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書》的「前世」「今生」看將來的《讀書》

——對於「《讀書》事件」的一點思考

近日，圍繞著《讀書》雜誌和《讀書》「換帥」問題，文界產生了不少爭論，討論先是關注於近十年來《讀書》的辦刊思想，對此存在著很大爭議，爭議還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現任主編汪暉。到了「換帥」塵埃落定，討論進一步升華為對體制官僚化的討伐和對汪暉的同情，對所謂的「新左派」和「自由派」分裂進行冷靜分析，這其中不乏理性聲音。但總起來看，圍繞著《讀書》和《讀書》「換帥」事件，不少人表現出了過度焦慮。他們一方面忙於表態，給予汪暉道義上的支持，在近日上海召開的「《讀書》十年（1996—2005）文選座談會」上，與會學者力挺汪暉時代的《讀書》，為現在的《讀書》進行辯護。華東師範大學王曉明教授、倪文尖教授、復旦大學張汝倫教授、上海大學蔡翔教授等都有此類支持言論。而在北京由烏有之鄉書社主持召開的「就是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學術和《讀書》座談會」上，北京諸所高校的著名學者們把《讀書》「換帥」的矛頭指向了三聯當局以及主流意識形態，以此來表達對當局突然採取措施操控《讀書》「換帥」的憂慮。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錢理群則將《讀書》「換帥」和去年的「冰點事件」以及今年的「禁書事件」相聯繫，提出「這次撤換主編就是要排除它（《讀書》）的民間性，擠壓思想的自由空間，將其變成一個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實的體制內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收編」。孔慶東、韓德強對此也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忙於表態的同時，在另一方面，不少人還順帶著打擊了一下「自由派」。其實，《讀書》以及《讀書》的「換帥」根本不是什麼派別的問題，而是體制內辦刊思路調整的需要。當然我們也可以由此生髮到體制對自由的擠壓，但最能說明問題的恐怕還是「將來」《讀書》的表現。如果「將來」的《讀書》還能夠繼續保持著「從前」和「現在」的風格，那眼前的爭論將成為意義的「一腔廢話」。至於「將來」的《讀書》會不會保持以前的風格，也許我們可以從《讀書》的「前世」「今生」和它的辦刊規律中看出端倪。

一、 《讀書》的「前世」

《讀書》雜誌1979年4月創刊於北京。那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不久，思想界、出版界異常活躍，於是，一些屢經滄桑的老人陳翰伯、陳原、范用、馮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聰等集合在一起，辦起了《讀書》這本思想評論雜誌。他們在雜誌創刊伊始就突破書評雜誌定位，決意要把《讀書》辦成「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在當年的環境中，這個想法遭到多方阻攔。一位黨內的宣傳老幹部曾經對沈昌文說過這樣的話：誰叫你們辦思想評論雜誌，思想評論我們已經有了《紅旗》雜誌嘛。其實，對於《讀書》雜誌的創辦方三聯書店而言，辦讀書類雜誌一直是他們的傳統。早在1934年，艾思奇、李公朴曾創辦《讀書生活》半月刊，後遭國民黨查禁。三四十年代，范用先後在重慶和上海參與編輯《讀書與出版》、《讀書月報》和《讀書生活》，《讀書》雜誌的幾位發起人——陳原、陳翰伯、倪子明，都或多或少地參與過這幾本雜誌的相關工作。

《讀書》雜誌一直被知識界認為是最先鋒的一本雜誌，沈昌文主事期間的《讀書》雜誌更是被標舉為思想陣線上的新銳。在沈昌文接任《讀書》主編的十年里，《讀書》介紹過許多新思潮、新視點，其中不乏「觸碰雷區」的文章。過去二十多年中，《讀書》被譽為國內最有影響的思想文化公共刊物，有一句曾經流傳很廣的話：可以不讀書，但不可不讀《讀書》，就是一個佐證。過去的《讀書》與其說是一個學者的大講堂，或高舉旗幟的陣地，倒不如說是知識分子聚會的沙龍、茶館。這一切，都和這一時期的《讀書》辦刊思想有關。

