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王：老子生活年代考

老子生活時期究竟如何？據現在的普遍說法，老子，姓李名耳，謚曰聃，字伯陽，乃周朝人。其中，對老子的生活時期究竟是「西周」，或者是「東周」，均無從查考。不過，對老子的歲數的說法，倒存在幾種：一是司馬遷認為：「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三百餘歲，以因修道而養壽也」。但其未能說明老子具體的生活時期。二是老子文化網認為：老子約生活於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間。約百歲以內。三是孔子曾說：「竊比我於老、彭。」其中，「彭」者，彭祖也。古傳彭祖壽高八百，此間將「老子」 與「彭祖」相提並論，看來老子的歲數的確不小。其說法，也未能說明老子具體的生活時期。從這些說法來看，老子長壽無疑，且在孔子之前。其中，第1、2種說法，因有附會「孔子見老子」之說，而因孔子是「春秋晚期」人，於是人們普遍認為，老子也是「春秋晚期」人，即東周人。但是，也有少數人認為，老子是「戰國時期」人。然而，筆者認為，老子不是「春秋晚期」人，更不是「戰國時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為什麼？因為，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即「柔弱勝剛強」思想，以及「武術」，和以「民心」、「契約」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張，是根本就不會產生於「春秋」和「戰國」時期的。而只有「西周中晚期」，才是產生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的土壤。那麼，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賴以產生的「土壤」究竟是什麼呢？概括的說，這個「土壤」就是：大一統的天子專制的時期，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動搖大一統的天子專制的時期。對此，形成如下兩個推論：推論一：「大一統的天子專制時期」，即為「西周時期」，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賴以產生的土壤。之所以說「西周時期」是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賴以產生的土壤，原因是：這個時期只普遍存在有「單打獨鬥」的「武打」，而基本沒有諸侯間爭霸戰爭的「集團作戰」。也就是說，只有在「武打」的時期方才能夠產生出老子及其《道德經》的「武術」思想。筆者著文《老子是中國武學及擂台散打和文化的締造者》、《「道德經」本質上是一部兵書》等等，就已經闡明了老子及其《道德經》把「武打」變成「武術」的事實。而「武術」，就是後來的「兵法」之源。因為「武術」與「兵法」雖然「打同一理」，但是「兵法」概念的外延遠比「武術」大得多，並只有在「集團作戰」的時期得以出現。故從「武術」時期與「兵法」時期劃界，「武術」乃是「單打獨鬥」的產物，而「兵法」則是「集團作戰」的產物。換句話說，「大一統的天子專制時期」方才表現為「武術」時期，而諸侯間爭霸戰爭時期則表現為「兵法」時期。因老子締造「武術」，就是建立在「單打獨鬥」的武打基礎上的。這個事實表明，老子生活在「武術」時期，即「大一統的天子專制時期」。這個時期，應該是一個充滿「武打」，但幾乎沒有「集團作戰」的時期，特別是沒有諸侯間的爭霸戰爭的時期；這個時期，應該是幾乎沒有戰爭，社會相對比較平和、安定的時期。而這個時期，就應該是周天子統治下的「西周時期」。如果老子生活於諸侯間「集團作戰」的爭霸戰爭的時期，即如「春秋戰國時期」，那麼，老子就不會單單創「武術」了，而應該會創「兵法」。因此，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春秋時期」，即從東周16年{公元前684年}開始的長勺戰爭就已經告別了「單打獨鬥」的「武術時代」，而全面進入了諸侯間「集團作戰」的「兵法時代」。故在東周16年後，不會是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賴以產生的土壤。同時，孫子、鬼谷子等人，人們公認他們生活於「春秋中、晚期」，他們的「兵法」則由老子「武術」而奠基。故在「武術」與「兵法」的傳承關係上，有著如「老子」與「孫子」之說，即在如類似「血緣關係」上的「暗喻」。這個事實表明，老子，與孫子、鬼谷子等人不會共處於一個歷史時期。老子的生活時期必然遠比他們更早。推論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動搖大一統天子專制的時期」，即為「周厲王時期」，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賴以產生的土壤。之所以說「周厲王時期」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賴以產生的土壤，原因是：這個時期產生了「國人暴動」、「共和行政」這些重大歷史事件，而這段歷史，正是老子「柔弱勝剛強」思想之源，正是老子以「民心」和「契約」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張之源。史書載：周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周厲王時期，政治衰敗。他任用榮夷公為卿士，實行「專利」，專天地百物之利為王所有，將山川林木魚獵之利統歸王室，並且加重了對於民眾的剝削。造成「下民胥怨，財力單竭」的局面，引起國人的強烈不滿。當民眾指責厲王的暴虐行徑時，「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施行的無疑的是「霸道」和「暴政」。公元前871年「國人暴動」推翻了周厲王統治。周厲王狼狽逃出王宮，在國人的追逐之下，渡過黃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縣東北）。