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與中國史前稻作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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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與中國史前稻作農業作者：武陵君

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澧縣彭頭山遺址發掘中見到了水稻遺存。它不僅是中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證據，也是現階段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資料之一。毫無疑問，這裡的發現對於稻作農業發生與發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在簡要介紹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與經濟生活的基礎上，探討中國稻作農業的若干問題 。一、彭頭山文化的稻作農業與經濟生活彭頭山文化是近年新發現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發掘過的遺址有湖南澧縣彭頭山[1] 、湖北宜都城背溪[2] 、枝城北[3] 等。經14C測定，彭頭山遺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 )。由於陶片中碳素來源問題尚未弄清楚，以上數據目前只能作為參考，並不完全反映遺址的真實年代。根據長江中游地區原始文化的譜系序列，以及關於現階段中國境內距今7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遺存的專門研究，彭頭山文化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可以確認。其相對年代，在長江中游地區，早於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門皂市下層文化；在長江下游地區，早於餘姚河姆渡和桐鄉羅家角的早期遺存；在黃河流域，這支文化早於或相當於裴李崗文化。此外，它的許多文化特徵與華南距今1---0．75萬年左右的早期遺存相近。目前，這支文化集中分布在洞庭湖西北與鄂西長江幹流沿岸。這裡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區與湖沼盆地間的低山丘陵區，屬於典型的山前地帶。由於泥沙淤積、湖沼平原擴大，遺址現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崗丘，周圍地形平坦開闊。關於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1983年冬，筆者調查並發現枝城北遺址時，曾在採集到的陶片中觀察到碳化稻殼。1988年秋，在主持發掘澧縣彭頭山遺址時，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紅燒土塊中再次觀察到同樣的遺存。由於這些稻殼在陶器製作過程中已被擠壓變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故目前有關專家們還不能有把握地鑒定其種屬。不過，考慮到以下幾方面的理由，上述發現應當屬於人類稻作農業的證據。也就是說，從農業起源的角度，它們都應是早期型態的栽培稻。第一、彭頭山遺址本身是一處具有相當規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圍較平坦開闊的地形及自然環境也有利於稻作農業的形成與發展。第二、在彭頭山文化中，碳化稻殼的發現並不僅限於某一孤立地點，而是形成了實際的分布區域。第三，通過彭頭山遺址陶片的顯微觀察，其陶胎中夾有大量稻殼。這說明它們並非是制陶過程中偶然混人的雜物，而是有意識地將稻殼作為主要摻合料之一。第四，即使今後的鑒定確認彭頭山等遺址的稻穀有某些接近或屬於野生稻穀的特點，那也難以排除它們屬於人工栽培稻的事實。我國河姆渡所見稻作農業的規模及其成熟性均強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已經歷了較長歷史過程。正因此，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的發現證實，在長江中游地區，人類稻作農業的歷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經初步整理，彭頭山時期的生產工具由三部分組成：大型打制石器，細小打制燧石器，磨製石器，並以打制石器占絕對多數。其中，大型打制石器製作粗糙，無固定型狀，作用多系砍砸。細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規樣式，根據部分器物刃部的顯微觀察，其作用當以切割、刮削為主。在這裡，磨製工具不僅數量極少，且種類單純、個體偏小，只見有一種既可謂之斧又可謂之錛的樣式，長約7—8cm，寬約4cm，雙面刃。值得注意的是，與磨製工具形成鮮明對比，磨製裝飾品卻數量多，磨製精細，型態規整，並有多種類別，有的還有一面或兩面對穿而成的孔。此外，在墓葬隨葬品的組合中，也只是磨製裝飾品與陶器，未出任何生產工具。以上這些現象說明，磨製石器作為一種工藝，當時已經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在工具而在裝飾品。正因此，在人類的價值觀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裝飾品和陶器相與為伍。顯然，這是以支配自然為特徵的生產性經濟尚處在初期階段的真實寫照。在彰頭山文化中，以往的發掘還出土有水牛的完整頭骨。估計在新石器早期，水牛也已成為家畜種類之一。綜合考察彭頭山文化生產工具的構成，以及稻作、家畜飼養遺存的發現，可以初步獲得這樣的印象：彭頭山文化的經濟生活以採集、漁獵為主，兼有水稻種植與家畜飼養，但規模有限。