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生概論【養生源流】

　　養生之道，在我國源遠而流長。遠古時代，人類處於饑寒交迫之中，過著衣不蔽體、茹毛飲血的生活，是談不上養生與長壽的。但火的發現，為人類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因為火的應用，改善了人類茹毛飲血的生活，人們吃熟食，不僅縮短了對食物的消化過程，使人體獲得更多的營養，也防止了一些腸道傳染病。此外，火的應用，可使人類戰勝嚴寒，溫暖人體的肢體關節、胸腹、腰背。除了祛除寒冷之外，我們的祖先還懂得了一些用火治病的簡單醫療方法，如灸，熨等，用以治病除疾、養生防病。由此可知，從廣義的角度來說，自從發現並應用了火，人類就開始了養生防病，益壽延年的實踐活動。

　　勞動是人類獨有的特點，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手段。我們的祖先在與大自然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地認識了自然界，並通過自己的勞動，努力創造條件，以適應自然、改造自然。如由於「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莊子·盜距》），說明古人築巢穴，棲木上是為了躲避野獸，以防猛獸的傷害。《易·繫辭》又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字，以待風雨……」，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時的人們已經懂得改變居住環境以適應寒暑之變。

　　我國今存比較成熟的文字系統，最早的應推公元前十四世紀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了，在甲骨文上，已有一些生理（如女子乳房脹為「母」字。產婦臨產先出水後兒頭先露的「流」字等）和疾病（如牙上生洞的「齲」字）的記載，也還有一些關於個人衛生方面的記載，如有表示洗臉的「沐」字，表示洗澡的「浴」字，有關於集體衛生（如大掃除稱寇帚）的記載。據此可知，當時已經有了防病保健的思想萌芽。商朝的開國宰相伊尹也頗諳養生之道，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提到伊尹是精於烹調技術的人。在《呂氏春秋·孝行覽》中，也記載了他的食養食調之論，說：「時疾時除，去臊除膻，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至周代，進入奴隸制社會以後，除疾病治療外，對食物營養也十分重視，據《周禮·天官志》記載，當時宮廷中已有專門的營養醫生，指導「六飲、六膳、白饈、白醬」等多方面的飲食問題，同時還結合時令，指導安排四季的飲食，管理配膳，提出飲食之宜忌等，可見古代對於食養、食療極為重視。

　　所謂早期是指從春秋戰國到秦漢這段歷史時期，這個時期是社會形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並初步形成大變革時期，從而使生產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時在學術界產生的著名學派就有「九流十派」之多，因而在學術思想方面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中醫養生學也相應興起，不論在養生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的發展。

　　儒家養生說。儒家學派的鼻祖孔子，就是我國古代養生大師，且為養生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如孔子的「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裡的「三戒」，即是根據人的年齡不同，生理特點不一樣，而提出的具體養生方法。除三戒外，孔子還提出了「仁者壽」的養生理論，如他在《中庸》中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壽」，意思是只有具備高尚道德修養的人，才可獲得高壽。另外，孔子對於飲食衛生還提出了某些宜忌問題，他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論語·鄉黨》），從而明確指出了食品要精細，烹調要得當，進餐要定時，以及變色、變味、腐敗變質的食品都不宜食。這些飲食衛生要求，是減少疾病，增進健康的重要一環。除孔子外，孟子亦提出了許多正確的養生思想，如他非常強調精神調攝，指出：「養心莫善於寡慾」。人不可能沒有慾望，但只能在社會許可的條件下實現慾望，不可有過分的要求。孟子自己提出：「我四十不動心」，意思是在我四十歲後，要自己能掌握自己的情緒，不因情志所動，不為名利所惑，情不動則心安。不但孟子強調寡慾，荀子亦是這樣，如《荀子·正名》謂：「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意思是，欲是人生固有的，既不可貪得無厭地縱情任性，又不可去、止，要「從所可」，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滿足慾望。

　　道家養生說。此指春秋戰國時的「黃老」或「老莊」學派，至漢始稱道家。道家學說雖以老聃、莊周為基，但其形成卻在戰國時齊國的稷下學宮。稷下學宮數千人，以道家居多。

　　道家所主張的「道」，是指天地萬物的本質及其自然循環的規律，自然界萬物處於經常的運動變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則。《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關於道的具體闡述。

　　「虛」為道家養生之第一大要，老子言「虛其心」，莊子言「虛無」，宋子言「虛其欲」。虛為何如此重要呢？宋子曰：「虛者，萬物之始也，故虛可以為天下始。」又曰：「虛而無物謂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虛即道，道即自然。自然能化育萬物，虛為萬物之始，始者，物之初也。生之本，本乎自然，善養生者，當從虛中悟出生的道理來。