大家推舉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政，史稱「共和行政」{另說：平民推選諸侯共伯和執政}。「共和行政」長達十四年之後，周厲王死，太子靜即位，是為周宣王。這段歷史，為老子及其《道德經》「柔弱勝剛強」思想提供了「社會實證」。基於此，老子從「道法自然」及其「陰陽辯證法」出發，提出了「柔弱勝剛強」思想，以之對「剛強勝柔弱」進行了批判。「剛強勝柔弱」是歷代統治者的「統治思想基礎」。在統治者看來，「剛強勝柔弱」是顛撲不滅的永恆真理。以此，統治者自比為「天子」、「太陽」等等，儼然不可侵犯。但是，統治者的「剛強」，卻在「柔弱」的百姓發起的「國人暴動」面前被碰得粉碎。故老子認為，「柔弱」可以戰勝「剛強」，從而徹底動搖了統治者賴以的「統治思想基礎」。也正是這段歷史，使老子產生了以「民心」觀和「契約」觀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指出了實現「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徑。表現在：第一、「國人暴動」，使老子看見了百姓的巨大力量，從而產生出了「民本」思想。老子的「民本」思想是什麼？概括起來，這就是，其一，老子提出了統治者要為「公」，不為「私」的「忘我」思想。老子說：「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老子認為，道和德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中，「道」，這裡簡單說就指「政權」。道生長培育出來，不把它據為已有，不為個人所依賴，不以個人的意志去主宰它，這就是極其高尚的品德。故老子認為，只有統治者做到為「公」不為「私」，其統治才能長久；其二，老子提出了統治者要有「先人後已」的思想。老子說：「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認為，要成為「聖人」，則要將自身置之於度外，不計個人的安危、得失，和艱辛，並身先士卒，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去干，方才可能。這也正如老子所說的「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其三，老子提出了統治者要「愛民」的思想。老子說：「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認為，將個人的利害得失與天下蒼生的命運連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夠得到百姓的愛戴和擁護；以愛天下蒼生為已念的人，百姓才會相信他，並靠他為百姓辦事，百姓方才放心；其四，老子提出了統治者要得「民心」的思想。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認為，聖人的思想雖然是經常變化的，但是不管怎麼樣變化，都要把百姓的心思作為自己的心思，言行一致。只有這樣，就能夠得到百姓的愛戴和擁護，就沒有辦不成的大事。第二、「共和行政」，使老子看見了「契」的重大作用，從而產生出了「有德司契」、「以契彰德」的「契約管理」思想。老子通過「共和行政」，看見了國民「推舉」出來的大臣、諸侯等等代替國王行政的事實，從中，老子看到了在國民之間、大臣諸侯之間，和在百姓與大臣諸侯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約定」，即「契約」關係。這種關係維繫了14年之久，並順利完成了周天子的接替。這個事實，使老子認識到「契約」也是執政的一種管理形式。而且，因了這「契約」關係，彰顯了人們「遵契」、「守契」之「德」。社會由此而安定。基於此，老子產生了「契約管理」的思想。那麼，老子「契約管理」的思想是什麼？對此，老子說：「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老子認為，靠「和解」、「調解」等辦法，可以暫時了結大怨，不能了結餘怨、小怨。這是不好的辦法。因此聖人要憑藉契約來調解。這樣一來，既不會責備於人，當事雙方也不會互相指責，而「怨」也就會順利的、徹底的解決了。而且，老子又說「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認為，「德」是憑藉「契約」辦事而表現出來的，而無德的人才會去憑藉諸如「法令」等等這些東西。自然賦予各個個人的東西都是一樣的，其間沒有親疏，高尚的品德總是屬於按照契約辦事的人。因此，在老子看來，以「契約」精神來辦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間就沒有親疏，不講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機會均等。而這種以「契約」精神來辦事的人都是與心懷「善」心的人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故在老子看來，只有按照「契約」辦事，方才能夠做到「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做到「德善」、「德信」。正是在此基礎上，老子提出了「契約管理」思想。這正如老子說：「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在老看來，「契約」充滿社會的各個方面，就能體現出「對等」和「公平」，彰顯出「德治」。這就是最好的管理。因此，老子的「民本」思想和「契約管理」思想，它們反映在政治上就講「絕聖棄智」。其中，「絕聖」，就是摒棄統治者自以為是的「愚民」政治；「棄智」，就是摒棄各級官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坑民」政治。從而指出了實現「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徑。正是如此，老子認為，統治者必須要認識到百姓的巨大力量而有所行為收斂，並要做到「忘我」、「愛民」，順乎「民心」，和實行「契約管理」，這樣做，就表現為統治者自居「柔弱」地位，實行「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於是其統治才能更加長久，從中，也才能使統治者的「無為」變「有為」。