二、關於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關於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來就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大課題，並有「印度說」、「雲南說」、「東南亞說」等多種不同主張，這些主張的共同缺憾是對考古資料重視不夠。自70年代中期以來，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遺存的發現，國內學術界「長江流域說」的主張日益占居主導地位，其中更有傾向性的認識是「長江下游」說。儘管考古資料的重要性不斷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囿於這種資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確紀年，發現新鮮資料有明顯的偶然性，以及因鑒定分析 手段落後，許多寶貴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實證明，考古資料的積累雖然能不斷地推動認識前進，但缺少認識能力本身的提高或 理論的發展，要引導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艱難。正是從這一角度來看待問題，可以說，關於稻作農業起源的討論，目前已不僅僅是資料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就世界範圍而言，距今1萬年左右，是人類從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轉變時期，與最後一次冰期消退同時，氣候全球性逐漸回暖。在氣候的支持下，農業於世界上許多地區相繼發生。其中，既有稻作農業，又有旱地農業，並以不同的栽培作物顯示了各自的區域特點。目前，人們傾向認為，世界農業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亞，小麥與大麥；東亞，大米與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魯，馬鈴薯與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庫巴尼亞遺址發掘，據報導出土了1．8萬以前的麥粒。儘管這些麥粒究竟是栽培種還是野生種尚難以論證，但愈來愈多的跡象表明，把世界早期農業的起源限定在幾大中心之內的認識已經受到強烈衝擊。看來要確認某種栽培作物確切的起源地，並把它同一定的農業中心聯繫起來，不說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維艱。首先，適宜某種作物栽培而又擁有其野生祖本的範圍往往十分寬廣。以水稻為例，印度恆河流域馬哈嘎拉遺址即已發現距今約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遺存，其時代並不晚於中國。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東南亞均有分布。難道在這樣的範圍內就只存在一、二個稻作農業起源的中心嗎？其次，人類的社會性生活，同時期不同區域間人類的相互往來，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發明創造在較短的時間內轉達或普及到較邊遠的區域。那些力圖將其中主動與被動各方清楚地區別開來的努力，在多數情形中都只是一種邏輯推導，離歷史的本來面貌還有很大差距。再次，從野生植物的採集利用、栽培馴化到原始農業的形成，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獨立發生亦或交互影響 的形式都可能是極其複雜的。很難設想某個中心區域會單獨直線地完成那個過程的全部 內容，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向外輻射影響。因此，探討農業的起源不能僅著眼於一些狹窄的區域。由過去的資料所觀察到的那些少數「中心」，或許更應該看作是農業的早期發達區域。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與世界範圍農業的起源一樣，也不是少數地區的孤立現象。對此，下面將繼續進行討論。第一、中國東部大陸距今1萬至7千年左右的新石器遺存，依緯度變化與自然環境的差別，各地都有不同的農業類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種。華南目前雖無栽培稻的直接證據，但普遍認為那裡與東南亞一帶類似，應有薯蕷和芋頭。在長江流域，無論彭頭山文化還是後起的皂市下層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羅家角下層遺存，都以種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點。在黃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崗文化以粟、黍為農業品種。在北方地帶，瀋陽新樂文化也有種植黍的記錄。這些事實充分表明，農業的發生不是孤立的歷史產物，而是以大範圍的總體進步為其必要條件或基礎，是人類不同部分在各自區域通過長期摸索、交互影響、共同促進的結果。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彭頭山遺址發現的迄今我國最早的稻作遺存，並不能單純地理解為長江中游是中國最早的農業區，而應進一步理解為是中國東部大陸已進入農業時代的標誌，是農業在氣候等自然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廣泛發生的一種區域現象。第二、在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尚未發現之前，河姆渡早期數量巨大的同類遺存吸引了學術界的注意力，並由此導致了中國稻作農業可能發端於長江下游的認識傾向。現在，這種認識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實上，長江中、下游地區不僅緯度相同，自然條件類似，而且：彭頭山與河姆渡遺址所在具體地理環境也大體一樣。此外，河姆渡第四層稻作農業的規模及生產方式也已明確地暗示，在它之前肯定還有一個與彭頭山文化相當的早期發展階段。這就意味著：無論長江中、下游都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稻作農業區。