考察從前（1996年以前）的《讀書》，其辦刊特色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六點：

（一）「三無」辦刊論

沈昌文自己總結《讀書》雜誌的辦刊思想時提出辦刊「三無」論，即無能、無為、無我（沈昌文《回憶讀書》，載2000年11月9日《南方周末》）。此「三無」論一出，叫好聲一片。王蒙對此作了很好地發揮，他說：「出版家編輯家只有進入兼收並蓄的「無」的狀態，既無先入為主，無偏見，無過分的派別傾向，無過分的圈子山頭（有意或無意的），無過多的自以為是與過小的鼠目寸光，無太厲害的排他性，無過熱的趁機提升自己即為個人的名利積累的動機，才能兼收並蓄來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團結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沈昌文《有無之間》，見《閣樓人語：〈讀書〉的知識分子記憶》序言，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王蒙的話就很好地指出了沈昌文「三無」辦刊論的內涵。正是這種大「無」的思想辦出了《讀書》的「大有」。這種大無以無限作為參照，有極大的胸懷；同時有極大的彈性，不是剛體的不可入性；是一種無我狀態，無欲則剛，有容乃大。「三無」辦刊論為《讀書》成為知識分子的公共俱樂部創造了這樣一個前提：不管是科學還是人文、啟蒙抑或後現代、自由主義與「西馬」，《讀書》都能夠一概笑臉相迎，兼容並蓄。這也使《讀書》雜誌的作者、編者、讀者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買賣，而是知識分子內部的知識交往和心靈溝通。沈昌文自己在多種場合下一再強調：「把一個思想評論雜誌《讀書》長期堅持下來，讀者越來越多（從兩三萬到十三四萬），靠的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讀書》為一代人提供思想食糧，「三無」辦刊論功不可沒。

（二）通往『精英文化』的橋

《讀書》從創刊以來，一直注意介紹學者、文人、作家的生平和成就，為此發表了不少文章。沈昌文在一九八七年第四期《讀書》雜誌上提出《讀書》雜誌要做「通往『精英文化』的橋」：《讀書》的任務只在介紹、引導、汲取，它主要工作不是在學術上進行創立和建樹。如果還可另立一個名詞來表達《讀書》的性質，也許可以勉強稱它為橋樑文化，即人們也許能通過它而到達「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並不是彼岸。正是基於如此辦刊理念，《讀書》一直密切關注文化的命運和現狀，決不一味消極地淡泊和超脫。和其他同類刊物相比較，《讀書》顯然要有更多對文化的「終極的關懷」，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種明白曉暢而非深奧費解的深度。《讀書》所在做的，是儘力從中國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繼續探索、反應、認識中國的種種事情，為他們提供有用的精神資源。這使1980年代的《讀書》文章，不像今日那些快餐式隨筆，是為白領先生、時尚小姐解悶的。《讀書》的文章都是知識分子個人思考的結晶，內中自有一種「精神貴族」的傲氣，或沈昌文所自我理解的「人文關懷」。

（三）提倡「舊學新知」

《讀書》雜誌創刊以來，痛感過去閉關鎖國的害處，因此竭力介紹國外文化界、讀書界的情況，幫助讀者開闊視野，擴大選擇餘地。為《讀書》撰文介紹海外情況的作者首先來自海外學人，其次是國內的學者、教授，以自己研究國外新理論、新思潮的心得，發而為文章，啟迪後進。尤其是後期留學生寫作隊伍的加入，對《讀書》有很大的意義。沈昌文認識到：中國需要有益於現代化的新知，單靠翻譯、出版、介紹還不夠，必須有人去親知親炙，共同做好這個工作。所以重視國外的理論新知，「在於《讀書》認為文化學術領域必須對外開放，只有廣泛了解、汲取、分析國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國人自己的路子」。在提倡海外新知的同時，沈昌文更注重學術文化工作者去做「舊學」新知的工作，「我們不摒棄傳統學術，也不認為全部『西學』即為新知，更不主張『全盤西化』，然而舊學應當貫以新知，新知應當用於舊學，這是明顯的」（《讀書》1986年第5期）。基於這樣的辦刊理念，海外學人文章的學子新論逐漸成為沈昌文主持《讀書》的一大特色。當時的一流海外海內學者幾乎都給《讀書》撰寫過此類文章。

