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文化★陰山岩畫★酒文化★傳統文化

河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發展史上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聚集交融的典型代表，具有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碰撞交融的獨特的文化特徵。探尋和研究河套文化，傳承和弘揚河套文化，對於豐富草原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具有深遠的意義。

　　河套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產生的，與該地域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傳統、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習慣、習俗等息息相關。河套文化是在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社會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孕育和形成的。它是以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高度、完美結合為獨具特色的，傳承至今仍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產生著重大影響的，是千百年來自強不息、生存發展的一種文化形態。

　　如上所述， 河套文化是在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社會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孕育和形成的。其中地理環境、戰爭及移民運動等對河套文化的產生、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

　　一、地理環境

　　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以一定的地理和氣候環境為前提條件。不同的地理環境，是不同文化類型和不同文化特性產生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人類文化類型與特質的形成。人類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必然受制於外部地理環境與氣候變遷的影響。另一方面，文化產生於人與自然的互動過程中。

河套文化陰山岩畫酒文化傳統文化

　　聞名遐邇的河套平原，鑲嵌在陰山山地與鄂爾多斯高原之間。這是一個斷陷的沖積平原，地勢平坦，土層深厚，黃河及其支流縱橫其間，形成了發達的灌溉農業。河套平原地處黃河中上游，黃土高原的北端，蒙古高原的南緣，按地貌和農業生產的習慣，通常分為前套和後套。以巴彥高勒為界，以西至石咀山稱為後套平原，以東至呼和浩特稱為前套（或土默川）平原。

　　河套平原及周圍良好的森林草地和眾多的野生動物，確實自遠古時期起就為人類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生存環境。根據古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研究，內蒙古地區舊石器時代著名「薩拉烏蘇文化」遺址和「大窯文化」遺址都位於河套地區。前者在鄂爾多斯高原的薩拉烏蘇河流域，那裡曾是廣闊的草原，淡水湖星羅棋布，間或有小片的森林，河套大角鹿、赤鹿、披毛犀、野驢、野馬、普氏羚羊、原始牛遍布各地。後者在大青山南麓的呼和浩特東北郊，有野草茂盛的大片坡地和平川，以及豐富的普氏羚羊、原始羊、赤角鹿和披毛犀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

　　 河套文化是在特殊的地理環境中衍生髮展起來的。河套文化是繁衍生息在河套地區的歷代民族對生存環境的反應，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在各種生產生活領域的實踐活動中長期承傳的行為心理和行為方式。河套文化反映並適應這些自然地理氣候條件。河套文化以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為軸心，密集並存著大河、大山、草原、農田、沙漠等截然不同的自然生態，構成了複雜的生態聚合體。這種獨特的地形、地貌、植被狀況和氣候條件對河套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它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共存的結合體。在歷史上，它曾是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拉鋸的戰場；如今，在有限地域內，它集聚著蒙、漢、回等民族，成為多元民族和諧共處的家園。