　　總之，道家一派，一方面崇尚自然，提倡所謂「返樸歸真」、「清靜無為」的處世哲學，一方面又提倡養生，希望能夠「長生久視」。「壽敝天地」。所有這些思想，促進了他們對生命來源的探索和衛生保健的講求。

　　先秦雜家養生思想。（呂氏春秋）是先秦雜家學派的代表作，就養生思想而論，它是先秦諸子著作中，內容最豐富的。書中主張趨利避害，順應自然。《呂氏春秋·盡數》云：「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何為害？五味太過，五者充形則生害，此其一，乃飲食為害，七情太勝，過勝則傷神，乃情志為害，此其二；六淫太過，太過則傷精，乃六淫為害，此其三。知其三害而避之，使之無過。自然神安而形壯，年壽很長。」此外，《呂氏春秋》還提倡動形以達郁，即認為人之精氣血脈以通利流暢為貴，若郁而不暢達，則百病由之而生，如《呂氏春秋·盡數》里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從而明確指出「動」對於健康的重要性。

　　管子養生思想。管子認為「精」是生命的物質基礎，故主張存精以養生，如他所說：「精也者，氣之精者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臟以為泉源」。此外，他又提出存精的具體方法，其曰：「愛欲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摧，福將自歸」，此即為節慾存精。 　　《黃帝內經》養生觀。《黃帝內經》是我國醫學現存最早的經典著作，它的問世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也為中醫養生學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一，提出了許多重要的養生學原則和方法，如調和氣血，法於陰陽，形神兼養，起居有常，謹和五味等等。

　　第二，對生命的起源及發展規律的認識是唯物的，是符合實際的。如原文提出：「人是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等。此外，《內經》還對生命體生、長、壯、老。已的生命規律有精妙的觀察和科學的概括，不僅注意到年齡階段的變化，也注意到了性別上的生理差異。

　　第三，把人與自然界看成一個整體，強調人要適應自然界的變化，避免外邪侵襲，如《內經》指出要「順四時而適寒暑」；「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從而開闢了我國防病與養生的先河。

　　第四，重視對衰老的探索。在《內經》中詳細論述了衰老的變化過程、原因，並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延緩衰老的措施，初步建立了老年病防治的理論基礎。

　　第五，明確提出治未病，把預防提到戰略高度來認識。

　　由上可知，《黃帝內經》對養生學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也可以說，中醫養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是和《內經》分不開的。

　　漢代的一些醫學家。思想家對《黃帝內經》的養生學說，作了某些補充和發揮。

　　王充提出了人之壽夭與先天稟賦有關的觀點，如他在其代表作《論衡》中，論及生死壽夭，延年之道者近二十篇。他說：「夫稟氣渥則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從而明確指出了先天稟賦強者壽，先天稟賦弱者壽短的觀點。

　　華佗是東漢末年有名的醫家，也是傑出的養生家，據《後漢書》記載，華佗「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首先，華倫積極推行呂不韋的運動延年說，如他對弟子吳普說：「人體欲得勞動……動搖則合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三國志·方伎傳》）。其次，他繼承《莊子》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的法則，在實踐中創立了動形養生的五禽戲法，這種仿照虎、鹿、熊、猿、鳥五種動物動作姿態的鍛煉方法，不僅簡便易行，而且對後世保健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他的弟子吳普施行五禽戲法，至「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醫聖張仲景亦非常重視養生，他曾批評那些不注意養生的人說：「怪當今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他還特彆強調飲食與養生的關係，如他在《金匾要略》里說：「凡飲食滋味以養於身，食之有妨，反能為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疾，以此致危。」同時還明確指出：飲食之冷熱，五味之調和，以適宜為度，方可起到養生的作用，反之，於身體有害。

　　《神農本草經》是一部成書於東漢時代的中藥專著，此書把藥物分為上、中、下三類。其中上品藥物為補養類，計一百二十多種，多具有補益強身、抗老防衰之功效，提倡以藥物增強身體健康，如人蔘、黃芪、茯苓、地黃、杜仲。枸杞等，均為強身益壽之品，後世醫家據此而創製了不少抗老防衰的方葯。

