚴重的不適應和叛逆性。
近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選舉制引進台灣前,台灣的儒教文化與閩南本土文化的交鋒是以鎮壓和起義的方式交替進行的,這種交鋒已經在台灣上演了幾百年,大陸的王道統治勢力與台灣閩南本土勢力一直在台灣地區此長彼消,此起彼伏,至今未休,其結果是,許多閩南人漸漸被吸納入了儒教圈,而一些久居台灣的外省後裔卻因種種原因沉淪至本土草根世界,以至於如今的台灣政客還是徑渭分明地分為兩極,要麼是儒家,要麼是本土,其政治代表分別為國民黨和民進黨,當然國民黨里也會有少量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民進黨創黨初期也有一些義薄雲天的黨外人士,可大家可以觀察到,國民黨內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民進黨創黨初期的黨外人士一樣,都是弱勢,前者因其落落難合而舉步維艱,後者則動輒被台灣本土的勢力所取代,陸續退場,這是為什麼呢?無它,民眾基礎所致。即使是在民主選舉制度已經極為完善的今日台灣,至今亦不能領悟,政治體制是要有文化基礎的,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就要對國民進行從小到大的文化啟蒙,不然的話只能是西裝套在泥腿上。當然制度的實踐也可以算是一種啟蒙,只是這種啟蒙,大多是表象的形式的啟蒙,而不是心靈深處的深耕與體悟。
這就是為什麼,在國共兩黨強大的鐵壁合圍中,被醜化的陳水扁依然能夠得到不少本土草根支持的緣故。陳水扁不僅是台灣本省人的代表,還是台灣本省人極為典型的代表。陳水扁所體現出來的人格特質,並非所謂的律師特質,而是真正的閩南人特質。
這裡就有必要探討一下閩南人的特質。
閩南人與很多人想像中的並不一樣,從整體上講,他們並非真的是北方南遷的貴族或難民的後裔,當然其中確實有不少人可能是,比如福建漳浦縣一個叫趙家堡的地方發現了宋代皇族的後人,他們是從海路逃難而來。而其它的大多數人很可能只是出於自我保護或者出於攀龍附鳳的目的才自稱是中原移民罷了。我們知道,考古學上有個浮濱文化。這個浮濱文化的分布區域,和今天的閩南語地區非常接近。從不少資料得悉,這個地域的原住民曾經為了反抗外來的統治而舉行過無數次的起義。因此,準確地講,大多數閩南人只是被河洛化的原住民後裔(父系可能會有不少河洛血緣,母系則基本是源於原住民)。譬如大量生活在閩南地區的畲族。畲族很可能是保持了文化獨立的原住民後裔,當然現代的畲族人文化特色也在弱化,有的地方甚至和漢族無異。
與北方的同胞相比,閩南人與廣府人、越南人無論是血緣、外形,還是文化,都有較高的一致性,大致上,都有很發達的海洋文化傳統。在歷史上,由於北方漢族勢力的南下,原住民一直在南撤,向南、向南、再向南,甚至漂洋出海。中國的歷史,包括現在的諸多著作,都是基於中原中心論的理念,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曾經在長江以南廣泛存在的原住民的不幸和消隱。這些隱藏在中原文化光輝背後的原住民,儘管失去了自已的圖騰,失去了自己的歷史,可還是會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地留下了一些消隱民族的心理痕迹。近期,我在德化戴雲山地帶發現了干欄建築、廊橋、龍窯等大量的原住民文化遺存,顯然在福建的山區地帶,原住民文化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
為了更好地界定閩南人的特點,我們不得不提到另一個極富特質的民系,客家人。客家人顯然也有大量的原住民成分,只是與閩南人相比,他的漢人成分可能更多點,或許佔據了主流,這也就是為何,客家人與閩南人素來不合,這種不和,像是歐洲東部的雅利安人來到印度地區時與黑皮膚的達羅毗荼人難以相處一樣。閩南人稱客家人為「客」,如果都是漢人移民,會用「客」來形容對方嗎? 用「客」就意味著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很有可能是因為人種不同。「客」應本來應該只是對南下的漢人的稱呼,可隨著漢文化的普及,客地原住民普遍漢化,「客」便成了客家地區所有人的稱謂。