　　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也決定了河套文化具有黃河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總的基調和特徵。考古研究表明，在內陸荒漠地區，人類祖先「逐水草而牧」，水系河流不僅是自然界各種生命形式的源泉，也是人類社會特定文化形態起源形成、發展的不可或缺因素。河套文化的發端和起源就是古老的母親河孕育衍生的必然結果。因此，黃河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構成河套文化的本原和基礎。其次，源遠流長、水草豐美、多姿多彩的游牧文明和草原文化，共同構成了河套文化重要顯性特徵。自古以來在陰山南北至黃河兩岸的狹長地帶，形成了北方高緯度地區一個最適合人類居住、生存和繁衍的棲息地。大量的考古研究證明，河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區，在這個廣袤的土地上先後有鬼方、危方、獫狁、匈奴、突厥、鮮卑、党項、女真等十幾個民族入主河套地區並建立了各自的政權。無須贅言，河套文化就是農耕文明和草原文明從衝突、撞擊、交融，到相互借鑒和諧統一的地域文化。自古以來，河套地區就形成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和睦相處、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和諧發展的悠久傳統。河套地區也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既是中原地區王朝的北部防禦要地，也是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必經之路，所以從漢代以後，河套地區在北魏、隋、唐、元、明等各個朝代，每當動蕩時期總是戰事不斷，每當社會太平之時則成為連接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交通要地和進行貿易互市的集散地。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王朝與河套地區曾經活動過的民族關係，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即中原王朝強大之時，國家的軍事實力往往要佔據河套地區，而國家力量衰弱之時，河套地區都會成為北方少數民族以之作為進攻中原王朝的跳板或後方根據地。從漢代的匈奴族，到隋唐的突厥族，乃至北宋時期的遼、金和後來的蒙古族進入中原都遵循的是這樣一個規律。值得指出的是，在秦朝經略北方邊疆的過程中，河套以其良好的農耕條件及與匈奴政治中心陰山相依相連的重要地理位置，成為屏蔽都城咸陽及內史地區的沿邊襟要之地，居於連結東、西防線，溝通腹地、邊塞交通的樞紐地位。河套是中國古代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衝突、融合的重要舞台，「兵家必爭」的特殊戰略地位決定了中原政權與北方游牧民族大都以此作為其國防建設相因而至的重要基地，大規模國防投入為河套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戰爭因素

　　戰爭是河套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古代河套文化最鮮明的特點，是它與戰爭緊密聯繫。戰爭在客觀上促成了河套文化的誕生，並且與和平修好的方式推動了河套文化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其中，漢、唐時期的大規模北方邊疆戰爭、中原王朝和邊疆游牧民族的國防建設以及各民族在該地區長期的軍旅生活都對這一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河套地區是我國最早有古人類生活的地區之一，他們創造了燦爛的史前文化，這一點從河套地區考古發現的眾多古人類遺存中可以得到證明。戰國時期，以進行「胡服騎射」軍事改革而聞名的趙武靈王在位時，強大的趙國軍事力量迫使林胡、樓煩進一步遷徙至鄂爾多斯高原地區，並最終降服了他們，由此拉開了中原農業文明大規模進入河套地區的序幕。然而他用來鞏固自己這一勝利的種種措施———修築長城和城郭烽台，建立雲中等郡縣以及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原陽訓練騎兵等，都沒有遏制住大青山一帶逐漸強盛起來的匈奴騎兵的步伐。他們越過長城，渡過黃河，駐牧於陰山南北的廣闊地域，曾一度控制了秦長城以北的鄂爾多斯高原、河套地區和烏蘭察布高原等遼闊地域。

　　農業文明在河套地區真正紮下根來是在中國的大一統封建帝國秦王朝建立之後。趙武靈王在此設立了九原城，到秦統一全國後，將此擴充為九原郡，實際上是將中原地區的農業文明擴展到河套地區。（《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115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漢代在此設五原郡、朔方郡，移民實邊，大興墾殖。朔方郡轄10縣，人口曾達13．66萬人。五原郡領16縣，人口曾達23．13萬人。兩郡人口鼎盛時占當時西漢全國人口的6％左右，成為漢代西北地區重要的農墾區。農業生產達到較高水平，此後歷代不斷在此開拓耕耘，一直到今天，河套地區仍然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之一。可以說，河套地區的經濟開發，在我國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從文化交融的情況來看，應當弄清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與草原地區的畜牧文化在這裡碰撞、交融的歷史真實。這種交融有時候是以較為激烈的方式進行的，即雙方以戰爭的方式而進行的。

