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制倒退最後導致蘇聯全面停滯

08-03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內容與主要弊端

主要內容

一是從對社會經濟基礎和生產方式性質的生產關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生產資料佔有方式、即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來看，斯大林在蘇聯建立的公有制有兩種形式：一是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體農莊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

在斯大林「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理論的指導下，蘇聯一直堅持把集體所有制儘快向全民所有制這一最高形式過渡。從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可以看到，在國有制條件下，支配生產資料的不是社會的人，勞動者並沒有取得他們用於集體勞動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支配生產資料的是黨、國家和斯大林。

二是從政治上來講，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實行一黨制，主要問題都由黨決定；黨政合一，黨國合一；實行不受法律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過程中，實際上搞的是沒有廣泛民主（包括黨內民主）基礎的集中制，把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最後集中在斯大林一個人手裡；對文化，意識形態嚴加控制，斯大林壟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權。

在這些條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最後發展成斯大林個人集權主義乃至專制主義。斯大林搞的個人極權主義，「其要害是實行個人集權制、領導職務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黨政不分制、幹部等級授職制和黨政官僚特權制。」

三是在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改造過程中，在強大的階級鬥爭壓力下，用強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實行稱之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業化與農業全盤集體化的道路。

四是以公有經濟為基礎和以產品經濟觀為理論，建立起與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

五是在民族問題上，歷史實踐表明，斯大林實際上是把聯邦制度變形為事實上的單一制，斯大林執政時期，隨著政治權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個人手裡，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自主權大大削弱，民族自決權的原則實際上流於形式。

1990年召開的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指出，斯大林時期的聯邦制「就實質來說是單一制的國家制度的模式」，蘇聯「這個國家一直是採取單一形式進行統治，民族和地方利益並不是考慮問題的原則」，「每一個民族都有自治權……在蘇聯整個歷史中，這理論只是一種幻想。」

六是斯大林模式在對外關係方面，往往表現為實行擴張與霸權主義。斯大林的擴張與霸權主義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一是在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旗號下進行的；二是重點放在意識形態方面，斯大林把他的社會主義觀強加給別人，讓別國接受，俯首聽命；三是國內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是其推行霸權主義最為有效，最穩妥的手段。

七是一系列賴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論：如「一國社會主義」；不受法律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尖銳化」；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最高形式；社會主義是產品經濟；個體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等等。

這裡需要指出，我們上面所列舉的構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們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互相促進，相互制約，互為條件。

主要弊端

這種模式在政治體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

一是長期實行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黨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從而把列寧創造的各種黨內民主制度破壞殆盡。

二是嚴重破壞法制，濫殺無辜。斯大林往往用殘酷的手段，清洗與消滅任何一個政治反對派，實行個人專政。

三是黨包攬一切，蘇維埃制度實際上成為有名無實的形式。

四是聯盟制國家實際上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

五是長期忽視黨的建設，蘇共在領導人民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沒有注意改選自己，從而很難保持蘇共思想理論的先進性，而是長期陷入教條主義泥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

六是在對外政策與國際共運中推行大國主義與大黨主義。

這種模式在經濟體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

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

其次，實行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到1932年在工業中99.5%是國有企業。

第三，實行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使國家、企業與勞動者三者利益難以結合，從而制約了企業與生產者的主動性與創造性。

第四，管理許可權的高度集中化與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必然排斥市場的作用，缺乏競爭，從而長期使產品質量不能提高，改變不了嚴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嚴重的資源、人才與時間浪費，而伴隨浪費而來的則是低效率的經濟，不能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由高速、低速、停滯到危機。

斯大林執政的30年，從政治上講，斯大林沒有停止過大清洗、大鎮壓運動，製造數不勝數冤假錯案，從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再拿經濟來說，斯大林時期大規模的饑荒就發生兩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體化時期，一次是二戰後。每次饑荒餓死的人數以數百萬計。1950年蘇聯穀物總產量為6480萬噸，1913年沙俄時期為7250萬噸，同期，肉類分別為490萬噸與500萬噸，人均穀物為447公斤與540公斤，畜產品為27公斤與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馬、綿羊的頭數仍未達到集體化前的水平，糧食產量甚至還低於1913年的水平。