另外,就閩南內部而言,閩南人應該主要指泉漳泉地區的沿海地帶,在其內陸,雖然語言上屬閩南,但在文化特徵上卻接近客家文化,如漳州的平和、南靖、華安等縣,這些縣保留有大量客家民居----土樓,這至少證明了該地區受到了客家文化極深的影響。而土樓是什麼?土樓不正是做為「客」的漢人南下時利用中原的版築技術興建的移民堡塢嗎!土樓就是「客家」,客的家。土樓是漢人與原住民建築技術的融合。除了建築藝術,原住民的風俗同樣影響了漢人,如客家是唯一個具有二次葬民俗的漢族支系,客家用糯米祭祖,客家愛唱山歌等等。二次葬這種民俗大多出現在印紋陶文化圈裡,出現在閩南人、畲族人,壯族人等族群中間,可以這樣說,二次葬就是東南沿海原住民的葬禮風俗。
正如人在面臨壓力時會有心理防禦術一樣,作為一個由人組成的集體,民族也會有集體性的心理防禦術,以消解曾經遭到的重大挫折。作為中國歷史進程的一部分,福建的原住民早在秦漢時期就陷入了中原漢族勢力的統治陷井,他們無法像南疆的族人(壯族)一樣負偶固守,也無法像深逃莽林的族人(畲民)一樣逃避現實、苛且偷生,留下的人要麼起義,被屠殺了(主要是男人),要麼便接受了漢族殖民者的漢化----漳州開漳聖王陳元光和他的父親陳政無非就是中原來的殖民頭目,這些中原來的殖民者頭目和佔領墨西哥的科爾蒂斯沒什麼區別的,只不過他們更為斯文,在帶來鐵騎與武器的同時,也帶來了發達的中原漢族文化。大量心懷恐懼的原住民屈服了,他們接受了中原的王道,被招安了,因此福建的地名有那麼多叫「安」、「平」、「靖」、「定」的。這些叫法,其實就告訴了我們,在歷史上,這裡曾經多麼的充滿危險。為了讓自己的心理能夠平衡,也為了避免被歧視,那些被招安後的原住民後人紛紛採用否認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土著血統問題,正如有些台灣人在日據時使用日本名一樣,於是一個具有獨特心理特質的人群產生了,那就是閩南人。
具有大量原住民文化積澱的閩南人會出現什麼樣的特質呢?
一、冒險性
東南沿海的原住民素來以舟為車,可以說是一個水上民族,越來越多的生物分子學研究證明,人類具有同一個非洲祖先,人類是從非洲遷徙到亞洲的,其中有一支遷徙路線途經東南亞的沿海和海上,並分布在中國的長江以南,這便是所謂的百越人,他們的外表特點是個矮臉短、厚唇高顴、皮膚黑、雙眼皮。正由於百越人是海上民族,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何百越人會以舟為車?這是原始的載具,許多地方的懸棺習俗便是對祖先駕獨木舟而來的紀念,懸之高處也許是對遠方故鄉的遙望;為何百越人會斷髮紋身?斷髮是方便游泳,紋身是仿效水蛇;為何百越人特喜歡吃海鮮,比如吃沙蟲可能就是一種百越遺俗,比如其主要分布在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等百越舊地,其中廈門人喜歡把沙蟲做成土筍凍。比如廣東人什麼都吃,什麼都敢吃。顯然,百越人保留了更多的古老生活方式,這和長江以南山高林茂水深的地理環境是相適應的。現在福建還有一些依然生活在水中的百越遺民----疍民,還有一些頗有百越母系氏族遺風的山名或神名,如太姥山、太武山,在閩南話里,姥、武、姆同音,太姥、太武實際上就是太姆,可能用於紀念母系氏族時代的女酋長。正是由於閩南人有著比較深的百越海洋文化的底色,閩南人的冒險精神也便在行船生涯中得到歷煉,秦并吞八荒以來,特別是西漢時期,福建外圍充滿了文明及文明的維持支柱----漢人政治力量,一向厭惡文明的閩南百越人顯然無意於在文明中突圍,而水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方向,水的遠方是來路,是家園,是祖先神保護的故鄉。於是屢受政治迫害的閩南百越人的逃亡便從海岸開始,沿水路伸展,輾轉南下,在台灣和東南亞留下了大量的足跡與血脈,這有點像腓尼基人遍及地中海的情形。這就可以理解,為何閩南地區會出現與中國陸地文化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這種海洋文化和西歐的海洋文化動機不同,所以結果也不同,閩南人的海洋文化是叛逆的文化,是逃亡的文化,是對王道的背離。