（四） 「不倫不類」

沈昌文在一九八六年第四期《讀書》雜誌上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位評論家喜歡給《讀書》寫稿，有一次偶然說起，因為他的評論文章常給評論雜誌以「不合論文體例」打回來，於是想到《讀書》——它不是專愛發表「不倫不類」的文章的嗎？！這「不倫不類」的確是《讀書》辦刊的一大特色。《讀書》的「不倫不類」迥異於現代的學術評價體系——它們從來只是對於那些「正襟危坐」的長篇大論感興趣：無論是在高等院校還是在科研院所，評職稱時所提交的材料大體都要求是文章要三千字以上，三千字以下者不算嚴格意義上的論文，不能作為評價學術能力的依據。所以，沈昌文認為現在的刊物組稿難約的稿件不是洋洋洒洒的學術論文，而是一則寥寥千字的「品書錄」。倒不是作者不幫忙，實在也為難：這些文字，寫起來不易，可是它們能幫助作者評學位評職稱嗎？《讀書》的「不倫不類」能做到的只是「腦力操練」。沈昌文說：「腦力操練」四字絕妙，可以說點明了《讀書》的一貫意向……要通過《讀書》觀察「那一部分人」之動向，也就盡此而已。無論所動所想為何，無非只是「腦力操練」，……要通過《讀書》經世濟民辦不到，連博個「教授」職稱也難！」（《讀書》1993年第4期）基於這樣的一個定位，《讀書》並沒有把自身看作學術性雜誌，而是把文章的可讀與否，作為自己的生命線。說到底，他是知識分子的高級休閑刊物，是可供他們「卧讀」的。正是這種「卧讀」，團結了千百萬的知識分子，《讀書》由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樹立了一種牢不可破的風向標。

（五）從無禁區到解放編輯

《讀書》創刊以來，力倡讀書無禁區，這也是談論《讀書》時不能不一再被提起的話題，用沈昌文的話說就是「每隔幾年總要被提到一次」。有人批判，有人稱道。這個在當時中國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的口號是在《讀書》創刊號上提出來的，文章作者是李洪林，原來的標題是《讀書也要破除禁區》，發表時由《讀書》改為《讀書無禁區》。可以說，這是代表《讀書》的一個大膽的想法，《讀書》的一個大膽地提議，得到的回應也是越來越高漲。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有一個呼聲：清除「左」的危害。《讀書》一貫反對在讀書問題上持禁錮的態度，希望讀書界、理論界、文化界有一個開放的氣氛。《讀書》十周年的時候，沈昌文特地對此作了一個小小的總結：十年來，《讀書》倡導了「讀書無禁區」，傳播了「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討論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了馬克思主義是不是一個學派……同時，沈昌文還提到了輿論的寬容，「感謝對知識分子議論的這種寬容度，雖然覺得它應當還更多一些」（《讀書》1989年第4期）。「寬容」是沈昌文主持《讀書》時一再強調的，也是《讀書》的一大特色。沈昌文認識到，在不寬容的思想統治下，無數人類精英的人頭落地，千萬思想成果被束諸高閣，並且堅信：在這之後產生的寬容，將不會是一種單純的「寬大為懷」的善舉，而是由於「察覺事物的實在價值」而產生的真實信念。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讀書》提出「解放編輯」的口號，只有編輯生產力解放了，才更可能解放其他學術理論的生產力（《讀書》1986年第8期）。「解放編輯」的前提是文化環境的寬鬆，只有編輯得到解放了，編輯才能實現首要的社會責任——解放知識的生產力。