　　在秦漢時期，由於秦始皇、漢武帝，都是長生不老的熱烈追求者，所以社會上出現了一批自稱持有長生術的方士和得道的神仙，道家也得到很大發展。於是乎，煉丹術、服石法、神仙術以至房中術之類的養生書充斥天下。還有不少的道家提倡迷信、妄圖煉製金丹以求長生不老。如在公元前219年，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出海找長生不老葯，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自然，鼓吹和信奉煉丹、服石可使人不老不死者，不但無益，反而有害，誤服者多中毒暴死。故自漢以後，許多醫家都指出亂服丹石之害。但也應看到，當時統治者的謀求長生，客觀上促進了方士對煉丹、服石、導引等養生方法的探索。東漢時期的魏伯陽，即總結了前人經驗，著成《周易參同契》三卷，闡述了煉丹的理論和氣功的理論和方法。所述煉丹之術，在化學史上有重要貢獻，對氣功的論述，至今仍有研究和參考價值。

　　1973～1974年，在長沙馬王堆發掘的漢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墓葬中發現一些養生的資料，如彩繪的導引圖，《養生方》、《卻穀食氣》、《十問》等，這批古書據學者考證，多數是戰國中後期至秦初時期寫成的。《導引圖》主要介紹了44幅導引身姿，包括呼吸運動，徒手運動和一些利用器械的運動；《養生方》是一部以養生為主的方書；《卻穀食氣》、《十問》也介紹了一些養生理論和技藝。

　　此指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這段歷史時期。東漢時期傳入的佛教與在秦漢時代就盛行的道教，在這個時期極為盛行。一些著名的醫家，如葛洪、陶弘景、孫思邈就是道家。魏晉時期，統治者把道家學說作為統治勞動人民的思想武器，從而使老子養生之說也得到了一定的繼承和發展。自隋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歸一」的綱領後，唐代的統治階級就把儒、佛、道三教作為官方的正統思想。儒、佛、道三家著作中的養生內容，被當時的醫家和方士所繼承，並巧妙地加以融合、發揮，從而使中醫養生的理論和方法，有了較大的發展和充實。

　　葛洪養生說。葛洪是東晉著名醫學家，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其一生主要是在煉丹及從事醫藥的實踐中度過的，著《抱朴子》，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養生學家。他首先從預防為主的思想出發，提出「養生以不傷為本」，認為良好的生活習慣有利於長壽。葛氏非常重視節嗜欲、保性命的養生法則，他說：「且夫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於百年。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養之道徒設耳」。至於養生功法，他認為以輕便易行、有益身心為原則，不必拘於時辰、名物、身姿，「或屈伸、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但覺身體有不利則行之」。此外，葛氏還繼承秦漢諸家的養生學思想，強調精氣對養生防衰的重要作用，提出「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從上可知，葛洪雖以煉丹著稱於世，然其養生思想非止一端，為養生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陶弘景的養生說。精於醫學，通曉佛、道，「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精研，便有養生之志」（《梁書·處士傳》），後來成為歷史上有名的養生學家。他輯錄了「上自神農以來，下及魏晉之際，但益於養生者」，撰寫了一部《養性延命錄》，為現存最早的一部養生學專著，在養生理論和方法上，都比前代有所發展。由於養生得法，終年81歲。《養性延命錄》的主要養生觀點如下：

　　首先他繼承了《黃帝內經》里「天人一體」的整體觀念，認為天地自然界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源泉，指出人體「載形魄於天地，資生長於食息」，並引用《妙真經》等書的論述，精闢地闡明了在整體觀念指導下進行養生的理論認識。例如，《養性延命錄·教誡篇》里說：「仙經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這個口號使人們認識到養生過程中努力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完全可以達到健康長壽之目的。他還認為，人體生命的基本要素是形和神，「人所以生者，神也；神之所託者，形也。神形離別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他把調神、養形作為養生的「都領大歸」，這與《黃帝內經》中關於「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的養生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其次，他收錄了梁代以前各類書籍所載的養生法則和養生學家的方術，可概括為順應四時、調攝情志、節制飲食、適當勞動、節慾保精、服氣導引等六個方面。尤其是在氣功導引方面，陶氏集合了古代練氣功諸家的大成，提出一整套的方法，如書中記載：「常每旦啄齒三十六通，能至三百彌佳，令人齒堅不痛。次則以舌攪漱口中津液，滿口咽之，三過之。次摩指少陽，令熱以熨目，滿二七止，令人目明。每旦初起以兩手叉兩耳極上下熱挼之二七止，令人耳不聾。次又引兩鬢髮舉之一七，則總取發，兩手向上級勢抬頭一七，令人氣血通，頭不迫。又法摩手令熱以摩面，以上至下去邪氣，令人面上有光彩。又法摩手令熱，雷摩身體，從上至下名曰干浴，令人勝風寒時氣熱頭痛。」這個周身按摩的方法為後世醫家所接受，因而流傳下來，直到清代，甚至20世紀初期的一些養生書籍中都記載著這個方法，可見影響之大。總之，《養生延命錄》對於推動養生學發展，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佛家養生思想的滲入。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明帝首創白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興而僧徒漸盛，至東晉南北朝，佛和道則成為當時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佛學的傳入，對我國醫藥學的發展也有一定促進作用。佛學本身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徹悟成佛」，然而沒有健康的身體就不能進行修鍊，所以佛學中也含有與佛教教義結合在一起的有關養生健身的思想、觀點和方法。如在修習禪定的過程中，有調身、調氣、息心靜坐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有強健身體、卻病延年作用的。又如達摩《易筋經》原為佛門養生健身功法，後成為中醫養生學中的健身術之一。此外，佛學講究調理人與自然、社會的「互存關係」，因而十分重視環境調養，植樹造林。其寺院地址的選擇多為環山傍水，山清水秀之處，既是佛教修行之處，又是養性怡人之環境。還有，佛家的不少戒律，是對酒、色、食、財等諸方面慾念的節制和約束，以使人專心修禪，這種思想融入養生學後，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養生學「固精」、「節慾」、「養神」的內容。