第三、與長江流域稻作遺存最早年代不斷向前延伸形成鮮明對照。華南地區至今尚無7千年以前的農業證據。這裡的巨大反差，並不適宜作為將那個地區排斥在稻作起源範圍以外的理由。古氣候學的研究表明，距今2.5—1. 1萬年是中國近10萬年來氣候最乾冷的時期，為大理冰期峰期階段。於這個階段，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受到嚴寒氣候的侵襲。長江中下游地區，距今21500—15000年尚有含綠喬木樹種的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到距今12900年左右，被以柏科和環紋藻為主的植被取代，反映氣候漸冷，其後還出現常綠樹絕跡的乾冷草原，氣溫比現代要低8℃左右。概而言之，長江流域當時屬暖溫帶氣候。而現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亞熱帶氣候，當時則收縮到北緯24以南地區，亦即廣西中部以南。如果說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農業先前可能還有一段較長的準備過程，類似埃及庫巴尼亞麥粒所暗示的那樣。那麼，這時期自然條件最適宜的區域應當首推華南。至於長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氣溫較低而危及到普遍野生稻的存在。距今1.1萬年以後，隨氣候全球性回暖，長江流域的氣溫在距今7500年以前大致只比現代低l℃一2℃，顯然，這一階段環境的變化已給農業的發生與興起創造了條件。不過，現代栽培秈稻與粳稻種植的緯度分布研究又表明，北緯30~左右是這些品種的變異區，以北地區是粳稻，以南是秈稻。一般認為，粳稻應系「秈稻在從南向北(以及從低地向山區)的傳播過程中，由於進入溫帶(及山區)以後適應氣溫較低的生態環境而出現的」變異型。假如這種認識無誤，那麼就難以想像正好位於變異區域的長江流域，就恰好是中國水稻起源的最早地區，並由此往北傳播構成粳稻分布區，向南擴張形成秈稻分布區。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與陶器、磨製石器，家畜飼養、聚落的發生與興起一樣，實際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們都是人類認識與支配自然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通過已有考古資料的分析不難發現，距今1萬至7500年左右，華南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與長江中游地區相似的發展階段；儘管各自進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別，但許多共見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數量較多，有打制的細小燧石器等，都說明它們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交往和聯繫。此外，這一時期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河旁階地遺址，在華南地區也已存在，據調查廣西桂平大塘城遺址的面積就達1萬平方米以上。總之，相似的發展階段，相互間存在的交往，以及已經出現的大面積露天遺址都在暗示，華南作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適宜的自然環境，還有長期人類居住和活動的地區，它的水稻栽培史當不會晚於長江流域。正因此，在中國，與其將長江流域當作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不如將其看作是稻作農業的早期發達區域。即使認為這些區域就是某種意義的「中心」，那麼在中國也不止一個或二個，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經歷。

三、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階段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初始年代，現在尚無任何直接證據，這裡只能 分析 已明確屬於新石器 時代的情況。由於稻作農業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因此，探討它的發展就不能僅著眼於稻作遺存本身所提供的資料和信息，還應該從有關文化的發展，與外界的交往和聯繫等多方面予以考察。根據已見諸報導和筆者掌握的資料，並利用考古學文化譜系 研究的成果，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大致可區分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距今1萬年或更早———7500年)這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真正屬於這一階段的資料還很少， 目前 只能以彭頭山遺址和華南的發現來說明 問題 。1．在這個階段，稻作農業已經出現，人類的生活方式正朝有利於農業穩定發展的方向轉化，但生產規模有限。在洞庭湖地區，人類居住的自然環境已由過去的湖沼邊緣的高崗步人四周地勢更為開闊的低崗。在華南，一些河旁階地也出現了早期的露天遺址。顯然，這些變化都反映了人類發展農業的努力。不過，那時各地都以打制石器為主的工具構成，說明生產能力低下；同時，亦從側面證實採集與漁獵仍佔有更重要的地位。2．根據近代民族學的研究，當時稻作農業的生產方式可以屬生荒火耕類型。由於南方酸性土壤的影響，彭頭山遺址並未發現任何骨、木器等有機質工具。但是，考慮到遺址所處地理環境，有理由認為，這類器具應是主要的農具種類。3．有跡象表明，這一階段稻穀的某些特點接近野生稻。僅從稻種的演變與人工選擇角度，本階段或許可稱為「原栽培稻時期」，其基本意義是，人工栽培過的稻類不只一種，經人工選擇後的主要栽培稻類稻種也在不斷演變。第二階段(距今7500口—5000年)這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中期階段，其間還可根據文化的整體發展再細分為前、後兩段。