二、無信仰性
正因為是河洛化的百越人後代,除了少數深諳漢文化精髓的人,大多數閩南人只是表面上河洛化,如放棄了短髮與紋身的習俗,但卻保留了一些百越人的思想與生活習慣,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閩南人的髒話特別多(像台灣的許多政客就有這種愛好,這種愛好可以說是嗜痂之癖),幾乎是出口成臟,他們甚至習慣於用生殖器官來稱呼同伴,而不管男性還是女性,其生殖器官都有很多叫法,這種語言上的原始性,遠遠超過了北方被教化了的人民,反映了閩南人有個性意識比較開放的「童年」,現在「臟」,不等於過去臟,這有點像日本文化,現在的日本文化同樣保留了較多的性內容。反之,儒雅且講究中庸的中原儒家文化在閩南被草根階層消極地抵制著,典型的便是泉州甚至出了一個叛逆的反儒教思想家李贄,可見,儒家的道德在閩南如何的行不通。閩南人絕對是無信仰者,缺少道德感的人,如果有,那也是假的。閩南人善於利用各種信仰,但他們決不會真正理解那種信仰。在閩南地區,人們可以看到閩南人什麼神都供,什麼教都信。你會相信閩南人的宗教嗎?閩南人連自己的祖先都敢改變,難道就不會改變自己的信仰。如果他們確實喜歡上了某種宗教,對不起,他們肯定不會喜歡這種宗教的戒律。如果一定要給他們安排一個宗教,那肯定是禪宗。因為禪宗會把雞叫做穿蘺菜,魚叫水梭花,這樣的話,即可以當佛教徒又可以滿足食慾。清代道光年間,《廈門志》總纂周凱曾在志里的《風俗記》里對閩南人的宗教信仰大加諷刺:「吳越好鬼,由來已久。近更惑於釋、道。一禿也,而師之、父之;一尼也,而姑之、母之。於是邪怪交作,石獅無言而稱爺,大樹無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風,猜神疑鬼----」總之,閩南人的神鬼文化談不上信仰,只能說是迷信,而信仰與迷信,就差一個道字。道之不存,言何立哉,因此,也千萬不要相信閩南人講的話,閩南人講的話絕對是為講話而講話,不像北方人那樣拙,會有抱柱信,會一言九鼎。閩南人把聊天叫洽仙,北京人叫侃大山,這就是區別,北京人侃大山,雖然油嘴滑腔,可內容是很厚重的,往往有歷史文化的內涵;閩南人則大多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比如,閩南人泡功夫茶,往往不是為了真正的喝茶,更不是心靈的冥想,而只是為了說細碎話而準備的儀式,至於「關公巡城」、「韓信點兵」----那順口溜,不過是閩南人忽悠出來的偽茶道,閩南人務實的個性是很難具有道的涵養的。
三、功利性
閩南人不只是精明,他們有一個比精明更讓人欣賞的優點,那就是慷慨。不過這種慷慨卻不只是基於義,還基於利,閩南人絕對重義又重利。千萬別指望一個純粹的閩南人會為了正義獻身。閩南人會非常熱情地接待你,可是你會發現,他們的目的是「交相利」。他們評論一個人,大多不會出於道德,而是出於顯赫程度,也就是常人講的「笑貧不笑娼」。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君子是很被鄙視的事情,君子是王道的載體,閩南人不是,閩南人大多是君子所厭惡的「功利小人」,而閩南人反而以功利自榮,他們彼此之間以功利惺惺相惜。你越功利,越有功利,人們就會越尊重你。因此,閩南是個非常具有商業潛力的地帶,閩南人很難被純粹的政治意識形態所教化,他們的天然意識形態是商業意識形態。而濃厚的商業意識形態是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基礎。18世紀末,英國有個哲學家、經濟學家叫J.邊沁,他曾對功利思想進行總結,歸納,創立了對西方經濟學研究有巨大影響的功利主義。邊沁認為,人生本該尋樂,眾人皆應樂生,避苦就樂真性情,如苦必降但願輕。這種及時尋樂、「歡喜就好」的思想,剛好就是閩南人功利主義的核心,也是閩南人奮力拚搏的原動力。不為前世,也不為來生,為的是此生,為的是當下的快樂生活。閩南人所謂的「出頭天」,也就是出人頭地,其終極目的完全指向現實利益。「苛利國家生死與,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崇高政治追求,在閩南,只能是個案,決不會是主流。在這片功利主義的沃土上,只要國家管制稍微出現鬆弛,閩商就會風生水起。