（六）設立讀者服務日

《讀書》開辦之初，老一輩的領導就十分注意向社會請教，1985年在沈昌文的倡議下開始設立讀者服務日，這是從前《讀書》的又一特色，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雜誌的辦刊思路和一個時期的暢銷與《讀書》提出的「沒主題、沒主持、沒開始、沒結束」四個服務日口號大有關係。《讀書》雜誌讀者服務日每月至少一次，地點就在咖啡館，當時的做法是請《讀書》的作者、讀者隨意坐下來，隨便喝咖啡聊天，編輯們周旋其間，藉機了解信息，討教注意。通過這樣的方式，《讀書》有了源源不斷的選題，根據這些選題編輯再去深入組稿。在讀者服務日剛開始設立時，雜誌還請出版社提供最近相關樣書，讓參與的作者討論，著作界、讀書界、出版界對此高度評價並熱烈響應，服務日辦得有聲有色。《讀書》編輯吳彬評價讀者服務日的設立時認為讀者服務日為雜誌的編輯出版提高了效率：「這一下非常集中，我們就那天，一個下午的時間，我們可以不停嘴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其實對我們來說的話，是一個很大的充實。」後來，沈昌文感覺服務日活動範圍太窄，只是編輯部少數人在做，於是決定在《讀書》雜誌開闢「《讀書》服務日之頁」。每期約用十來面篇幅，介紹這方面的活動，反映出版界提供的新書，介紹其中一部分內容，發表與會者的意見和要求（《讀書》1985年第6期）。

《讀書》雜誌創刊至今，刊物先後經歷了三代主編的更替：1979——1986年，陳原；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至今，汪暉（1997年至今，汪暉、黃平）。三代主編的更替，可以作為《讀書》二十餘年的時間分野。1996年，沈昌文退休，汪暉接任主編，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汪暉主持《讀書》學術化傾向似乎已經命中注定。近年來，人們對《讀書》之變談論最多的，除了學術化傾向以外，是對它思想兼容性的質疑。

二、 《讀書》的「今生」

不知道是不是出於總結其辦刊成就的目的，《讀書》雜誌最近推出了1996——2005十年間《讀書》文選6卷本，由三聯書店出版。這個6卷本的文選可以作為考察汪暉《讀書》辦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選基本上涵蓋了十年來《讀書》雜誌的精華。在文選的序言裡面，汪暉和黃平對編選的目的作了說明，也對現在《讀書》的辦刊特色進行了總結。

一、介入「現實」

1996年以後的《讀書》自覺地介入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轉變」，在若干問題上成為觸發重要論爭的思想論壇。從1996年年起，《讀書》雜誌發表了一系列專題討論，諸如大眾民主與憲法問題、全球化與亞洲問題、二十世紀的戰爭與革命、三農問題、醫療改革與社會保障問題、新左翼與新自由主義之爭等。汪暉說「我們的方針是漸進的調整，是因為即使介入這些現實性的問題時，《讀書》的主要策略還是從思想的、知識的和理論的角度出發，而不是進行直接的公眾討論或政策性辯論，它致力創造的是一個立足於反思和批評的建設性的思想氛圍」（見6卷本《讀書》精選序言）。對於《讀書》的這一姿態，不少人是給予肯定的，也給汪暉他們贏得了一些掌聲。但正如汪暉自己所說的那樣，在這些「介入」現實問題時，他沒有採取大眾討論的方式，而「專註」於理論和知識的「啟蒙」（啟發？）。

二、保持平衡

汪暉在接受《南都周刊》記者採訪時談到，《讀書》創刊至今風格是不斷發生變化的，每一個變化都是跟社會變化緊密相關。比較過去十年的《讀書》，現在《讀書》提供的社會關懷似乎更加廣泛，「我們不希望《讀書》只是少數精英的雜誌」（汪暉語）。關於《讀書》的學術傾向與大眾化問題，汪暉表示，《讀書》的文章希望保持一種平衡。《讀書》不會退回到學術裡面去，也不會完全採取大眾化。考慮到1996年前的《讀書》和此後文化環境的不同，不能說汪暉的策略沒有道理。汪暉認為，80年代初期，《讀書》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刊物，跟它相對的是大量的學報，跟這些學報相比，《讀書》肯定是好讀的。但90年代，《讀書》面對的不僅是這個系統，它面對的是更多的大眾文化刊物，和大眾文化刊物相比，它當然是更難讀的。