　　唐代名醫孫思邈養生說。孫思邈，陝西耀縣人，集前代醫、道、佛、儒各家養生之說，加上自己數十年豐富的實踐經驗，著成養生專論，內容豐富，功法眾多，在我國養生學上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其突出貢獻如下：

　　第一，認為人之能否延年益壽，與能否有效地預防疾病、推遲衰老有密切關係，從而繼承和發展了《黃帝內經》中「治未病」的思想。

　　第二，奠定了我國食療食養學的基礎。如他明確指出：「安身之本，必資於食；救急之道，必憑於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臟腑，悅神爽志，以益血氣，若能用食平痾，釋情遣病者，可謂良工。」可見，孫氏認為飲食是防治疾病的一種重要手段。他在《千金要方》中，列食養、食療食物154種，分為穀米、蔬菜、果實、鳥獸四類，其中大部分是日常食品，並論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們酌情選用。該書又列「補益」專項，對病後虛弱、年老體弱者，提供了不少有益方劑。

　　第三，強調性的衛生。他認為既要適當節制，又勿強忍硬抑，如他在《千金要方·房中補益》里說：「凡覺陽事輒盛，必謹而抑之，不可縱心竭意，以自賊也。」為了防止性生活不當引起或誘發某些疾病，還明確指出：「男女熱病未差，女子月血、新產者，皆不可合陰陽」（《千金翼方、養性禁忌》）。

　　第四，重視婦幼保健。他破歷代醫書之慣例，在《千金要方》一書中，首例婦科三卷，次列兒科二卷，除疾病治療外，對婦幼保健的論述甚詳，稱得上是世界上從社會角度強調婦幼保健的第一人。

　　第五，融道、佛、儒、醫於一體，收集、整理、推廣養生功法。孫思邈認為導引、吐納、按摩等並非少數隱士、佛、道所行的神秘之法，一般人均可進行。他說：「每日必須調氣、補瀉、按摩、導引為佳，勿以健康便為常然。」

　　從上可以看出，孫思邈不愧是個養生大家，其主要著作《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幾乎概括了過去與當時的主要養生論述，同時還引進了國外的養生資料，因而成為研究宋代以前的有關養生方面的重要著作，是我國養生髮展史上有價值的醫學文獻。

　　至今尚存的養生學專著，以這一時期為最早，有晉許遜《靈劍子》，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隋巢元方《巢源補養宣導法》，唐王煮《外台輯養生導引法》等，共十一種。其書佚存目者，尚有張湛《養生集要》、王仲丘《養生纂錄》、高福《攝生錄》、郭雯《攝生經》、斐煜《延壽赤書》。鄭景岫《四時養生論》、穆殷《四氣攝生論》等七種。

　　此指宋元明清這段歷史時期，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和後期。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聖濟總錄》，共二百卷，二百多萬字，包括內、外、婦、兒、五官、針灸及養生、雜治等66門，內容十分豐富。該書前數卷大量論述了當時流行的「運氣」學說，而且對養生保健的一些方法作了相當詳盡的介紹，可見，當時十分肯定這些方法的效果，並倡導這些保健方法的運用。此外，宋庭編纂的方劑專書《太平聖惠方》里亦有許多攝生保健的內容，並且尤其注意藥物與食物相結合的方法，記述了各種藥酒、葯粥等。針灸學在宋元時期有了很大發展，除了不少針灸專著出版外，又出現了子午流注針法，主張依據不同時間，選擇不同穴位，達到治療保健目的。在宋代整理的道家著作《正統道藏》里，記述了很多導引、氣功、按摩等方法，對於防病保健亦有重要意義。