三、移民運動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的移民，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播、融合、發展等曾經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河套地區在歷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過大量的民族遷徙、移民、外來人口補充等事例記載。亦是河套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漢時期，「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使大量內地人口充實北方邊地，開墾耕地、修築長城、駐軍屯田等等，將中原地區的農業文明帶到了河套地區。同時，河套地區在歷史上又長期是多個少數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區之一，通過邊市貿易、雜居通婚等等方式，使河套地區長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農業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最集中、交流最頻繁、融合最廣泛的地區之一，這在中華文化史上是很有典型性的。

河套文化傳統文化酒文化河套文化

　　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在北傳以後，適應自然環境，與當地的畜牧業經濟相結合，形成了以農牧業為主的區域經濟特色。從河套地區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在先秦時期，河套地區為少數民族所控制，游牧業經濟佔據了經濟發展的主序列，而到了秦漢時期，隨著秦始皇和漢武帝對河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改變了這裡相對單一的游牧業經濟狀況，將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帶進河套地區，同時根據這裡地廣人稀、水利資源便利的條件，再之匈奴族的騷擾等因素，秦漢君制在這一地區採取了軍事屯田和民屯兩種耕作方式，無論哪一種耕作方式，都是有組織的帶有軍事化管理的農業生產方式。正因為中原地區農業生產方式的進入，改變了原有的、單一的生產方式，使當地經濟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種經濟方式在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被河套地區所採用，中原地區的封建王朝凡是國力達到河套地區的時候，大多採取了這一特殊的亦農亦牧的經濟方式。河套地區為宜農宜牧之地。秦漢時期中央王朝在這裡實行大規模移民屯墾，很多地方被開發為農業區，從而改變了這裡單一的畜牧業經濟結構，農業成為重要的經濟方式之一。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通過寬厚有容的農牧互補，先進技術的互相傳播，人員的彼此流動，實現了互相滲透，取長補短，和諧相融的發展。

　　河套地區從古到今歷次大規模農業開發，都是在大量移民的背景下展開的。河套平原素有「塞外糧倉」的美譽，近現代以來更以「膏腴殖壤」美譽而聞名天下。八方移民舉家攜眷或餐風宿露，歷盡千辛，不惜鋌而走險，紛至沓來進套謀生。

　　經過漫長的歷史演進，大量移民從四面八方彙集河套地區，並將各地的習俗帶至該地，在套里生了根，也造就了多樣豐富的移民文化，同時也使北狄文化與中原文化產生了種種聯繫。如河套地區的民間戲曲，就是在蒙漢民歌的基礎上，吸收了山西河曲一帶傳來的民間歌舞發展而成的。又如民國時期的河套方言以山西方言為基礎逐步演化而成河套地方方言，但後期發展起來的臨河方言、杭後方言更多地受了冀魯豫等地方方言的影響。所以，大量移民運動對河套文化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

　　綜上所述，地理環境、戰爭、移民運動等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今天以游牧文明與草原文明水乳交融為鮮明特色的河套文化。眾所周知，河套地區是今天內蒙古自治區糧食重要產區，古代就有「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說法，而這一現象的形成是千百年來邊疆人民對河套地區長期開發的結果，使這裡形成了農牧業並行的經濟模式。河套地區的自然條件宜農宜牧，但是，如果單純發展畜牧業，勢必就不能得到農業的較高生產效益，土地平均承載人口數量也因之下降；反之，單純發展農業，也必然會造成水資源不足、加劇土壤沙化等惡果。因此，河套地區農牧結合的生產方式，是人類和自然界長期共處所得出的智慧結晶。正是因為農牧完美合理結合，其文化內涵就必然既要吸收中原地區農業文明，也要吸收周邊地區的草原文明，從而創造出一種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自秦漢至今，二千多年的文化發展史已證明了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聚集交融是符合該地區經濟文化發展要求，符合河套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是長期發展實踐所驗證的真理。這使河套文化至今仍具頑強的生命力，使其成為中國北方文化瑰寶的根本，是河套文化的精髓。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的移民，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播、融合、發展等曾經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河套地區在歷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過大量的民族遷徙、移民、外來人口補充等事例記載。亦是河套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漢時期，「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使大量內地人口充實北方邊地，開墾耕地、修築長城、駐軍屯田等等，將中原地區的農業文明帶到了河套地區。同時，河套地區在歷史上又長期是多個少數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區之一，通過邊市貿易、雜居通婚等等方式，使河套地區長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農業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最集中、交流最頻繁、融合最廣泛的地區之一，這在中華文化史上是很有典型性的。