三、知識分子論壇

1996年以後的《讀書》，和知識分子走得更近了，汪暉希望《讀書》成為知識分子討論問題的論壇，一個寬廣的、開放的、自由的平台。對此，有人存在著不同看法。有人說1996年後的《讀書》是新左派的論壇，失去了從前的兼容並包和不倫不類。不管這種聲音是否偏執，從《讀書》這次編選的6卷本精選文集中，可以看出《讀書》雜誌是在有意避免這一傾向的。從文集選入作者看，代表左中右、老中青的作者的文章都有。如果考察《讀書》雜誌在一個時期內發表的大量的所謂新左派文章，汪暉的「左派傾向」似乎也不好否定。但一本雜誌並不能決定中國知識界的圖景，一本刊物有自己的學術傾向本也無可厚非。畢竟，一個雜誌，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立場是一件好事。只不過和從前的《讀書》相比較，現在的《讀書》其學術性與可讀性要把握的分寸可能還需要拿捏。

四、兩個變化

比較從前的《讀書》和現在的《讀書》，可以看出兩個變化：第一， 雜誌中有關社會問題、國際問題的討論和來自社會科學各領域的作者明顯增多了；第二，雜誌仍以中國大陸作者（包括海外留學生和海外華人學者）為主，但韓國、日本、歐洲、美國、東南亞、印度、拉丁美洲各國和台灣、香港地區的學者也成為《讀書》的作者。汪暉認為，《讀書》應該成為一個跨越國界的公共空間。十年來的《讀書》的確在實踐著他這一辦刊思想。在全球化的視野中，《讀書》力圖超越西方中心論，展開對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討論，從文化、經濟和政治等各個方面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6卷本《讀書》精選之一即命名為《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突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創造的種種歷史幻覺。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前的《讀書》和現在的《讀書》的確在辦刊思想上雖然出現了一些不同，比如從前的「三無」辦刊論和現在的「介入現實」、從前「通往精英的橋」和現在的「保持平衡」，從前的「不倫不類」和現在的「知識分子論壇」等等。但仔細考察前一個十年和後一個十年的《讀書》雜誌，至少有一點沒有改變，那就是《讀書》的人間關懷和思想鋒芒，雜誌一直保持著對人與書的關注、對文學和藝術的關注、對歷史和生活的關注。

其實，不管是沈昌文還是汪暉，他們都在主政《讀書》期間保持了《讀書》的傳統，做出了各自的貢獻。即便是「將來」的主政者潘振平和吳彬，以他們的能力水平和對雜誌的熟悉和了解（一個是《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編，一個是《讀書》的資深編輯），相信他們也會在對《讀書》繼承中有所發展。現代社會講究「和而不同」，我們應該允許後來者搞一下「試驗」，哪怕這試驗並不成功。當然，《讀書》作為一份公共雜誌，是學術公器，學術公器不能私用，更不能成為專制的「傳聲筒」，這個是常識。公眾所能忍受的最後界限，大概也是這個原則。再退一步講，《讀書》主編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還擁有一份不可不讀的《讀書》。我們應該珍視《讀書》的思想空間，理解它的存在價值，而不是總拿一些嚇人的說辭，對一本刊物炒來炒去。

三聯書店的一位負責人7月10日通過《中華讀書報》提出對「將來」的《讀書》三點原則意見：首先，《讀書》是一本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類雜誌，這一辦刊宗旨和定位不能變。其次，《讀書》要一以貫之地堅持解放思想、勇於探索、獨立思考、兼容並包的辦刊理念和品格，成為廣大知識分子和讀者討論研究問題的園地。第三，《讀書》既要「固本」也要「求變」。有此三原則，樂觀一點看，《讀書》的將來或許還會再現「暉黃」時代。所以，我們對此次「《讀書》換帥」不必過度焦慮。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且看「將來」的《讀書》。

原帖：www.liuyewe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