　　養生學除在上述領域得到很大發展外，尤其可喜的是老年醫學在這個時期有了很大的充實和發展。兩宋、金元時期，中醫學出現了流派爭鳴，產生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他們分別採用瀉火、攻邪、補土、滋陰等法防治疾病，這給中醫老年病的防治開創了新的領域，同時極大地推動了中醫養生學的發展。在這一時期里，先後產生了陳直、鄒鉉、邱處機、王珪等著名的養生學家，並有陳直《養老壽親書》、邱處機《攝生消息論》、王珪《泰定養生主論》等養生專著問世，使中醫養生學的理論和方法日趨完備。

　　劉完素主張養生重在養氣。他在《原道論》中，強調氣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質，原文曰：「人受天地之氣，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本也。」對於養氣方法，他認為當從調氣、守氣、交氣三方面著手。

　　李東垣繼承劉完素對氣的重視，進一步發揮道：「氣乃神之祖，精乃氣之子，氣者精神之根蒂也……積氣以成精，積精以全神」。他認為人體之氣主要來源於脾胃，所以在論養生時，特別提出「脾胃將理法」。其調養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調節飲食護養脾胃，他認為「飲食不節，，是釀成內傷的一個重要原因；二是調節情志保護脾胃，如他說：「凡憤怒、悲思、恐懼，皆傷之氣」，說明精神情志密切關係著生理變化，尤其是脾胃功能；三是防病治病顧護脾胃。

　　朱丹溪則強調陰精對人體的作用，因而在治病與養生上，都以滋陰為主。如他認為，人隨著年齡增大，其陰更衰，故老年病，更多由陰虛造成。出於對陰精的重視，朱氏非常強調節慾，主張晚婚，著有《色慾箴》。此外，朱丹溪在《格致餘論》中專有一節叫「養老論」，其中敘述了年老時出現的癥狀與保養方法，朱丹溪根據他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與重視脾胃的學術思想，提出老人具有脾胃虛弱與陰虛火旺的特點，因此，在養生方面，主張既要注意節制飲食，又要避免攝入燥熱動火的藥物或食物。

　　張子和的養生要點在於主張祛邪扶正，認為邪去則正氣自安，反對唯人蔘、黃芪「為補」的狹隘觀點，發展了汗、吐、下三法，從而形成了獨特的醫療和保健風格。他還提出「養生當用食補，治病當用藥攻」的主張，其養生保健思想的核心是「君子貴流不貴滯」。在防病保健中，還特別重視人與社會環境的整體觀和機體與情志的整體觀，從而豐富了中醫學中有關心身醫學、醫學社會學的內容。

　　這個時期除金元四大家對養生學的貢獻外，值得一提的是中醫老年醫學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宋代陳直撰《養老壽親書》，元代鄒鉉在此書的基礎上續增三卷，更名為《壽親養老新書》，這是在祖國醫學遺產中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老年醫學專書。其內容頗為詳盡，自老人應當如何保養、飲食調治、服用哪些藥物，直到如何照顧老人，幾乎可以說是應有盡有。後來，明代出現另一本老年醫學專著《遵生八箋》，其中四時調攝所用的藥物，多由《壽親養老新書》轉錄，可見此書在中醫養生文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元代范陽郡張壬宏，依陳氏之書所言以奉母，其母壽高八旬。書中主要養生思想可歸納如下：

　　第一，主張飲食調養。他說：「高年之人，真氣耗竭，五臟衰弱，全仰飲食。以資氣血；若生冷不節、饑飽失宜，調停無度，動則疾患」，意思是對於五臟虛弱，真元之氣已經損傷的老人，要完全依賴飲食來補充氣血，若飲食不能很好調理，就會引起疾病。對於已經發生了疾病的老人，應當首先採取飲食治療，因為這樣不致傷害老人臟腑。只有在飲食治療無效的時候，才開始使用藥物。此外，書中還提出了對於老人飲食的具體要求，即「老人之食，大抵宜溫熱、熟軟，忌其粗硬生冷」。

　　第二，重視精神養生。《壽親養老新書》里記載了這樣一首詩：「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說明陳氏、鄒氏是非常重視精神調養的，他們還針對老年生理、心理，具體例舉七條養老防病的方法，其云：「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咽津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往，養氣全神，可得真道。」