　　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在北傳以後，適應自然環境，與當地的畜牧業經濟相結合，形成了以農牧業為主的區域經濟特色。從河套地區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在先秦時期，河套地區為少數民族所控制，游牧業經濟佔據了經濟發展的主序列，而到了秦漢時期，隨著秦始皇和漢武帝對河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改變了這裡相對單一的游牧業經濟狀況，將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帶進河套地區，同時根據這裡地廣人稀、水利資源便利的條件，再之匈奴族的騷擾等因素，秦漢君制在這一地區採取了軍事屯田和民屯兩種耕作方式，無論哪一種耕作方式，都是有組織的帶有軍事化管理的農業生產方式。正因為中原地區農業生產方式的進入，改變了原有的、單一的生產方式，使當地經濟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種經濟方式在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被河套地區所採用，中原地區的封建王朝凡是國力達到河套地區的時候，大多採取了這一特殊的亦農亦牧的經濟方式。河套地區為宜農宜牧之地。秦漢時期中央王朝在這裡實行大規模移民屯墾，很多地方被開發為農業區，從而改變了這裡單一的畜牧業經濟結構，農業成為重要的經濟方式之一。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通過寬厚有容的農牧互補，先進技術的互相傳播，人員的彼此流動，實現了互相滲透，取長補短，和諧相融的發展。

河套文化陰山岩畫酒文化傳統文化

　　河套地區從古到今歷次大規模農業開發，都是在大量移民的背景下展開的。河套平原素有「塞外糧倉」的美譽，近現代以來更以「膏腴殖壤」美譽而聞名天下。八方移民舉家攜眷或餐風宿露，歷盡千辛，不惜鋌而走險，紛至沓來進套謀生。

　　經過漫長的歷史演進，大量移民從四面八方彙集河套地區，並將各地的習俗帶至該地，在套里生了根，也造就了多樣豐富的移民文化，同時也使北狄文化與中原文化產生了種種聯繫。如河套地區的民間戲曲，就是在蒙漢民歌的基礎上，吸收了山西河曲一帶傳來的民間歌舞發展而成的。又如民國時期的河套方言以山西方言為基礎逐步演化而成河套地方方言，但後期發展起來的臨河方言、杭後方言更多地受了冀魯豫等地方方言的影響。所以，大量移民運動對河套文化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

　　綜上所述，地理環境、戰爭、移民運動等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今天以游牧文明與草原文明水乳交融為鮮明特色的河套文化。眾所周知，河套地區是今天內蒙古自治區糧食重要產區，古代就有「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說法，而這一現象的形成是千百年來邊疆人民對河套地區長期開發的結果，使這裡形成了農牧業並行的經濟模式。河套地區的自然條件宜農宜牧，但是，如果單純發展畜牧業，勢必就不能得到農業的較高生產效益，土地平均承載人口數量也因之下降；反之，單純發展農業，也必然會造成水資源不足、加劇土壤沙化等惡果。因此，河套地區農牧結合的生產方式，是人類和自然界長期共處所得出的智慧結晶。正是因為農牧完美合理結合，其文化內涵就必然既要吸收中原地區農業文明，也要吸收周邊地區的草原文明，從而創造出一種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自秦漢至今，二千多年的文化發展史已證明了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聚集交融是符合該地區經濟文化發展要求，符合 河套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是長期發展實踐所驗證的真理。這使河套文化至今仍具頑強的生命力，使其成為中國北方文化瑰寶的根本，是河套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