斯大林作為蘇聯高領導人，只有1928年到西柏利亞農村去過，目的是推行以強迫的手段徵收農民存糧，在後來的長達20年再也沒有去過農村。這能搞好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嗎？由於超高速的工業化、長期片面發展重工業，使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嚴重製約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歷次改革沒有觸動斯大林模式的本質

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在政治與經濟體制方面的弊端，帶有制度性與根本性的特點。要消除種種弊端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在蘇聯時期，要麼不斷喪失改革機遇，要麼改革失誤，要麼改革停滯使甚至倒退，從而使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試驗失敗。這裡我們不妨簡要地回顧一下蘇聯改革的歷史。

1921年初列寧在總結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在當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由軍事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

由於列寧於1924年1月21日逝世，因此實踐他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時間很短，「新經濟政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沒有得到全黨的普遍認同，到1928年斯大林利用糧食收購危機，宣布中止執行「新經濟政策」，這樣按照「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建立經濟體制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也就是說，又回到了「軍事共產主義」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方式上來了。

符合當時蘇聯社會經濟狀況的「新經濟政策」被中止，意味著蘇聯歷史上第一次重大變革也就停止了。「新經濟政策」只執行了8年。這個8年蘇聯的政策與體制較符合當時的實際。

鄧小平談到蘇聯模式時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這裡講的模式僵化了，指的是在斯大林宣布1936年蘇聯建成社會主義之後，他就把在20、30年代搞社會主義的一套做法，如超高速工業化道路、農業全盤集體化、建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結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劃等號、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制等，都視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律」和識別真假社會主義的主要準則。

第二次錯失改革良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斯大林逝世前。這是一個極好改革時機。戰爭勝利後，人們強烈地希望能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重建國家經濟與家園，儘快地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人們意識到，實現這種願望就不能簡單地再回到戰前的狀況，必須在對戰前的各種政策進行深刻反思與認真總結的基礎上，根據戰後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形勢，對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目標與實行的政策等進行重大調整。這必然涉及到包括經濟體制在內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實際上在戰前最後確立的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其嚴重弊端在這一體制形成過程中就已明顯地暴露出來了。戰前，蘇聯的經濟問題與人民生活的困難已非常明顯。戰爭的嚴重破壞，使問題發展到極其尖稅的程度。在戰爭時期這些困難暫時被掩蓋起來了，但戰爭結束後，這些問題自然就會很快凸現出來。

從改革的客觀條件看，當時開始出現了和平發展的機會，東歐與亞洲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再是被資本主義包圍的孤島。另外，取得戰爭勝利的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它的地位是空前的鞏固。蘇維埃政權在戰爭時期產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

但遺憾的是，斯大林不僅不思改革，而且繼續強化戰前的體制。斯大林在戰後仍堅持原來的體制，並不斷強化，其主要原因是，在斯大林看來，高度集權的體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變的。從而，在戰後蘇聯排除了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與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喪失了改革時機，並且使體制更加僵化與凝固化。

另外，戰後，斯大林個人迷信大大發展了，達到了神化的程度。再說，從斯大林思想深處來看，戰後他並沒有離開戰備的政策。

第三次是赫魯曉夫時期。他雖然看到傳統體制存在嚴重的弊端，必須進行改革，但由於改革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模式，最後以失敗告終。赫魯曉夫上台時面臨著十分複雜的局面和艱巨的任務。正如蘇聯著名政論家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指出的，放在當時赫魯曉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蘇聯是：「越來越貧困的、實際上半崩潰的農村、技術上落後的工業、最尖銳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數百萬人被關押在監獄和集中營、國家與外部世界的隔絕——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徹底的變革。於是，赫魯曉夫——正是這樣（像人民期望的那樣）成了新時代的先驅者。」