　　第三，提倡順時養老。陳氏在《四時攝養篇》里提出「當春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酸增甘，以養脾氣；當夏之時，宜減苦增辛以養肺氣；當秋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辛增酸，以養肝氣；當冬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咸而增苦，以養心氣」的觀點，認為如此則既不使當旺之氣過於亢盛，又不使所克之氣有所傷伐。

　　第四，注意醫藥扶持。《壽親養老新書》提出：老年人醫藥調治應採取「扶持」之法，即用溫平、順氣、補虛和中、促進食慾之方來調治，切不可峻補猛瀉，這些服藥原則，即使在現在，也是很適用的，因為此是根據老人的生理特點提出的。由於老人氣血已衰，精神減耗，所以不能像對待年輕人那樣，既用湯藥，又行針灸，欲速則不達，反會危及生命。

　　第五，強調起居護理。對老人起居，書中要求「竭力將護，以免非橫之虞」，原因是老年之人、體力衰弱，動作多有不便。具體護理方法是：床的三面要設屏風，以防風冷，因為老人抵抗力弱，易於感冒。老人行動不便，因而床榻要比一般的低三分之一，以便於上下床。老人的坐椅也要低些，雙足能夠接觸地面，左右設置欄杆，前面放個茶几，以免老人從椅子上摔下來。老人衣服不宜寬長，長則走路時易拌跤，寬則衣服不著身，不能保暖，故須窄衣貼身，這樣體溫不致散失，自然氣血流通，四肢和暢。總之，要時時處處為老人提供便利條件，細心護養。

　　僅從上面所論即可知，《養老壽親書》的確是一部值得發掘、整理、研究的老年病防治學專書，其所述的各個方面，至今用於防治老年病，仍有實際意義。

　　這個時期除老年醫學得到大力發展外，中醫飲食保健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標誌之一是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的《飲膳正要》問世。此書為我國古代營養學專著之一，是保存到現在比較完整的營養專著。本書共三卷，內容豐富，有文有圖。本書從健康人的實際飲食需要出發，以正常人膳食標準立論，制定了一套飲食衛生法則。書中非常講究配膳，記載了各種湯、羹、漿、膏、煎、油、茶，以及各種燒餅、包子、饅頭、粥、面等膳食的製作及其作用，尤其是在第二卷「諸般湯煎」、「食療諸病」中，有不少具有實際意義，且易實行的，如木瓜煎、荔枝膏、枸杞茶、桃煎等。此外，書中還闡述了若干關於「養生避忌」、「妊娠食忌」、「飲酒避忌」、「乳母食忌」、「四時所宜」等問題，內有不少是值得重視的。

　　宋元時期除上述著名養生家及其代表作外，還有不少值得一提的養生專著，著名的有：周守忠的《養生類纂》、《養生月覽》，蒲虔貫的《保生要錄》，邱處機的《攝生消息論》，李鵬飛的《三元延壽參贊書》，王珪的《泰定養生主論》，姚稱的《攝生月令》，劉訶的《混俗頤生錄》，愚谷老人的《延壽第一伸言》，姜悅的《養生月錄》，韋行規的《保生月錄》，矍祐的《居家宜忌》和《四時宜忌》等。以上諸書均為養生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另外，有些文人學士對中醫養生學也很重視，如蘇軾的《問養生》、《養生說》，陸遊的《養生詩》等。張鑒著的《賞心樂事》一書，提出將一年中十二月的氣候變化與自然風景相結合，培養老年情趣，旨在「四氣調神」、「風景與人為一」，用大自然的美景陶冶性情。這種利用自然環境，導引精神怡悅來養浩然正氣，祛病延年的方法，適宜老年人安排生活，其在防治學上的貢獻，不應忽視。

　　明清時期是指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至清代鴉片戰爭時止，這段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醫學領域裡的百家爭鳴，大大促進了對老年病防治的研究，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醫養生學的內容，並使養生學得到更大範圍的發展，其突出的標誌是：從明代到新中國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養生類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間所發行的總量還要多。這一時期里，先後產生了張景岳、高濂、曹庭棟等著名養生學家，並有李中梓《壽世青編》、萬全《養生四要》、高濂《遵生八箋》、冷謙《修齡要旨》、袁競《攝生三要》、胡文煥《壽養叢書》、曹庭棟《老老恆言》等養生專著問世，從而使養生學的內容不斷充實和完備。