六千年以前是前段，隨後是後段。前段的代表有長江中游的石門皂市下層文化，下游的河姆渡與羅家角下層遺存等。後段的代表有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中、上層與馬家浜文化等。與前段相比，稻作農業具有如下特點。1．稻作農業在人類經濟生活中開始占居主導地位。河姆渡第4層發現了大量稻作遺存，以及數量眾多的農業生產工具。羅家角第4層的發現也與河姆渡的情形類似；而且在土壤的孢粉分析中，禾本科植物孢粉竟佔97％。由此可見，這時稻作農業的規模已遠過了第一階段。2．根據部分完整穀粒的鑒定，河姆渡第4層稻穀屬栽培稻秈亞種中晚稻型。它表明大約距今7千年左右，我國水稻種植已進入真正的「栽培稻階段」。3．熟荒耜耕成為生產方式的突出特點。河姆渡大量骨耜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土地可能有了某種程度的翻耕，還意味著排、灌水的技術也有了利用。與中期前段相比，後段稻作農業總體上並無重大變化，但仍有一些進步引入注目。1．在生產工具中，骨木器數量與種類明顯減少，磨製石器成為主力工具。河姆渡，羅家角都存在骨木器逐漸讓位於磨製石器的趨勢，而至年代稍後的吳縣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馬家浜文化遺存，磨製石器已基本取而代之。圩墩中層的穿孔舌形石鏟，最大者長95cm，刃寬12.5cm，就可能是一種與前段骨耜的功用相似的農具。它的使用指示了土地翻耕面積更有擴大。在長江中游地區，大溪文化磨製石器的數量與種類也顯著增加，並有一種「巨型石斧」，紅花套所出長43.1tm、大溪所出長38cm。目前，這種器具的真正用途尚值得討論，因為出土數量並不很多。但是，它的存在表明，它在生產中可能承擔的任務已由別的工具分擔了。否則它就難以成為具有其它意義的器類。就總體而言，大溪文化時期人類對土地的開發也遠甚於以前。2．農業的規模較前又有擴大。在長江中游地區，從新石器早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打制細小燧石器，大溪文化中期開始全部消失。更重要的是，各個地區此刻的新石器文化無論哪一方面都呈現出一個空前繁榮的景象。顯然，這種局面與經濟的發展存在因果聯繫。第三階段(距今5 4千年)這是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以前發展的基礎上，農業又躍升到一個全新的階段。如果將這個時期也區分成前後二段，那麼發展的線索就更為清楚。1．通過各地區的建築形式與墓葬資料，人類社會的貧富分化從這一階段前期開始已日益明顯，私有制正逐步滋長。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的房屋不再類似大溪文化以單間為主，而見橫列多間式，隔牆有門相通。在長江下游，崧澤文化墓葬隨葬品數量的差距也在拉開，男女合葬墓出現，還有用豬下頜骨隨葬以示財富出眾的現象。至此階段晚期，私有制更有發展，僧侶集團形成，人類社會進入到前國家形態，浙江餘杭反山·瑤山良渚文化祭壇及墓葬就是極好的實例。私有制與階級社會的產生標誌著以土地公有集體勞動為特徵的原始農業階段的結束，一個土地私有或分配到個人的，並以個體勞作為特徵的新階段的到來。這時，剩餘產品生產成為新的社會現象，一般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墓葬隨葬生產工具的數量與單位均大幅度上升。2．農業工具與耕作技術進步，晚期尤為突出。良渚文化中的三角形犁狀器、雙翼耘田器、斜柄刀等，一些學者認為可能是「石犁鏵」，中耕用具及開溝槽的「破土器」。儘管這些工具的確切用途尚待深究，但還是標誌著某些新技術已被實用。3．如果說長江流域在新石器中期以前可能以較大優勢保持著稻作農業的領先地位，那麼這時期它與其它地區的差距就在不斷縮小。於此階段，從雲南到福建，整個南中國的廣大境域內稻作農業的證據比比皆是。其中廣東石峽文化更以其富有地方特色的農具，以及墓葬資料所反映的階級分化，表明這裡稻作農業的生產規模，社會形態均與長江流域處於相似階段。4．稻作農業的自然分布區擴張到了黃河流域。以現有發現，黃河流域稻作的證據集中在中、下游，其年代大約始於廟底溝類型及以後。至於其種類還不十分清楚，可能有粳稻。綜合以上分析，可以這樣認為，在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發展的三大階段中，第一階段應是原始稻作農業的起步階段，第二階段應是原始稻作農業的發達階段。至於第三階段，基於社會形態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它很可能已不再適宜繼續歸屬在原始稻作農業的範疇之中。結束語本文在簡要介紹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的基礎上，進而討論了史前稻作農業的起源及其發展階段等問題。顯然，這裡的討論只是初步和粗線條的，有些認識更不免偏頗，期待各位的批評指正。

注釋[1] 參閱《湖南對彭頭山遺址進行正式發掘》，《 中國 文物報》1989年2月24日。[2] 《宜都縣城背溪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4》。《宜都縣城背溪新石器 時代早期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3] 《宜都縣枝城北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4] 北京大學考古系14C實驗室測定，半衰期5730，未經校正。[5] 游修齡譯：《最早的糧食生產》，《農業考古》1988年第2期。[6] 游修齡：《對河姆渡遺址第四文化層出土稻穀和骨耜的幾點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7] 《廣西桂平縣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考古》1987年第11期。[8] 《桐鄉縣羅家角遺址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1981。[9] 《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作者：裴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