赫魯曉夫如何解決面臨的種種難題，只能通過更新政策與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為此，赫魯曉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讓人民過正常的生活。為此採取的措施有：清除貝利亞，為政治領域進行整頓清理創造前提條件；清理冤假錯案，全面平反昭雪；採取組織措施，改組國家安全機構與健全司法制度；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這是進行改革繞不過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魯曉夫上台後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一個主要標誌。

儘管赫魯曉夫作為戰後蘇聯第一個改革者，在蘇聯與東歐各國產生深刻的影響，但由於改革在指導思想與政策等方面的失誤，使改革未取得成功，導致了國民經濟的混亂與產生了嚴重後果。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本來，如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在總結赫魯曉夫時期改革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推行前任已啟動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為其創造了改革的政治前提，可把改革推進一大步，但他不僅經濟改革半途而廢，並且政治體制反而出現倒退，這樣在體制改革方面幾乎浪費了18年的時間。從而向人們清楚地表明，勃列日涅夫時期改革的停滯，導致蘇聯整個社會經濟的停滯。

如果說，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對經濟體製作了一些局部性改革的話，那麼對政治體制不僅沒有觸動，而是上台後很快取消了赫魯曉夫時期曾進行的一些改革，隨後政治體制出現了倒退，向斯大林時期建立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回歸。

這突出表現在：個人崇拜盛行。個人集權，缺乏民主必然產生個人崇拜。隨著勃列日涅夫個人權力的膨脹，個人崇拜也泛濫起來。勃列日涅夫為製造對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是費盡了心機。個人迷信是個人集權的必然產物，它反過來也為鞏固與發展個人集權創造條件，相互促進。這樣發展的結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政治體制朝高度集權方向一步一步地邁進，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變得「成熟」即更趨凝固化、僵化。

這種「『成熟』在掩蓋著、鈍化著矛盾的同時，就已孕育著、潛伏著危機」；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體制的弊端日益嚴重，領導幹部老化；「特權階層」擴大化、穩定化和思想僵化。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一階層大約有50萬一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這個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成為抵制與反對改革的主要阻力，是阻滯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重新斯大林主義化。

這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政治體制倒退的另一個突出表現；加強了思想的控制。此時，「思想限制的範圍擴大了，成為迫害對象的人數增加了，社會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圍明顯地變壞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體制之內採取行動的範圍變得越來越窄了，人們明確無誤地知道不久前還准許說的話和曾在崇高講壇上講過的話也被置於禁止之列了。」對「不同政見者」的鎮壓加強了，最惡劣的做法是把這些精神正常的不同政見者作為精神病患者關進精神病醫院。

政治體制退倒產生的嚴重後果是，最後導致蘇聯全面停滯與走近衰亡。

勃列日涅夫之後，經過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短暫的執政，1985年戈爾巴喬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他執政7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根據所面臨的十分嚴峻形勢，他作出蘇聯必須進行根本性改革的決定。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是蘇聯歷史上最後一次改革。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力圖進行根本性改革，提出公開性與民主化等改革新思維，並在80年代末，經過激烈爭論，俄羅斯的大多數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須進行自由化和向市場經濟過渡方面才實際上達成共識。

但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的設想目標並未達到，最後以失敗告終。因為到了這個時期，由於以往歷次改革實際上都只是對傳統體制進行局部性修修補補，因此積累了大量的問題，可以說已是積重難返，主要來自政治體制方面的阻礙機製作用也越來越大，這樣，戈爾巴喬夫力圖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已十分困難了。

正如資中筠同志主編的《冷眼向洋》一書中說的：「70—80年代，蘇聯體制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爾巴喬夫的崛起……已然為時晚矣」，「當這久病不愈的機體已經潰敗，而手術台邊又缺少這麼幾位高明的醫師時，一場毫無把握的手術的結果，就是把病人送進太平間。」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失敗，從而加速了蘇聯劇變的進程。