　　養生要重「命門」。其代表人物是趙獻可、張景岳，他們極力反對劉完素、張子和等以寒涼藥物攻伐腎陽，主張用溫補藥物峻補真火，如趙獻可說：「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得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此即主張養生及治病，均以保養真火為要。張景岳認為陰與陽這一對立統一體中，陽是起主導作用的，因此，他提出「陽強則壽，陽衰則夭」，而陽氣之根在命門，命門主乎兩腎，所以養陽必須養命門（腎）。他說：「命門主乎兩腎，而兩腎皆屬於命門。故命門者為水火之府，為陰陽之宅，為精氣之海，為死生之竇，若命門虧損，則五臟六腑皆失所恃，而陰陽病變無所不至」。在此思想指導下，張景岳特別注重用溫補真元的方法防治疾病，這對改變當時那種濫用寒涼、敗胃傷陽、致成時弊的情況，是有重要意義的。除此貢獻外，張景岳還非常強調治形。治形之說，雖早已有之，但著專論，則首推張景岳。他認為，養生必須養形，因為形乃神明之宅，養形則可安神，神安則身自健，故他在《治形論》里指出：「善養生者，可不先治此形以為興復之基乎？」明確指出了養生與治病，都必須重視養形的主張。張景岳以前的養生家多重養神，從未響亮地提出「養形」。另外，張氏還特別重視中年養生，提出：「人於中年左右，當大為修理一番，則再振根基」，這種強調中年調養，求復振興的思想，對於防止早衰。預防老年病，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調養五髒的法則，是李中梓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從調神、節食、保精等方面著養心說、養肝說、養肺說、養腎說，從而為五臟調養法的完善作出了貢獻，高濂則從氣功調養方面提出了養心坐功法、養肝坐功法、養脾坐功法、養肺坐功法、養腎坐功法，也極大地豐富了調養五髒的學說。但以上各家對以養何臟為主，認識頗異。如李中梓力倡以調養脾腎為中心的五臟調養法，提出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先天分水火論治，後天則分飲食，勞倦論治；汪綺石主張肺腎脾三臟俱重；而鄭官應則認為養心脾為要。

　　運用藥物養生在這個時期有了很大發展；如在萬密齋的《養生四要》中就提出了中和既濟的制方原則，原文曰：「無陽則陰無以長，無陰則陽無以化，陰陽互用，如五色成文而不亂，五味相濟而得和也。凡養生卻邪之劑，必熱無偏熱，寒無偏寒；溫無聚溫，溫多成熱，涼無聚涼，涼多成寒，陰則奇之，陽則偶之，得其中和，此制方之大旨也。」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期的養神益身學說有了新的開拓。如認為保養之法雖可數以萬計，但養神為首，並重申前人。「 大怖生狂，大恐傷腎，臨危冒險則魂飛，戲狂禽異獸則神恐」及「好憎者使人心弗疾去，其志氣日耗，所以不能終其壽」等論點，突出過激情緒的重大危害。認為「笑」與「讓」（謙讓）是對心身健康有益的良好情緒；而「惱」與「斗」則是不良刺激，對形神健康有損傷作用。故歌曰：「笑一笑，少一少；惱一惱，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讓一讓，胖一胖。」這與現代所謂「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頭」同出一理。這段時期，還特別重視精神情緒在治療中的作用，所以說：「能守戒忌，則功過於葯之半矣」。為此，清代畫家高桐軒提出以耕耘、把帚、教子、知足、安居、暢談、漫步、沐浴、高卧、曝背等作為養生「十樂」。

　　這一時期關於飲食調養的論述也極為豐富，尤以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代表，它對中醫營養學的發展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這首先表現在，他提供了有關飲食營養的豐富資料，僅谷、菜、果三部就有300餘種，蟲、介、禽、獸有400餘種。其次，是在《本草綱目》中保存了不少食療佚文，如孟詵的《食療本草》等。其三，收載了很多食療方法，故凡整理研究中醫營養學，必讀《本草綱目》。 　　重視動靜結合。動靜結合的養生方法，先秦已初步奠立，到了明清時期又有了進一步發展。李梴在《醫學入門》中指出：「精神極欲靜，氣血極欲動。」明確提出靜養精神，動養形體的辯證關係。清代大養生家曹庭棟雖認為「養靜為攝生首務」，但他卻很重視動以養生的重要作用。如他在《老老恆言·導引》里指出：「導引之法甚多，如八段錦、華佗五禽戲、婆羅門十二法、天竺按摩訣之類，不過宣暢氣血、展舒筋骸，有益無損。」並創「卧功、坐功、立功三項」，以供老年鍛煉之用。方開進一步指出動靜必須適宜，切忌過動或過靜，如他說：「動靜合宜，氣血和暢，百病不生，乃得盡其天年」。