四、反政治性
正如前述的,閩南人具有致命的反政治缺陷。反政治體現為國家意識不強、政治意識形態不強、忠誠意識不強,反之,宗族意識強、商業意識形態強,利益意識強。都是山高皇帝遠,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區別就在於:客家人有較強的國家意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因為客家人就是國破家亡才流浪他鄉的,閩南人不一樣,閩南的漢人成份並非主流,雖也有儒家文化的浸透,但主要體現為儒家殖民文化,雖然語言、文字上大一統了,日常生活中卻還保留很多舊習。中原紛紛紜紜的改朝換代對他們影響不大,他們更關心的是通向海洋的大門是不是敞開,經商的環境是不是通暢。當政治力量影響到他們的商業命脈時,他們便會揭桿而起,由反政治手段中的消極抵抗階段過渡到暴力「起義」階段。故閩南人重「義氣」,「義」者,行正確之事。閩南人沒有理想,但富有激情。一個沒有理想但有激情的人如果沒有合適的地方發泄,往往會有悲情意識。這種悲情意識會讓他們在關鍵時候敢於吃「螃蟹」,敢於反抗暴政,敢於走自認為正確的道路。翻開歷史的大書,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台灣或者閩南,閩南人的起義總是層出不窮,千年不息,像元末明初的起義,明末清初的小刀會起義(小刀會是在廈門最先成立的),反抗國民黨統治的八閩第一槍(在漳州平和打響的),天地會是在漳州發源的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抗日的簡大獅,當時的上海《申報》曾稱其為中國最有志氣之人,其實應該是最有「義氣」的人。仁為儒之魂,義乃俠之氣,仁是執政牧民的理念,義是民間自衛的道理。閩南人的義氣重和閩南人長期自發維護商業生態有關,閩南人的商業生態和山行水宿的交通環境有關,他們的交通環境,註定其商業必定發達,交換集市必定興旺,而商業發達,集市興旺,資金就會雄厚,在失去政府公開保護的前提下,雄厚的商業資金就會借著興起的民間自衛意識,組建強勢的民間自衛組織。在交通通暢的環境下,閩南人的商業觸角總是伸得很遠,甚至遠達非洲。當國家打擊海上交易,採取閉關鎖國政策時,為維護閩南人的正當商業生活,民間自衛組織就會淪為海上自衛隊——「海盜」。非商則盜,無它,資源貧瘠,無商難活。閩南地區一度水系非常發達,並非是現在的樣子,現在,海平面已經下降,如果我們將海岸線向里推,就會發現,很有可能,早期的閩南其實就是一些海中的島嶼,就像舟山群島一樣,所謂「閩在海中」。
如果要繼續尋找閩南人的特質,顯然還會有很多,以上只是羅列了其中較為顯著的四點。這些特性是缺陷,也是優點。通過這些已經歸納出的特質,我們已經可以梳理出,或者解讀出政治人物陳水扁的一些個人密碼。陳水扁身上所具有的濃厚的閩南人氣息,不僅為其所有,也是民進黨不少政客所共有的。他們不僅是長相上和國民黨的外省後裔有所不同,就是行事上也有很濃的獨特性。誰上台,誰都會是一樣的立場。閩南人的愛拼才會贏本來就是建立在離經叛道,不守規範的基礎上的,他們比守王道的國民黨會更有陰謀,更有手段,也更難預測。因為他們的成功大多是冒險性的、無信仰的、功利性的、反政治性的,他們做不到真君子的大義凜然,仁者無敵,也做不到偽君子的城府深厚,喜怒無形。我們所謂的閩南人四大特質並非說非閩南人就不具備,只是說,閩南人更為明顯罷了。
閩南人根本不適合搞政治,但他們是天生的商人。陳水扁就如同唐朝的李後主,都是身處不當的位置,前者是因謀財而危機四伏,後者因寫詩而無端送命。他並沒有刻意去貪污,他只是緣出閩南人謀財的本性,然而政治場,是你死我活的地方,政治場不會真的「兼相愛,交相利」。台灣的閩南人還有很多支持陳水扁,那是因為,他們明白,陳水扁和他們沒什麼區別的。陳水扁曾經為閩南人強出了一次頭,當了兩任總統,也算個真命天子了,許多年以後,說不定,未來的閩南人還會將他抬出來,像英雄一樣膜拜,正如泉州的某位傳奇人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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