蘇聯發生劇變的歷史事實，明確無誤地證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正如普京講的：蘇聯發生劇變的歷史事實，亦明確無誤地證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正如普京講的：「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庄大道。」

梅德韋傑夫對蘇聯歷史基本上持否定與批判的態度，並且這一態度越來越鮮明，例如，2009年10月30日，即在俄羅斯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日的時候，他在網上發表了題為「對民族悲劇的紀念如同對勝利的紀念一樣神聖」的視頻博客。他說：「無法去想像我們所有民族所遭受的恐怖的規模。恐怖的高潮是在1937-1938年。A·索爾仁尼琴稱當時的不盡的『被鎮壓的人流』是『人民痛苦的伏爾加河』。在戰前的20年里，我國人民中的整個階層和整個專業界遭到毀滅。哥薩克人實際上都被消滅了。農民們被『剝奪了生產手段和土地』，變得毫無生氣。知識分子、工人和軍人都遭到了政治迫害。所有的宗教界代表都遭到了迫害。」

「我們只要想一想：幾百萬人死於恐怖和不實指控——那是幾百萬人。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甚至人應有的安葬權都被剝奪了，而長期以來他們的名字就被從歷史上勾銷了。」

他接著說：「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聽到這種說法：為了某些崇高的國家目標，這麼多人的犧牲是值得的。」「我堅信，國家的任何發展、國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難和損失為代價來取得和實現。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高於人的生命的價值。」

關於斯大林評價，可以說，梅德韋傑夫一直持否定與嚴厲批判的立場。就是在弘揚俄羅斯大國地位，強調蘇聯對德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慶祝二戰勝利65周年活動期間，梅德韋傑夫一再譴責斯大林犯下永遠不可饒恕嚴重錯誤與罪行。

他非常明確地說，自新的俄羅斯產生以來，國家領導人對斯大林的評價非常明確。他還說，俄羅斯每個人都有權利對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評價，但「這種個人評價不應影響到國家評價。」當2010年11月26日，俄羅斯國家杜馬指認斯大林製造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慘案」時，梅德韋傑夫提醒廣大俄羅斯群眾斯大林獨裁者曾犯下的諸多罪行。

不論斯大林所犯嚴重錯誤還是罪行，都是在斯大林創建的高度集權體制與缺乏民主的條件下發生的。

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1991年底上台執政時，俄羅斯所面臨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是斯大林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建立起來的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因此，蘇聯劇變後，羅斯俄實行的國家轉型必然與制度變遷同一過程。

作為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中亞各國，從轉型大方向來說，與俄羅斯是雷同的。但由於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水平不同，中亞國家的轉型存在一些特點，特別在政治轉型方面，從整體上說，更具有威權主義的色彩，或者說處於威權主義政治階段。

戰後，斯大林不僅對蘇聯國內的經濟體制不進行改革，並且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把他的模式推行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在採取各種步驟與措施控制東歐各國後，其最終目的是，要把斯大林模式移植到東歐國家。斯大林模式強制性地移植到東歐各國，後來又不允許這些國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嚴重束縛了這些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中東歐國家轉型與俄羅斯等原蘇聯地區國家，除了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市場化相同外，另一個特點是歐洲化。

中東歐國家領導人越來越明白如果他們想要避免陷入那種無論如何都不希望的境地，即處在俄羅斯（這個國家代表了所有的不穩定和潛在威脅）和西歐的夾縫之中，那麼他們就必須採取行動將自己與西方捆綁在一起。爭取加入歐洲共同體（1993年11月，歐共體正式改稱歐洲聯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圖「回歸歐洲」，這成為中東歐國家的共同選擇。

本文系陸南泉研究員為《俄羅斯中東歐中亞轉型叢書》寫的總論，有刪節。責編：胡斐