　　重視老年養生。這是明清時期養生保健的又一大特點。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長生之舉，客觀上對社會上重視老年人頤養保健，起了促進作用。清代一些皇帝多次舉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動，且赴宴的老人均可獲得皇帝的恩賜和賞金，凡受到恩賜的老年人都注於史冊。曹庭棟根據自己的長壽經驗；並參閱三百餘家有關養生的著作，針對老人的特點，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具體而實用，繼承和發揚了中醫養生學，為中醫老年病學做出了重要貢獻。清代名醫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里，記載了三百多例中老年病治驗，對其病機提出中年以「陽明脈衰」為主，六十歲以上老人則以「腎虛」為主，並提出「久病入絡」的精闢論點，為治療老年病開拓了活血化淤的新途徑。龔廷賢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壽的秘方，並把重要者編成口訣，故流傳較廣，他還寫了《衰老論》，對變老的原因作了專題研究。徐靈胎在壽命長短的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論點，認為在受生之時已有定分，這個定分就是「元氣」，因此壽命的長短決定了元氣的盛衰存亡，所以強調「謹護元氣」，這既是人們的養生之道，又是醫者的用藥之道。

　　明清時期比較出名的養生專著還有息齋居士的《攝生要語》、袁黃的《攝生三要》，胡文煥的《壽養叢書》、河濱丈人的《攝生要義》、陳繼儒的《食色紳言》及《男女紳言》、馮曦的《頤養詮要》、尤乘的《壽世青編》、黃克楣的《壽身小補》。以上這些養生著作都極大地豐富了傳統養生學的理論和方法，為養生學的進一步完備作出了貢獻。

　　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清代腐朽的封建主義的統治，再加上後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又哪裡談得上養生呢？養生學的發展也幾乎停止不前，甚至幾乎到了夭折的境地。不但養生著作很少，理論和方法亦無任何進展。能夠值得一提的養生著作僅有蔣維喬的《因是子靜坐法》、席裕康的《內外功圖說輯要》、任廷芳的《延壽新書》、胡宣明的《攝生論》、沈宗元的《中國養生說集覽》等。

　　新中國誕生後，在毛澤東關於「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指示指引下，養生保健也得到不斷發展，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防保健成效卓著。在「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醫藥，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指引下，開展了以除害滅病為中心的廣泛的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並進行了大規模的防治傳染病工作。短期內消滅了鼠疫、霍亂、天花、黑熱病等急性傳染病，其他如瘧疾、麻疹、猩紅熱、白喉、脊髓灰質炎、流腦、痢疾、血絲蟲病、血吸蟲病等多種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傳染病，也得到較好的控制和防治，發病率顯著下降，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第二，老年保健的研究蓬勃發展。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開展了對老年病學的研究，之後成立了老年病研究室。尤其是近年來全國各地又相繼成立老年病防治研究所及很多老年保健委員會等組織機構。1988年以來，先後召開過中華全國中醫學會老年醫學會脾胃病、心繫病、腎虛證學術交流會，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心血管病、第三屆虛證與老年醫學學術會議。在老年醫學教育方面，我國一些醫學院校先後開設了老年醫學必修課和選修課。在老年保健的科研方面，我國各地探索衰老與長壽的奧秘，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老年病學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各方面的工作都不斷取得新進展，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衰老學說和延年益壽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反映了衰老本質的部分真理。

　　第三，高度重視婦幼衛生。新中國成立後，婦幼保健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到1982年底，全國已恢復建立了851個婦幼保健機構，全國平均每縣有一個婦幼保健機構，其專業人員已發展到6萬多人。據典型調查，嬰兒死亡率在城市已下降到12‰左右，在農村，條件和工作較好的地區下降到25‰左右。較之解放前的200‰下降是明顯的。目前，婦幼保健工作正向提高產科質量、開展圍產期保健、提高胎兒質量、確保母子健康方面發展。

　　第四，養生專著大量問世，人們自我保健意識大大加強。幾十年來，大量重印或核勘注釋出版了近代一些養生名著，包括一些道、儒、佛、武等家的有關養生著作。在整理古代文獻，總結臨床經險，結合研究的基礎上，對自古以來的養生理論和方法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從而先後編著出版了多種專著和科普著作，並且翻譯了不少國外有關養生保健的書刊。這些都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傳統養生學的內容，使其正向古代和現代相結合、西醫和中醫相結合、內容全面的現代養生保健學發展。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大家越來越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並且希望長壽，這是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筆者相信，大量的養生學著作問世，一定有助於推動我國預防保健事業的發展，並且大大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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