上述的老子政治思想，在《道德經》中已經反映得很清楚了。由此可見，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特別是「柔弱勝剛強」思想，以及以「民心」、「契約」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張，只有在對「國人暴動」、「共和行政」的深刻總結、反思之中，方才可能產生。所以，只有西周「周厲王時期」，才是產生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的真正的、唯一的土壤。這種認識，應該說，是符合老子思想實際的，是符合歷史實際和歷史發展邏輯的。除此之外，在中國先秦的歷史上都不可能產生出老子這種思想和主張。比如，先秦歷史上的「商湯滅桀」、「武王伐紂」，等等，都引發不出老子這些思想。因為這些鬥爭，從根本上說，都屬於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爭鬥。其無視百姓的力量，最多不過就在「利用」百姓而已。故從中不能產生如老子的「柔弱勝剛強」思想，不能產生如老子的「民心」、「愛民」和「契約」、「契約管理」的思想，以及「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張。比如，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也引發不出老子這些思想。因為，有道是「春秋無義戰」。「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的權利交替和更迭，不過都在演繹著諸侯國之間的爭霸戰爭。其時，只有野心和貪慾，只有強權和兵戎，而無所謂「忘我」和「無私」、「愛民」和「民心」、「正義」和「公平」、「有德司契」和「契約管理」、「無為而治」和「德治」等等。故有的是，只有「戰爭」和「兵法」。總起來說，根據上述推論，既然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產生於「西周時期」、「周厲王時期」，那麼，老子具體的生卒時間究竟如何呢？這裡，結合老子可信的歲數，可以得出以下一個結論。即，按照司馬遷所說的老子最少是160歲數的說法未免過大，同時，時至今日，世界上幾乎沒有能夠活上130歲的人。故按照一般最長壽的估計，老子歲數當在130歲以內。以此推算，如果按照老子在「國人暴動」、「共和行政」之時就基本懂事，即按照18歲的年齡來計算，那麼，將「國人暴動」的公元前871年上推18年，即公元前889年，則大約就是老子的出生時間；而老子去世的時間，則大約為公元前759年。因此，老子生卒的起止時間，大約在公元前889年至公元前759年，或者稍前稍後，即主要生活於「西周中晚期」，為「西周中晚期」人。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還有《道德經》中所寫的一些景象和事實，予以印證。印證之一：老子在《道德經》中所寫的「小國寡民」，就概括的準確的描述出了西周分封制下的社會、經濟特徵。這就表明，老子生活於「西周中晚期」。西周時期，是天子統治下的專制集權主義的「大一統」社會。到了西周晚期和東周初期，分封制愈演愈烈，致使諸侯國遍地皆是。據史載，這時的諸侯國竟然多達百餘個。這些諸侯國拱衛王室，劃地為界，驅趕奴隸在井田上勞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諸侯國之間，劃地為牢，互不相犯，雖然可聞雞犬之聲，但老死不相往來。這就是西周社會、經濟的真實寫照。因此，老子如果沒有經歷過這種狀況，是不會有「小國寡民」這樣深刻的描述的。印證之二：老子在《道德經》中所寫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就是對西周「國人暴動」的讚揚和肯定。這就表明，老子生活於「西周中晚期」。西周時期，國民，即百姓的大的造反有過幾次？答案幾乎就是一次，這就是「國人暴動」。而且，它還是自夏朝以來至西周歷史上的可謂唯一的一次。「國人暴動」，體現出了百姓的強大反抗力量。而這種強大反抗力量正來自百姓敢於與統治者「吾與汝皆亡」的不怕死的精神。故先有國人暴動的「不怕死」，後才有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感嘆。甚至，應該說，老子不僅生活於「西周中晚期」，而且，「親見親歷」過「國人暴動」、「共和行政」。為什麼？因為，儘管老子是周朝的小史官，但是，如果沒有對「國人暴動」、「共和行政」的直接參与、深刻了解，沒有切膚的、深刻的感受，是絕對不可能產生出《道德經》這樣的大哲學、大思想、大智慧的。何況，在有據可查的眾多史書中，看不見「春秋戰國時期」老子與宗周、老子與眾多諸侯國等等的丁點記載，全然不見了老子這時的行蹤。這就表明，老子不是「春秋戰國時期」人。而諸如「孔子見老子」、「老子與莊子對話」等等，諸如此類的說法，不過就是「相傳」、「故事」，和「附會」而已。其實是無稽之談，牽強附會。這也證明了老子不是生活在「春秋戰國時期」。綜上所述，老子不是「春秋戰國時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非此莫屬。正是在「西周中晚期」這塊土壤中，老子深刻的總結了「國人暴動」、「共和行政」的正反歷史經驗和教訓，並以「道法自然」和「陰陽辯證法」為指導，揭示出了「柔弱勝剛強」這一「特殊規律」和「條件」，從而締造出了物質批判武器——「武術」，和揭示出了推進社會發展所賴以的以「民心」和「契約」為根本的「民本」思想，並提出了「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張，以此，對表現為「霸道」、「暴政」的「剛強勝柔弱」的統治思想基礎進行了物質的、理論的徹底批判。這種批判，動搖了天子專制主義制度，打破了「天子」，即「神」的桎梏，從此，在中國歷史上，人們開始把目光從「神」轉向了「人」，並注重「條件」，從而開始了人類社會認識史上的哲學、思想、政治的巨大而深遠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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